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台灣消逝的星聲夢裡人——採訪蘇致亨先生

童星的磨練:早熟與練達

嚴寒的聖誕節夜晚,訪問團隊與蘇致亨相約在溫暖的餐館,聆聽他與臺語電影、臺灣電影之間的故事。令人驚訝的是,原來蘇致亨早在年幼時,就與臺灣影視產業結下一段頗為深厚的因緣——他曾經是名童星!在意外地於信義威秀被星探挖掘後,蘇致亨小小年紀便開始面對鏡頭。起初拍攝的作品以廣告居多,待到有經紀公司挖腳後,他陸續出演如《戲說臺灣》、《流氓教授》等電視劇,更差一點接下《魔法阿嬤》主角豆豆的配音工作。

「背臺詞、演戲我倒是都辦得到……」被問起自己如何看待童星的工作,蘇致亨開始回憶,「只是我實在很難哭出來」。在大眾的想像裡,童星最能挑動觀眾情緒的形象,無非是劇中受了委屈、捉弄後,淚眼汪汪的可憐神情;為了捕捉童星們的苦瓜臉,劇組總得想方設法煽動他們的淚腺:威脅、嚇唬或是將他們的家人調離現場,種種方法只為換得童星們「淚」顏常開。但是這些招式,對小小蘇致亨一點都不管用,「我算是蠻早熟的,我就是知道他們在幹嘛、想要幹嘛,所以我就是不會哭。」就像是幼稚園就發現聖誕老人是父母假扮的一樣,早慧的他總是對劇組的「陰謀」見招拆招,讓劇組頭痛至極。

如此聰穎過人的腦筋,更讓蘇致亨在擔當童星、於演藝圈打滾時,便能夠對自身所處的環境做出敏銳觀察,進而反思自我。譬如他提及,即便每位童星都還只是小鬼頭,但小時候的自己便認知到,在童星圈裡大咖童星與一般童星間截然不同的待遇,儼然是階級化的具現。除此之外,蘇致亨在很小的年紀便明白,自己的性向與屬於主流的異性戀有些歧異,他遂有意識地表現得像是名異性戀男性,刻意掩藏自己的性向認同。如此行為也讓蘇致亨嘆道:「我算是摸透了一種『遊戲規則』吧!」

升學的歷程:理解遊戲規則

前段所說的「摸透遊戲規則」,雖然看似是蘇致亨回顧幼時人生的感嘆,「但其實每件事情運作起來,背後都有一套規則……」他說道,「一旦掌握它,解決起來就會簡單許多。」今日的蘇致亨雖能夠信心滿滿地談論他通透的各種遊戲規則,但要培養起這樣的理解力並有所轉換、運用,絕非一蹴可幾,於是他便娓娓道來自己升學路途的「絕地大反攻」。

在高一下學期時,對人文、社科等學科富有廣泛興趣的蘇致亨,聽聞「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招生的消息後,便興起報名參加的念頭。報名人社營須附上備審資料供教授審核,通過後還需要進行二階面試,儼然是申請入學的翻版。蘇致亨順利通過初試後,從台北前往台中進行面試,怎知這一趟卻成了他終生難忘的挫敗經驗。「談談你有什麼喜歡的書籍?」面對如此經典的問題,蘇致亨不急不徐地說出《如何閱讀一本書》並簡介起來。「很好。還有呢?」沒想到面試官的追問卻震懾了他。他左思右想,情急之下什麼書都想不到,最後只得給出「國文課本」這個答案,「我那時就真的覺得國文課本不錯看嘛……」他笑著辯解道。而也正因為這樣的面試表現,最後他沒能如願一償參加人社營的願望。

在經歷人社營面試的慘痛教訓後,蘇致亨他反省起面試時的挫折,想想在那樣的場合,面試官、教授們會希望聽到他給出什麼樣的答案及反思,自己又應該做足哪些方面的準備。從那之後他繼續探索自己對人文及社科學科的志趣,閱讀書報、追蹤時事,培養對人與其組成的社會有更深刻的理解。其中,蘇致亨強調「台大社會營」是他在高中階段的關鍵啟蒙經驗。當時他讀到吳嘉苓老師所撰,討論台灣助產士興衰的文章,[1]令他訝異的是,原來台灣擁有世界第一高的剖腹產率,以及這樣的數字背後,潛藏國家、技術、科學的力量於其中拉鋸,也讓蘇致亨驚嘆:「原來日常生活中、社會裡頭、台灣島上能有這樣的事情!」進一步增進自己對於觀察宏觀圖像與細瑣現象鍵結的聯想力。

經過幾番磨練,蘇致亨最後胸有成竹地逐步定立志向,取得學校的推甄名額報考臺大社會系。他縝密地搜尋好社會系各老師的資歷、文章、擅長領域等,並閱讀社會系面試「寶典」:《社會學動動腦》、《見樹又見林》,可謂做足全面的準備,令他能夠抵達面試場合,一一解決老師們的提問,令他們大為驚嘆。蘇致亨依循「遊戲規則」的表現,遂成功獲取臺大社會系的門票,一雪人社營面試失敗的前恥。

進入臺大後,蘇致亨也依循著各堂課的「遊戲規則」理路,遊刃有餘地應對大學課業。在當大一新鮮人時,他修習社會系的必修課,該門課雖然直至今日都不是一門給分甜、要求涼的爽課,但蘇致亨就是能夠掌握該門課的「規則」,輕鬆地背誦、理解重點,俐落地在一次次的作業及考試中取得高分。既然已經領會修習硬課拿高分的要訣,那麼修習難易適中的課程,自然難不倒他,他遂在入學就拿到「書卷獎」殊榮。講到這裡,蘇致亨不禁脫口而出:「我就會不喜歡那些『人社(營)帝國』的人阿……我就是那個你們當年不錄取的人,現在我卻拿到書卷獎!哈哈!」他俏皮地為自己錯過人社營,卻靠著機智與努力異軍突起的歷程,下了令人會心一笑的註解。

研究的志向:說出想說的話

回憶完自己的求學經歷,蘇致亨開始道來自己如何從單純的學生,決定步上研究者的道路。令人驚異的是,學術研究一途,蘇致亨起初是不看在眼裡的。這就要說到他高三時參與社會學年會的經驗,該會為一年一度聚集眾多社會學學者、研究者發表研究的場合,並開放高中生、大學生免費參與。蘇致亨憶及,自己聽了兩天下來只感到「非常無聊」,在17、18歲的他眼中,這些研究都是專注在「OOO為何會成功?」、「XX現象何以能夠生成」,此類「跟在別人成功屁股後面」的成果,沒有值得向外人道之的創見,這讓「學術研究」一詞,在年少的他心中留下稍嫌負面的印象。

因此蘇致亨進入社會系後,起先決定按著自己的興趣讀書、修課,但他也有了在課堂、教室外進行探索的契機。在他大二的時候,受到學長邀約參加異議性社團「濁水溪社」。原本蘇致亨同時段已經選修一門課,但實際修起課後,有些不合他的胃口,遂答應學長的邀請參加「濁水溪社」。他回憶濁社的社課都在認真地做讀書會,觀賞與臺灣相關的各式書籍、影視作品,因而大量接觸台灣史、台灣電影、台灣文化,不僅讓蘇致亨補了一門「台灣史」的課,更從中對其產生興趣,豐富了自己的視野。

但另一方面,儘管擁有多樣的大學經歷,蘇致亨對於學術研究的觀念,卻不知不覺地隨著他在大學的探索而有所轉變。蘇致亨在大學時,幾乎秉持著「非紮實課不修」的理念,在社會、戲劇、外文等系的「魔王課」來回遊蕩。儘管過程辛苦,卻也磨練出一套不同於以往的思維模式。譬如社會系劉華真老師、林國明老師的比較研究、政治社會學課,學習從國家、制度層面,發展出宏觀而細緻的觀察視野;或是外文系沈曉茵老師的台灣電影課,透過鏡頭語言、劇情鋪陳等分析工具中,解讀經典台灣電影文本的另一番趣味。經過這些課程的洗鍊,「考取研究所」這條路也不再被蘇致亨拒斥在選項之外,他也漸漸對「學術研究」改觀。

大學四年過去,到了即將畢業時,蘇致亨為畢業後的兩條路做掙扎,一是延續自己在社會系外的探索,走戲劇、劇場工作;另外一條路,則是接受更嚴密的社會學學術訓練,繼續攻讀社會所。幾番考量後,蘇致亨做出了抉擇。「我不想要演別人的戲,喜歡自己當編導。」他說,「但那時卻又沒有什麼特別想說、想傳遞的話。」因為他所認為的「戲劇」,就是要透過表演來傳遞自己想說的話或是觀察的現象,既然如此自己應該先紮穩馬步,潛心去徹底瞭解、研究自己究竟想說的話、想說的現象是怎麼一回事,不讓戲劇的呈現顯得蜻蜓點水,流於表面。至此,蘇致亨對學術研究的本質有了不同的理解——「透徹地理解現象」,而非僅只是仿若誠品排行榜的「成功學」之流。因此他便決定待在訓練紮實的社會所。

考取研究所之後,困難的事還在後頭——尋找感興趣的碩士論文研究課題。儘管就著在「濁水溪社」培養起,對台灣、台灣史的廣泛興趣,加上童星經驗潛移默化的影響,「台灣電影」這個領域一直都吸引著蘇致亨。再加上大學後,他也持續接觸戲劇系、外文系所開設,與戲劇實作、影劇分析有關的課程。此外,2008年《海角七號》締下的成功,讓台灣電影再領風騷、影視產業蓬勃興起,使得「台灣電影」成為蘇致亨眼中的一時之選。但究竟要怎麼研究台灣電影、用什麼方法切入台灣電影,仍舊困擾著他。一開始,他考慮的是文本分析式的研究,但這樣的途徑卻與所內的主流大相逕庭,令他為之卻步。

隨後,蘇致亨先以「台語片為何在短時間內急速消失」為問題及大方向,開始搜索資料及證據。寫作碩論前期,他感到十分茫然,絲毫沒有頭緒該去挖掘哪些線索。但這個時候,因《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爭議而起的太陽花學運爆發了。本於對社會、公共議題的關注,蘇致亨亦投身其中,但他並沒有就此荒廢碩論的進度,反倒因為學運而有了頭緒。他從整體的電影產業作切入,將產業的運作釐清之後,發現作為生產關鍵原料的「底片」這項因子。「因為太陽花就是因貿易問題而起的,我就想到底片進口會不會是一項關鍵因素。」蘇致亨陳述自己找尋證據的經過,「結果到了關務署調資料,就有了驚人的發現。」原來,不生產電影底片的台灣素來仰賴美國柯達、日本富士等大廠的底片進口,但底片進口數目卻在台語片數量驟減的年代應聲跌落,讓他發現兩者的連結。

