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轉型的十字路口 — — 以獨台會案為出發點」講座紀要

▌時間:2019年 5月24日(五)19:00–21:00
▌地點:台大法學院霖澤館1506教室
▌主講:陳正然先生
▌與談:丁勇言先生

撰文:曾信豪
▌責任編輯:黃子晏 、林婕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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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民主運動者長期的抗爭與犧牲,台灣終於在1987年迎來解嚴,然而三大惡法:《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懲治叛亂條例》與《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都尚未廢除。1991 年 5 月 1 日,中華民國正式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並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然而5 月 9 日,法務部調查局旋即宣布偵破史明領導的台獨組織「獨立台灣會」之在台地下組織,依叛亂罪逮捕陳正然、廖偉程、王秀惠、林銀福等四人。

本次演講邀請當時被逮捕的陳正然先生,以及參與救援行動的丁勇言先生,現身說法,讓我們重新省思這段史實及其遺緒。事件至今將屆三十年,此刻的我們,又該如何回顧並詮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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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正然:獨台會案的還原與反思

老師表示,事發至今,他從未在公開場合談過這個事件,因為當事人大多都還健在。但最近,獨台會案已被過分解讀,那些誇大的描述與當年情況相去甚遠,「說到我都覺得我沒有參加過的樣子」。如維基百科至今仍以「調查局……進入國立清華大學拘捕五個人」解釋獨台會案;然而,本案除卻廖偉程住在清大,實與清大無關,且5月9日僅逮捕四個人,安正光是之後因玉山神學院的學長林銀福而被捕。

史明在東京成立的獨台會,是個民間普遍不熟悉,且不排斥以暴力手法推翻國民黨的組織。史明曾買槍試圖暗殺蔣介石,逃到日本後,又進入左派大本營早稻田大學;畢業後更曾參與中共打游擊。故老師當年雖曾參與許多更尖銳牴觸當局立場之事,國民黨卻以赴日見史明為逮捕之由,因為以此為藉口,社會較容易接受。

回顧就讀台大的學生時代,老師說自己「一直在找有趣的事情做」,如組織讀書會,辦理多場校門口靜坐等。因為幾乎參與每個運動,老師得以用不同視角回憶當年的運動現場,如「學運領袖」其實可能並未出現在決策會議。要求萬年國代下台時,老師也在校門口弄靈堂,「老賊」們愈怕觸霉頭,老師便愈愛做。老師笑著分享,先抹糨糊再丟冥紙就很難掃起來;每天都有人在拜,而陳師孟等幾十個教授,就在老師於門口架的火燒黨證。

畢業後,老師繼續接觸社運,90年代中期以來則主要處理網路、資電等事務。如今除了幫助新創公司之外,最多時間是在種田,因為「救地球較要緊,現在救台灣已經有𠢕人囉。」老師試圖以網路的連結能力,將台灣的土地作更好的運用,用自然的方式生產,不需要剝削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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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花果開始的集體行動

回到獨台會案,老師說,「一切是從無花果開始的」。

80年代之前,關於台灣的史料、小說等印刷品,若非列為禁忌,便是乏人問津,連想了解自己所居島嶼的社會都很困難,那就是威權氛圍。老師在法學院讀書時,就發現圖書館的《資本論》只有書卡跟封面,內容要教授簽名許可才能閱讀。曾有朋友介紹老師一件薪水優渥的家教,學生乖巧聰明,並無察覺任何異狀;隔天早上,老師卻馬上被請到教官室約談。原來昨晚老師前腳一離開,警總馬上就通知教官室 — — 那是某位政治犯的女兒。第二次去時,發現他們家外面有個麵攤,顧麵攤的可能是憲兵。

這便是老師求學時的時代氛圍,情治單位的眼線無所不在。因此,當老師大學時代受學長、教授刺激,想到圖書館或其他地方找某些資料,卻總遍尋不著而感到挫折。但老師也發現:很多史料是被民間藏著、很小心地保留;如果這些資料能被揭露,對形塑共同的歷史意識,以及反省歷史會很有幫助。「因此到研究所時,我們就開始想怎麼做比較好。」

解嚴後,社會多元的力量開始出現,於是老師與社會系的賴曉黎合作,試圖藉由電腦科技整理史料,並分別透過陳菊、林濁水牽線,拜訪史明與張良澤(主要蒐集文學相關史料)等前輩。拜訪史明時,則試圖找出《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引註及參考文獻原文。當時該書的引註,在台灣僅能找到四筆,故此後又到史丹佛、柏克萊等大學尋找文獻。

這便是「台灣文化史料中心」創立的背景。老師們想建立類似美國圖書館的OCLC系統,並用input/output的概念整理史料,但當時電腦要打中文相當困難,因此開設無花果打字行,整理史料同時接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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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導火線

孰料,台灣文化史料中心成立的地點 — — 陳正然老師家 — — 卻成為「犯罪現場」。當時整理史料的小組也舉辦讀書會,並思考台灣時事。那年春天舉行了「417反老賊修憲」大遊行,由於反對未成功,台大學生撤回校門口靜坐,後來甚至絕食,成為獨台會案的導火線。5月8日晚,眾人聚集檢討前月的學運,共有三人報告:林佳龍檢討學運發展與當時社會政治變遷關係,林濁水檢討憲政問題,簡錫堦則談論社運團體。討論結束後,眾人到師大夜市吃宵夜,大約三點才就寢,而調查局在五點多便逮捕了老師。

附圖一:獨台會案時,陳正然老師被以涉嫌叛亂為由逮捕的拘票(翻拍自老師的投影片)

「有趣的是,人都會有一些預感。」吃宵夜時,老師與社研所的李建昌說「講這些都無效啦,你講講一晡,國民黨故意欲抓,四十八點鐘抓了了,抓到無半個。(你講這些都沒有用啦,你說了那麼多,國民黨故意要抓,四十八小時就抓完了,抓到剩下沒半個)」結果四小時後,調查局就把老師用手銬銬在桌子上,開始翻箱倒櫃。老師被抓到調查局時,才發覺他的資料塞滿一整個房間。他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並要求打電話找律師,那時口袋裡竟然剛好有一塊錢,於是打公共電話給周威佑(現任台北市議員)求助。

十一點多,老師便聽到運動圈的朋友已包圍調查局,至晚上,盧修一等委員便開始向調查局要人,調查局人員於是拿出了「整厝間」的頑行劣跡檔案。其實參與運動時,老師便知道自己被跟蹤與竊聽,在美國讀書時也不例外,比如電話講半小時會自動停掉,因為監聽人員要將錄音帶換面;被保釋後,調查局的電話線沒掛好,故甚至曾反竊聽對方。

那陣子老師從UCLA休學回來參與運動,被捕當天,UCLA校長為了拿蔣經國基金會的錢,正好在台灣,準備飛回美國。校長在美國一出機場,便有讀書會的同學去圍他,他難以表示不知情,故發表強烈的聲明。當時美國主要的大學,都有學運圈的台灣學生參與國際特赦組織,而聲明稿上,三一神學院、柏克萊等校的校長也都簽了名;聽說登記救援老師的人,比救援翁山蘇姬的還多,那是因當時剛好大家都在美國讀書。這些對國民黨也造成很大的壓力。

老師出獄以後,曾聽一位政界大老分享:當年郝柏村派陳長文去北京,因北京要確定廢止動員戡亂後兩岸的新關係。中共要陳長文問郝「台獨還辦不辦?」郝柏村順口說:「那就弄個案子來辦一辦」,於是有了獨台會案。

思考歷史時的盲點──被規訓的去脈絡化

老師認為,我們理解獨台會等案時,常會以當權者的觀點來看,「他說是獨台會案就是獨台會案,我們那時候常開玩笑說,台獨會被講成獨台會很離譜」。案內四人其實不相干,唯有廖偉程跟陳老師是同個讀書會的,王秀惠、林銀福則是到監獄裡才認識,出獄後也都在各自領域奮鬥,較少聯絡。

在理解歷史時,我們常缺乏對社會發展脈絡的思考,將事件孤立化,只想找出英雄或受難者(如今日對鄭南榕事件、美麗島事件的理解);卻不習慣深刻反思「為何會發生這些事情?放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下有何意義?」然而去脈絡後僅剩下純粹的模型,較偏向社會學或政治學的取徑。

創辦無花果與台灣文化資料中心時,老師等人固然不承認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但除了政治場域的問題,思考民間社會場域究竟如何被政治權力所扭曲也很重要。「獨台會案」發生後,反而只剩下「政府進到校園抓人」這樣國家權力衝撞的事情,模糊了創立時想關注的焦點。

當局那時候應該早已發現跨校的研究生集結、開始思考台灣主體性的意涵,或者做為台灣人的意義是什麼。老師認為,這個思考至今仍一樣重要,唯有清楚自己祖先在歷史中追求的過程是什麼,才不易被中資等外在物質影響判斷,而模糊了認同。比如說,美國人多為17世紀英國移民後代,但並不會因英國富裕而自視為英國人,因為理解先人的歷史,他們便能凝聚出「美國精神」。

老師也指出,當時的社運人士有個思考惰性:「都推給國民黨就好了」,工運、環保議題皆然;就像國民黨如果出事,都說是「三合一敵人」:台獨、共匪、陰謀叛亂分子所害。可見時人的思考普遍欠缺社會脈絡,反威權者被威權統治者的話術規訓;正因如此,老師希望透過蒐集史料,從社會與歷史的角度觀察,提出前瞻性的思考。「那時我們已經知道國民黨會倒了,要想如果他倒了之後怎麼辦?不能等到上去之後再想要怎麼做。」將時序放長來看,老師自忖這種擔心是正確的,因為當時反對陣營的治國準備確實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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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台會案」以後

老師參與的獨台會與無花果兩個小組,在獨台會案以後也繼續發揮影響力,比如獨台會的脈絡,影響了一百行動聯盟;而無花果,則從批判黨國體制,開始關注社會生活。

解嚴之前,若要上街頭,一定要有公職,「不然就給打好玩的」,而且需要指揮車時,便得與政客打交道;但這些政客很容易因利益與當局妥協,故運動界常抱怨被政客利用。解嚴後社運逐漸成熟,群眾可以從被政治人物動員到主動參與。老師鄭重說道,我們會一直需要社運團體,因為「當你停止反對當權者的時候,就是這個社會停止進步的時候。」

獨台會案後,原讀書會的成員仍然參與各種社運。如時任環保署長的趙少康,想在十三行遺址區域建汙水處理廠,而那裡有個保存得很好的煉鐵作坊。老師利用網路論壇揭櫫此事後,法國幾位人類學院士便寫信給郝柏村,促成遺址的部分現址保存,參與的陳老師等人則寫出《十三行遺址搶救紀錄》。

1992年,老師做出台灣第一個Media Watch,紀錄三個月間老三台的夜間新聞,證明新聞立場的偏頗。另外,也成立社會權推動聯盟,並下鄉運動,後亦與一百行動聯盟合流,由教授、學生與社會人士組成政治快閃。1993年成立台灣第一個網站:蕃薯藤網路。當時每個月都會製作專題,如婦女節、兒童節專題等,也曾經發動全世界原住民支援達悟族,促使核廢料遷出蘭嶼……但在紀念二二八的專題後遭到封站。

附圖二:陳正然老師創立全台第一個網站--蕃薯藤(翻拍自老師的投影片)

另外,當時也舉辦民主深化、社區運動主題的讀書會,檢討運動路線,關注中央統治末梢的農漁會、寺廟等。此外,當年職棒當時在台灣很紅,選手卻不像外國職棒有工會,可與資方討論規則、薪資,或者退休相關事宜,因此老師等人便協助成立台北市台灣職棒工會。

獨台會案後,隨著黨國體制逐漸鬆解,主動的社會實踐成為老師的奮鬥目標。老師亦體認「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這句話的意涵:如果對於過去沒有認識,稱自己是什麼人就只剩下地域的概念,失去了內涵,也就失去了詮釋權。而在社會實踐同時也需小心,不能製造英雄,避免在選擇性記憶下,忽視了事件真正的意義與當時的脈絡。

90年代開始爭取的社會權、勞動權,至今仍有許多問題,對於這樣的社會,老師以鄭南榕的名言做為小結:「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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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勇言:關於獨台會案的記憶

獨台會案的政治社會背景

在獨台會案前,老師主要參加的是學生運動;案後迄今,老師亦持續關注勞工運動,並擔任社會民主黨的召集人。

獨台會案當時,老師擔任全國學生運動聯盟的召集人兼發言人。值得思考的是,從蔣經國去世後至第一次政黨輪替間,總統都是李登輝,但是以1989鄭南榕事件為分割點,台灣卻彷彿換了政府,黨內政變與鬥爭彰顯政權內部的不安,在省思獨台會案時,也可將此歷史脈絡放入一併探討。

三月學運後,社會氛圍的動能已大於政治決策者的力量,因此李登輝準備作新憲政工程,被稱為「中華民國的第二共和」。修憲後總統民選、沒有國大代表,台灣成為事實主權民主國家;但1990年代的台灣,還有很多關卡要過,比如國民大會無法代表民意,總統卻是由沒有民意基礎的國大代表選出來。這些「國民黨的歷史罪惡」,勢必要進行學術上的清算,與政治上的詮釋:「我們已解決了哪些問題?又有哪些問題延續到現在?」

「最重要的便是民主化、自由化的問題。」

從獨台會案來看,被抓的都不是檯面上的領導人,但國民黨其實是「抓對人」了。1990年郝柏村任行政院長,就面臨「軍權」、「民主」的歧路抉擇,仍是未定之天。獨台會案以史明為脈絡抓人,便是國民黨要測試,是否可以回到往昔的軍權時光。

當時每個大學總有一、兩個異議性團體,後來便組成全國學生運動聯盟,90年代初為了修憲運動,大家都疲於奔命,提出修憲內容的討論;社會場域亦頗為熱烈。但到修憲運動告一段落,全學聯清大校級代表廖偉程卻突然在宿舍被逮捕。案發當天,老師很早便接到消息,當時第一個反應是「為什麼在沒有事件發生的時候抓人?在沒有人上街頭的時候抓人?」當時修憲已經結束,老師亦回到校園。老師馬上電詢林佳龍、范雲等人,發現他們都沒有被抓。接下來的問題是「那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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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運團體串聯

老師的住所便是全學聯的會議室,所有聯絡紀錄、內部名冊文件都在這裡,害怕全面清算即將開始,老師於是將資料都扛在背包,走在中興法商附近的合江街上。看到小吃店裡的電視都在報導獨台會案,走在路上的氣氛就是白色恐怖,過去政治犯前輩們引述的歷史,今朝都到眼前來。經過整個白天,心情漸漸恢復正常,傍晚開始聯絡各校代表,希望盡快動員。當時清華大學的學運團體早已動起來,開始進行校內的抗議活動,而有些教授也想佔領中正廟,複製三月學運的模式,後來立刻被驅散,中正廟被用兩層樓的拒馬圍起來。

