▌訪談者：謝秉宏、劉冠希、劉洺辰
▌撰稿人：謝秉宏
▌受訪者簡介：
韓承樺老師，臺北人，政治大學歷史學士，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碩士，臺灣大學歷史博士。曾任佛光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史、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知識史。
刪去法的升學試探：「有點像是逃到歷史系」
這場訪談定在一個溫暖的冬日下午，始於對老師學思歷程的回顧。老師的雙親在就讀師大歷史系時認識，畢業後分別任教於國、高中歷史科，「我記得以前國小下課的時候，就去（雙親任教的）學校等他們放學。」雙親基於對歷史系與教育界境況、出路的了解，在家庭教育上其實不鼓勵老師往相關領域發展，「他們原本是比較希望我不一定要走這一行，但實際上也許就是他們『害』的、就是說他們影響我這樣」，老師調侃道。
由於在中學階段就發現自己對數理科目缺乏能力與興趣，高二分班時順其自然選擇了一類組，但老師當時對歷史其實也沒有特別傾心，大抵只是按部就班研讀教科書與參考資料。若要從升大學前的知識旅途中探尋老師日後投入歷史學的啟蒙或種子，老師回憶道，幼時的閱讀經驗或許能作為一些線索：除了家喻戶曉的《吳姐姐講歷史故事》之外，小魯文化出版的《兒童歷史小說》系列中諸如描寫二戰臺籍技師赴日發展、明末農民落草為寇的故事，更讓他印象深刻。[1]
「我還聽過我爸跟班上學生說，如果自己小孩以後唸歷史系，就要把我的腿打斷。」老師打趣地憶及選填志願時父親對他的告誡：一是不准填歷史系，二是不准填師大。最後進入了政大俄語系(現為斯拉夫語系)，是基於刪去法、學測成績、指定科考與志願序運作得到的偶然結果。但在俄語系就讀一年後，出於學習陌生語言的枯燥、日常課業的繁重與挫折感，讓他萌生了逃避的念頭，最終在轉系門檻與自身興趣的權衡下，大二時選擇轉進歷史系而非原本嚮往的新聞系。「最好笑的是，當年《商業周刊》剛好在做金磚四國的報導，」專欄中勾勒的俄羅斯經濟發展前景，讓父母一度對他轉系的決定十分生氣；不過好險，老師現在回想當年的同學中，畢業至今曾實際赴俄從事經貿業務的，其實沒有太多位，「爸媽應該不用再氣了。」
回顧這段轉折歷程，「今天整個講下來，你們就會發現我不斷在試錯，」老師自述大學時期對未來生涯並沒有明確的想像，只有在轉系之際曾被父親提醒中學教職缺額已屆緊縮。儘管大一剛入學時打算雙主修商學或社科系所、將俄語作為輔助專長的理想規劃並未實現──固然以後見之明而言，它們的出發點可能近似於對現狀的自我寬慰──老師仍鼓勵學生對「試錯」抱持正向的態度：「因為你不去嘗試，你不會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歡這件事情。」
北域見聞錄：內化歷史感的國度
在中國現代史的課堂上，老師不時會提起大一暑假時，透過系上提供的機會到聖彼得堡遊學的經驗。我們邀請老師談談這段旅程中的見聞，並出於一種後設的視角，請老師嘗試將之安置在自身的學思歷程中，以觀照不同的生命階段在彼此叩問對話之後，冷凝而得的某些啟發與契機；由此得到的三條線索，分別是「語言」、「跨文化體驗」與「歷史感」。