在那之後,蘇致亨逐步開展研究的理路,蒐集檔案資料、拼湊關務證據,以豐厚的史料證成台語片的消亡,與國民黨政府用不補助小額生產的黑白台語片、獎勵大成本製作的彩色國語片等等,「抑台語、揚國語」的黨國文化治理息息相關,他的作品更拿下多項傑出碩士論文獎項,成果斐然。

改寫成書:曾經,台灣有個好萊塢

雖然蘇致亨的碩士論文屢獲好評,但他想做的事遠遠不止於此。對他來說,投身台灣電影、台語片研究的目的,始終是「為沒有光環、沒有歷史的台語影人發聲」。於是,他又陷入了抉擇。蘇致亨這次的兩條路,一條是做現今流行的「知識普及」,也就是開設一個粉絲專頁或是YOUTUBE頻道,分享一些有關台語片的知識;另一條路則是改寫碩論成書,蒐集更多元、龐雜的資料與證據進行更縝密的研究,將台語影人的觀點納入作品,而非如碩論僅止於論證「台語片為何急速消失」。這次蘇致亨並沒有猶豫太久,毅然決然地選擇後者。

其實改寫成書的想法,在寫作碩論後期就潛藏在蘇致亨的心頭。之所以抱持這個想法,一來是因為在他之前,就有許多臺大社會所的學長姐改寫碩論成書,各個都得到不少好評,二來是因自己認為,從事普及工作總有不知該普及什麼的一天,倒不如紮實地研究並撰寫一部有影響力大部頭書籍,或許更能為台語片、台灣電影有所貢獻。

改寫工程十分浩大,除了在架構上必須加入台語電影發端的前身——日本時代電影發展之外,蘇致亨更得親自口訪一位位台語片導演、攝影師、演員等影人,有時因為問題設計得不好,導致老影人們一問三不知,光是採集寫作資料便煞費苦心。所幸改寫工作得到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資金贊助,而且蘇致亨在畢業後更得到國家電影中心(今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研究組的工作,在裏頭得到不少外面所沒有的檔案、史料。此外,蘇致亨更談及,那些受訪的老影人有時也不吝惜地傾囊相助,譬如藝名陽明的蔡揚名先生,便會仔細地閱讀蘇致亨的稿件,不時給予叮嚀、建議,令蘇致亨大為感動,且更能夠用當事者的視角描繪出1950、60年代,那台語片產業人聲鼎沸、蓬勃發展,有如「台灣有個好萊塢」的美好盛況。

經歷無數個白天工作、晚上趕稿的日夜,又因為死線、靈感不足、作息壓力暴食之下而體重激增,蘇致亨不減其自寫作碩論以來的嚴謹態度,最後經歷近五年時間,在2019年底他終於端出《毋甘願的電影史》這部圖文並茂、內容充實且可讀性高的作品。

談起《毋甘願》這本書,蘇致亨的寫作意圖又不只是希望讓大家知道台語片的昨日風華。「我們對文化的瞭解,其實一直是很菁英的。」蘇致亨說,「當我們將關注文化的視野,聚焦在菁英的文學、藝術時,就不會知道音樂、電影這些底層、庶民們的文化是怎麼回事。」原來,在蘇致亨心裡希望做到的,是更透徹地理解底層社會的模樣,知悉台灣大眾究竟在想些什麼做些什麼,對他來說,進行台語片興盛衰亡的研究,恰恰連結了庶民娛樂體驗與高層政治治理的關聯,讓作為研究者的自己及台灣大眾,能夠更深而廣地觸及吾人父祖輩台灣人的心靈。

接續著這樣的宏願,蘇致亨說:「我覺得我要繼續擔任「中央廚房」的角色」意即持續產出台灣電影史的文章,深化戰後台灣文化史研究,挖掘更多能被世人傳唱的台灣電影故事。未來,蘇致亨想深究台灣文化的整體轉型過程,將研究視角後推,推至以往碩士論文止步的1970年後之「蔣經國時代」。在今年春山出版之《看得見的記憶》一書中,已能見到蘇致亨以「新電影」的生成條件為題,作為《毋甘願》後的初試啼聲,且讓大眾繼續期待,關注他未來所要帶給台灣大眾的精采故事。

給高中生的話:好好地玩吧!

「給高中生的話嗎?我好像距離高中真的太久了……」蘇致亨歪起頭,左思右想著,「那應該是,要他們好好地玩吧!」他回憶起高中的生活,想起在高中時會遇到很多不一樣的人。高一時,沒有經過類組、志趣的分班前,大家混在同一班無忌地相處;抑或是待在社團,同樣沒有太多分類,一群背景差異甚大的人,為了一件有趣的事齊聚一堂,用力揮灑青春的汗水。他認為上大學之後,每個人就多半會和學習目標、休閒嗜好等處同質性較高的人聚在一起,就像自己上大學後大抵都在讀書、鑽研自己感興趣的課題,少有再廣泛地接觸背景、志趣完全不同的人。「好好地玩吧!」不只是如字面上好好地遊戲高中人生,更是旨在珍惜高中所擁有的殊異及多樣性。

[1] 讀者若對該文章有興趣,請參見吳嘉苓,〈醫療專業、性別與國家: 台灣助產士興衰的社會學分析〉,《台灣社會學研究》第四期(台北:2000),頁191-268。

 

受訪人簡介:
蘇致亨,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研究所碩士,專事研究台灣電影史,尤以台語電影見長。曾任職於國家電影中心(現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研究組、文化部。

其作品有:

    • 《毋甘願的電影史》:本書以蘇致亨之碩論〈重寫臺語電影史:黑白底片、彩色技術轉型和黨國文化治理〉為骨幹,以鉅觀的產業史、文化史視角進行大幅度擴寫,重新梳理出臺語影人們從日本殖民時期發端,到戰後1950年代起大顯身手、影壇百花齊放,卻因物質、技術、政策等因素阻撓下,「毋甘願」地讓臺灣好萊塢止步的故事。
    • 〈天才何以成群地來?臺灣新電影的生成條件〉:本文收錄於《看得見的記憶:二十二部電影裡的百年臺灣電影史》,以侯孝賢的《尼羅河女兒》為起頭,以整體性的產業視角,分析並指出1980年代「新電影」浪潮,在「資金」、「技術」、「獎項」三個因素作用下,新電影影人、創作得以迸發而出,創造台灣電影史重要的轉捩點。

訪問人:廖品硯、柯采元、謝孟吾、馬銘汝、劉暢、顏恩杰
撰稿人:廖品硯
訪問時間:2020/12/25

喜歡歷史的觸動——與曼儀老師談天

「我們就用聊天的方式,好嗎?」曼儀老師一開始便這麼說。

我們原本緊繃的神經一下子就放鬆了,即使手上仍握著訪綱,我們的心卻誠實地飄走了,飄入了一場沙龍式的談天。

喜歡歷史

「你們喜歡歷史的什麼?」我們或許常說自己「喜歡歷史」,卻少有人像老師一樣如此真誠而直入地問。安珩說,他喜歡歷史,因為歷史有時會與自己的生活經驗不同,就像探險一樣有趣;孟吾由一位老師開啟了她對歷史的嚮往,寄望習得學識背後的氣度與胸懷;宇軒說了自己和爺爺的故事,是爺爺教導他要從更多元的視角思考;沅潤的興趣則始於古蹟;而銘汝與采元都是從高中就以歷史系作為目標,那時覺得其他地方的歷史相當有趣,現在則認為歷史不僅如此,而是更為深層、更加寬闊。

老師不停地點頭、微笑,眼神散發出的光芒就像跟我們回應說,她也深愛著歷史一般。是的,她也深愛著歷史。「喜歡歷史是一種對於人們曾經存在的種種狀態抱持好奇、意圖探詢了解的、質樸的表達方式。歷史是有關人的知識與書寫,『喜歡歷史』也就是對於這門有關人的知識與書寫的一種初始的觸動,蘊含希望,還有」,老師頓了頓,「快樂」。這兩個字輕快但充滿了力量,「誰在說自己『喜歡歷史』的時候,不帶著快樂的心思情緒呢?」從「喜歡歷史」開始,我們便擁有一切的可能性去認識歷史與學習,進而形成自己對歷史的認識。

談到對歷史的熱愛,我們本想根據擬定的訪談大綱,依序問老師為什麼選擇就讀歷史系、大學期間曾否遭遇挫折,最後再請教老師的國外留學經驗。然而,老師直接從留學法國期間,一次與朋友的談話說起。

老師在博士論文答辯結束、完成學業準備回國前夕,有一位法國朋友說,她終於可以問一個藏在心中許久的問題:妳為什麼要來法國念歷史呢?有趣的是,老師當下的第一個反應是:「我對於她好奇我為什麼來念歷史這個疑惑感到非常好奇」。在老師的日常經驗裡,重視個人主義的法國人應該會用他們慣常說的「個人興趣」來理解一位外國友人的學科選擇,不至於觸發探問的好奇心。在反問下,老師才得知在法國讀歷史的學生,通常是家裡有一定財力、學識背景者,如資產階級的家庭。老師回想,當時如果對朋友的問題沒有提出反問,僅僅從自己私人經歷來講述個人的故事,或許就錯失了一場對於學科選擇的社會學討論。當彼此都向對方投擲自己好奇和思辨的問題,進而便能比較各自社會和文化可能具有的特質和差異。這種機會往往發生在日常對話現場,可貴之處不在於得出一個已有定見的結論,而是借助提問和假設來檢視自己的認知、覺察自己認識什麼、何以如此認知、依據的事實怎麼來的等等。

老師選擇至法國習史也是源自同樣的思維邏輯,她解釋自己並不是因為路易十四等等法國歷史上的人物、事件、作品和文化比康熙或是其他中國史、臺灣史的人物等更具吸引力,而是法國年鑑學派提出的「問題史學」這樣具認識論反思的研究方法。問題史學是史家對於講述過往的歷史書寫、對於形塑自己歷史認知的知識真誠提問,老師——一位外國讀者——就在理解法國歷史如何這般寫成的思辨當中,親近了法國歷史,「原來歷史可以寫得如此有趣」、「原來連大學者都在問問題」,這些都是法國史學帶給老師的驚喜。也因此老師非常重視「問問題」,因為從提問背後的批判性思維將帶領我們「反省」,而且是「反躬自省」。

老師於是堅定地和我們說,「我喜歡法國史,不是源於法國過往歷史自身,而是因為知識的觸動,且得以跨越國界」。觸動老師、最讓老師深切體會批判史學踐行的反躬自省,是年鑑學派在戰後60與70年代位居法國史學界主導地位,並享有國際聲譽之際,他們培育的學者,包含老師的指導教授都為了避免權威、名聲和研究慣性遮蔽學術工作最為重要的方法論和認識論的檢視和反省,不再以該學派自稱。對老師而言,這種讓年鑑學派一詞走入歷史、成為史學敘事和反思對象的作法,才是真正理解和實踐問題史學的真意。