因此,學運團體決定改佔領台北火車站:政府若封鎖車站,會影響五十萬人,不可能這麼做,且全國學生要集結也必須靠火車。不久,北台灣各大學便在車站會師抗議,而獨台會案四人也迅速交保,並促使立法院開始討論懲治叛亂條例。5月20日「知識界反政治迫害聯盟」發起「五二零反政治迫害遊行」,當時訴求為修改刑法叛亂罪,並要求處理配套的刑法一百條。此後,台灣逐漸走向言論自由,得以自由寫書、發傳單,任何政治主張皆合法,再也不用自我審查。事實上,學生運動正是從言論自由起家,90年代前,刊物要送審,傳單亦需經校方蓋印章;否則便是地下刊物,如中興法商的《春雷》,台大的《自由之愛》等等,92年之後,這些問題便不復存在。

1991年10月8日,「一百行動聯盟」在總統府閱兵台前演練「愛與非暴力」抗爭,那時出來的並非鎮暴警察,而是憲兵,而且未舉違反集會遊行的牌就驅散,拿長棍打得大家頭破血流。刑法一百條雖然只是叛亂罪的配套,卻使爭取言論自由的同時,可能變為叛國犯。「如果刑法一百條不修改,獨台會案之後就會有全學聯案,有勞工陣線案,沒完沒了,所以當時大家都很有共識,即使被打了,還是很努力爭取要廢除」。因此,獨台會案的意義,正在於讓群眾體認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並意識到黨國隨時可能加諸的限制,也才有了五個月之後,為爭取言論自由而爆發的強烈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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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南榕身後:百分百的言論自由

論及衝破言論自由的限制,最為人所知的可能是1989年4月7日的鄭南榕自焚事件,老師也回想起自己印象中的鄭南榕:1988年10月,老師為地下刊物拉廣告募款,因而拜訪鄭南榕,希望他買廣告宣傳《時代》系列雜誌,當時鄭開心的鼓勵道「你們做這個不錯喔」,還叫秘書拿了二三十本前衛出版社的《韓國學生運動史》。可惜數月之後,鄭南榕先生就為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去世。而鄭南榕之後,下一位,也是最後一位以「二條一」(《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起訴者,便是獨台會案。

其實老師原先並未想走上政治的道路,但他讀鄭南榕生前饋贈的《韓國學生運動史》,認為學運完了就要處理工運,後來方創立處理分配正義的社會民主黨。「台灣未來面臨較多的會是分配正義問題,不過這不是主流政黨所能處理。當一個國家回到正常狀態的時候,食衣住行的民生問題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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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提問

關於政治、歷史與詮釋的思考

聽眾提到,在「野花遍地的年代:1980的學運浪潮」座談會中,羅文嘉曾提及他大學時想打倒國民黨,結果只花了九年;焦慮的是,他退隱之後,種田九年還得再回民進黨,改為面對更強大的敵人共產黨。不過現今的台灣在同婚等等議題,卻也獲取了比中共高的國際聲量,那麼兩位老師在今日回頭看過去,有哪些進步了,而哪些倒退?

陳正然老師認為這是大哉問。目前執政的民進黨是個缺乏路線的政黨,這些黨外人士在組黨前就常去陳家,討論社會經濟主張;但因缺少公約數,只能拿出「民主進步」這個相當抽象的黨名,沒有明確的中心思想。這個問題存在於台灣的多數政黨,也一直沒有好的解決方法,因此選舉時只能拼命加碼。但老師亦肯定台灣在選舉方面明確且迅速的進步,比如今日買票的情形已改善許多。

然而民主是種價值觀與生活方式,應該深入到更多場域。我們應思考,萬一中共攻打台灣時,讓人民選擇與台灣共存亡的價值為何?許多美籍的以色列移民,一打仗便會回到以國助戰,「什麼樣的價值會讓人為了生活的方式與世界賭上生命,那才是真正有價值的。」而倡議進步價值時,便能讓全世界看到台灣,例如德國報導同婚合法的新聞,使許多德國人知道,中國與台灣並非一體的。所以台灣要關注的,不只是所得、選舉、權力的分配,而是整體環境有沒有變好,比如許多國家關心的幼教與人權問題,這些都是台灣要思考的。

丁勇言老師則認為,任何國家主政者都是在人民動態進步過程中退讓。比如老師們的上一代縱容國民黨威權統治,但只要有人開始反抗,國民黨便會開始收斂;共產黨問題亦同,只要台灣人不讓他接收,中共也無法有效統治。

在台灣內部,雖仍有新黨這樣中國傾向明確的黨,老師卻認為這是可容忍的。這樣的黨不會是大黨,且台灣的政黨多數也非親中統一,連國民黨內部都有本土派,馬英九當總統的時代也不敢統一。在多元民主的台灣,保守黨、民主黨、社會黨等不同光譜的政黨可以和平共存,而凡是好的政黨皆應關注弱勢的聲音,推行分配正義,帶領台灣成為福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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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獨台會案與其後的社會運動,使台灣的言論自由更加獲得保障與鞏固,並讓當局體認到社會的力量。但陳正然老師與丁勇言老師也提醒我們,不能將事件孤立、模型化,或者受黨國規訓而沾染威權式的詮釋。要將案件放回歷史脈絡,並思考其在民主轉型時期的意義,進而將知識轉化為行動的資源,以過去社運經驗為借鑑,積極地介入、改變社會,並洞察現今的社會與政治問題。正如周婉窈教授配合四六事件系列活動、展覽,於6月5日在小福前廣場的短講所述:「我們要認識過去的白色恐怖,這樣在未來出現同樣的蛛絲馬跡時,才能有效的制止當權者。」

會後合影:前排左為陳正然先生,右為丁勇言先生。

一切沉寂都開始飆揚:1980年代的台大學運

▌撰文者:李宜軒

▌時間:2019年5月2日(四)19:00–21:00
▌地點:台大社會系館101教室
▌主講:林國明教授

1980年代尚處於戒嚴體制的臺灣,經歷1970年代的內外衝擊,從保釣運動、退出聯合國、中壢事件、華美斷交,以及美麗島事件等,戡亂與戒嚴體制逐漸受到質疑;民間對獨裁統治的進一步挑戰,更使政治改革的曙光初現。然而,舊有的黨國體制結構依然穩固,過往對個人與社會的控制仍不見鬆綁。例如在校方與黨國組織的合力控制下,大學生始終被隔離於外在社會。

不過,自1982年起,臺大開始出現學生對黨國體制的衝撞與抗爭。改革派學生陸續以「代聯會普選運動」、「言論自由運動」和「社會實踐」作為學運的主要路線,並透過「自由之愛」、「大學改革」的倡議,對抗黨國威權下的校園體制。雖時常面臨策略失敗,或是校方的懲處與威脅,但也成功引起其他同學對事件的關注。

林國明老師於1984–1988年就讀臺大社會系時,擔任大學新聞社的總編輯,同時也是「自由之愛」的主要推動者。作為經歷學運、解嚴等關鍵時刻的見證者,老師和我們分享1980年代臺大學生運動迸發的歷程,其中學生們是透過什麼組織、採取了什麼策略,以及面臨哪些社會條件與困境?背後又是憑藉著什麼理念支撐?三十年過後,當時的參與經驗至今能提供哪些啟發與借鏡?老師將這些事件脈絡的介紹,作為下一場座談的前導。「野花遍地的時代 ──1980年代的學生運動浪潮」活動中,老師與羅文嘉先生、范雲教授、陳志柔教授、吳介民教授等四位講者進行對談,使大家對1980年代的學生運動有更多的了解。

主講者林國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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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80年代的臺灣,美麗島事件才剛結束,黨外力量已經集結起來,但此時大學卻完全隔離於社會抗爭之外。「大學像是無菌室,將校內學運的推動與社會上的黨外運動隔絕開來。」與社會上肅殺的政治氛圍相反,校園主流往往是逸樂取向或救國團式的學生活動。甚至,代聯會就是這些活動最大的主辦單位。而「慈幼社」一類社團,則是在監控底下,以穩定秩序為前提,舉辦偏鄉教育等「虛偽人道主義式」的服務活動。

至於政治活動,在校園裡的特殊權力關係下,校方得以用懲戒制度等正式法規,干涉學生的活動甚至思想。學生對政治活動的參與備受限制,因而相對很少公開進行;學生即使已經成年,仍不能參與助選;發行的刊物也必須經過審查才能出版,甚至連詩文創作都受到干預。校方透過體制內各個層面的限制,剝奪了學生行使自由的權利,學生被視為「需要照顧的小孩」,而不是完整的公民。

除了正式的校規,更隱微而高度運作的,則是黨國體制下校園黨部與情治單位對校園的全面監控。包括代號「孔知忠」的臺大知青黨部,乃至於黨部外圍的逸仙學會、覺民學會、三民主義研究社等。另外加上校級、院級、系級的黨支部,都標誌著國民黨勢力依靠國家力量,有秩序地滲透進校園每一個角落。各院、系級中的黨員,不只會參加競選、推動黨務,甚至連大新社一類的異議性社團,也被情治單位滲透。社團裡的線民,定期向國民黨報告開會討論的情形,導致學生之間互相懷疑;對象也不限於學生,就連老師上課的言行,也受到職業學生的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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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脈絡

1982年,臺大開始出現零星的地下抗爭行動,鼓吹代聯會主席普選

1983年,首次出現改革派學生當選代聯會的主席,即吳叡人,他把多年未再開的學代大會制度化,變成學生傳遞意見的管道

1985年,學代大會通過代聯會普選案,但未被學校通過;成立直委會

1986年,大新停社事件引發言論自由運動;臺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報告;人權日自由之愛演講

1987年,陳志柔當選代聯會主席

1988年,通過代聯會改名學生會,首屆學生會會長普選由羅文嘉當選;大學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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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期 (1980–1982)

1980年代初期,臺大的「五人小組」包括李文忠、賴勁麟、劉一德、王增齊與楊金嚴,因為同住宿舍而形成緊密的生活社群,具高度的凝聚力。他們閱讀黨外雜誌、馬克思主義等禁書,從中得到政治啟蒙;也透過參與黨外巡迴助選的學長,汲取黨外人士的政治經驗。自我知識培力、人脈社群的拓展之餘,他們陸續和某些關心公共議題、政治經驗較少的社團聯盟,在1982年決定開始推動代聯會普選的議題。

當時對改革派的學生而言,「學生可以做為社會改造的力量」,然而若想突破多數學生對公共議題的普遍陌生與冷漠,就必須喚醒他們的權利意識,觸發群眾對公共事務的關心,進而參與改變。或許社會公共議題離學生的校園生活過於遙遠,他們選擇策略性地從日常中的議題著手──以「學生主權」作為運動的核心訴求。當所有人都有權利選舉代聯會主席時,主席將會更有代表性。如此一來,學生基本的權利得以不被黨國控制下的學生代表所把持,能透過代聯會進行校園倡議。他們推動議題、爭取權益的同時,也是鼓勵更多學生參與,帶來社會改造的動能。

為了推行「普選運動」,他們分別從體制內、體制外的行動,來表達自己的主張。一方面,透過《大新》、《醫訊》、《法言》等刊物進行宣傳,然而刊物時常無法通過學校的審查;舉辦社團聯合座談會等,也多次遭校方阻止與為難。他們於是透過體制外的活動引起同儕關注: 比如在教室發地下傳單、張貼海報,或趁著早八以前的時間寫黑板;也會到宿舍塞傳單;甚至從樓上將一疊傳單往下撒。這些舉動反映了當時傳遞資訊的迫切,並以此作為對體制的衝撞。

不過,老師也提到,他曾經擬好傳單的草稿,卻越想越覺得不安,想盡辦法把傳單撕毀或燒掉 — — 聽起來雖然可笑,卻也深刻展現參與者身處那個年代的掙扎。「一方面學生也想為公共議題做些什麼,一方面也擔心被查獲,提防著未知的禍頭。」像是1982年10月的普選事件,大論社為了宣傳代聯會普選,發傳單抨擊候選人,而被停社半年,相關學生也被記過處分。

除了校內活動之外,學生也於校外以行動衝撞體制:如發動在彭孟緝的官邸噴漆,參與者則被迫逃亡;而《醫訊》、《法言》等刊物,亦曾受到學校的停刊處分,不過校方在這兩件事沒有後續的懲處和追究。學校面對代聯會普選運動的處理方式,顯示他們害怕普選導致群眾動員,將會形成混亂、不可控制的結果,學生意識會覺醒,而試圖脫離黨國的控制,所以才竭盡各種力量來阻擋普選運動。

學生這樣的行動策略,背後的理念是「事件化理論」 — — 面對校園中的嚴密控制,必須製造事件、和學校衝突,才能凸顯校方行事與處置的荒謬。用一些看似不合規範的方式,喚起群眾的關心和注意,促使他們思考讓這些人抗議背後的理由為何,以及結構的不合理之處。

但是,這樣的組織形式,也勢必面臨實務上的困難。其中只有少數人有行動經驗,並敢於承擔代價,以致於形成校園內激進派和溫和派的緊張關係。另外,行動的隱密性,使得成員可能因為權力不對等,產生上下之間的操縱關係,個人可能在壓力下被迫參與。因此老師特別提到,五人小組中他非常敬佩王增齊,雖然王增齊自己很勇於行動,但是和其他激進派不同,他從來不會強制別人做他們不情願的事。

「事件化理論」的限制,必須考量激進行動的「理想性」與「道德性」,並拿捏主事者、執行者與新社員之間的權力關係,釐清行動是否有自主性,抑或是出於脅迫與操縱。此外,啟蒙與改革的成效有限,製造事端後,後續的改革細節如何進行,也是事件化理論所無法處理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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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接期(1983–1986)

1983年,吳叡人在兩名「黨員」候選人相爭的情形下,當選代聯會主席。然而,當代聯會用體制內的手段宣揚學生主權的概念,卻遭遇許多挫折。由此可見,學生組成自治組織所做出的決議,很容易被學校置之不理,普選的成效確實有其限制。於是,吳叡人在1984年辭去代聯會主席的職務,向教育部請願,這件事登上報紙,影響當時還在讀高中的林國明老師,促使他進入臺大後,便加入了大新社。

1985年4月,代聯會普選案以臨時動議的方式,趁國民黨措手不及,在學代大會通過。新學代選舉之際,大新、大論等社團開始動員,推舉社員參選,並擴大結盟。隨著風向改變,過去不支持普選的大陸社、覺民學會,也開始介入校園改革運動,以祕密招募社員的方式吸引、收編校園內的菁英,轉向支持普選。

隔年的1986年5月11日,臺大校內發生普選遊行。照片裡,可以看見林國明老師穿著支持普選的衣服,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老師說,他當時甚至已經做好受到處分後要重考大學的心理準備。雖然最後李文忠、王增齊等人受到懲處,但過去幾年受到壓抑、打擊的普選運動,終於在當日的學代大會上以94:0壓倒性票數通過。但與此同時,學生運動還是屢遭挫折 — — 在推動普選這麼久之後,即使在學代會中獲得壓倒性的同意票,議案困在學校裡,校方仍然置之不理。