老師回憶道，聖彼得堡帶給他的第一個驚奇是「原來我真的能在這種地方使用俄語」，這要歸功於政大俄語系一年來的密集訓練。雖然初來乍到時，當地速食店員驚人的語速似乎可說是某種震撼教育，但在經歷短暫的適應期後，基本上就已經能勝任日常溝通所需。談到外語能力，老師坦言，雖然轉進歷史系之後仍把俄語設定為輔修，但學習動力就沒有先前那麼強，現在其實已經忘得差不多了，對此感到有點後悔。「所以我現在俄語的教材一直留著，一直捨不得丟，一直幻想有一天會重看」，可惜開始工作後就完全沒時間學。有鑒於此，老師鼓勵學生趁年輕多掌握幾門外語（英文已經是必備），「多會一種語言，就好像多打開一扇窗戶。」老師以中研院近史所余敏玲研究員為例，同樣是做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余老師熟習俄文，能直接閱讀原文的一、二手材料，若學生具備這樣的專長（尤其是冷門語種），對於未來在學院求職會是亮眼的加分項；就算不以就業考量為出發點，老師舉碩士班參加研討會時與俄籍學者交流的經驗為例，在某些場合「有時候有機會用到，也會滿開心的」。
當時，俄羅斯對大部分臺灣人而言也還是神秘且危險的「共產國家」。老師在這趟旅程中見證了當地行政慣習帶來的文化衝擊：返臺前夕才順利核發的落地簽證、荷槍實彈當街勒索的警察、準點打烊無視人潮的火車售票亭、任意插隊的俄羅斯民眾……自己當時尚未踏足的「中國」亦應如是，這位來不及搭上車的青年曾經如此聯想道。
在遊學的一個多月中，老師把握課餘時間參訪了冬宮以及鄰近大小錯落的博物館、美術館與歷史地標，期間也在莫斯科逗留了一週。「如果從現在後見之明的角度來看，後來我在世界史上學的一些東西，其實在那個時間點我都有去看。」老師提到近現代中俄美術交流史，提到博物館、珍奇櫃與殖民帝國，也提到冷戰地鐵設施與紅星點綴的「史達林式建築」[2]，這些地景令他不禁好奇「以前在這些地方到底是什麼樣的場景」。聖彼得堡的街道帶給他的第二個驚奇是，偶然路過一些尚有人煙的屋子，屋前設置有告示牌，標示該處於某段時間曾是杜斯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等文豪的寓所。帶著孩子到「普希金公園」獻花的俄羅斯母親，讓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老師若干年後參訪上海魯迅紀念館時，見到的場景如出一轍。這些見聞帶給老師的啟發，不僅是作為文化資產保存課題的借鏡，還有當地人民落實到日常生活、內化於生命經驗的「歷史感」。老師認為臺灣由於本身複雜的政治、社會、文化因素，使得特定歷史人物不易得到公眾普遍認同，但仍期待島上的人們「不管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尊重曾經在這個地方生活、活動過的人事物。」
老師說，從遊學經驗中汲取的思想資源，雖然大部分與現在鑽研的課題沒有直接相關，但當時的一些觀察仍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也鼓勵學生把握學校提供的短期移動機會，積極向外拓展視野。
水到渠成：按部就班的學者之路
訪談沿著老師生涯階段的時序繼續推進。在我們的想像中，決定一個歷史系學生「會不會繼續走學術」的三個主要分歧點，就是考碩、考博以及就業，老師於是娓娓道來：
考取臺師大歷史所碩士班後，適逢幾任所長林麗月與陳豐祥老師，與中研院近史所開展較密切的合作，延請黃克武、呂芳上、張瑞德、林滿紅、黃自進等學者到系上開課。這些課程奠定了韓老師在中國近現代思想、政治、軍事、經濟、外交史等面向的基本素養，也透過繁重的研讀與產出要求，系統性地訓練他的文本理解與文字表達能力：繳交作業前夕「好不容易才讀完材料，打開空白的word檔時，（修課同學們）在MSN上一片崩潰」。但也正是這樣的環境，讓原本只是想「讓自己留下一些文字紀錄（指順利出版論文）」的韓老師逐漸喜歡上學術研究，同樣基於刪去法，選定以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作為研究志趣，並以當時中國的「群學／社會學」為切入點，延續此一關懷至今。在臺大歷史所讀博班時，老師將原本對民初嚴復《羣學肄言》的個案研究，由點到面擴展為探討近現代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建制與轉型。[3]