問題,與生活

然而「問問題」並非易事,該如何練習呢?老師在在強調「問問題」與「生活」是緊密相關的:在學習時若忘記與自己的生活經驗連結,那學習就只會停留在「知識」的書面邏輯層面,長期下來可能有礙現實和事實的認識和思辨能力;反過來說,知識也是因為求知者對其生活經驗和世界有所探詢、發問,才具有意義。一個人的生活經驗與認知方式息息相關,舉例來說,婦女史、性別議題就是我們生活的一部份,這些生活經驗影響著我們的認知方式,對於這樣由經驗與認知形成個人內在迴圈式的世界觀,唯有練習對習以為常之處問問題,並多方觀察和比照社會人文歷史學者不同的提問視角,才能將現實世界和生活經驗也轉變為自己思辨和研究的「材料庫」。「歷史是時間的產物,每個人的經驗不一樣,有人是在歡樂中有奇想,有些人是在困頓中有發想」,把生活經驗放在心中,總有一天,它會與你的所學相互連結。

此外,在法國留學期間,老師受益良多的不只是學識上的成長,更是生活上的體驗。「不是學習大於生活,而是生活大於學習,這是我最大的感動,是來自父親的慷慨與智慧」,老師的父親從不會在電話中追問她的學習進度,反而在感受女兒因研究進入困頓而流露緊張情緒時,勉勵道:「妳在法國就是在生活,就是好好生活!」

老師微笑地說,自己牢記父親的這段話,也是因為自己深切感知做歷史研究本來就與人的生活密不可分,「我珍惜每一個相遇的人,享受共同生活而產生理解對方的需要,透過問問題來認識人、認識法國這個社會,並相互參照、對比歷史中的法國和當今現況的法國。所有自己曾對於法國社會的認知,以及書寫法國史過程中習得和創作的知識,都不過是階段性的知性產物,唯有認識論的反省沒有改變,也不會停下來」。至此我們也理解到,老師何以在法國留學時認識了許多知心的好友,在問問題的同時瞭解彼此,一起好好地生活。

人權與婦女

在老師的研究領域中,「人權」議題令我們相當好奇,在老師分享之前,她先說了一個小故事:老師曾對一個法國科學家朋友說,她想做人權史的研究,朋友卻不解的問她:「為什麼要做?人權有什麼歷史?它不是理所當然、不證自明的嗎?」,老師當下便回問:「任何被視為不證自明的理所當然,不就是研究和探問所在嗎?」

面對「理所當然」,老師依舊提出了她的疑問並展開「人權」議題的知識探索。2010年代前後有Lynn Hunt、Samuel Moyn等美國史家相繼從18世紀、19和20世紀的發展中,識別人權如何被命名、被討論、被使用的歷史。相較之下,以人權立國自許的法國,其史學界反而未能更早形塑有助於思辨人權實踐史的問題意識,這點對老師而言,雖覺可惜,但也說明問題史學啟動的學術反思之旅,是沒有終站與盡頭的。「人權價值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人權相關詞彙和概念在18世紀如何被定義、被理解?」、「19世紀時人權是國際的主流價值嗎?」、「二戰後有了《世界人權宣言》之後,人權機構化的實踐情形?」、「人權又何以成為國際政治角力的一種工具呢?」老師懷著這些疑問進行研讀和教學,且更聚焦在人權中的「平等」議題做法國近代史研究。以人權為號召的言說總是打動你我平常人的心,讓人真心期盼世界就是如此,但是,「認識和研究人權諸多『事實面』的歷史發展,才最能夠保有對它的希望」,老師有力地說,而我們也都感受到,歷史研究背後所能帶動的巨大力量。

當我們談到老師的另一個研究領域——「婦女史」——時,老師將整個法國社會的背景納入,從更寬闊的視角切入。當代法國女權運動和婦女史領域的表現比起美國更為低調,依爭取到投票權的時間點來看,法國女性是末段班,但長時間以來,作為舊制度時期法國社會統治階層的貴族女性創造了沙龍文化、兩性文化,盧梭對於巴黎上流社會流於「女性化」、「陰柔化」的批評反而證明法國女性的影響力。而且我們不能忘記的是,西蒙波娃的《第二性》一書正是孕生於這個抑制女權發展的國家。

「這個國家就是那麼矛盾」,老師解釋道,「種種矛盾來自於它應對改變而發生的動盪,動盪既加強壓制的力量,如法國大革命帶給歐洲統治階層的恐慌和社會的動盪,大革命後女權與人權遠非提升與進步;但動盪的歷史也給出空間生長批判壓制力量的思想和行動」。對此,老師接續說,「只要不把『歷史』本身托大、不把『詮釋歷史』本身托大,敏銳地檢視我們據以認知世界的『材料』,諸如訊息、概念、歷史書寫等生產、傳播和接受的人為環境,或可覺察我們自身的問題和盲點,走出困境」。

尾聲

回到歷史本身,老師提醒我們,人們常常在不了解的情況下錯誤地平移使用史料、資訊。面對問題有很多的解決方法,重點是多認識與自己不同的世界和文化、擴大有助提升認識論反思能力的學科知識並用之於重視「事實」研究的歷史,向世界和歷史發問。這就是脈絡化的教育,也是我們學習歷史應該承擔的責任。

歷史脈絡化的過程中,我們也走向了反省之路——反省我用什麼觀點來認識世界?反省我為什麼會愛法國?當我們能從問問題去了解歷史時,便能能接納新的觀點,互相進步。

而後,我們慢慢地發現,「問問題」與「反省」是一體兩面的,對老師來說,歷史就是由這兩句話相輔相成:由人為主體向外發出的疑問,將會轉化為反躬自省回到個人,這是老師熱愛的歷史,也是我們所邁進的方向。

當時間悄悄地流逝,我們也加緊腳步,問了老師對高中生有何鼓勵。「誰能阻止對知識有好奇心的學生呢?」老師笑著說,好奇心就是學歷史的初始。或許歷史系的出路並不一定光鮮亮麗,老師半開玩笑地提醒我們「那可要有安貧樂道的心理準備」。但是,對老師而言,衡量歷史知識含金量的指標不只有學科出路,而是活用知識的習史者,因為歷史學是一門不斷檢驗自身方法和知識侷限性的人文「科學」,也就能夠為人所用去探問新問題、乃至開創新知識。老師於是鼓勵著我們,「人的問題總是在,就去求知吧!」

夜深了,我們不捨地中斷這晚的談天——一場從那時法國到此時此刻、從歷史到生活的談天。離開時,我們的心沉沉地,飽滿地。

 

採訪人:鍾元潤、王安珩、葉宇軒、馬銘汝、柯采元、謝孟吾
主筆:謝孟吾
採訪日期:2021.01.13

人類精神的交會—比較哲學的廣闊世界:採訪李明輝老師

學思歷程

談到為何選讀哲學時,老師打趣地說:「不是我挑選了哲學,是哲學挑選了我。」他大專聯考的第一志願是中文,其次是歷史,第三才是哲學,最後因分數的緣故被分發到政大哲學系。在大一結束時他本想轉到中文系,但當時系主任趙雅博神父的挽留使老師決定留在哲學系,同時選修中文系與社會科學的課程。

老師提到以中文系為第一志願,是因為自中學開始,學校教育與知識界的氛圍有落差:學校教育雖提倡中華文化,但知識界卻是反傳統的,如當時最受年輕人歡迎的是大力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李敖。但在中學教育實際接觸到唐詩、宋詞和一些古代的經典時,老師便被中國文化深深吸引,並帶著「中國文化的內涵如此豐富,怎會如他人所說的一無是處?」這樣的問題意識進入哲學系。

比較哲學的視野觀與方法

老師進入哲學系後,便自然形成「中西比較哲學」的視野。他在德國求學時,儘管以學習康德哲學為主,但很自然地會以儒學為參照系。老師解釋說:「所有的文化在吸收外來文化時,必然會跟自身的文化傳統進行對話。」在進行比較哲學的過程中,雖然不同地域的思想有不同的歷史脈絡,但我們對所比較的雙方都要深入探討,最忌諱的是僅進行表面的比較,例如說「中國文化重精神、西方文化重物質」、「中國文化強調集體、西方文化強調個人」,這種簡化的概括沒有太大的意義。但是對不同文化脈絡中的哲學進行比較時,還是難免需要抽象化。經常有人指摘哲學「去脈絡化」,與歷史學強調的「脈絡化」形成鮮明的對比。老師卻以為兩者不可偏廢,不能只是脈絡化,或只是去脈絡化。老師以「杯子」的概念為例來說明:雖然眾多杯子之間有諸多差異,但撇開顏色、形狀等非本質特徵之後,它們仍共有「杯子」之名,這便是抽象,便是去脈絡化。如果沒有去脈絡化的抽象作用,我們便無法進行任何概念思考。但若只從去脈絡化的普遍主義思考,所有文化便都沒有差異,文化間的比較也失去了意義。總之,進行比較哲學既需要脈絡化,也需要去脈絡化,在「脈絡化」與「去脈絡化」之間掌握好分寸。

老師以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為例,闡述去脈絡化與脈絡化的關係。余先生強調政治文化對朱熹等理學家的影響,便是從脈絡化的角度來詮釋宋代儒學,以取代牟宗三先生從哲學觀點詮釋的宋明理學。老師以「打開一隻眼睛,卻閉上另外一隻」來形容這種轉向。老師另舉馮友蘭先生在1949年以後重編的《中國哲學史》為例,馮友蘭從馬列主義的觀點來詮釋中國哲學史,強調人的人階級性,認為哲學家的思考與其階級立場有關,這便是脈絡化的思考。因此,孔子所說的「仁者愛人」就被解釋成「只愛地主階級」,這是脈絡化思考的謬誤。至於我們該如何去看待古代思想,老師認為:雖然現代與古代的歷史脈絡不盡相同,但過去的思想在現代的脈絡中仍有意義。馮友蘭先生後來提出所謂的「抽象繼承法」即是「去脈絡化」的繼承。

老師又強調:了解他者並不容易,所以東西方文化之間常會相互誤解。但如果能深入地了解他者,收穫是巨大的。所以老師鼓勵大家出國,不一定是為了拿學位,純粹的旅遊也會有所收穫。另外,他強調現代人至少要精通兩個外語,因為英語太受到美國文化霸權的制約,使我們對西方文化的了解非常片面。我們若是多懂一種德語、法語或西班牙語,我們看待西方的眼光就會很不一樣。