1986年5月爆發的「李文忠事件」,起於學校對李文忠施以近乎政治迫害的爭議性處分。但是經調查,學校仍拒絕讓他復學,引發演講、靜坐、絕食等一連串抗爭行動。 老師引用鄧丕雲的《八零年代台灣社會運動史》來總結,認為李文忠事件是1982年以來,一連串行動的轉折點。當事件化理論面臨實踐上的限制,1986年的解嚴,則使得原先的行動禁忌相對緩解;學生認識到可能付出何等程度的代價後,也更敢於行動,進一步影響了後續「自由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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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期(1986–1987)

解嚴前後,臺灣出現許多大規模的街頭抗爭,社會上各種政治、環保、勞權等自力救濟行動陸續出現,影響了「新民粹」的想法,修正了轉接期學生運動的缺失。過去普選運動遇到的阻礙,正在於學生群體對權利意識的匱乏,因此歌舞昇平的校園中,任何議題都無法引發學生投入改變的動力。因應這樣的處境,改革派學生將重心轉向校外,透過藉由接觸社會真實的樣態與議題,以實踐校園中無法完整落實的理念。

「校園遠遠落後於社會,學生又怎麼能帶領社會?」

若要改變學生的「體質」,目光不能只限於校內的學權,而必須關懷社會其他群眾。必須讓學生真正接觸、理解到校外的社會不平等,他們才可能成為改造的力量,亦即「社會包圍校園」。學生關注校外礦災家屬、勞工、環保等實況後,把這些經驗帶進充滿逸樂活動的校園中,藉由倡議來傳遞對社會的關懷,而1986年由大新社組成的「臺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就是一個實踐的例子。

調查團結束之後,校方就開始找機會對付參與者。當時林國明老師正好擔任大新社的總編輯,老師說,因考量版面、稿件、期程等因素,他們並不會將刊物的每篇稿子都送審,而學校就以其中三篇文章、漫畫沒有送審,把大新社停社,社長、總編輯被記過處分。

之後,他們在臺大校門口舉辦了大新惜別會,學校12個社團一起發佈「臺灣大學各刊物爭取校園言論自由」聯合聲明,要求廢除事前審稿制度。聯合聲明發布不久,規模即擴大到 50個社團及128位研究生的參與 ;連受國民黨控制的院代會等組織,都發佈了相關聲明。他們以「言論自由」為訴求,正是因先前李文忠事件的啟發下,他們理解到:如果以反對黨國體制、政治迫害為訴求,那麼學生容易不敢接近,學校也不會有所反應;但「言論自由」這一理念的正當性,則讓性質中立的社團也願意簽署,進而擴大了倡議的成效與力道。最後也才能在1986年12月,學代大會以83:0的票數通過提案,要求學校廢除事前審稿制度。

經歷這些事件,他們認識到學生運動不能只有初步的啟蒙和認識,應該要從整個制度面、結構面著手改變,於是他們轉向整體的大學改革── 於同年12月10日的世界人權日上,舉辦了自由之愛活動,十天內舉辦七場演講,吸引了將近兩千名聽眾,推動大學改革的效力顯著。後來他們進入立法院請願改革大學法,並舉辦記者會,林國明老師作為五人代表之一,也置身其中。

自由之愛的問題在於「菁英結盟體系」,因為社團菁英之間的夥伴關係,除了主事者外的社員可能感到被操縱,同時也有考研究所、當兵、社團等個人生涯規劃的考量;一旦菁英動搖,整個動員體系就會變得不穩固。 但在菁英結盟之外,於大學法改革運動中,學校的自治組織間也開始進行跨校串聯,組成學生共同的代表性機構,成為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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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來到演講尾聲,老師如此總結:大學作為學習與實踐的場域,學生即使到校外接觸反抗運動,若校園內部的制度和環境沒有改變,學生帶進來的經驗就很難發揮作用,也可能繼續受限於穩固的外在政治結構。於是1988年之後,學生運動就進一步接觸到統獨、國會改選的議題,逐漸提高學運的力道。

問答時間,針對「在臺大社會系擔任教授後,最想和學生說什麼?」老師回答:「鼓勵學生積極的行動主義,因為一生裡大概也只有這段期間,不會有太多顧慮,可以為信仰的東西努力。大學時期是最有可能的,這四年裡做的事,會影響到未來的人生。」

身處不同的年代,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卻是類似的,對於校園日常的學生議題,會期許有更好的生活空間、課程等;同時,我們對外在社會議題也投入關注,並懷有改造的願景。過去的學生面對校園環境和政治結構的限制,調整、嘗試了各種行動策略;而今,在既有的條件和工具之下,能用什麼樣的組織、策略、理念來進行,都是我們可以延續思考的地方。

行動發聲,沉穩洞察

「戒嚴時期台大師生與民主運動:一個參與者的所行所見所思」演講紀要

▌時間:2019年4月26日(五)19:00–21:30
▌地點:台大文學院演講廳
▌主講:鄭欽仁教授
▌主持:周婉窈教授
▌與談:周馥儀老師、吳俊瑩老師

▌撰文:林婕琳、黃子晏

戒嚴時期,在白色恐怖氛圍下,法律上言論、思想自由受到箝制,伴隨學術場域暗中運行的黨國情報系統。

當論述必須自我審查,學術尚須提防被詆毀,校園何來自由思辨的可能?

主講者鄭欽仁老師1960年進入臺大歷史所就讀碩士班,1965年於此展開教學生涯,1968年留學日本 ,1973年回臺。在日本全共鬥學運、布拉格之春的衝擊下,更加堅定行動發聲的意志。儘管知識的追求、創造與傳遞,一再受到威權所限制,老師仍堅持不入黨、不連署「團結宣言」。鄭老師深刻影響許多學生,對於中國史、臺灣史學界皆貢獻良多。

除了研究、著述與教學,老師更致力於社會關懷的實踐:1968年夾帶政治犯名單出國,並持續聲援多人,1971年撰寫小林正成來臺散發的臺獨傳單,1984年參與成立臺灣人權促進會,及1987年的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解嚴前後,對禁忌的逐步撼動,考驗著行動者的意志與膽識。老師於《臺灣政論》、《八十年代》撰文、擔任《首都早報》總主筆「為臺灣人民之前途說話」;1988年創辦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畢生心力奉獻,皆為實現「人權、民主、國家」受保障的願望。

左為主講者鄭欽仁老師,右為主持人周婉窈老師。

周婉窈:自由前的漫長奮鬥

1987年解嚴後,再經歷五年的衝撞和抗爭,直到1992年,臺灣才逐漸自由民主化。那麼,戒嚴時期又是怎樣的一個時代?白色恐怖籠罩之下,島上言論、思想自由受盡打壓,校園四處埋伏著黨國威權的力量。1940年代的林茂生、50年代的許強等師生、60年代的殷海光,到80年代的李文忠,一個個知識菁英或罹難,或被迫噤聲,或遭受打壓;更有四六事件、哲學系事件等大規模牽連的案件。此外,學生必修三民主義、教官進駐校園、校園知青黨部的設置,這些都強化了黨國對學術場域的掌控。

白色恐怖期間,校園從不曾自外於政治權力的規訓;而因為對自由思辨的追求與宣揚,知識份子往往受到更緊密的束縛。身處嚴密監控、備受侷限的時空,鄭欽仁老師等行動者們,深知觸碰禁忌的代價,卻依舊堅定,奮鬥不懈。

鄭欽仁:正因為是學者,必須以良心行事

最早體會到威權對思想與行動的形塑,是高中被選為救國團小隊長時,那種身處法西斯團體的強烈感受。進入東海大學歷史系後,徐復觀老師以人本主義教授《論語》、《四書》;張佛泉老師講授早川的語意學,且與《自由中國》有密切關連。這些前輩之於時局的關懷,成為啟蒙鄭欽仁以及同一輩運動者們的重要典範。

至於黨國如何控制當時的校園?鄭欽仁進入臺大任教之後,便對敏感的校風深有感觸。比如當年研究室的門,寧可開著也不要關起來,以蔣孝瑀的話來說「這樣比較安全」,可見細密滲透校園的情報單位,暗中觀察著師生的一言一行,造就了此種應對思維。當時入黨某程度上是種保障,但即便在蔣介石去世之前,知識份子前景格外飄搖的時刻,面對同事的一再勸說,鄭欽仁依舊堅守立場,拒絕入黨。

就連治學,也一再面臨材料的限制。除了臺灣史史料的整體欠缺,日本殖民時期帝大文政學部留下來的文書,戰後亦不能妥善運用與珍藏。更有甚者,當年日文書籍,凡封面以漢字寫有「情報」字樣的出版品──日文「情報」是information的意思,不識日文的官僚不由分說,一律沒收,叫那些學經濟的人吃足苦頭。此外,從日本購買一套十冊的《アジア歴史事典》(亞細亞歷史事典),卻遭警總查扣,理由是「『毛澤東』詞條有讚辭兩句,應予刪除」。對此,鄭欽仁多次致信臺大與警備總部,進行長達四年的據理抗爭。當時,亞細亞歷史事典這類圖書,在許多單位已經開放,他卻無法順利取回書籍,不僅反映行政處分沒有統一標準,書籍傳是被私人「侵占」,也可見當時徇私枉法之情形。

早在戒嚴時期,鄭欽仁就已展現了對政治犯的關懷,即使校園籠罩於白色恐怖的氛圍下,知識分子人人自危、力圖自保,他仍不遺餘力地慨然相助。當時蔡懋棠曾因「涉嫌叛亂」入獄十二年,是肇於不知情之情況下,受共產黨的兄長所託,協助謝雪紅赴陸。出獄之後,蔡懋棠身為鹿港大族出身、東京外國語大學畢業的高知識分子,卻因財產被沒收,生活條件十分困窘,鄭欽仁對此相當同情。蔡懋棠在臺大六號、七號館史丹佛中心教授日語,鄭欽仁時任副教授,即使薪水不優渥,仍時常伸出援手。

1975年,白雅燦為了競選立法委員,散布強烈質疑蔣家的傳單。蔡懋棠發給鄭欽仁與系上一位同事各一張,隔日該同事卻來找鄭欽仁,多次表示傳單的內容不妥,要他交出來。鄭欽仁為了保護蔡懋棠,擔心消息走漏,蔡懋棠很可能再次遭受牢獄之災,即使認為同事的要求並不合理,仍然特地回家一趟,非得找到傳單交出不可。對於罹罪的知識份子如蔡懋棠,再三幫助與保護,明顯可見鄭欽仁的助人精神與人道關懷。

1979年12月8日,美麗島事件前,系上收到通知,要求所有老師必須簽名連署,以展現與美國斷交一周年後的團結;12月16日,全國大專院校教員連署於《中央日報》以特刊全版刊出,達到譴責10日發生之美麗島事件的輿論效果。即使系主任親自勸說,鄭欽仁仍斷然拒絕簽名連署。身處那樣的時局,甚至連不表態的自由亦被剝奪。當時報刊作為政治工具,透過篩選新聞、封鎖資訊,強化黨國意識形態;並計畫性地使異己陷於輿論壓力,又將之惡意醜化與扭曲。比如黨外人士黃信介被塑造成流氓的形象,但事實上其多著西裝革履。此外,這也可見學界當時的樣態,學者若非有立場而不發聲,就是被迫表態;其他案例中,甚至主動與情治單位合作、當打手的也不在少數,「有立場,沒是非」,「這是知識分子要深深反省之處」。

吳俊瑩:政治檔案中的鄭欽仁

1979年美麗島事件前夕,國民黨當局發動大專教師連署,刊登於12月16日的《中央日報》,標題是「萬餘大專教師宣言 反共愛國自強團結:國家需要理性國民,堅定信心必能成功」。在聲援華美斷交的連署宣言,卻夾藏著對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的指責,連署書中指國家在面臨非常的情境,「浮躁和激動,適足以僨事」,國家當前需要的是「充滿愛心,胸襟開闊而又有理性的國民」,這是當局已經規劃好,以理性的國民為訴求,在12月8日即籌謀發起輿論圍剿美麗島的行動。全臺共10,228位大專院校教師的連署中,臺大歷史系唯獨鄭欽仁老師與李永熾老師沒有簽名。

1971年,國民黨當局著手追查,為何泰源監獄的政治犯名單,會被分批公布在日本臺獨雜誌上。4月17號,司法行政部給警備總部一紙公文,根據孟祥柯的口供,發現其與鄭欽仁、蔡懋棠,共同將國防部泰源監獄的名單,抄寄日本臺獨份子,涉嫌「為臺獨叛亂」活動,司法行政部調查局與警總陸續約談蔡懋棠與孫家驥。調查局在蔡懋棠的「涉嫌」叛亂案件移送書指出:政治犯名冊是孫家驥抄出,蔡懋棠借來此名冊持往鄭欽仁老師家中,與老師及孟祥柯「共同研究」名冊用途。而孟祥柯打算交給李敖用來寫文章。蔡懋棠也將名冊交給臺北語文中心的魏益民,再轉交想知道泰源監獄關了多少從事臺灣獨立運動政治犯的美國傳教士唐培理。

5月18日國安局行文警總,稱蔡懋棠既與唐培理「等」謀逆叛亂,是否應依法嚴辦,請再卓研。所謂的唐培理「等」,老師幾乎難以置身事外,若非當時剛好於日本留學,輕則拘提偵訊,重則「依法嚴辦」,那麼老師是否還有可能繼續在臺大教書?這些政治檔案勾勒出淵博、文雅而訥言,但敢於險惡環境中挺身助人的鄭欽仁老師。

周馥儀:知識如何成為運動的力量

周老師高中時期在《自立晚報》上,時常讀到鄭欽仁老師的社論。向來以一位讀者的身分,感受老師筆鋒之雄健,卻很晚才知道老師其實是一位「基進的歷史學者」。講座籌備過程中,一方面試圖從歷史學的視角進行對話,一方面也回應自己的社會運動經驗,從老師作為政治運動前行者的所言所行中,有許多學習與反思。

從鄭欽仁老師身上,感受到當年走過戒嚴時期的政治運動者,言談之間,明顯展露出「守話」的特質──著眼於成就目標與大局,不過份彰顯自己。即便思索敏銳、筆鋒犀利,實際互動言談仍謹慎,以保護從事運動的夥伴。比如參與刺蔣的黃文雄,至今對於事件經過、救援細節仍不願多談,某程度保護當年的協助者與國際救援網絡。而2000年後,投入社會運動的年輕一代,有了便捷的通訊科技,能藉由網路相互聯繫,但部分參與者卻不易「守話」,拿捏說話的分際;不如運動參與者前輩收斂鋒芒、力求縝密周詳,考量行動曝光的風險,以顧及夥伴安危。

鄭欽仁老師面對自身學者的角色相當謹慎。1979年堅拒連署「萬餘大專教師宣言」,反映老師不希望作為知識份子的身分被黨國利用。另一方面,老師卻願意在黨外雜誌上,書寫銳利的社論文章,針貶戒嚴時政。「提筆」與否的動作背後,反映老師對於社會改革的堅持。更進一步設想,身為學者能為社會帶來什麼樣的貢獻?無論是在黨外雜誌撰文、擔任報刊主筆,或是將臺灣意識帶入學術討論,老師一步一步將自己對土地的關懷,落實到具體行動中。