老師為何會選擇「社會學」作為研究對象，以及這類跨學科研究的挑戰性何在？我們進一步問道。老師自述大學時曾經到社會學系修課，因而對相關學術脈絡、理論工具有一定的認識；實際開展研究後，則先後在王道還、孫中興兩位老師的提點下，額外研讀資料以補足所需的先備知識。韓老師說，思想史上這些涉及西方知識、學科或觀念進入中國的課題，有必要先釐清研究對象在西方社會原本的樣貌，才能有效評析中國思想家接收這些事物的立場、程度以及侷限。
我們在與老師的談話中提取到一種基調：在學養日進有功的支撐下，他的生涯抉擇看似是由偶然的「機遇」與逐漸清晰的「興趣」交織而成，但其實兩者都為彼此提供了豐腴的土壤，既是因果也是緣分，使彼此在學思旅途中化育成形。換言之，在這個故事裡，由於沒有某種既定的計劃作為指引與框限，任何情節分岐都可能會導向迥異的另一種職涯：「如果碩士班（博士班亦同）有考上，我就去唸；如果沒有考上，我就會想要去工作；那如果是工作的話，就會想要選我以前感興趣的，像是記者之類的行業。」事到如今，老師有些慶幸自己沒有過早立定志向，因而保留了探索的空間與彈性，有更多機會廣泛接觸各領域的資源，現階段對於啟發研究靈感、設計課程架構都有所助益。老師也鼓勵有志從事學術研究的學生不用太早就變得「太專」、把其他東西都杜絕在外面，因為「人實際活動的歷史場景不會僅限於單一範疇，而是連結到現實世界的具體問題上、散落在學術研究後設立場所分割的諸多領域中，所以每個領域其實彼此是相關的。」
教學現場：知識轉化與跨界對話
談到職涯，老師自認是極其幸運的。由於畢業時正好趕上學術界世代更替，他在近史所僅僅做了一個月博士後研究，就順利應聘佛光大學歷史系的專案職缺，一待就是五年。進入職場前後，師長、前輩們的日常提醒，從原本的「論文不要拖太久、趕快出書」變成了「抓緊時間做研究」；身分從「學生」變成獨立的「學者」，同時得承擔授課、輔導、研究、行政庶務、校內外活動與稿件邀約等工作，畢竟還是需要一段調適期。老師也坦言，因為一直把大部分心力投入到備課上，至今能用來做研究的時間仍然不多。
或許是家庭背景的緣故，讓老師對教學工作有一種近似「志業」的想像：除了傳遞正確資訊的責任外，更有「課程應帶給學生實質幫助」的使命感，以及「話語會影響另一個生命」的謹慎信念。也因此，在佛光的教學經驗對老師而言有特殊的意義。對於這群大多數不會繼續往學術領域發展、有更迫切就業壓力的學生，老師持續思考「這門課／這個學科到底應該給他們怎樣的東西」，在課程設計上按部就班，注重實用讀寫能力的訓練與培養，「不該只是講完歷史故事就結束了」。
從「學者」再到「老師」，他在與學生、家長的互動中感受到社會階層的差異，更深刻體認到知識轉化的重要性：這群人才是臺灣社會組成的基數，「人文學科若想與他們對話、與整個臺灣社會對話，我們可能還需要想一些方式（來跳脫同溫層）。」時值《臺灣吧》、《故事》團隊漸上軌道，老師便頻繁邀請他們到班上展演、測試內容難易度是否得宜，因為這批學生的特質更貼近歷史普及的潛在受眾（對歷史感興趣的一般人）。那段時期，老師也與系上同仁合作完成了名為〈迎向內容力的新挑戰〉的大專深耕計劃，根據各自專業，訓練學生具備口述訪談、策展導覽、腳本改寫、經典閱讀等面向的實務能力。
來到臺大歷史系一學期，韓老師務實導向的教學理念也未曾變易。但由於臺大的學生有相對明確的學術傾向與需求，老師認為他能給予的實質幫助就是基於自身所學，在課堂上提供完整、充足的論述與學術脈絡，以便有志研究中國近現代史者未來無論在國內外，都能順利與學界的討論成果銜接；而課堂產出要求作為訓練學生書寫各種材料（史料札記、摘要、評論、研究報告）的媒介，同樣值得精心設計。