對思想史的看法

雖然身為一名哲學研究者,但老師也常閱讀思想史的著作。他認為:作為一個學者,不可能凡事都自己來,學術需要分工,故需要借助於他人的研究成果,例如藉史學家的考證來幫助理解文本。不過老師仍強調:哲學與思想史的研究不能互相取代,思想史注重脈絡,哲學則超越脈絡,兩者可以互補。

在詮釋文本時,文本本身和與之相關的時代背景孰輕孰重?老師認為要視文本而定。以《論語》為例,其中許多文本的背景不可考,因而無法還原當時的背景,但也不妨礙我們理解文本。若是碰到像「唯女人與小人為難養也」這樣的文句,我們就必須根據當初的情境去理解孔子所說的「女人」具體何所指。若是不知其政治背景,我們可能會誤以為孔子有仇視女性的心態。《論語》的某些章節背後是有故事的,理解這個背景有助於理解文本。

在前幾年,中國大陸熱烈爭論「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有人認為:中國沒有哲學,因為「哲學」是西方的概念。老師卻以為這是沒有標準答案的,因為「哲學」一詞在西方並沒有公認的定義,完全看我們如何理解它。所以這項爭論自然是各說各話。文化之間的比較與交互影響是很複雜的,不一定有明確的答案。

儒學的現代意義

老師認為台灣這些年來的民主發展碰到的瓶頸跟儒家傳統的式微有關。我們通常認為民主只是一個政治架構,台灣現在好像已滿足了民主政治的條件,可是民主的成敗不只在此。這些條件僅是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在德國歷史上,威瑪共和國的憲法及政治架構是當時最先進的,但沒幾年就被希特勒篡奪了。這使我們了解光是政治架構並不能使民主穩固,而是必須考慮杜威所說的:「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與生活方式最相干的即是文化。一個民主社會若是在文化上缺乏基本共識,任何事情都會引發爭端,成為極端的對立,民主政治自然很快就會瓦解。所以我們必須在文化層面尋求基本共識,即使不限於儒家文化,但儒家仍是台灣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無處不感受到它的影響。雖然其中有好的與壞的影響,但我們不可能憑空製造一個文化。使用多元文化的口號,也不可能憑空創造出一種新文化。文化應是自然生長的,而不是人為建構的。

對於林毓生先生主張「儒學無法開出民主與科學」的觀點,老師也做出回應。首先,「開出」包含了一種必然性。林先生以為從傳統儒家的經典裡面推衍不出「民主」的概念,所以在儒家與民主之間沒有邏輯的必然性。林先生又認為:在歷史上儒家並未建立民主制度,所以在儒家與民主之間也不存在有因果的必然性。但老師卻認為這裡的「必然性」是康德所謂的「實踐的必然性」。他以徐復觀先生的《兩漢思想史》一書來討論儒家對於民主的實踐必然性。徐先生提及中國歷史中雙重主體性的觀點:在先秦儒家傳統中,人民是主體;但在秦、漢以後的君主專制中,君王是主體。因此,儒者想實現儒家的政治理想時,就會與君王的權力發生衝突,所以漢代士人受政府的慘烈迫害。秦、漢以後的君主專制制度取代了周代的封建制度,是一種進步,因為在封建制度中,貴族與平民之間很難流動,而在君主專制制度中,布衣可以為卿相。但漢代的儒生不見得完全認同君主專制制度。王莽可以簒漢便與這樣的背景有關,因為儒家原先的理想不是家天下,當時的儒生並沒有把君主專制制度視為理所當然。老師進一步引述大陸學者胡平的觀點。胡平認為:並非是儒家選擇了君主專制,因為當時根本沒有其他的選項。所以傳統儒家雖不滿意君主專制制度,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卻無法構想出民主制度。回到儒家傳統推崇的「公天下」理想,除了民主制度之外,還有什麼制度能達成此理想呢?所以由儒家開展出民主制度有「實踐的必然性」。

關於儒學與科學的關係,徐復觀先生認為儒學與科學未必有關係。但牟宗三先生卻認為:儒學和科學是基於不同的思考方式,其間需要進行轉換,不然科學不可能發展。儒學的主客關係是隸屬關係,天地與我為一,攝所歸能;科學的主客關係則呈現「對列之局」,科學研究要把對象客觀化,主體與對象兩者是並立的。但在道德實踐的領域裡,主客可以為一,「我」可以將天地收攝到「我」的主體裡面。這兩種思考方式的轉換是可能的,牟先生將這種轉換稱為「良知的自我坎陷」。這足以說明,何以現代中國人吸收科學比建立民主更容易。

康德哲學的定位與儒學的對話

老師認為:康德在西方近代哲學中的地位,猶如朱熹在宋明理學中的地位,兩者都有集大成的性格。康德哲學吸收了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傳統,他以後的哲學都是從他這裡出發,都在回應他的問題,或是修補他的理論。後人未必都接受康德的觀點,但都不能繞過他的哲學。

老師在他的著作《儒家與康德》中,以康德的自律倫理學來詮釋儒學的倫理學。在康德的倫理學系統中,「自律」是核心概念,即是「道德主體的自我立法」。道德法則是我們的道德主體為自己所制立的,並不是一個外在的對象或權威所制定的。孟子雖然沒有「自律」一詞,但他所說的「仁義內在」最接近此義。朱熹的倫理學則屬於他律,因為朱熹系統中的道德主體「心」不能立法。當然孟子與康德仍有相異之處,最大的不同在於其道德主體的架構。康德的道德主體是一個理性主體,可是孟子所說的「本心」、「良知」,除了理性之外,還有情感的面向,這兩者是一體之兩面。不過,不論是康德還是孟子的道德主體都可以立法,故都屬於自律倫理學。

對後生晚輩的建議—關於思想的學習

老師認為經典的閱讀是最重要的,所謂哲學思考就是學習哲學語言,而學習哲學語言必須熟悉經典,看哲學家如何討論問題,並且使用那些概念去討論,慢慢熟稔以後,就可以形成自己的哲學語言和看法。歷史學也可以這樣做,例如進行儒家思想史研究時,可以去多研讀「學案」之類的著作,或是直接研讀一手史料。由於中國的經典相對於西方比較沒有系統,所以研究中國思想時可以借助於「選集」。

要對西方的哲學史有完整的看法,除了直接修習大學哲學史的課程之外,老師推薦高中生幾本入門著作,如威爾‧杜蘭的《西洋哲學史話》、傅偉勳的《西洋哲學史》。另外老師也提到,現行的高中教育幾乎沒提供學生接觸哲學的機會,正式的哲學課程也很難設計。此外,網路更影響了年輕人的學習方式,許多人已經不大習慣閱讀文字,但文字閱讀與影像不太一樣,影像無法取代文字閱讀,所以大家還是要養成閱讀的習慣。

 

受訪者簡介:李明輝老師
李明輝老師目前任職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是德國波昂大學哲學博士,研究領域包含儒家哲學、康德哲學、倫理學等,曾出版《儒家與康德》一書,從哲學的觀點將儒學與康德哲學加以比較,提供學界研究傳統儒學的獨特觀點。

訪談人:郭力文、盧玠彤、曹希君、張凱傑
撰稿人:郭力文
訪談日期:2021.01.22

踏上記者之路:採訪謝孟穎學姐

所謂學歷史的人

當我們問到,當初在歷史系的學習過程曾給予學姐什麼能力時,孟穎學姐不諱言地回答:「其實我幾乎忘記在系上學的東西了,但進入職場後,卻能隱隱約約感覺到,有些能力是因為就讀歷史系才獲得的。」

大學歷史系的課程,已不像國高中時期,只要背誦就能獲得漂亮的分數,也不再有固定或標準的答案,而是要不斷地質問自己「為什麼」──事件發生的背景、做出抉擇的原因、歷史可能的走向,經過層層思考過後才能拼湊出「歷史」完整的樣貌。

「在媒體業,也要時時刻刻去想『為什麼』,才能繼續延伸議題,或是找出與讀者的共鳴,」學姐說道,「除此之外,基本的文字表達與統整資料的能力、觀察力、甚至對文章格式的掌握度都是媒體業十分看重的。同樣是菜鳥,你在細微的地方表現得比別人好,不就能搶佔更多機會嗎?」大學時期拚命找資料、寫報告的經驗,扎實地培養出這些看似不起眼的能力,然而,唯有進入職場後,這些能力才有被活用、綻放光彩的機會。歷史學系畢業的學生,的確只有一部分會繼續往學術研究領域發展,但並不代表其他人都在大學白待了四年。在系上培養的能力像訓練武學基礎,磨利了這些「基本功」後,便能進一步成為舞刀、弄劍樣樣在行的武學奇才。

「我認為經過歷史學訓練的人,至少一輩子都不用擔心該如何在這個社會生存下去,因為他永遠會去思考,並具備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簡單的評價,卻也流露學姐對歷史系的推崇及熱愛。

系所以外的世界

學姐提到,她在大二開始輔修圖資系,並繼續攻讀圖書資訊研究所,我們便好奇影響學姐做出這項決定的原因。「當時系上常瀰漫著一股對於未來感到迷茫的焦慮,也因此許多同學會選擇輔系或是雙主修,算是一種保障吧。」的確,歷史系教授們也鼓勵學生多去修習外系的課程,不僅能開拓視野,也讓學生的未來不被侷限在「歷史」這條路上。且相較於理工科系,歷史系的課程規劃有很大的彈性,這也讓學生們更敢去嘗試新的事物。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在課堂上學到的知識深深刻在學姐心中,並形塑出她獨有的處世態度。比如「儒家」的概念,「現在跟別人說我贊同儒家的理念,肯定會被覺得很老古板吧?但其實儒家一直在強調的是一種『責任感』,以我來說,會覺得受訪者既然將自己的故事告訴我了,那我一定要把文章寫好、要創造出流量,因為我站在記者的位子,就該有相對應的責任。」即使只是大學四年生涯中短短的一門課程,其內容卻完全顛覆學姐原先對儒家的認知,甚至成為他往後的行事準則。臺大的課程內容多元,若能用心參與其中,定能收穫意料之外的知識,而這也是學習的有趣之處。

最後,學姐認為臺大其實是很「沒規矩」的地方:「印象很深刻的是紹興南街抗爭事件,那時有學生不滿學校一些處理事情的方式,就在校慶當天衝上司令台拉布條抗議。現在想起來才覺得,當時的其他學校好像還不太會發生這種事情。」這樣的「沒規矩」其實正是臺大自由學風的展現,讓學校成為孕育著無限可能性的環境,學生能去學習如何爭取自己想要的東西、發揮無限的創意,也會一直有人支持他們的想法,並將這些創意實現。