其次,鄭欽仁老師推動亞洲研究中心,即是希望透過跨界研究的方式,讓臺灣能像日本一樣,掌握資訊、確實釐清國際局勢,使學術成果作為政策制定的後備基地,以知識培養國力。1987年籌組二二八學術研討會,奠定了二二八研究學術化的基石,設法讓二二八和平公義運動的民間能量,得以影響官方、引領社會,對此事件有更深入的討論與重視。在此,我們回頭檢視,反問運動的本質是什麼?運動不能只是喊口號,必須仰賴知識為基礎,以論述來支持行動。

透過傳承鄭欽仁老師的經驗,到了我們這一代,亦須反思究竟為何而寫、又為何投入運動?縱然眼前面對「去知識化」的狂濤,我們仍要透過對社會的洞察與書寫,使學術作為運動的能量。我們如何認清臺灣所處的國際局勢,並運用手上的那支筆,寫出能打動民眾的論述,使之為運動盡一份力?這是當代的我們可以去學習與實踐的重要課題。

會後合影。 第一排左起第三位為主持人周婉窈老師,第六位為主講者鄭欽仁老師。第二排左起第二位為與談人吳俊瑩老師,第三位為與談人周馥儀老師。

歷史人類學的合奏練習-郭佩宜教授演講紀錄

撰文/李宜軒

郭佩宜老師的研究取徑之一是歷史人類學,人類學與歷史學相遇,成為一場合奏練習。人類學家聽到其他人類學家的故事,其中一個是新幾內亞的老婆婆,在她的文化裡,聽眾是誰、有什麼樣的名字、從哪裡來是非常重要的,於是她在唱歌的時候把聽眾的背景也放進歌詞裡面,於是這場歌唱就不是對著一群無名的人,而是一個個和她有連結的生命,「這跟我現在演講也是一樣的」,老師這麼說。

於是接下來的演講,老師從她如何跨入歷史人類學的研究,以及她在田野過程與檔案的互動,帶領我們聽見一場人類學與歷史學的合奏練習。

老師說,歷史對於人類學家理解當代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她所研究的殖民歷史、殖民的治理方式、貨幣、法律、宗教,如果只看當代,對歷史脈絡不清楚的話,所能了解的是很有限的。

而對歷史學家來說,老師引述了周婉窈老師在先前訪談所分享的,人類學能夠開闊歷史學的視野,平衡文獻的不足,特別是當「文獻的存續常會偏向某些特定的人群、階層、性別,為其所影響,使得歷史學在重建過去時有所隱蔽」此時人類學提供的是不同的切入點。

於是人類學家需要多和歷史學互動,相反地歷史學家也是。

如何跨入歷史人類學的研究──與Langalanga相遇

之所以是「歷史人類學的合奏練習」,老師謙虛地說,與其說跨入這個研究領域中,她其實是在研究的過程被成為一個歷史人類學家,只是在人類學的訓練上,自己在檔案研究中摸索。

關於這個「被成為」的過程,故事是發生在所羅門群島上。在提出博士論文計畫時,老師曾經打算研究當地的排笛與教會的關係,也想過要寫臺灣農技團來到當地推廣水稻的計畫。但是兩個計畫因緣際會之下都無法進行下去,結果老師在這裡和Langalanga相遇。

初次見面,Langalanga生活在岸邊,船慢慢靠岸的時刻,老師說,那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附近的火山有兩千多公尺。老師注意到他們獨特的貝珠錢、人造島嶼和居民自己的造船業,田野筆記裡期待的說,這裡有好多題目可以做,這個地方至少可以做十年。

於是老師在這裡開始了基本的田野工作──與當地人的對話和戶口資料的蒐集。慢慢學會當地的語言後,老師開始聽當地人說話,逐漸觀察到他們最喜歡講述他們因為颱風,從人造島嶼搬到岸邊的事,並且不斷在說他們搬到岸上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同時,在戶口資料的蒐集中,老師在這裡逐一建立自己的地圖與資料庫,於是可以從戶口資料中了解每一戶有什麼人,也從村落地圖中知道誰蓋了什麼房子、誰搬到了哪裡,藉由這個過程認識很多人,也拓展了研究可以走的路。

從這些觀察出發,老師看到遷徙的歷史對她而言、也對當地人而言的有趣之處,於是老師「半被當地人牽著走的」進入這個題目。這裡的遷徙包含的不僅是近期的遷徙,還有整個人群古老的遷徙歷史──主流的敘事是說,人們從山上下來,但也有因為逃難、聯姻、冒險而匯集到這個地方的人。雖然和老師一開始的方向完全不同,但老師就這樣一步一步進行,發現了它非常有趣的地方。

在基本的工作中,老師因此碰觸到當地人的系譜,從與他們的互動中她發現系譜的祕密性,以及它和土地糾紛之間的糾葛。土地官司與古老的紀錄連結,而與當地人訪問的過程也不是單向的問答,而是一連串協商和相互利用的過程。更多的提問帶來的不是一套準確的事實,反而是從回答中矛盾的敘事和選擇性的陳述衍伸出更多疑問。於是老師看見口述的極限,不知不覺這樣進入了檔案的研究。

一個人類學家與檔案的互動──檔案局、圖書館和阿公的故事

老師在這裡開啟了兩軌的田野工作,被授權得以進入城裡法院的整間檔案室,影印、記錄檔案的內容。

藉由老師的敘述,我們見到二十年前的人類學家在所羅門群島進行田野工作的樣子──把握每週可以進入法院檔案室的時間,才能讀到整間檔案室的文件和地圖。但是職員有時候遲來,影印機沒紙了、壞了等了好久也沒有人修,於是只好改用電腦記錄。後來在所羅門首都的國家檔案局也是,檔案局可能沒有開、影印機又壞掉,或是檔案遺失了。

檔案工作的特殊之處在於,有時候同一個人的說法前後不一樣,或是和口述時的說法有很大差異,就像阿公相信直到現在,Langalanga人在海上遇到危險的時候,都可以呼喚鯊魚,鯊魚會來幫助族人上岸,但法官卻會抱持質疑,顯示當地文化和西方法律體系衝突。

於是當人類學家取得了敘事的權力,隨之而來的還有責任──建構一套事實的責任、保守檔案祕密的責任,或是對當地人的責任。研究者的參與讓文獻超越了口傳歷史,當人類學家熟悉當地的文化,在進入檔案的時候就越容易讀出問題,掌握了研究的優勢,更要自我節制,永遠懷著反身性面對檔案和田野的交錯。

除了法院檔案室、國家檔案局,老師的研究範圍也從Langalanga、整個Malaita到所羅門群島、英國在整個太平洋地區的殖民史。於是老師開始尋找英國在西太平洋的殖民資料,在奧克蘭和倫敦的圖書館,接觸到海軍的地圖、教會的紀錄和早期的遊記。從中老師也發現,她本來想找的是整個殖民史和自己研究的所羅門群島的關聯,但是當她沒有目的的在架上一本一本翻閱,結果讀到了非常有趣的英國官僚體系和殖民地互動的紀錄。

於是老師再度引用周婉窈老師在之前的訪談所說,歷史和故事是有差距的──歷史學建立的是脈絡、通象,所以如果只讀特定的主題或是二手文獻,幫助十分有限,而這些通象反而是從檔案之海、田野之洋的探索中自己浮現。

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的相遇

當討論到Langalanga人和歐洲人的第一次接觸,歷史學家往往從1567年西班牙船長發現所羅門開始寫,但同樣是關於初次接觸(first contact)的故事,Langalanga人的敘事主體性就會比較強、比較主動,而且也和文獻吻合。這樣的差異中,可以看出當代太平洋史學的轉向──從島民的觀點出發,納入島民的主體性,而不受限於歷史文獻的紀錄。

同樣地,過去英國殖民時期,船長透過在島上升旗,聲稱保護島民,實質是把島嶼的主權收為己有。在這個敘事中,歷史學家從文獻中見證船長的說法,英國單方面地覺得島民收下了信,那就是接受保護,成為英國的領土。但是當人類學家理解當地人行為背後的文化,就會了解當Langalanga人說不在家、我不重要,通常是一種柔性的拒絕方式,而不是被動地拒絕。

對不同文化來說,歷史的理解、記憶與再現的形式都不一樣,歷史學家重視文獻,但是對Langalanga人而言,多少年前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事件發生時經過了哪些地方,在那些地景又發生了哪些事。他們並非不記得、或是記錯了,而是用不同的關懷面向在記憶自己的歷史,這也是老師和當地人合作出版”Birana i Wala: Growing up in Langalanga”的原因,人類學家有她檔案和田野的專業,但是當地人也想寫自己的歷史文化。最後人類學家還是採取退出的位置,讓他們講自己的歷史。

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各自有自己的極限和關懷的差異,在成為一個歷史人類學家的過程中,老師是先做田野才進入檔案,而在這樣的合奏練習裡面,先彈左手還是先彈右手,彈起來的曲子就會不一樣。也許只是練習,但終會成為一場有趣的合奏。

重返台大哲學系事件座談會紀錄

作者:高于鈜
時間:2019年3月27日(三)19:00–21:30
地點:台大博雅102教室
主講:趙天儀教授、李日章教授、林正弘教授、楊維哲教授
主持:吳澤玫教授

四位與談人及主持人吳澤玫教授

前言

台大哲學系事件發生於1972年12月至1975年6月間,其間經哲學系副教授陳鼓應、哲學系學生錢永祥指稱哲學所研究生馮滬祥為職業學生的「職業學生案」;陳鼓應、哲學系講師王曉波及9位臺大、師大學生因為匪宣傳之罪名遭逮捕的「為匪宣傳案」、馮滬祥因理則學零分而暗示、威脅哲學系教師楊樹同的「理則學零分案」,最後於1973年至1975年間發生多件哲學系教員的不正常解任聘任。

此次與談的趙天儀教授、李日章教授、林正弘教授為事件中大規模不續聘的直接影響者。在座談中,他們親身分享事件當時的遭遇與應對,以及事件後的人生變化和逐漸釐清的事件面貌。他們也透過連結過去時代下的政治社會狀態,以定位哲學系事件在該情境下的發生緣由與影響。

楊維哲教授則是於1993年成立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時的召集人,對哲學系事件下的文件檔案、事件參與者有許多直接的接觸。在座談中,他分享哲學系事件調查時的歷程與困難,從調閱文件檔案、訪查事件當事人,到對於各方資料與說詞的對照和揣測,勾勒出校園中人事運作和控制的人際網絡。

從親身觀點釐清與補充事件經過

在「職業學生案」發生時,校方要求時任哲學系主任的趙天儀解除陳鼓應的導師職位,並記錢永祥大過。趙教授表示,當時導師是由學生選擇,非系主任有權力將其解職;錢永祥被記大過,當時擔任錢的導師,且身兼主任導師的趙天儀竟完全不知情。他提出異議,抗議校方未經導師、學生列席即逕自懲處。錢案重新開會,但仍被以已定案之說詞,草率了結。趙天儀本人在1973年卸任系主任,由孫智燊接任,而趙天儀也在該年的不正常「解聘」名單之中。

李日章教授稱當時的教師聘任完全由系主任決定,沒有三級三審制的任聘程序,在事件發生後也沒有申訴管道,李教授在朋友的協助下,雖未復職或獲取任何賠償,但打聽到了自己被不續聘的理由:孫智燊指稱他「安全」方面有問題,甚至將許多哲學系教員指為「赤色分子」、「中共同路人」。

在李日章、胡基峻、梁振生、楊惠男四人改聘案後,曾發生梁振生被孫智燊誣指為小偷一事,李日章對此表示:改聘案仍在進行中時,孫智燊偕助理至研究室,指控梁欲偷看相關文件,更召來校警問供。當時研究室本與辦公室相鄰,研究室內無供應茶水,教員配有辦公室鑰匙,可自由進出辦公室取用,梁卻被惡意指控為偷竊者。李老師認為這是孫「藉故把這些人排除掉的手法」。

林正弘教授與趙天儀教授、李日章教授一樣,是63學年度不續聘教員的其中一員。在不正常任聘決定發生後,曾向校長呈交九人聯名意見書。林教授提到意見書中的哲學系聯名人,來自各個不同背景和研究領域,不論是國民黨員或非黨員,研究中國哲學或西方哲學,都對於不合理的任聘有所質疑。

被解聘者們的遭遇

李日章教授直言台大哲學系事件「改變了我們的一生」。李教授表示,趙天儀後來被引介至國立編譯館工作,平時也從事文學創作;王曉波、陳鼓應因與國民黨的關係,而介至相關單位。王曉波至大陸工作委員會;陳鼓應則是至國際關係研究所,後來轉而參選民意代表補選,批判國民黨。

李教授在不續任台大教職後,於學院外持續其哲學研究的志趣。然而,在二十年後至靜宜大學任教時,哲學系事件的經歷仍影響著他的工作際遇。李教授表示,在要轉任專任教職的過程中,屢被當時校長以具前科的名義獨斷否決,後來因爭議擴大與許多社會人士的聲援,才獲得一紙半年聘書。

原擔任助教的楊斐華女士在事件中也不被續聘,孫智燊不續聘理由之一竟為其父為政治犯、「被關在綠島的」台獨分子,而楊斐華在事件後不久即罹癌逝世。趙天儀提到楊斐華時,感嘆道「我覺得她被扭曲了」梁振生因被誣指受屈,即回到僑居地馬來西亞,任中學教員,後來去了美國。至今都沒有他的消息,縱使在事件二十多年後要進行平反、復職、賠償,都還找不到他;原為講師的黃天成,遭不續聘後,轉行從商,不再涉足學術界;鍾友聯至中學任教。

哲學系事件調查

曾擔任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召集人的楊維哲教授表示,在調查工作中有許多重要文件檔案都未能尋著,在訪問當時的校方人士時,也常被敷衍以已遺忘或某些枝微末節的理由。楊在調查中被授權至人事室取用相關人事聘任資料,其中許多紀錄皆令人匪夷所思。

首先,不正常解聘大量教員的孫智燊在對於教員的不聘任理由皆不是以正當的學術或教學理由,而是某些無相關的不實指控。譬如,孫智燊指控王曉波與「美國台獨鼓吹者的費正清集團」有關;誣指 Robert Martin(馬樂伯)教授為國際共產黨員,並以此作為不續聘楊斐華的理由之一。另有一案令楊教授感到困惑,在1975年孫智燊即將離任前,召開唯一一次的系務會議,其中決議原有的兼任教員皆續聘,呈至人事室的相關人事聘任文書上,印有當時文學院院長朱立民的批示,但又見有另一張人事文件寫有「胡基峻、李日章另案辦理」,該文件上卻沒有院長的批示,逕自交自人事室。未經正當程序之文件,故應無正當效力的文件,卻被接受且執行,其中是否牽涉其他協力者亦無從得知。

在調查訪問上楊維哲教授也遇到一些困難。楊教授自陳與當時校長閻振興平時交情不錯,但調查時訪問校長閻振興時,仍舊難以問及確切的回應。如談及林正弘教授不被續任的理由,閻振興回之以林參加寫作太平洋雜誌專欄,批評政府,但楊維哲本人也知道林的編務,了解他只是一篇對教育政策的評論文章。此類實際調查中的限制,也能讓我們了解到,即使時隔多年,以調查文件和訪談的方式,雖可拼湊出事件較完整的樣貌,但仍有許多部份因文件的遺留毀棄、被訪問人的意向、觀念和立場而難以企及。