公眾史學：學院歷史教育轉型的反思
因應本屆杜鵑花節「數位時代的歷史學與跨媒介敘事」主題，我們邀請老師談談他對當前數位人文、公眾史學發展相關議題的想法。
老師提到他在佛光那幾年，正是歷史乃至人文學科面臨社會的挑戰與質疑、亟需思考如何做出回應與轉型的時期，各式各樣旨在從事歷史普及、多媒體展演的資源應運而生，各地許多大專院校也開始推廣大眾史學、應用史學、地方學的課程與研究編制。然而，老師擔憂這些趨勢有「轉型過度」的風險：部分學校為了「讓大家相信歷史系學生能去各行各業工作」而開設諸如遊戲設計、紀錄片拍攝等課程，但相關課程架構往往仍需要與外聘專業師資分階段協作。上述現象實則體現了社會實情：歷史系學生之所以能參與這些產業鏈，並不是因為自身有很多種專長，而是因為學科基礎訓練做得夠紮實，能夠產出高品質的故事腳本、文案內容以供後續環節（分鏡、拍攝、剪輯、行銷等）轉化利用。老師舉自己和中研院近史所陳建守老師與《臺灣吧》合作推出中國近代史系列動畫的經驗，說明歷史學者在作品產製過程中的角色與任務。
老師認為，現代社會的分工不再像以前界線分明，人文學科較缺乏能直接對接的職位，同時卻也產生更多跨領域的機會。他鼓勵學生勇於嘗試，但也不要忽略歷史學的核心與基礎能力，逐步培養獨特觀察、書寫、思考的角度；「跨媒介敘事」對歷史、人文學者的關鍵仍在於「敘事」。此外，老師指出「社會的職業分工其實是人類的需求創造出來的」，故期待我們有朝一日也能洞察、想像並創造某些現階段仍然模糊的分工需求，亦即創造職缺。老師也提到，政府近年開始重視博物館、檔案館，若這些機構在升格、擴編後釋出更多研究人員缺額，既能改善文科畢業生的就業處境，也能讓場館在儲藏、展示文物的功能之上，吸引更多人願意來利用這些館藏資源。
最後，我們回到知識轉譯與地方創生的課題。我們分享了自己在中學階段參與「地方學」或「校本位課程」的經驗，老師則認為大專院校除了聚焦於特定地方的討論以外，也應把對「地方學」的關懷與實踐再往上拉伸一個層次：若以RPG遊戲類比，「我們應該給主角一套裝備，讓他不管到哪裡都可以用，而不是讓他去走過哪些劇情的支線。」因為人不會永遠待在同一個地方，更基本的應該是回到歷史學、人文學方法論的基礎訓練，讓學生習得一套能帶走的識見和能力。
杜鵑花節：給高中生的話
雖然乍看之下歷史學入門的門檻比較低、方法論相對其他社會科學也不太明確，但歷史學其實是一門「時間與人」的學問：我們站在現在，去思考過去的人為什麼做這些事情、過去的世界跟現在到底有多大的差異？若你平常就會對這些問題感興趣，可能就具備了適合這個學科的基本特質；這些興趣的來由可能是因為之前的歷史老師很會講故事、或之前在歷史科可能有比較好的學習表現。
如果想選擇這樣的科系，可能就需要做好一些心理準備：相較於前面求學階段的歷史課以「講授」知識為主，大學歷史系會用四年的時間把你訓練成能獨立「生產」歷史知識的人。這意味著你會學到更多元、複雜、厚重的歷史知識，以及歷史學的理論跟方法；你會花更多時間在閱讀，也要面對各式各樣的寫作訓練。最後，讀書是一件比較辛苦的事情，尤其是你真的花力氣下去讀的時候。但你若在這些過程中找到興趣、找到樂趣，也許就不會覺得那麼辛苦。
附註
[1]老師受訪時提及的該系列作品有《台灣小兵造飛機》、《少年噶瑪蘭》、《萬夫莫敵》、《小響馬》、《竹鳳凰》等。
[2]老師提到的是莫斯科「七姊妹」（Сталинские высотки）建築群，建於1940年代末，包含莫斯科大學主樓、重工業部大樓、烏克蘭飯店、文化人公寓等。
[3]老師的碩論題為〈語言、翻譯與思想－嚴譯《羣學肄言》之研究〉（2009），博論題為〈當「社會」變為一門「知識」: 近代中國社會學的形成及發展（1890－1949）〉（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