發現文字的力量

學姐就讀研究所期間,發生了三一八學運,「那次事件像一顆種子,學生自此開始會主動轉發相關文章、聊天時也不再忌諱政治議題,感覺整個臺大的氛圍都變了。」這顆種子也在學姐身上發芽、茁壯──因為親身經歷過這些事情,才更希望能有機會為社會付出。學姐繼續補充道:「那時候剛好看見風傳媒報導三一八學運的文章,看見這些記者前輩們能無畏外界批評聲浪,敢於為自己支持的理念發聲,就覺得好帥。」有這樣的前輩做為模範,也使學姐更加堅定地走上記者這條路。

雖然不是新聞系出身,但學姐在媒體行業中也不特別吃虧。回憶起當初面試時,學姐被要求試寫一篇文章,原本毫無頭緒的她最後卻被主管稱讚「寫得還不錯」。「後來知道主管評斷的標準是文章的邏輯、語句通順度等等,這些東西不就是我們在摘要作業跟報告中訓練出的能力嗎?」學姐笑著和我們解釋。

在媒體業這個領域,受過專業訓練的新聞系學生自然能少走一點冤枉路,但他們其實只佔記者行業的一小部份,社會系、中文系、歷史系等科系的學生都能駕馭這份工作。而這些「非本科系」的學生,有時也會提出更多元、有創意的視角及想法,讓團隊內一直保持著活潑的氣氛,因此也並非劣勢。

結語

在將近兩個小時的訪談過程中,學姐一直保持著輕鬆自在的態度,和我們分享自己看似「平淡無奇」的人生經驗,但她對於歷史系的喜愛之情卻總是溢於言表。學姐讓我們明白,不只有當老師或研究員才能完全活用在歷史系學到的知識,若能善加利用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能力,無論在哪個領域,都能恣意揮灑屬於自己的色彩。

受訪者簡介:
謝孟穎。臺大歷史學系畢業,輔修圖書資訊學系,後進入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就讀。現為風傳媒記者。在這次訪談中,學姐向我們述及「臺大歷史學系」及「臺大」的環境對她的求學生涯有何影響,也和我們分享了不少從事媒體業的特殊經歷。

訪談人:牛崇羽、朱宣穎、唐羽菲、李家謙、黃郁涵、趙家彥
撰稿人:唐羽菲
訪談日期:2020.12.6

自得其樂的能力:採訪王紫讓學長

從醫學系到歷史系

在一個冷冽的下午,溫暖的咖啡廳,我們與王紫讓學長進行訪談。首先,我們問到學長過去的科系選擇。學長表示自己當初進入醫學系的原因,是學測時考到滿級分,順勢而為進入醫學系,當時對自己沒什麼太大規劃。然而,進入醫學系意味著接下來的道路已被定性,將來數十年的生活,主要就是在醫院工作,不會有太大變化。如此環境不符合學長熱愛自由的性格,加上學長個性較喜愛獨來獨往,和重視內部緊密連結的醫學系也有些格格不入。因此,雖然覺得醫學很有趣、很好玩,但不是這麼想當醫生,終在大三時決定轉往歷史系。

談到轉系時的科系選擇,學長笑著回答:「歷史很有趣啊!」除了歷史學外,學長對於人類系、昆蟲系或森林系等一般較不被社會大眾看重的科系都相當有興趣。至於為何最後選擇歷史系?學長以昆蟲系為例,認為昆蟲系須要專精在較小的單一領域,之後的道路也相對被限定,如此一來似乎會重蹈過去醫學系的困境,難以學到其他感興趣的東西。所以後來學長才選擇了一個看似不專業,但實際上也相當有技術性,且必須大量閱讀,可以看到非常多資料的歷史系。

進入歷史系時,學長並非一開始就決定要往學術的方向走。最初會轉往歷史系,主要是覺得歷史很重要,抱著嘗試的心態,想來看看世界之大。學長提到,雖然歷史學一般來說不受社會大眾重視,但事實上絕對不是那麼的沒用,「不然為何每次要改歷史課綱時都會有人跳腳呢?」,歷史往往形塑著人們的記憶與認同,辨別一群人的過去是共享,抑或是疏離,因此學長認為歷史學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學長認為歷史學雖與「說故事」不完全相同,但某方面其實相當類似,皆重視時間的演變與過去的重現。另一方面,現今歷史學也相當「科學化」、重視證據,論證過程和數學證明相當類似。在個人層面上,也能提供人們更寬廣的視野,讓生活變得更好。

國外求學經歷與對中東的關懷

再來,我們也相當好奇學長的國外學習經歷:學長曾因為對古代中東的興趣,抱著某種神秘的好奇,至伊朗德黑蘭大學學習波斯語;也曾申請教育部獎學金,到英國倫敦亞非學院修習亞述學。亞述學是研究古代美索不達米雅與鄰近文化的一個研究領域,由於亞述的考古發掘成果較早,所以就約定俗成的稱之為亞述學,並不單指亞述本身,亦包含鄰近的數個文化。學長提到,當初對亞述學感興趣的原因,是因為古美索不達米雅不僅孕育出首個複雜,且與異文化有較多接觸的文明,還擁有非常古老的書寫系統,這使得在歷史與文明研究上,美索不達米雅有其特殊、重要的地位。也正是這兩河文明的璀璨,牽引著他走進了亞述學的世界。

出國讀書的經歷,讓學長體驗到一些以往感受不到的事物。例如英國與臺灣的師生關係有很大不同:倫敦亞非學院相當重視師生間的交流,學生在下課後會和老師一起去pub相互聊天。在伊朗生活,也使得學長較能理解當地人住在什麼樣的環境、有著什麼樣的概念,進而對固有想法產生衝擊。比如說,不同於臺灣的生活和海密切相關,學長在伊朗時,發現自己身處廣大內陸的中心,離最近的海都有很長一段距離;伊朗德黑蘭的北邊是高山,但山上植物不多,所以當地人對植物的看法,與台灣有很大的差別:古代伊朗的木材是奢侈品,華麗的宮殿由許多昂貴的木頭所製成,和常見木製民房的台灣有顯著不同。實際了解當地情形,對於認識當地的歷史、社會都相當有幫助。如同馬克思所說,下層結構影響上層建築,下層的生產方式、經濟活動、社會結構等因素,都會決定著人們的心態與思考方式。因此,學長認為歷史學者研究過去人們的生活,所以他應該要是「生活行家」:也就是在自身生活中,擁有敏銳的感受、察覺能力,而這也是藉由讀歷史,所能培養出來的重要能力。

回首過往,學長提到他在亞非學院的那一年,學了幾種語言、寫了個研究計畫、並曾在研究生研討會中發表,也參加了巴黎的世界亞述學大會。雖然做了非常多事情,但學長反而認為當初花太多時間在研究學問本身,讓自己疲於奔命、不甚健康。因此,現在學長相當重視自由、快樂、健康,在訪談中也不斷提及這些概念。

自由、快樂、健康、大量閱讀,以及拋開功利心——對高中生與大學生的建議

自由、快樂、健康、大量閱讀,以及拋開得失、功利心,是學長在整個訪談中數次強調的觀念。一如先前提到因為追求自由而離開醫學系,選擇歷史系,學長也建議高中生、以及初入大學的歷史系學生,生活作息不必太正常,重要的是讓自己覺得快樂、沒有受到壓迫的感覺。在生涯規劃方面也是如此,現今社會變動快速,計劃時常趕不上變化,盡量讓自己的規劃保有一定的彈性空間,並保持對世界的好奇。重要的是保持彈性、好奇與快樂,找到屬於自己的平靜。

另外,學長對於「旅遊」方面也是頗有心得。學長認為藉著旅行,可以看到當地風土與習慣,這些東西對於歷史學研究都是很寶貴的。因為古代生活與現在時常差距甚大,歷史學研究的又是過去人們的生活,所以想像、「模擬」過去人們生活樣態對於歷史學研究相當重要。那要如何獲得這些模擬的能力呢?學長認為用心生活、有更多生活經歷與大量閱讀,都是培養模擬能力的不二法門。再來,要了解一時一地的風情,必須掌握其「語言」。學長曾學過英文、法文、土耳其文、希伯來文、波斯語、蘇美語和阿卡德語等多種語言。學習這些語言的契機,主要是為了因應研究對象,例如在伊朗學習當地官方語言波斯語,或是為了閱讀舊約聖經而學習希伯來文。由於沒有抱持著太大的功利心,所以學習時也沒有感到太大挫折。但多少還是有遇到些困難,因為當中許多語言,都是不再有人以之作為母語的死語言。相較於現代語言,學習古代語言時媒介較少,更注重背誦,所以也非常容易忘記。不過學長認為,學習語言不必看待的太過認真、嚴肅,主要就是憑藉著興趣。總之,學長認為旅行無論在語言、「模擬能力」方面都是一種學習,歷史學也總是離不開生活。

「大量閱讀」是另一個學長在此次訪談中,不斷提及的概念。對歷史有興趣的高中生、大學生,無論日後是否決定走學術這條路,大量閱讀都相當重要。大量閱讀的原則為何呢?必須拋開功利心、保持興趣、廣泛的涉獵,不一定都要讀歷史學相關書籍,讀覺得好玩或是需要的東西就好。閱讀時,不須感到太大壓力,尤其在這個緊張焦慮的現代社會,能夠「自得其樂」相當重要。對大一、大二學生而言,此階段沒有到要產出論文的地步,所以也不必讀到太細,此時期的精讀,以能夠寫出一份好的摘要、期末報告為目標即可。此外,學長認為如上課指定閱讀等書目中的論證過程大致了解就好,重點應放在論文、書籍的結論。所以,假如沒有太多時間閱讀資料,那至少我們應該記住結論。倘若過了一段時間覺得結論有些怪怪的、不是那麼有說服力,再回來看它的論證。總之,學長認為透過廣泛閱讀,可以培養先前提到的「模擬」能力、找到自己喜歡的領域,以及找出重點,了解哪些資訊重要,哪些不重要的能力,非常鼓勵高中生與大學生多多閱讀。

訪談結束時,也近乎夕陽西下了。整場訪談下來,學長不斷提醒著我們應當時時保有自由、快樂、健康的心態,用心體會生活,並大量閱讀有興趣的書籍、文章。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著「自得其樂」的能力。

受訪者簡介:
王紫讓學長,現為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原先就讀於臺大醫學系,後因志趣不和,在大三時毅然轉至歷史系。曾赴伊朗德黑蘭大學學習波斯語,也曾到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修習亞述學。

訪談人:王安珩、曹希君、詹益寧、鍾承樾、曾聖軒、張凱傑
撰稿人:王安珩
訪談日期:2020/12/20

文學與歷史的激盪──採訪謝金魚老師

霪雨霏霏的日子裡,我們和老師在咖啡廳碰面。初見老師的表情有些冷淡,和透過老師的文字看見的她似乎有些落差,這場景,大概就像當初大學入學面試時和面試官面面相覷的畫面一般。然而,訪談開始後,我們便開始看見老師幽默的那一面……