楊教授提到調查報告中所提出的多點建議的落實問題。在台大哲學系調查報告的最後,調查小組對校方提出十點建議,其中第三至第九點涉及事件中個人的補償、回復名譽、糾正等事宜,如第四點對遭誣陷的客座教授Robert Martin 致歉、第六點撤銷閻振興名譽教授的名銜……等等。對此,楊教授不確定校方是否有實施報告中的建議事項。

戒嚴時期校園控制

「如果只是譴責加害人我想不足以認識這整個事件」,台大哲學系事件並非只是校園內的人事鬥爭,林正弘教授指出應將台大哲學系事件置於戒嚴時期的脈絡下加以理解。自從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台灣的國際地位屢受挑戰,加之國內興起保釣運動,政府面臨到來自外交、內政的多方壓力,對於人民生活的干預與思想控制更形明顯。

林正弘教授舉出許多例子,生活干預上,像是頭髮過長、奇裝異服者被捉捕至警察局修剪;在思想方面的衝突與壓抑更是不勝枚舉,諸如:台大歷史系教授林瑞翰著中國通史,其中稱岳飛為軍閥,與當時主流見解不同,引發批判(雖然這樣的討論歷史學家方豪、趙翼《二十二史劄記》都曾提及);還有師大國文系主任周何教授配合收錄文章調整,在其主編的高中國文課本中刪去〈禮運大同篇〉,但該文將收入初中課本,卻引致此舉呼應中共批孔揚秦的指責;又如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中對「工農兵文學」的標誌與批評。

趙天儀教授、林正弘教授皆提到了蔣經國身邊的兩股勢力,即李煥與王昇,其中又以王昇的救國團系統對校園的控制最為顯著。王昇當時四處至校園演講,批評各種思想,將共產主義、自由主義、存在主義、行為主義、民族主義等多種主義斥為邪門歪道,獨尊三民主義。

對此,林正弘說到一個有趣的故事:當時基於對三民主義的大力倡導,教育部產生一項以三民主義為中心的各類文法科教科書編寫計畫,所編寫出的教科書皆冠上三民主義四字。韋政通當時即建議林老師接下此計畫,編寫三民主義理則學(邏輯)。林即自告奮勇至教育部,提議此事,承辦人見邏輯課本中各式符號陳列,還詢問能否加入三民主義相關內容。後來此計畫雖未實現,但仍寫就《符號邏輯》一書。

對於各種壓抑思想的舉措,李日章老師將此追溯至蔣經國對校園控制的意圖,尤其強調台大哲學系被當局視為「思想混亂」之處。從蔣經國與某些具校園影響力之人士──如前述的王昇、總教官張德溥等人──的關係與指示,早已可見對台大哲學系的態度與整治意圖。相關證據見於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附冊中。

除了上述來自校園外部的力量,哲學系內部亦有協助孫智燊進行人事剷除的協力者。與談者一致提到在孫智燊到任後擔任其助理,並升任講師的游祥洲。自美國返台擔任系主任的孫智燊對系內事務與人事並不熟悉,其對於系內事務的決議皆與助理商討後,才可能進行。

結語

由此次重返台大哲學系活動,對於1970年代的校園氛圍有初步的了解。事件的發生不只是個人之間的爭執和傾軋,更涉及校園外部與內部更深廣的人際網絡,其中各個不同行動者因其不同社會位置與關係,懷有不同的目的、意圖與潛在觀念,隱藏於種種至今或已難以追究的互動之中。從整體社會的政治社會氛圍、思想層面的衝突,經校園外部的社會控制因素,到校園內部人事制度的權力關係和人際互動的心理因素,此間種種相互糾纏並彼此影響,釀成台大哲學系事件,也讓後來的我們模糊地窺見台灣歷史、台灣社會發展的複雜縱深。

在此次活動中,我們聽到事件親身經歷者,如趙天儀教授、李日章教授、林正弘教授,對事件當時的描述。那些在特定社會情境中屬於個人的境遇,有當事人與他人的直接互動和記憶,但也存在諸多因身處個別經驗中,而無法究知的困惑;有那些直接經驗作為駁斥指控的根據,但也有更多遺漏於個人經驗之外,但仍深切影響著歷史中個人的對話、協商與文件流通。

另外,我們也聽到了他們在事件之後,透過溝通、調查、訪談等種種方式,試圖對過去事件提出一個更宏觀的理解框架,並將自身的經驗置入該時代脈絡之中,而以後見之明的視野,探知自己與其他人是如何共同經歷了那段過去。

藉著重返台大哲學系事件,當下的我們再次地嘗試辨清與談者們的經驗、臺大哲學系、臺大校園環境的變化,乃至臺灣社會發展的一個側面。與談者們回憶、敘述、解釋,經過當下的詰問與談話,復又落實為一項記憶,一種對社會的認識,一種對自身與他人的理解,在當下的我們心中各自潛流,成為往後更多思考與行動中或顯要或隱微的因素。

會後大合照

附錄

台大哲學系事件簡介

1970年代,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接連受到挑戰,同時保釣運動興起,學生運動蓬勃發展,政府面臨外在與內部的雙重壓力。

職業學生案
1972年12月4日,臺大大學論壇社舉辦「民族主義座談會」。哲學系副教授陳鼓應於座談會中反駁〈一個小市民心聲〉對學生運動批判的論調。哲學所研究生馮滬祥於座談會中發言反駁,當場陳鼓應指馮為「職業學生」,並得到另一位哲學系學生錢永祥的附和。臺大在事後要求陳鼓應提出說明,一個月內陳鼓應被撤銷導師職務,錢永祥被記大過。哲學系主任趙天儀指稱對該次對於老師學生處分依法無據,校方承認處分的確不符程序,但仍沒有撤銷對於錢永祥的處罰。

為匪宣傳案
1973年2月,警備總部以「為匪宣傳」之罪名逮捕陳鼓應、臺大哲學系講師王曉波及9位臺大、師大學生。隨後雖被釋放,但陳鼓應及王曉波被釋放後皆不再被臺大哲學系續聘。

理則學零分案
1973年6月,馮滬祥理則學期末考零分。理則學作為哲學系的必修課程,其學分也是哲學研究所畢業所需門檻。由於馮期末之分數,使得其研究所被迫延後畢業。馮認為是系主任有意留難。馮滬祥為詢問畢業狀況,留了紙條給理則學授課講師楊樹同,紙條中卻寫到「系務整飭」相關字眼,原本要受罰但受到訓導處阻礙,馮滬祥則宣稱自己受到系上迫害。

趙天儀被認為對於先前對於「職業學生事件」及「理則學零分案」處理不當而遭撤銷系主任一職。1973年暑假過後,由旅美教授孫智燊擔任臺大哲學系代理系主任。孫智燊上任,指稱哲學系已經赤化,系上有多位教授是中共同路人。因此開始大力「整治系務」,最終有李日章及其他7位教授與講師被解聘。

1993年10月臺大展開哲學系事件調查,由楊維哲教授擔任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的召集人。1995年5月臺大哲學系事件報告完成,報告指出當年被解聘的教職員確實屬被無辜迫害。不過監察院針對此事的報告卻寫到:「似有外力介入跡象,但缺乏事實佐證」作為總結。

本次「重返臺大哲學系事件座談會」邀請當時哲學系主任趙天儀、哲學系講師林正弘、哲學系講師李日章及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的召集人楊維哲擔任講者,由哲學系吳澤玫助理教授擔任主持人,一同與我們回顧臺大哲學系事件。

年表

1972.12 臺大論壇社舉辦「民族主義座談會」
1973.02 警備總部逮捕陳鼓應、王曉波
1973.06 理則學零分案
1973.08 孫智燊擔任臺大哲學系代理系主任,敷衍梁振生、李日章等四人改聘專任之事;梁振生小偷事件
1974.06 孫智燊解聘(不續聘)趙天儀等8位教職員
1993.10 展開哲學系事件調查
1995.05 臺大哲學系事件報告完成

座談會講者與台大哲學系事件

趙天儀教授:(時任哲學系主任)

時任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61學年度),在「職業學生案」發生後,被校方要求解除陳鼓應副教授的導師職務,後其系主任之職位亦遭撤換,由孫智燊接替。並在1973年,遭到不續聘處分。

在1979年編著《台大哲學系事件真相》一書。

李日章教授:(不續聘教授之一)

時任哲學系兼任講師,原本應該升等為專任講師,但遭系主任孫智燊阻擋,後來更遭停聘(63學年度)。1972.12 臺大論壇社舉辦「民族主義座談會」

林正弘教授:(遭事件波及之教授)

法律系畢業生,受殷海光推薦進入哲學系擔任講師,與楊維哲是好友。在事發時,雖未遭到解聘,但被孫智燊質疑「未受過正式哲學教育」與「在太平洋雜誌(因其言論左傾而遭勒令停刊)擔任主編」。

楊維哲教授:(專案調查小組召集人)

為台大數學系教授,也認識不少哲學系上師生。在事件當時,曾與經濟系及法律系之系主任等人,一同與魏火曜教務長和閻振興校長談。

1993年,陳昭維校長上任後,展開哲學系事件調查,楊維哲是理學院代表,同時也是調查小組召集人。

參考資料

1.文化部臺灣大百科全書:臺大哲學系事件
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6005

2.臺灣大學校史館:口述歷史,受訪人物:楊維哲教授http://www.lib.ntu.edu.tw/gallery/Oral/02_20090106_YangWeiZhe_3.html

3.臺灣e新聞,〈不是英雄受難故事 ──臺大哲學系事件四十週年回顧〉
https://www.taiwanenews.com/doc/20140420102

4.臺灣大學校史館,鑑界與警惕:走過臺大哲學系事件四十年
http://www.lib.ntu.edu.tw/gallery/promotions/20131231_philosophy/page05.html

5.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編,《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台北市:編者,1995)

百年思潮:洪子偉老師論台灣哲學的啟蒙與反叛

撰文:張存一


台灣哲學?

「過去一百年台灣哲學的主軸是探討『存在/反壓迫』的課題,即在思想、價值上,乃至於語言和文化等面向,解釋自己存在的條件。」

這是洪子偉老師一開場,替台灣哲學描繪的輪廓。

但這樣的輪廓,究竟從何浮現?

左為主持人 鄧敦民教授,右為講者洪子偉教授。

哲學是西方文明的基礎,強調以理性與邏輯來窮究事物的原理。然而,對事物的討論不能抽離歷史的脈絡,從十九世紀以降東亞世界的歷史脈絡觀,哲學便是「現代化過程中,從西方引進的系統性邏輯思維」,換言之,應在「西化」的挑戰下,思考「哲學」這個概念如何在東亞發展出特殊的關懷偏向與詮釋途徑。在聚焦台灣本島之前,老師特別注重清國(乃至後起的中華民國)與日本兩方對西方哲學的接收與轉化。

清國方面,自1861年開始的洋務運動,便認為中國器物文明雖落後,但「精神文明進步」,1903年,建立現代化教育機構,仍將哲學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

下至清國覆滅,中華民國出現,五四運動時期,知識分子方引進流派多端的西方思潮,大致而言,分成(一)胡適領導的「自由派」,以美國杜威的實用主義為體構,(二)以熊十力等所組成之「保守派」,引介德國哲學來詮釋中國傳統思想,(三)陳獨秀等倡議的「左派」,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自由派與保守派在戰後台灣哲學主流發展中成為兩相抗拮的力量,並以此形式回應、承續了台灣哲學的「反壓迫」命題,此待後述。

日本方面,與清國洋務運動約略同時起,便積極吸收西方文明的方方面面,1868年創辦開成學校作為研究與教授西學的官方機構,民間學者也有系統引進英國效益主義、自由主義等思潮。1877年,東京大學成立,文學部包含史學、政治學與哲學,是哲學第一次以現代專門學科的名目出現在東亞教育體系中。

站在知識史的角度看,自明治時期被動吸收西方知識,到大正時期,開始有京都學派的反思與轉化,進而在1942年更有學者提出「超克近代」(overcoming modernity)說,強調揚棄由西方文明給予的「近代」,並由日本為東亞世界開創思想主體。投諸政治社會背景,「超克近代」未嘗不與日本的軍國主義道路互為表裏,「八紘一宇」等東亞戰爭論述,便呈現出此日本哲學近代發展轉折之一斑。

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便是在反抗日本同化思維的情況下,積極為自身主體建立近代性語彙的論述。此即「存在/反壓迫」命題的歷史開端。

以上脈絡,也揭示出老師所認為的「台灣哲學」,並不只是「任何在台灣島上進行或進行過的思潮」,而毋寧是「以追求台灣主體性為前提的哲學運動」;例如,清領時代開始的傳統中國經學,是否算是「台灣哲學」?老師認為,判準在其方法論而非主題。1917年林茂生(1887–1947)發表的〈王陽明の良知說〉,雖然對象亦是傳統中國思想,方法論上,卻沿西方哲學的理論概念與方法,論證王陽明(1472–1529)的良知說能否和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良知說比較;這種積極為既有思想尋求新詮釋,創闢對自身文化的新理解途徑者,更適於放入「台灣哲學」的框架下討論。

在此前提下,方能討論台灣哲學那與土地、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的精神傳統。

課題、實踐、精神傳統

老師認為,「存在/反壓迫」的命題在早期台灣哲學中,體現為對存有論的探問與反抗當權者運動的實踐形式。而這樣的實踐形式,關係到過去武裝與思想的反抗傳統。在此,老師建立了一個新穎的後設歷史解釋:「烏溪流域的反抗精神」。從早期的原漢對抗、民變械鬥,乃至抗日事件以及文化運動,烏溪(今大肚溪)橫貫的台中、彰化、南投等地,始終涵括了事件的發生範圍,質言之,烏溪地區累累而起的反叛意識,提供台灣哲學在反抗日本同化的脈絡中,以各種可能的實踐運動來探討自身實存的歷時性傳統。臺灣哲學的反抗特徵並非憑空出現,而有其時空脈絡。這也呼應洪耀勳以「風土」關來探索文化的理論觀點。

這樣的精神傳統,在台灣哲學的發展史上來說,可以具體化為三個時期:日治前期、日治後期與戰後發展。而分期之中,涵蓋了哪些人物與思想?老師透過簡單的故事敘述與時段的歸納整理,一步步把湮沒許久的歷史碎片,編列成通往當代、枝葉紛繁的知識系譜。

思想的系譜:書寫與體認

老師舉出22位哲學家,分別是:李春生(1838 -1924)、林茂生、周再賜(1888–1969)、郭馬西(1892–1972)、劉明電(1901–1978)、洪耀勳(1903–1986)、林秋梧(1903- 1934)、張深切(1904–1965)、廖文奎(1905–1952)、陳紹馨(1906–1966)、郭明昆(1908–1943)、莊雅子(1909–1998)、楊杏庭(1909–1987)、曾天從(1910–2007)、吳振坤(1913–1988)、黃彰輝(1914–1988)、黃金穗(1957–1967)、鄭發育(1916–1996)、張冬芳(1917–1968)、蔡愛智(1911–1998)、林素琴(1923–2015)。

這些看似陌生的名單,在當時的時代有何特色?首先,老師指出除了李春生以自學神學與漢典學習為主,出身日治時期,他們都經歷過現代化教育的洗禮,其中有7位留學歐美,足跡遍布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海德堡大學、劍橋大學等,再者,其中便有2位女性,在當時無論中外的知識界,都可說是非常特殊的現象。

名單在此,則所謂「台灣哲學家」,為何很少聽人談起呢?老師說,戰爭之後,尚健在而願意回到台灣的哲學家們,因為活動上與當權的戒嚴體制多所衝突,如廖文奎與台獨理論的緊密牽連,大多被政府當局列為黑名單,捕緝、流亡,乃至客死異鄉者比比皆是。寡少的流通造成今日認識的不清。再加上遺留下來的日文史料本身為較難為今人所理解,在語彙翻譯上更常大異於今見之翻譯,且檔案在年歲更迭後往往散逸不整,種種體制與文本的原因,讓哲學家們的人生與思想黯淡遺落於歷史記憶之外。

提起那22位台灣哲學家,老師如數家珍,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段故事,顯示特殊的經驗與哲學上的不凡成就。散記數例如下:

廖文奎除在戰後與台灣共和國運動關係緊密外,在英美哲學界早有其影響力,但以其思想傾向,長期無法回台,最後客死香港。

蘇薌雨曾是台大心理系重要的老師,年輕時在北京大學留學,和金岳霖與胡適做研究,後來轉往東京大學心理系念書,中日戰爭爆發時,偷渡到中國參戰,國民軍事將領看他有日文才能,便請他做日文翻譯宣傳,之後到廣西大學任教,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而輾轉進入台大。

林秋梧,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用階級鬥爭視角建構了「左翼佛學」理論,對比晚數十年東南亞如越南等地出現的馬克斯主義佛學運動,林秋梧的嘗試在東亞世界可說前衛非常。

又如曾天從,曾在戰爭時期往滿州國教書,並在日本出版《真理原理論》(1936),以德國哲學巨匠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存有與時間》(Sein un Zeit, 1927)中的哲學系統討論什麼是「真」,深得日本哲學家桑木嚴翼(1874–1946)欣賞,不僅親筆為此書作序,並推薦曾天從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西洋哲學研究所深造,曾天從的思想與境遇可說與戰前日本哲學的脈絡緊密相連。

另外,黃金穗也是京都學派田邊元、西田幾多郎(1870–1945)思想的重要傳人,戰後,在二二八時期流亡沖繩,據說為了避禍,回國後一意鑽研較抽象之形式邏輯,他在台大授課口碑極好,甚至殷海光(1919–1969)也要去聽講。

林素琴是日治時期唯一完成哲學學業的女性,戰爭晚期,台北帝國大學校方為使高年級學生學業得遂,於1945年8月終戰前夕發布臨時畢業書。戰後亦曾在台灣大學任教。

……。

「所以,怎麼會沒有台灣哲學?」老師說。

問題是,這些散落的故事如何在歷史脈絡中置放、重構?

日治:戰爭與「實存運動」

從上述歷史分期時段來看這些哲學家的發展,以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為日治時期的分水嶺,許多第二代哲學家或離開台灣,投入高等教育體制內,轉為純學術研究。大部分在滿州國、日本或中國日佔區等等。如前述曾天從曾在東北瀋陽農業大學執教。原則上,德國歐陸哲學仍深受日本傳播所影響,但諸如鄭發育、洪耀勳等,則是親赴美國學習實用主義。當代思潮在台灣哲學家多樣的學習歷程中留下各種痕跡。

儘管在戰爭時期,哲學家多流離海外,但日治時期仍發生了具有標誌性的長期哲學運動,即所謂「實存運動」。1988年廖仁義老師就指出台灣哲學的反支配特徵,包括林茂生、洪耀勳、陳紹馨、林秋梧等,都參與了這波曲折綿延的思潮,從以歐美哲學作為思想武裝與行動策略,努力反對皇民化教育的推展,進而發展成對台灣本土的社會反思與文化建構,總而言之,是尋求主體性的過程。在老師的歷史敘事中,「實存運動」可說是台灣哲學發展的重要雛形。其影響乃及於戰後各種反對當權者壓迫的事件與組織。

戰後哲學

許多人以為,台灣哲學在戰後即斷絕,戰前的主體性思維等課題無從繼續發展,乃至於認為所謂「中國哲學」取代了台灣哲學,但老師指出,根據陳瑞麟老師的研究,即使戒嚴時期仍約略可分為三派:保守中華文化擁護者的新儒家,胡適與殷海光為首的實證自由主義、黨國體系下的三民主義學者,這三派都承認引進科學的重要,但對傳統儒家是否與科學或民主互相矛盾等問題上產生巨大歧見,乃至於在政治社會的行動實踐上產生衝突。例如,殷海光對蔣政權的反抗除有其自由主義的民主價值外,邏輯實證論也含有批判保守派的重要因素;理論與實踐交織構成的行思軌跡,構成立場之間牽涉繁複的張力。

而戰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課題是存在主義的引入。和共產主義有緊密聯繫的存在主義為何能進入台灣?老師戲稱,很大一部分是從文學界,透過隱晦的小說與詩作「偷渡」進來的。而蔣介石政權為和法國哲學左傾立場抗衡,甚至特別選送了一批學生留德學習存在主義與之抗衡,但存在主義本身並未消失,反而獲得不同觀點的沖激而更為盛大,成新思潮激盪的重要場所。

在思潮論辯的層面外,黨國思想控制的氛圍下,學術自由的風氣仍在台大哲學系悄然延續。在洪耀勳擔任系主任的1950到1972年間,學院方面不但支持陳康、殷海光等實證自由主義者在《自由中國》暢所時論,而如曾天從研究馬克思哲學亦安然無事,他更大膽聘用政治犯家楊斐華,傅偉勳,王曉波等,同時也有意識的招募台籍新秀趙天儀,郭博文與林正弘等。這段白色恐怖下的學術自由,可視為日本帝大系統和中國自由派學者的合作,對抗威權政府無所不在的思想滲透。然而,洪退休沒幾個月,著名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就發生了,學術自由毀於一旦,但西方民主與自由主義的火種落入黨外運動。被解聘教師李日章加入康寧祥團隊,台大與輔大哲學系的多名學生亦投入黨外雜誌的運作,如《八十年代》的邱義仁與廖仁義,《新潮流》的田秋堇和劉守成,以及《新生代》、《政治家》與《自由時代》的鄭南榕。

老師認為,所謂哲學並非憑空而出,而是在所處時空中有其連續性。從繁雜隱晦的事實中揀選曲曲折折的脈絡,台灣哲學的發展如是顯影。

解嚴後:今日主體性的思索

老師進一步提到解嚴後,為打破「中國哲學會」資源的壟斷,1996年在林正弘、洪裕宏、方萬全倡議下「台灣哲學會」在中研院歐美所宣布創立;這個歷史事件應放在當時學術界本土化的風潮中觀看,包括從「中國社會學會」更名為「台灣社會學會」,開始西方理論實質轉化等思索的社會學學界等。而這些本土化的力量,大多在設定既有權威的前提下,尋找反抗的力量,「台灣哲學會」的立會宗旨便在於「以民間力量致力於對台灣學術之學術探討,也將致力於推動台灣哲學多元的研究與教育」。

綜觀百年行路,曲折散亂的事件之間,可曾存在一致或發展著的課題與精神?老師指出,對主體性存在的追問,以及由之而來,對既有權力環境的反壓迫意識,長久綿延在眾多思想之間;今日,延續這種追問與意識,既是考掘與詮釋歷史記憶的重要參考,更是我輩自身存在與行動的條件。

講後合影。

重返白色陰霾壟罩的校園──陳翠蓮老師談四六事件與白色恐怖

撰文▌曾信豪
編輯▌史志:台大歷史系學生會學術部

「我有一個請求,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自從太陽花學運引用傅斯年校長的這句名言後,「傅斯年神話」再度成為熱門話題。然而陳翠蓮老師提出:「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傅校長,真的能夠保護台大學生,並維持台大的自由學風嗎?而在四六事件以後的各次學潮、匪諜案中,傅斯年又擔任什麼樣的角色?」於是,陳老師以「四六事件與白色恐怖:兼論傅斯年的角色」為題,帶我們回到1949的那一天……。

講者陳翠蓮老師。

當年,在文崇一教授的課堂上

四六事件到今年已滿七十周年,隨著民主化後檔案開放,我們可以獲得更多資訊。但一般人對四六事件的理解仍相當片面,這是因為關於四六事件的討論,在威權氛圍下長期被噤聲。直到1990年代的學術研討會,尚有教授分不清四六與六四事件。

老師也遲至1985年,才首次聽聞四六事件。當時就讀政治所碩二時,老師修習社會學系文崇一教授開設的「社會階層專題」,有天文教授在課堂上突然說起:「啊,你們不知道以前多恐怖。我們一覺醒來,宿舍的學生幾乎被抓光了。」

老師隨即到圖書館尋找四六的相關書籍,卻完全沒有資料。要到很後來才知道,文教授當時是台大歷史系的學生,跟後來因案槍決的同學于凱一樣當流亡學生,在1948、49年不幸地經歷了一連串的政治風波,而當時的台大校長就是傅斯年校長。

傅斯年校長任職台大僅有1949年1月到1950年12月短短兩年的時間,但是地位非常的崇高,尤其是「保護學生」的形象深入人心,也有諸多研究者提到傅校長崇尚自由學風,保護師生免於白色恐怖。1950年12月,傅校長在台灣省參議會備詢後去世,更引發各界紀念,台大校園中也出現傅園跟傅鐘。

但是,「一個大學校長有多大的自主空間來保障學校的自由與自主?」陳老師問。

「在威權體制下,黨國會推崇一些典範或偉人讓民眾歌頌,如蔣介石、蔣經國總統都是這樣被詮釋出來的,傅校長也不例外。」老師指出,「在獨裁體制下,所有新聞資訊都被控制,民眾無法自然形成對事件的看法或評價,但是民主時代,我們已經可以根據檔案與史料,對這個事情有進一步的認識,同時對傅校長做更細緻的評價。」

四月六日以前發生了什麼?

1949年的4月的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已兵敗如山倒,中共即將渡江。當時中共的宣傳戰績相當良好,使民主黨派與青年學生對政府的無能腐敗感到厭惡。事實上,從1945年底西南聯大開始罷課示威後,訴求「反飢餓、反內戰」的學潮已蔓延到中國各地。1947年,當時大學不多的台灣,也加入了這波學潮。到1949年4月1日,最後一次國共和談要展開前,南京各大專院校又共有6000位學生走上街頭,在國府軍隊鎮壓後,爆發嚴重衝突。

「所以四六事件發生時,當局便認為,這兩地的學潮背後都是由共產黨策動串聯,要推翻統治當局。」陳老師說。

但是四六事件發生的脈絡與之不同。事件起因是3月20日台大學生何景岳、師院學生李元勳因腳踏車雙載,被中山派出所警員取締。當晚,便有學生前往派出所抗議,要求警察總局局長出面處理。後來督察長龔經笥出面,被誤會冒充局長,於是學生們因人多勢眾,便將龔經笥與第四分局長林修瑜,帶回新生南路台大宿舍留了一晚。

「同學想想看,學生抗議,最後卻把官員劫持到宿舍,這是多嚴重的事?但是台灣的學生還不了解事情嚴重性,只覺得出了口氣,但是大陸學生知道,這件事情如果走法律途徑,罪責一定很重。」老師認為過去的研究或口述歷史都忽略了這一點,因為軟禁警察一事,確實對政府嗣後的處理影響甚大。

事情鬧開後的隔天,台大與師院的學生就決定前往警察總局抗議,總局長劉監烈在重大壓力下,也道歉並同意五項要求,讓學生們認為「警察也不過這樣。」,因此覺得可以跟當局對抗。不久,3月29日,學生在台大法學院操場(後來的社科院)舉行營火晚會時,就決定要組成全省性的學生自治聯合會。

「傅斯年先生當日曲突徙薪之遠見」

「過去我們對傅斯年校長的印象,就來自於時任警備總部副總司令彭孟緝的口述歷史。」根據彭的口述,可以看出在學潮發生後,陳誠與彭孟緝曾把師範學院院長謝東閔、台大校長傅斯年找來,準備要鎮壓學生。謝東閔鞠躬後表示不再擔任師院院長,但是原因不明,後來國府派劉真整頓師院,而傅斯年則說出了篇首的名言,表示自己會保護學生到底。

「但事情的全貌,要等到更晚的《陳誠回憶錄》出版後,才有更完整、更清楚的紀錄。」在《陳誠回憶錄》中我們卻看到,為求安定而「肅清匪諜」的要求是傅校長主動提出,嗣後陳誠也表示「匪諜的大本營,就在你的台大和師範學院。」

於是:「他(傅斯年)當即表示贊成說:『你做。我有三個條件:一、要快做;二、要澈底做;三、不能流血。』」

如果我們把彭陳兩人的話對照起來,可發現彭的回憶僅說了一半。老師指出:「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比較傅斯年跟謝東閔,在四六事件中的態度。謝東閔在彭孟緝的紀錄中,是一個沒有用的人。但是各位想想看,如果在現在的時空,軍警要去鎮壓逮捕學生,一個校長說沒有辦法,之後選擇不幹;一個說要澈底、要快、不能流血。那麼,我們會怎麼評價?」

「更多的檔案也讓我們知道校方的態度,顯然,校方事前是知情的,而且是主動的。」老師在嗣後進行口述歷史時,更證實「警備總部人員無法辨識學生,是學校收發室職員隨警總人員到宿舍,持逮捕名單一一指認。」當時也有些高中學生與新聞記者,被這波掃紅行動波及,當時被捕的建中學生張光直就回憶道:「臺大學生都相信學校與警備總部合作。」這也官方檔案中獲得印證,如訓導長鄭通和就曾配合保安司令部「陸續逮捕匪諜分子三十餘人」,但事實上並沒有這麼多「匪諜」。4月6日凌晨發出的警總預備逮捕名單中,其實僅有政治系的曹潛與上海學運有關,但也不確定是否為共產黨。「很多被逮捕的學生,其實只是學生自治會的幹部。」

台大的逮捕行動比較溫和,然而師院有兩個宿舍與軍警衝突,甚至鍋碗瓢盆都拿起來打。後來軍警便全部抓到警局,一一查核後才放回來,最後真正送法院的,其實僅有三個人,台大學生反倒有38人被捕。但是,四六事件與劉真擔任校長後「整頓學風」,使師院學生有36人失去學籍,其中又以教育系為多。台大反倒因校方與特務機關已有協議,打擊面較小。