啟程:進入歷史系

老師分享自己選擇歷史系基本上就是順性而為,高中時歷史成績特別好、性向測驗也直指自己適合歷史,但老師認為還有一個特別的轉折點:高中時有一名歷史老師,為對歷史有興趣的學生開了小班制教學,上一些大學歷史系的內容。雖然那時對授課內容還一頭霧水,可是小班課程啟發了她對「擁有不同面向的歷史」的興趣。進入成功大學後,身處充滿歷史氣息的臺南,她能夠獲取許多學習上的資源,也決心要往學術發展,但老師也坦言,大學的她並沒有想過走向歷史普及之路,就是單純想著從大學、研究所、博士班一路進行學術研究。在準備推甄論文時,她受到文學領域課程的啟發,決定以敦煌為題做成論文申請研究所,無意之間,也在茫茫史料之中挖掘到名為「粟特人」的礦石。也是因為開始研究敦煌學,老師研究所後的主要研究聚焦在中國唐代。她指出,敦煌文獻和唐代密不可分,而她的碩士班指導老師則是以唐代文官為主要研究,參考許多唐代詩文,其中的細節出現御史台的影子,如「烏台俯麟閣」(杜甫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禦、常正字入京),[1]老師說這句詩詞並不單單只是對仗工整而已,當時的御史台確實比麟府地勢更高。這啟發老師對御史台研究的興趣,也將其作為報告的題材。然而,反覆的報告工作缺少變化,也使老師最終毅然選擇離開學術界。

在離開學術界之後、進入歷史普及和歷史文學創作的領域,有沒有從中感覺到任何不同?老師認為其實並沒有不同,在學術界內外其實做的都是一樣的研究,在學術界之外,就要想盡辦法向身在學術界內的朋友借資源,或是自己以會費的方式取得大學圖書館的資料。老師告訴我們,在中國有一個詞「拼爹」,[2]爭取頂尖的大學所得到最大的好處是可以獲得足夠的空間與資源,讓學生去學習、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

故事:歷史普及

從研究所畢業之後,老師並沒有馬上投入歷史普及,而是嘗試各式各樣的工作,如行銷、文化企劃、團購企劃、接案等,都和歷史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她也從這些工作中悟出心得:每件事都需要學習。

老師說自己其實早已開始歷史普及之路:從大學時期在ptt、成大的bbs上寫關於歷史的故事,發表一篇又一篇的文章,經過了非常多年,終於被出版社看見、編纂成集出版成《崩壞國文-長安水邊多魯蛇?唐代文學與它們的作者》,並且大紅大紫。老師說,有很多人認為她身為暢銷作家一定非常賺錢,他們卻沒有看見她在暢銷之前那沒沒無聞、難熬的十幾年。

對老師而言,歷史普及並不是刻意而為,而是發揮自己所長,她擅長說故事、擅長從小事中發現歷史,她舉例自己曾經和一位老師看到百香果時,一同認為在漢語世界第一位為「百香果」轉譯的人,精通的想必是法語而非其他語言,因為只有法語中的passion才有「百香」的含意。就是像這樣的小事背後,可以找到許多耐人尋味、值得探索的題目,等待我們去延伸、討論。老師認為自己在歷史普及之路上看見的是「需求」,我們一直將給予的對象設定為學生,但實際上,有許多不同年齡層的閱眾都比學生更感興趣。她認為歷史符合商業術語「Niche」的定義,它或許很小眾、但是有很大的價值。對老師而言歷史普及仍是漫漫長路,普及工作重點不在大、而是讓它產生價值。

老師說自己沒有馬上投入歷史普及,並不是因為她不做,而是時機未到。她引用莊子逍遙遊中「北冥有鯤」的故事,[3]鯤鵬固然有大翼而風不足,無以遨遊,對老師來說,轉機則是2013、2014年:當台灣人開始思考「台灣究竟是什麼」之時。正當太陽花學運如火如荼地進行,人們第一次感覺到國家暴力對個體的影響,從前一直以為台灣是自由的國家,但隔著電視機,眼睜睜看著水砲車打在凱達格蘭大道的民眾身上,彷彿打在自己身上。一切種種讓台灣人開始反思「我們的未來在哪裡?」、「我們要如何去理解這些事情?」、「哪些是理所當然的?」。2014年以前,大家對於「中華民國不是正常的國家」一句話感到好笑;如今,這卻成為再平常不過的議題,可以說太陽花學運以來短短的六年間,翻轉了台灣人的價值觀和思考。老師重申,歷史普及可以小而精緻,重點在於如何抓到正確的時機、怎麼讓它發揮最大的價值。

我們注意到老師使用的傳播媒體不完全是常見的書籍出版,還嘗試過如「1號課堂」或在Podcast開設講堂等,[4][5]老師笑著回應,她就是一個很喜歡講話的人。她在錄音的過程中感覺到一些和撰寫不同的有趣之處:使用文字表達時只要直接寫下來就能讓讀者理解,但是在廣播的時候,就必須要多花一、兩句話去解釋、轉譯給聽眾。老師很喜歡嘗試各式各樣的媒材,將既有的內容透過不同的方式傳達給觀眾,再從這些經驗中找到適合或不適合自己的方式。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我覺得也很好」,她說這種嘗試的精神,是在加入故事團隊後,和蕭宇辰學到的。我們追問老師未來有沒有想要嘗試更多不一樣的媒材,她大方分享,在年底會和法式餐廳合作,[6]結合歷史和飲食。老師說味覺的感受和文字的敘述不同,可以讓受眾有截然不同的體會,從餐飲的調配和故事中,也可以提供觀眾完全不一樣的記憶。

老師說道,雖然台灣主權不完整,但要讓台灣成為小而有價值的國家,歷史學訓練一定能派上用場:不要放過任何一個小的歷史,由許多小的歷史組合成大的歷史,看似平凡無奇的小事,也可能會讓人產生新的審視角度。這不一定只應用在歷史學,就算是在未來的職場上,我們或許會看到很多不能理解的人,但可以透過這個方法,去發現對方背後無法應付的原因,從而找到解決的辦法,讓人際關係更和諧、工作更順利。

安祿山與沒有聲音的胡人:粟特人研究

在《崩壞國文》——一本以唐代文人、詩詞為主軸的文集中,老師在最後安插一篇〈安祿山與沒有聲音的胡人〉,即使這篇文章和文學不完全相關,她還是私心想傳達這個觀點:「如果我們可以更關注族群的議題,我們對於唐代史,甚至是整個中國史、東亞史都會有不同的觀察。」於是我們問及老師在這方面的研究,她說,粟特人在台灣以外的歷史學界已經紅了很久,相關的研究,從斯坦因(Sir Marc Aurel Stein)去敦煌後到現在,已經累積將近一百年,但在台灣開始注意粟特人之前,通常將其納入胡人的範疇進行討論,或是單獨將安祿山作為研究題目。

老師分享,在做相關研究的過程中,粟特語的解讀是研究時最大的挑戰。全世界只有二十五人了解粟特語,雖然有人整理成字典,但是其中還有很多需要討論的部分,又因當時是用毛筆書寫,現今解讀有一定的困難度,要進行相關研究不僅需要語言學輔助,還要了解一些毛筆書寫方式。老師開玩笑地說,如果有一天一覺醒來就能習得一個語言,那當然就是粟特語,直接完勝絕無僅有的二十五人。

如果從粟特人的角度去看唐代,和漢人流傳下來的紀錄截然不同,唐代皇家生活,真是處處充滿粟特人的身影。老師一一舉例,如皇帝身邊的親衛軍皆是由粟特人擔任,高階將領、貼身侍衛、翻譯官全部都是粟特人,唐太宗在渭橋上和突厥大汗談判時,只帶了一名粟特人作為貼身侍衛身兼翻譯官。政治中心與胡人世界相連的唐朝,在外交時少不了粟特人和突厥人,如五代十國中將燕雲十六州的土地獻給契丹人的石敬塘不是漢人、而是沙陀人,數個政權中就有三個是沙陀領導人,也就是粟特人的後代。

老師告訴我們,一直以來,國高中教材中的中國歷史彷彿是一根獨立的大樹,其實透過中亞草原民族連結,中國歷史就能在歐亞大陸上與歐洲歷史產生關係,各地的歷史串在一起就成了大的世界歷史。我們請教老師,若從現代中亞的角度去看中國,會是什麼心境?老師回答,現在像過去的延伸,專制王權仍在,中國透過一帶一路向中亞各國奪取資源,如烏茲別克盛產的棉花、又如帕米爾高原的稀土、黃金,彷彿唐代的督護府和羈糜政策的延續。儘管中亞在東西歷史的連結扮演重大的角色,但現今該區的資料多由阿拉伯語保存,她對於自己沒有充足的歲月和天分可以學習阿拉伯文感到惋惜,也勉勵我們若是對中亞歷史有興趣,可以趁早學習阿拉伯語。

創作:歷史小說家

老師說自己在小說創作方面的開端是從高中時候寫同人小說開始,之後發現寫歷史小說就和寫同人小說一樣,在既有的框架之下進行創作,從大一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接觸,到了大三、大四更在中國出版第一本書。我們請教老師,如果遇到劇情的發展與史實不符時會如何衡量?老師笑著回答:「讓它自己長。」她說,雖然一開始作者會自訂大綱,到後來常常寫著寫著角色就會長出自己的樣子,對她來說劇情是小說創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她不建議太拘泥於史實,最重要的是去向讀者傳達自己想要說的議題。老師先在書中找到自己想要發揮的主題、角色,例如《御前姑娘》即是出於馮夢龍《三言二拍》的〈趙匡胤千里送京娘〉,[7]她以趙匡胤在成為皇帝前無人記載、「浪流連」的旅程當成御前姑娘的故事背景並開始發揮,透過推理小說的手法試圖去找出京娘這個女鬼的身世。原本故事命名為「御前」姑娘就是要讓京娘回到趙匡胤身邊,沒想到京娘已經完全不像原著一樣,壓根不喜歡趙匡胤,她的幸福也不再是這位宋代初祖。老師給我們一個結論:她的創作中長出自己樣子的故事都寫得比較好,好過刻意符合原本歷史或被限制在故事框架內的故事。