在大逮捕的當天,台大學生營救會隨即成立。學生們認為既然上次腳踏車雙載事件都能安全落幕,警察局還給出道歉,這次應該也能救回來。開會時校長與訓導長都有出席,學生也要求由傅校長帶頭至警備總部抗議,但傅校長表示:「他在台大的目的是以校園安定為第一要務,所以不會帶學生上街頭。」

4月15日上午,學生自治聯誼會舉行記者會,由學生會會長林榮勳報告,因本省籍的林不諳華語,又由盧覺慧代為翻譯。之後校方以「校長與訓導處事前毫無所知」,分別記兩人兩大過與申誡處分。校方認為盧的犯行應該更重,因為組織記者會的主要是這群鬧學潮的大陸學生。

綜上所述,老師指出台大校方的立場是主動肅清匪諜,以求校園安定,也因有傅校長坐鎮,讓特務機關放心,因而並未像師院嗣後尚派人整頓。這一切就如陳誠所述:「此一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實出於傅斯年先生,當日曲突徙薪之遠見。」

白色恐怖氛圍下的台大

四六事件經過月餘的5月19日,台灣便進入戒嚴時期,但白色恐怖與掃紅的開展比戒嚴開始還早。老師指出,當時早有許多學生因為不滿當局,於是加入中共地下組織,比如1948年下半被破獲的新民主同志會案、滿洲建國大學學生案等等。但因此時還適用一般司法審判,用刑法內亂外患罪來論罪,因此含括四六事件等三案,刑期大概是十個月到五年。1949年6月實施《懲治叛亂條例》後,動輒死刑或十年以上徒刑,並且採用軍法審判,因此五零年代的政治事件判決與此前的有極大差別。

1950年的台大風波頻起,4月先是台大醫院的內科主任許強等人被指為共匪,5月歷史系學生于凱等人也被逮捕。這些學生或研究者可能是社會主義者,甚至可能有部分是共產黨員,但是因為調查與研究都還很有限,無法確定數量。可以確定的是,很多是活躍學生、各個學院學生自治會幹部、以及四六事件救援會的學生等等。

至於台北市工委會案(即許強案)中傅斯年校長的角色,風波初始時傅校長對學校裡面有六位教授涉入匪案非常關切,也要求特務機關要審慎查核,並且好好照顧。孰料,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回復這些人「確認是共產黨員,供認不諱」並且還附上筆錄。

離奇的是,這份筆錄是寫在傅校長的元旦扭秧歌事件報告後面。

這份報告是1950年年初元旦晚會中,有職業學生檢舉表演者跳共產黨的扭秧歌。校長於是指派訓導長去查,發現這些人都是青年軍,不可能是共產黨員,而這群表演者裡面就包含了于凱。

所以這份筆錄明講許強案件,寫上扭秧歌事件,暗示台大校方上次竟然縱放匪諜,于凱案未完待續。傅校長開始時不太相信,後來態度轉變,在判決結束前便要求教育部准予將副教授許強解聘。

「為什麼傅校長會有這麼大的轉變?」老師指出傅校長其實在此以前,已經受到最右翼的報紙聯合圍剿,說他以自由主義名義包庇共產黨,再加上許強案與于凱案的三重壓力,他開始積極地與有匪嫌的學生教授劃清界線,也就有了如此重大的轉變。

不久調查局便來文,指出之前縱放的于凱也是匪諜,于也供出許多同學,所以調查局認為學校應該協助逮捕。傅斯年隨即多次寫信給蔣經國報告校園情況,表示他對於青年軍有長期的監視,訓導處也有考核機制,並分析青年軍們在四六事件營救會中的角色,不斷表示他並沒有怠忽職守。蔣經國回函答覆後,傅校長仍不放心,又寫了三四次長信,說「于凱本人在校時,表面無何異狀」,後來又派人到于凱宿舍查訪,表現出積極辦案的形象。

于凱案牽連很廣,裡面很多都是四六事件救援會的學生,而且判刑很重,比如于凱、張慶便被判死刑。但同樣是救援會學生的張以淮案,就判得比較輕,最多只有感化三年。因此老師注意到一個現象:判刑比較輕的人,背後通常有黨國關係。比如張以淮的父親便是黨部書記長、台糖某研究所所長。可見白色恐怖事件判決不只是按照認定的罪刑判決。此外,白恐事件也有另一面向,即「共匪案重判,台獨案輕判」,並不是單純按照罪刑。

由於台大一直發生匪案,從台大醫學院到熱帶醫學研究所,事件層出不窮,而且「該院人員,幾全屬台籍,弟無從下手」。因此傅校長寫信給保密局保安處長林秀欒,主動要求情治單位監視、布線。

綜上可知,當時學校的訓導處與校長,都向當局提供學生十分具體的涉匪資訊,傅校長也跟彭孟緝、林秀欒有密切的通信。可見校長並不能撐一片天,保護學生的自由活動,甚至校長本人也是白色恐怖氛圍下的受難者,以至於他必須主動表現對校園匪案的關切。

但是在部分案件中,也是由於傅校長的介入,學生才得以釋放。比如在法學院支部案中涉案的林榮勳(四六事件時開記者會的學生會會長),便是一例。後來林赴美求學,成為第一代在美台獨運動的倡議者。

政治如何進入校園?

在四六事件之後,黨國體制也開始在校園扎根。

先是1950年6月的〈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領〉。根據綱領,從小學到大學,依序有生活與倫理、公民與道德、三民主義、國父思想等科目,從教育深植黨化思想,雖然《自由中國》曾大加批判,但也無法撼動政策。

1950年12月,「知青黨部」成立。當時國民黨認為會丟掉大陸是學潮所致,所以要有效控制學校,台大成為第一知青黨部。隨著學校不斷設立,知青黨部愈來愈多,台大黨部也獲得「孔知忠辦公室」的代號,而校長成為黨部主委,訓導長即是黨部書記。1952年,教官進入高中以上校園,灌輸三民思想並執行保密防諜政策。

在校的單位以下,學院設置區黨部、學系設置區分部,各年級又設置小組,每個月都要開會,監視思想不純正的老師學生,同時執行上面傳下來的任務,並且吸收最優秀的學生到覺民學會,他們會固定到調查局去報告校園情況。所以不再只有校長與訓導長,黨的布線可深入全校各地。

1958年,中等以上學校又設立「安全室」,對學校教職員進行「忠誠調查」,此室後來改稱人二室。此外,學生的休閒娛樂也在救國團控制之下,學生社團也有部分由黨所組織。這樣嚴密的校園控制,一直到1980年代才鬆動。

當黑暗將要退卻……

1980年代因應台灣社會民主化的要求,戒嚴統治已經開始動搖。在1983到1990年間,學生呼籲廢除審稿制度、代聯會主席普選、政黨、教官退出校園。這些工程到1990年代才完成。

從1983年開始,就有許多台大的學長姐們前仆後繼,不斷被記過或留校察看,試圖打破威權體制。當時的虞兆中校長因為對學潮的態度不夠強硬,任期很短就被換掉。但事實上在他的任期內,大學論壇停社、醫訊被解散,當時最活躍的報紙,現在只剩大學新聞還在。

繼任的孫震校長時期也有甚多學生運動,先是大學論壇被停社,之後又有普選遊行、李文忠退學事件、台大學生日遊行等等,因此處分學生也最多,記過、留校察看、退學的都有。這些學生後來大多活躍在政治或教育界,比如徐進鈺(任教台大地理系)、林國明(任教台大社會系)、吳介民(任職中研院社會所)、林佳龍(從政)等等。他們要求民主化,要求移開黨國的手,過程其實相當艱辛,直到1990年代推動大學自治才算稍告一段落。

轉型正義,該怎麼轉?

「黨國遺緒會在民主化後自動消失嗎?」陳老師問道。黨國對大學的控制長達31年,其實很難根除,比如從近期師大的王金平動員事件,可以看出掌握學校運作核心的集團還未被動搖,甚至台大的校長遴選事件也可以放在此脈絡理解。

「我們是在威權的土壤長出的,快要凋零的花朵,因為他的土是不適合生存的。」老師指出社會上並沒有引起大家重新思考的機制,因此,我們對傅斯年或蔣介石神話的討論,很多僅限縮在學院之中。老師投入傅斯年的研究,不是僅要指責傅校長為抓耙子,而是要據此理解特務機關控制台大校長的情形。

僅僅作出極端的、直接的詮釋不是最合宜的,應該是有更多的思考或論辯。」老師如是說。

台下也有人提問道:「請問推動轉型正義的困難在哪裡?」

「我也覺得很奇怪,可是關心的人大概都在這裡。」老師無奈地笑著說。

老師認為轉型正義工作的推動,必須由政府進行,比如真相調查、檔案開放、賠償受害者,以及民主深化下的教育、再評價,都應該由掌握資源的政府推動。過去我們花了兩百億賠償,真相卻仍然朦朧不清,雖然2016年蔡英文總統選舉時,便將轉型正義列為政見,但是許多工作因為選票顧慮還是不能做。

民間當然也有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在推動台灣歷史教育工作坊等工作,但NGO團體也是小眾,頂多帶來幾千人,而且沒有金錢與資源,即使不斷出版、演說,成效也不彰。有次,老師去高中演講,還有校長問她「正義為甚麼要轉型?」可見轉型正義的概念,離讓社會大眾理解仍有很多努力空間。

老師認為戲劇也許能透過感動人心,引介轉型正義的概念,這方面韓國比我們做的好很多,已有很多轉型正義相關的電影,而且好看。台灣大概只有返校獲得較大社會迴響而已。台下的葉天倫導演也回應道,由於他正要改編郭松棻先生的〈月印〉,對白色恐怖有些許的認識。但他聽完老師的演講後「對事件更模糊,沒有辦法下定論,說四六事件是什麼。」或許戲劇需要扁平一點的結論,用那個結論去擴散成劇情,比較容易讓大眾依附上去。而且還有許多事件不清楚,所以創作者大多會選擇不碰。老師則認為部分爭議性的問題,勇敢的創作者可以先跑在前面,傳遞給社會,讓創作跟社會像打桌球般,一來一往慢慢建立共識。

在演講的最後,老師簡單地概括了整場演講:在二二八事件後,學生如果有機會就會想跟官方對抗。比如四六事件的源頭,只是因違規被取締,就能聚集這麼多人,便可以明白當日的氣氛了。同時,當局也害怕學運會影響政權,因此與謝東閔、傅斯年兩位校長商議,最後透過整肅換得了校園長期的沉寂。

自由主義者傅斯年校長在白色恐怖的角色,也值得我們深思。我們不能簡單說他是加害者或是共犯,畢竟他當時的處境也很困難;其二,他是個強烈反共的學者,雖然他是五四健將,但他認為台灣當時的學運已經被共產黨操作,因此做出這樣的處置也尚能理解。(更詳細的討論請參考陳翠蓮老師的〈白色恐怖時期的台大校長傅斯年(1949–1950)〉一文。)只是,過去的「傅斯年神話」,把這些複雜的面向都忽視了。

「白色恐怖過去的討論都是扁平化的,但是內部的狀態、參與者的角色可能很複雜,需要我們去了解,才能更加立體。」也許,當我們從逐漸開放的史料中,慢慢爬梳出歷史的複雜面向時,真正的轉型正義才會出現。而在台灣這座島嶼生長的我輩,才能從威權氣氛的雲霧中走出,看到遙遠天邊的曙光。

講者陳翠蓮老師。

延伸參考書目

一、白色恐怖與傅斯年
1、陳翠蓮、李鎧揚,《四六事件與台灣大學》。台北:台大圖書館,2017。
2、陳翠蓮,〈白色恐怖時期的台大校長傅斯年(1949–1950)〉,《台大歷史學報》62期,2018年12月,頁213–265。

二、1980年代校園改革與民主運動
1、范雲編,《新生代的自我追尋》,台北:前衛,1993。
2、鄧丕雲,《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台北:前衛,1993。

彷彿若有光 — 楊翠談轉型正義的實踐與困境

講者楊翠教授

撰文▌張嘉真
編輯▌史志台大歷史系學生會學術部

— 他不過想要愛,差點上斷頭台 —

「講題是轉型正義的實踐與困境,這是主辦單位給我的。」楊翠老師笑著說,在分析大家耳熟能詳的名詞之前,她想先說一個聽起來遙遠魔幻,卻是她真實成長的世界。楊翠老師的祖父楊逵與外公董登源皆是政治犯,在綠島監獄相識,董登源看楊逵的兒子楊建老實,便替自己的女兒與楊建牽線。兩家政治犯因為一紙來自火燒島的媒妁之言,交纏得更加緊密。

「像我們這樣的竹筷子,不要去想要夾雞肉絲。」楊翠老師的母親董芳蘭當時不乏追求者,卻因為政治受難者家屬的背景,在眾多選擇面前卻步,困在無形的印記之中。往後的日子,是傷痛的互相疊加,悶燒終至爆裂。政治受難者家屬在外在社會遭遇排斥,承載的憤怒與悲傷並非對內在家庭尋求出口就能修復,家庭反而會成為一個壓力鍋,承載了雙方不同的傷痛。

1999年,楊翠母親潛藏的記憶傷痛爆發,住進醫院。在那段母親偶爾認不出自己的日子,楊翠老師才發現自己一直沒有深入探究從小聽到的大的婚姻故事,傷害並沒有隨著輕描淡寫的信紙與婚約翻篇,她身在其中卻恍若未聞。

「作為政治受難者的家屬,我並不是不知道家族有這些故事,但我卻沒有用心想要去了解,撫慰家族的傷痛。」楊翠老師說,最終她踩著餘燼,走向轉型正義的困境與實踐。

— 人家跌倒兩次吧,就再不相信愛 —

「我確實可以理解台灣社會在過去的幾十年為什麼不願意來瞭解這段歷史,因為我們的教育中沒有這一塊,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臺灣社會是非常善良的社會,但我們因為長期的歷史失憶,造成我們沒有一條渠徑可以去進入到歷史的通道,可以去探觸那樣一個傷痛的靈魂。」楊翠老師說,為我們清點靈魂的血肉。把事件與死亡人數拆解成一串生命,還原他們來不及預想的畫面,可以看見因為父親身為政治犯而被同學載歌載舞嘲笑的小女孩,還沒長大卻必要長出足以安慰母親的堅韌,承受人們對政治犯遺緒茫然的恐懼,任憑他們將無所適從轉換成汙名和歧視。標籤貼了又換,從不該親近的政治犯家屬到撕裂族群的元兇,楊翠老師輕聲地說,「他們其實都是很善良的人。」

「當加害者願意真誠地承認做錯過的事,她忽然就釋然了。」楊翠老師以自己做口述訪談的經歷,以及待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時,與政治受難者互動的經驗,解釋他們想要的是什麼。認錯、道歉,即使在龐大國家機器操縱下,基層的加害者面目模糊,抑或同樣沒有反抗的能力,但掀開掩飾的瞬間,雙方看見始終沒有癒合的愧疚或憤恨,就能召喚共感共痛的力氣;補償、承諾,然後記得,別人的痛或許不是我們經歷過的,但是我們都在這片土地上,這是這裡共同的痛,我們只有共同去感受,我們才能共同去面對、走過。

「只有面向真相你才能穿越它,背對它只會讓它一直跟著你。」

— 時代遍地磚瓦,卻欠這種優雅 —

「這一排一排子彈 鞏固了台灣島上無所不在 黑壓壓的銅像」楊翠老師輕聲朗讀著詩人吳晟的《機關槍》,解釋我們為什麼需要移除威權的遺緒,並用數據分析威權的源頭,釐清法律規範「轉型正義」及促轉會的職責。她強調轉型正義並非囿於單一意識形態正確與否,無論是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受害者,或是在當代支持共產主義的人,所有傷害都應該一視同仁,檢討國家體制面的謬誤。

「有時候象徵物會拖離事件長出來,進入銅像、教育體制、我們的潛意識,成為生命中的一個疑點。」當威權象徵成為生活的一景,它便會隨時間累積成為習以為常,而這就是轉型正義最困難的一部份,對抗日常。「威權象徵」的意涵與指認,不只存在於「物件」本身,更存在於這個「物件」的生產過程與社會意義。楊翠老師舉例,直到2017年,內政部都並未廢止《塑建總統 蔣公銅像注意事項》,其中詳細規範銅像應有的「氣度」與塑造標準。我們為什麼需要如此慎重對待一位逝世四十四年的總統?功過與紀念的荒唐比例、保持不去質疑絕對崇拜的心理,證實了從威權體制一路烙下的痕跡尚未抹滅。

— 騎著世上最後一隻白馬 —

談起轉型正義在臺灣面臨的難題,楊翠老師列出了幾點,關於對過去的解釋、對未來的想像,以及對現實的安置。從「過去」的歷史真相而言,我們面對的是記憶的流失與制度性的遺忘,官方訴說以及教育體制的植入,讓我們必須用更多力氣抵抗自然與人為的時間效力;而「現實」總是覆蓋歷史,直面體制的錯誤,平反人民受到的傷害,與個人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無關;最後則是「未來」與威權象徵的拉扯,「對威權統治者的記憶」經常被神聖化、美學化,在時間中無限延宕,在空間上生根下來。

「記憶經常會長大。」楊翠老師說,結束了三十八年的戒嚴,發酵了幾十年的絕口不提,我們不能期待轉型正義能輕易做出亮點。社會耗費多長的時間累積傷害,就要用同等的耐心去與這個規模的傷害和解。促轉會雖然只有兩年的時間,但他們想要做的事情是為台灣的轉型正義規劃一個藍圖,未來無論任何行政單位接手,都能按圖索驥還原拼圖的全貌。

「如果早幾十年做起這件事情,或許現在就可以留給你們一個美麗的收尾了。」

最後,楊翠老師略帶遺憾地說。面對開不完的會議、鋪天蓋地的輿論,她站在風口浪尖的位置,但對她而言沒有及早開始才是稀微的遺憾。面對迷霧,我們都沒有地圖,但有人走在前面的時候,剩下的,就是勇氣。

註:章節小標為歌詞,出自Kontinue《家明》/ 演唱:謝安琪 / 作詞:黃偉文

沒有旁觀者的時代-前進放映暨座談會紀錄

撰文▌李宜軒
編輯▌史志台大歷史系學生會學術部

「看著三十幾年來的影像紀錄檔案,想找出一個原因,為何在短短的四五十年間,人們就讓這座歷經百萬年來才逐漸成形的美麗高山島嶼,就出現衰敗的頹象呢?」──《前進》節錄

紀錄片的開場是他在昏暗的工作室裡,翻檢著過去的留下的影像紀錄。柯導演是臺灣第一位以環境調查為基底的專職紀錄片工作者,他說,他從1980年代開始做了三十幾年的環境紀錄,只想做好這麼一件事:資訊的提供和傳遞,因為他相信有討論就有了解,只要了解就會有在意,甚至就有行動。所以他不只拍紀錄片,也在評論媒體寫專欄,刊出環境報導,有自己的部落格和頻道,跟外界有了更多的連結和溝通。

三十幾年來柯導演進行各種運動的田野紀錄,拍到很多不同類型的運動,但是這些運動是很難用單一的事件來代表,或是用穿越式的脈絡解釋所有的事件,每一件事都是互相扣連有關係的。

「這是一個超級的汙染,一個超級的石化廠,非常大量的汙染,實在說宜蘭縣承受不起。」──《前進》節錄

臺灣從1960年產業轉型,從農業轉型到扶植工業,產業轉型的副作用開始慢慢出現,也開始有地方型的反公害運動。行動從村落社區串連,到臺中、新竹、高雄這些工業發展下的受害者們都開始做反公害的訴求。除了工業廢水,還有空氣汙染、漁業資源、工安事件、能源政策等等問題,紀錄片裡呈現的是農民站在重金屬汙染的田地裡,漁民撈起空無一物的蚌殼,居民從井裡提出一桶劇毒的地下水,小朋友戴著口罩只能呼吸,沒有任何聲音。

「總有一天,我們要自由的走在鹿港的街頭。總有一天,我們要自由的走在台北的街頭,台中的街頭」──《前進》節錄

這是臺灣環境運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鹿港反杜邦。在還在戒嚴的年代,鎮暴警察和憲兵會拿著棍棒、架好槍,包圍聚眾抗議的民眾,儘管在反杜邦運動中,憲兵面對的其實只是一群手無寸鐵就搭上遊覽車北上的爺爺奶奶。公共政策擬定的過程中,威權決策的壓抑和大眾媒體的隱瞞,讓地方的聲音在經濟、就業、地方發展的大聲訴求之下消失。

所以過去的臺灣環境運動,不只是反公害,更是反威權,因此環境運動黑多和民主的訴求結合,雙方的人也會互相聲援。而解嚴之後,過去被壓抑的問題慢慢浮現,導演以全國公害陳情案件為例,陳情越來越多,每年平均有20萬件,顯現環境運動促使人們覺醒,注意到以前沒注意到的環境問題。但也顯示環境的問題像是空氣、異味、噪音、廢棄物等等依然存在,所以未來的社會希望在決策的過程中,就納入公民的意見,才不會一直有公害事件發生。過去我們對未來的選擇權都交給政府和財團,在公民社會中我們要把這個選擇權拿回來。

「所以我們現在回頭看,廖泉裕(支持雲林蓋下六輕的縣長)他後來在中國過世,陳定南(宜蘭反六輕的縣長)當然也已經不在了,但他們留給他們兩個自己的故鄉,非常不同的命運。」──《前進》節錄

柯導演說,當環境公害出現時人們很籠統地指責說是「政府」,但是政府也有代表人或執行者,是由他們做成決策、公告、執行或是站在重要的位置。當我們找到當時做成決策的人,責任政治會被確立,也更了解這個決策的成形,這個脈絡應該要清楚。這不是清算過去,而是要防範未來。

像是李登輝的五輕、六輕、火電、核四,陳水扁的核四、大投資大溫暖、中科三期、農地亂象,馬英九的中科四期、大埔徵收、中油三輕、燃煤電廠,以及蔡英文的藻礁、燃煤電廠、空汙……當時做決策的人都應該負責。很多執政者在野的時候強調環境,競選時許下生態永續的承諾,但是執政的時候為了強調執政能力,就有可能會犧牲環境,追求財富。不過位置終究只是一時的,他的所作所為後人都會幫他留下紀錄。

不只執政者,地方型政治人物也很有影響,有同學提問為什麼在彰化芳苑訪問的漁民,會害怕溼地保留後他會不能維持生計。導演解釋說這是一種資訊的惡意解讀,地方型政治人物告訴漁民說如果劃設為溼地,就不能去採蚵、捕魚,影響基層民眾,讓他們支持自己的觀點、符合他們自己產業的關係和既得利益。

導演繼續帶我們回顧剛剛的紀錄片內容,為什麼同樣的六輕,一個縣反對,另一個縣卻選擇接受?很多的問題在當下,如果具有知識解讀能力的人無法做資訊傳遞,帶領當地人做出好的選擇,代價就是要花20年的時間去證明它對環境的影響。像雲林麥寮人在1991年放鞭炮歡迎六輕建廠,2010年卻是在門口撒冥紙抗議,要求停工、關廠。對比導演採訪當年宜蘭反六輕的老師,她卻說「我們要宜蘭縣是怎樣的環境,這是我們的選擇,我們的基本權利。」具有知識的人必須帶領人們做出好的決定,不要輕易把選擇權交給政府和財團,在這裡得到了很大的啟示。

「重新檢視近二十年來的影像檔案,也再度回到各個環境運動的歷史現場,想要了解目前的環境現況。」──《前進》節錄

柯導演整理近年環境運動的脈絡,從1980–2000年的真相揭露和知識動員,到2000–2010年前的理性動員與道德召喚,思考新的政黨到底能不能幫他們解決過去抗爭的所有問題;而 2010年後的後國光時代,公民力量成熟,2014年開始複式動員,社群網絡擴大,獨立媒體、新媒體更活潑、多元;到現在的2016年後開始價值動員,不同價值觀對撞、重組,很多問題打回原形或更艱困。

導演繼續提到現在的問題,雖然在2002年後有環境基本法,同意環境保護和經濟社會發展衝突時必須被優先考慮,但是價值的進步和執行上卻有落差。從他的觀察,1980年代追求的,不只還沒成功,現在的情形可能更嚴峻,像是缺糧、缺水、缺電、水汙染、空汙,可見環境的保護,是需要不同時代的人努力去維護,不是走上街頭一次就能成功的。就像導演慎重放在簡報首頁的那張照片,上面是一株新發的芽,導演說那是苗栗大埔事件後,學生在會場外種下的苗。當時我在拍的時候,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蔬菜、會不會順利長大、會結成什麼果實,但是我知道它必定為當下埋下一個重要的火苗。每一次的行動未必在當下就能定勝負,但是它奠定的基礎必定對未來有重要的影響。

因此柯導演最後鼓勵我們從做一個負責任的消費者開始,思考花的這一筆錢是不是間接幫助了哪一個危害環境的企業,或是危害哪些物種。另外當一個負責任的公民,主動發現環境問題時,可以現場舉發、寫在媒體上、在社群媒體上轉發,都是對環境的幫助,也是對政府機關的督促。

導演最後說,這是一個沒有旁觀者的時代,不管這座島嶼帶給你的是快樂或是悲傷,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讓這個島嶼往更好的方向發展。

書寫我們的歷史:新聞中的大眾史學講座紀錄

撰文▌駱淳瑜
編輯▌史志台大歷史系學生會學術部

本次演講曹銘宗老師首先向大家簡介他的經歷,一開始雖然念歷史系卻也不知道未來要做什麼,甚至到美國念新聞碩士也並非想與歷史連結,然而之後擔任聯合報文化記者時對當時政治對立氛圍甚有所感,也讓他十分認同曹永和先生提出的台灣島史觀,於是承襲其理念而開創原住民文化採訪路線,唯有跳脫政治框架才能更加清楚地看見這座島上所發生的人群互動之歷史,老師也舉了實例如他報導台南原住民要求拆除台南火車站圓環的鄭成功銅像這個新聞事件,能用台灣島史觀去想即有很大的幫助。

三個影響至深的人

接著老師說到三位影響他台灣歷史書寫的人,分別是曹永和先生、林富士先生及翁佳音先生。曹永和先生給予其影響如上所述;林富士先生則給了「溝通者」的概念,史家、記者和巫師都是溝通者,都可稱之「媒體」,這也回答了本次主題,如何在歷史與媒體間尋找連結。這裡也提到了數位化的時代,可以利用數位典藏資源網來尋找資料,像是他在寫關於地名學的書時,為了尋找古契書即是用此網站,可以直接關鍵字搜尋,就會跳出相關文獻資料,也是「數位人文學」能夠幫助研究的地方;曹銘宗老師與擁有多語言能力的台灣史學者翁佳音老師合作寫作已久,提供他異論台灣史的方向,異論不是標新立異,而是不輕易因循舊說,希望找出更具說服力的新論。這可以顯現在他們合著書籍《大灣大員福爾摩沙:從葡萄牙航海日誌、荷西地圖、清日文獻尋找台灣地名真相》。

如何書寫歷史呢?曹銘宗老師書寫新聞觀點的歷史,也就是具有歷史性的歷史、與現實生活連結的歷史。他投入專題報導、專書、專欄等工作,在這之中一貫地秉持這個理念,像是他在新聞專題系列報導《回來做番:當代平埔的族群認同與文化復興》中巡訪全台平埔後裔聚落;或是2004年總統大選後從事一個新聞專題系列報導《重新發現台灣:台灣史最近十年研究成果》從史觀、考古、族群、社會、文化等角度,探索、理解台灣的過去,試圖尋找此時此刻生活在這座島上的人們所分歧之爭有所歷史之中的意義。在專書《台灣史新聞》裡更是以史普方式貫徹理念,且以新聞的形式來呈現台灣的歷史,讓讀者可以像閱讀報紙一般來閱讀台灣史。一張張書裡頭節錄的圖片,涵蓋同個時代不同地區發生的事件,有自然事件有政治局勢,顯現出歷史寫作的另一種可能性。

日常生活中的歷史

曹銘宗老師也書寫庶民生活的歷史、從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中,窺見鮮活的故事,像是探查多語言的台灣地名、食物名由來,從語言與歷史找出答案。這裡向大家舉了些例子,如野柳為野生的柳樹嗎?其實是因為西班牙語Diablos音同台語iá-liú,或者為什麼有關西卻沒有關東這地名?其實是因為客家語鹹菜轉成日文漢字鹹菜音kansai,與日文漢字關西諧音。更特別的是關於食物名的由來,曹銘宗先生向我們一一說明,譬如我們可能會以為常吃的高麗菜是因為韓國來的才有這個名字?經由此次才知道是因為叫法從荷蘭語Kool(kɔ:lə)轉西班牙語Col再變成台語ko-lê。還有雞捲為什麼沒有雞肉?冬粉與冬天有什麼關係?諸如此類聞所未聞但又是十分日常的事物,十分有趣。

資訊素養的重要

最後,給歷史系的同學或是有興趣從事研究的聽眾,曹銘宗老師給了幾個如何蒐集資料的方法,給予我們第一線研究的實際模式。諸如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要懂得選擇、搜尋及評估各種網路資源、Google、ikipedia、YouTube等、線上字典、甚或「臉書」的回應和討論、先前提到中研院、台大的台灣「數位典藏」以及田野調查。他也引用了中研院史語所創辦人傅斯年1928年的治史名言:「我們不是讀書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句話是說研究歷史不能只在閱讀典藉,而要重視考古發掘、田野調查等。但在數位時代,這句話更提醒我們要有懂得利用數位化資料庫,了解「數位典藏」、「數位人文學」,學習以資訊科技來幫助人文研究。所以數位典藏是單純的「檢索」,數位人文學則是再升級到脈絡的「分析」,這必須仰賴新的數位科技,也涉及使用者在觀念和研究方向上的改變,「碧落」指天上,更可比喻今之雲端。

曹銘宗老師帶來本次豐富精彩的講座,在最後我們能深思歷史為何也把曹銘宗老師的答案,即「歷史讓古今之際聯繫不斷,新聞讓人群之間溝通無礙,新聞學加持的歷史書寫讓古今流通更加順暢」這句話帶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