老師的故事中有很多顛覆中國傳統女性形象的女主角,她覺得在過去一定有很多非常聰明、試圖反抗傳統父權的女性,但是在中國男性的期待之下他們認為女性一定要溫柔、婉約,例如《浮生六記》的作者沈復和自己的妻子,沈芸就是一個例子,沈復曾經說「可惜妳不是男生、而我不是女生」,沈芸是一名聰明的女子,而沈復則是較為溫吞的男性,只可惜兩人最後並沒有迎向好的結局。老師說,其實這種女性反抗父權社會的題材一定有廣大的市場,有許多作品都寫這樣獨立自主女人的故事,例如以清代女性為主角的彈詞小說《孟麗君(再生緣)》,[8]一直到民國時代都非常有名。

老師多次在書中放入這種性別歧視的困境,也獲得不少相關的反饋。曾有讀者告訴她,讀了老師的書之後發現這個世界處處都是歧視,不只是對於女性的壓迫、框架,還有要求男性符合傳統父權社會的期待和隨著現代女權興起後追求得更高標準。「台灣的性別已經做得很好了」老師說,「可是還不夠、遠遠不夠。」

我們向老師提問,在寫歷史小說的時候描寫相關場景是非常關鍵的,然而老師的作品多以唐代社會或清代社會為故事背景,因此難以親身體驗自己所需要的空間背景,這種時候要如何因應?老師分享她曾經親自到訪西安,才終於了解過去覺得有些無法參透的文字記載都是有原因的,唯有親身經歷,才知道從長安城由高處往下俯視的風景,城邊的渭水流域如何寬廣。雖然現在不能輕易到訪,其實還是有很多史料的整理,例如日本對於唐代社會的紀錄,或是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婦的整理,[9]明清建築的照片更是不勝枚舉。最後,她再次鼓勵想要進行非架空創作的學生,趁著還年輕的時候多去各地走走。

對她來說,每一次的創作、邀約都伴隨著新的學習,不同的題目都讓她有機會接觸不同的歷史題材。我們看著老師穿梭在不同題材的歷史中,也更加確信,她不僅深愛著歷史,也熱愛文學。

尾聲:給高中生、歷史系學生的話

最後,老師想告訴高中生,很多家長或許都會告訴子女讀歷史系就是「歹路毋通行(pháinn-lōo m̄-thang kiânn)」,她說如果家人真的反對的話,不妨考慮去先讀父母推薦的科系,進到大學後以歷史系為輔系、或是修相關課程就好。喜歡聽歷史故事和上歷史系課程是截然不同的,可以上了大學體驗看看,若真的喜歡,再和父母討論。不過這絕對不是因為歷史系的未來沒有工作,只是老師認為歷史不一定非讀不可,作為修課時所學到的東西,也許有一天也會在非歷史領域上派上用場。

至於對於進入大學歷史系的學生,老師想說,學習與想像之間一定會有落差,也一定會遇到挫折,但她建議大家可以再多試試看、給這些課程一些機會,也許有一天就會在課堂上聽到有趣、想了解的名詞,就成了自己一輩子的寶藏。但是,如果適應到了無論如何都受不了、一開始的「喜歡」已經變質成「不喜歡」的時候,就會變成自己的壓力,不如趁著自己還年輕去試試看別條路,不要勉強自己撐下去。壓力的來源在於外在對自己的期待和自己的內在不同,當兩者之間落差越大,壓力就會越大,她建議學生們應該遵從自己的樣子選擇。

後記

訪談結束、老師離開之後,小組成員還坐在咖啡廳內,大家的臉上都帶有一些感動。從與老師的問答之中,我們似乎隔著薄霧看見一些我們身為歷史系學生的輪廓,也感覺到自己擺脫了名為「歷史系」的限制。老師身為歷史學系畢業生,與其說是喜歡文學的歷史家,她更像喜歡歷史的文學家,在訪談過程之中對於我們與自身創作相關的問題,老師露出更加專注聆聽的表情,感覺是身為創作者的自己懂那種想書寫的慾望,於是更能同理。時機的掌握,與給自己嘗試的機會,會伴隨我們接下來的歲月,讓我們越來越了解我們自身⋯⋯

受訪者簡介:
謝金魚,「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共同創辦人。大學就讀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研究所則是清華大學歷史所,主要研究唐代史和粟特人歷史。
自稱為致力於歷史普及的穿越者,一流的吐槽家、二流的美食家、三流的小說家跟不入流的史學家。(摘錄自《崩壞國文-長安水邊多魯蛇?唐代文學與它們的作者》中作者簡介)

著作有以歷史為背景的小說《清宮 紅塵盡處》、《拍翻御史大夫》、《蘭陵公主》,和歷史普及書籍《崩壞國文-長安水邊多魯蛇?唐代文學與它們的作者》

 

[1]杜甫〈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禦、常正字入京〉:醉酒揚雄宅,升堂子賤琴。不堪垂老鬢,還對欲分襟。天地西江遠,星辰北斗深。烏台俯麟閣,長夏白頭吟。

[2]拼爹:一個當今社會流行詞,指的是“比拼老爹”。年輕人不管上學、找工作、買房子等方面比拼的不是自己能力,拼的是各自父母。雖然說要自食其力,但是有個好爸爸總比沒有要強的多。(摘錄自百度百科)

[3]《莊子》〈逍遙遊〉: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大,不知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而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之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4]謝金魚野生台灣史(https://classone.cwgv.com.tw/course/C2018111503285555858)、野生唐代史(https://classone.cwgv.com.tw/course/C2018042408060526013)

[5]1930烏山頭(https://www.gacc.org.tw/events/ya/508)

[6]茱莉亞歲末餐會(2020年底與50/50 Cuisine Française法式餐廳合作)

[7]最早由宋朝開國功臣趙普寫《飛龍記》,比較完整的文字記載最早可以見於明朝小說家馮夢龍的小說集《警世通言》。至清代,戲曲藝人據此編為傳奇唱本,其後又有崑曲及京劇等多種戲劇問世。(摘自維基百科)

[8]〈再生緣〉,女主角孟麗君:清代彈詞小說。女作家陳端生所著,借用另一本清代彈詞小說《玉釧緣》的人物,寫他們在來世再續情緣的故事,故名之為《再生緣》。故事間接歌頌了女性追求自由的思想,在當時很受歡迎。(摘自維基百科)

[9]中國營造學社:以中國古建築為主要研究對象,書稿、照片、圖紙等資料現在多保存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圖書館,目前部分資料已經完成數位化保存和編目工作,並有內容描述和小圖在網上提供檢索服務。(摘錄自維基百科)

訪談人:石愷萱、謝孟吾、王安珩、張慧心
撰稿人:石愷萱
訪談時間:2020.12.3
責任編輯:馬銘汝

歷史學,是為了更美好的生活──臺大歷史系系主任李文良教授專訪

正月寒風徐徐吹,在這個季節裡,落葉淪為東北風的玩物,在文學院中庭飄盪四散。而高三生正如落葉般受盡學測季風的摧殘,在人生的路口上躊躇不前-為此,我們與在杏壇耕耘多年,現為台大歷史系系主任的李文良老師進行訪談,希望在這次訪談中,能讓憧憬歷史系的高中生「落葉歸根」,更甚者,還能給予徬徨中的歷史系學子一盞明燈。

於是乎,在期末後的一個平日早晨,我們(訪談團隊)步入了李文良老師的研究室。進去的當下,立刻被兩旁滿滿的書架給震懾到,相較之下,我們準備學測、指考所看的書只能說是九牛一毛!當然,我們也見到了笑容滿面的老師,韶光有限,在簡單的寒暄後訪談旋即展開。

我們以「為什麼會選擇歷史系?」作為開場第一個問題。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但也是相當困難的大哉問,李老師拿出準備好的稿子,開始講述讓他做出選擇的那個年代,那個讓他感受到歷史的往日。

時代的召喚

在那個環境感受到「歷史」、「時代」

總統過世,而接班人卻懸而未決、國會與現實的民意基礎脫節、本土化浪潮此起彼落——這是1980年代末期的台灣,是邁向民主化的寶島,是尋根的福爾摩沙。在那個時代裡,政治的問題促進了台灣人對於自身歷史的探討,而原本就讀企管系的李文良老師,隨著時代的感召,意識到了台灣本身的歷史發展,也因此踏進歷史學的天空。
太陽花的學生,看起來對於本土台灣史的熱情,沒有像以前的人那麼多
歷史學雖然是在研究「過去」,但人們對歷史學的興趣與感受,往往與「現在」的浪潮息息相關。李老師回憶,那時候的學生,都多少對廣義的人文、社會科學有很大的熱情,相較之下,現在的台大倒沒有那麼強烈的集體因素,即便在太陽花學運,也沒有帶來齊頭並進的本土化浪潮。雖然當時老師自身沒有熱烈投入學運中,但仍藉著參與許多台灣文藝相關社團,順著時代的洪流,尋找台灣記憶。

學歷史,能幹嘛?

歷史學,是為了過更好的生活

李老師緩緩地說道,這句話出自以前一位他很尊敬的老師,而自己當初除了承蒙時代的感召,也是為了瞭解自己,認識家庭,乃至理解社會,看清國家。畢竟歷史學是很難脫離生活的,不過這樣的理念往往不被理解。

在我老家,鄉下地方,別人知道我唸歷史系,都會問說你幹嘛去考古

只是幾句鄉村閒聊,卻點出社會大眾對歷史學的不了解,帶出歷史學受盡輕蔑的現實。有趣的是(或著說可笑的是),就在訪談的前一天,「身為歷史系」被某網購平台揶揄為世界上最悲慘的六件事之一。當主訪把該張梗圖展示出來時,在場的四人無不「會心一笑」,室內充斥著快活的空氣,畢竟身處歷史系,對這些冷嘲熱諷早已習以為常,不過笑容中仍舊帶著一絲絲的心酸。相信無論是我們(訪談團隊)還是其他本系學生,時常會接受到家庭及社會中對歷史系「用處」、「出路」方面的質疑。長期下來難免會產生自我懷疑,對人生未來感到焦慮,甚至開始排斥歷史,當初的理想與熱忱,早已不知所向,取而代之的,是社會對歷史系的既定負面印象。到底歷史學在幹嘛?到底讀歷史系能幹嘛?對此,李老師當然有他的看法。在看過網購平台的「創意」後,他緩緩地說:

「歷史學的訓練,就是一種思想的訓練。對於同一種材料,講出不同的見解,於是有不同的歷史學看法,並且說服他人接受你的想法。」

老師說道,歷史學是一種思想的訓練,是邏輯能力的建構、資料蒐集能力的養成及文字駕馭的訓練,因為要說服別人,所以需要更強的證據,更嚴謹的推理,進一步強化論證,過程中你又必須聆聽他人的想法,進行批判跟反思。絕不只是單純背誦那樣簡單,而是需要嚴密的思考與邏輯;作為歷史系,絕非可怕的事,而是為了更好的生活。
另外老師還舉例,假如未來各位的老闆交代你去辦理一個活動,你需要的正是完整嚴密的思考,並做出通盤的規劃,而這正是歷史學所能帶給你的。更重要的是,你要能聽取別人的意見,修正自己或為自己辯護。可惜的是,很多人歷史學學久了,覺得自己見識甚廣,認為大家皆需以其馬首是瞻,失去了聆聽他人的度量。李老師強調,這樣是非常不健康的。回過頭來,老師表明大學部的訓練重在「創新」,希冀學生能在史學訓練中周延自己的想法,達到思想訓練的目標,如此一來不但能充實自我,還能顛覆大眾的既定印象,某平台的梗圖更是不攻自破。
當然老師也坦承,歷史知識的市場很小,但間接的市場其實很大。老師指出,作為歷史系的學生,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歷史,不要認為讀歷史就一定要當學者。台大最大的優點就在資源,而本系(台大歷史系)也將必修學分降低,雙轉輔幾乎沒有限制,目的就是希望能讓學生多方接觸多方發展,好好把握進入台大歷史系的機會。

歷史學的歸屬

訪談到了這裡,老師為歷史系學生解答了對未來的焦慮,但對於自我定位似乎仍存在著懷疑,因此我們詢問老師對於歷史學定位的問題,好奇歷史學到底是屬於人文學?還是社會科學?
李老師表示,這是學界常見的爭議,在過去1980-90年代,當時的歷史學受到來自社會科學的龐大壓力,許多歷史學者也開始對歷史學產生疑竇,造成歷史系大學部必修中出現社會科學相關課程。不過李老師認為,歷史學依舊屬於人文學,但就如同前面提到多方接觸的原則,仍要保持對社會科學的認識及互動,畢竟有很多作出優秀史學作品的學者(像是柯志明老師)其實是社會科學出身的學者。老師也提及跨領域學習的個人經驗,像當初為了完成日本時代林野政策的碩論,特地跑去上法律跟經濟學的課程。老師額外強調,越是近代的研究,越需要與其他科目結合。不過許多歷史系學生似乎倒果為因,時常利用社會科學名詞去包裝史學,掩蓋自身對史料的不信任。老師認為,與其他知識的結合固然重要,但這不代表可以忽略歷史學的價值。

大家對於純粹從歷史出發的文章沒有信心。因為科學可以重複驗證,可以不斷得到同樣結果,數學亦然,但歷史學不是如此。

老師剖析了學生對於本科失去信心的根本原因,一生都在追尋標準答案的學子,面對不確定時失去信心時為非戰之罪。不過老師也提到,這正好能呼應前面提到歷史學對於嚴謹邏輯的要求,唯有如此才能增加信心,以健康的心態面對史學。

看看中學課本

因為要考試,所以有範圍、較有共識的答案,因此高中不太鼓勵想一個不同的答案。

這是李老師認為高中歷史和歷史「學」不同的地方,但社會大眾對後者的認知往往停留在前者,導致認知上的歧見。不過相信對於有興趣投入歷史系的高中生而言,最想知道的還是怎麼樣的人會在面試中獲得歷史系教授賞識呢?主訪畢竟也是過來人,當然不會沒有忘記給後進謀福利!當時李老師想了一下,說道:「高中生很難知道什麼是歷史學,但多半是對廣義人文學科有興趣的學生(來面試的),所以會觀察他的邏輯思考與表達,不會要求對方怎麼回答對什麼歷史課題有興趣、怎麼做研究。」

訪談至此也來到了尾聲,我們與老師告別後離開了文學院,東北季風持續無情的咆嘯,幸好有煦陽映照,為冬日送暖;對於歷史系的冷嘲熱諷,對於自身未來的焦慮,或許如同狂風般永不停歇;我們不否認它們的存在,只願閱畢本文的你,能夠在歷史學上,感受到如同冬日煦陽的希望。

訪談人:廖品硯、張霈旋、趙家彥
撰稿人:趙家彥
訪談日期:2021/1/19
責任編輯:王安珩

故宮裡的現代CEO:專訪吳密察院長

故宮裡的現代CEO:專訪吳密察院長

▌訪談人:林婕琳、吳念恩、柯采元、高涵芸、馬銘汝、童冠傑、黃子晏、廖品硯、劉暢、盧玠彤。
撰稿人:童冠傑。
責任編輯:馬銘汝。
▌訪談時間:2020.1.16

受訪者簡介:
吳密察老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東京大學人文科學研究科碩士、博士班肄業。曾任教於臺大歷史學系、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及臺灣文學系。曾擔任文建會副主委、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國史館館長,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為著名臺灣史學者。

吳密察老師

大學教育之我見

訪談開始時,老師分享對於大學歷史教育的想法。舊制的大學教育中,中國通史是列為「部定必修課」,通常由系上的新進教師授課。面對非本科系出身的學生,如何使課堂生動不枯燥,又讓修課學生有所得?

老師藉由「談感情」的例子,說明何謂歷史。「當一個人想要積極地把他的過去講給你聽,他就成為歷史學家。因為他要藉由這樣的過程,幫助你理解他之所以成為現在的他。」向他人呈現自己的生活經歷,便是一種歷史敘述。其內容、表達方式會根據情境與受眾有不同版本,為了達成有意義的論述,會在陳述事件時,有所增減、批判或辯解。歷史不是定冠詞“the”,必須加複數“s”;不應由權威制定並要求群眾遵從,而是眾人可以不同方式理解,透過合理的論證陳述。

臺灣教育多以升學導向為主,過度重視考試,並未設計一種情境,讓學子從中獲取知識外的經驗。這樣的體制導致思想僵化、形塑成績至上主義,學生的多元發展受到凝滯。「不必叮嚀你們這些學生念書。而是要叮嚀你們長大。」老師語重心長地說明情感教育的重要性,「你是被期待要成為一個成熟的人,可以完成別人交付任務的人。」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遇到挫折時,如何應對?如何調適心情,建立自己的價值觀跟人生觀,同時發展興趣並且投入熱忱?如何在人際社會中合作、運用溝通技巧,完成託付的工作?這些能力不是死讀書本知識便可以習得,而需要不斷實戰磨練才得以更臻成熟。大學不只是知識殿堂,更是試探各項資源的寶地,不要讓自己被侷限於一隅。

老師認為,大學階段是探索自己的時期,無論是參與社團或系上活動、不限科系的自由選課,還是與來自各方的同學齊聚一堂,互動切磋,都能提升多元能力,同時幫助自己思考未來出路。研究所則是在特定領域中受專業訓練,老師的要求會比大學時期嚴厲許多。老師提醒,無論工作或從事研究都是自己的取捨。沒有哪一項會比較輕鬆,可以懈怠發懶,而應重視自己的選擇,更加努力。

身分轉變

從教職到行政職,身分上的轉變,老師未覺特別不適應。老師認為目前的學術研究也是一種「工作制度」,學者在教學與研究生涯中,必須按照學界的基本規範行事:申請研究計畫、辦理並參加學術會議、設計教學模式等等。老師認為,故宮的工作與從事教職時的作為相差無幾,只是受眾來源更加廣泛。

歷史學對於行政管理有幫助嗎?老師斬釘截鐵地說「沒有」。歷史是一門特化很淺的學科,不似其他社會科學,發展成經常需要理論和模型進行研究。利用自然語言使得書寫門檻降低,坊間出版為數眾多的歷史書籍,其中不乏作者非本科出身,但內容相當精采的作品;但同時,歷史也正因以自然語言書寫,不像數學語言能夠表達清楚,且不會產生理解上的歧異。研究者若時常在各自的思考脈絡中進行論辯,便難以產生真正的對話,於實務管理的貢獻度也隨之減少。

不過,老師也指出歷史學有兩大重要性,一是對「時間」維度的重視,問題也多參照時序脈絡討論;二是強調全貌性的思考。老師援引歷史哲學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的話,表示歷史學徒應有綿密的圖書館工作,廣泛地蒐集、引用史料,同時對人和人所組成的社會有普遍的瞭解。因為歷史不是好發議論而已,而需耗費大量時間埋首閱讀,找資料佐證自己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對社會的理解,不能拘囿於知識的象牙塔中,而忽視自身所處的環境。說到最後,老師似乎也承認歷史學訓練對他的行政工作不無幫助。

我們也相當好奇老師擔任不同行政職的經驗,藉由這次訪談向老師請教。首先是資訊、檔案的開放,老師在國史館任內,有是否開放檔案給港陸人士的爭議;於故宮時,反而強調故宮月刊應該要向大眾開放。在相似的議題上,卻採取不一樣的行為。老師說明,他的立場一向是「回歸法治,充分開放」,並不會因服務機關不同而有所差異。

老師說,國史館中最重要的檔案,是蔣介石總統的「大溪檔案」。過去沒有制度規範檔案使用,管理上有弊病。老師就任後,依現行法律,非中華民國國籍者,不得申請閱讀中華民國的機密檔案,於是暫時不向國外學人開放。但與此同時的四個月間,老師其實正將 26 萬件機密檔案解密,製作數位掃描檔、上傳網路,提供全世界學者研究。老師苦笑著分享道,本意不是阻撓研究計畫,而是建立完善、健全的機制;但在苦心孤詣的成果揭露前,老師已遭受外界許多非議,事後也少有人為之平反。

另外,老師身為一名臺灣史學者,為何會接任帶有濃厚中國史意味的故宮院長一職?老師說,故宮的收藏是人類文明史上的重要遺產,偶然因緣而來到台灣,我們就有義務珍惜它、詮釋它,並提供全人類享用。而且,故宮在臺七十年,早已生根臺灣,是這片土地上的民眾所共有的,臺灣史的一部份。

吳密察老師

認同的展現──臺灣史研究

講起研究臺灣史的原因,老師說是為了「搶救認同」。當年北上就讀大學後遭遇文化衝擊,說著有腔調的「臺灣國語」,讓老師的自我備受打擊。為了挽救認同危機,老師利用閒暇時間至圖書館閱覽有關臺灣民間信仰、地方志的書籍,如《臺灣文獻叢刊》;另外,世界名著也是一帖良藥,像是法國作家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的長篇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拯救老師於文化衝擊的痛苦之中。老師並非大學期間就下定決心研究歷史,「我寫學士論文是因為想要有始有終,做過歷史學的研究,就當到大學走一遭,不留遺憾。」由於先前學者研究的都是清代臺灣史,少有討論日治時期的發展;加上當時透過鄭欽仁老師和王詩琅先生牽線,參與《臺灣風物》的編輯,拜訪過曾經參與抗日運動的老前輩們,於是選擇 1895 年「乙未割台」為學論題目。寫作學論的過程中,李永熾老師將日本戰後政治思想史學者丸山真男的著作介紹給學生,對老師有諸多啟發。

畢業後,正好有個很幸運的機會得以留在系上當助教,就這樣自然走上留在歷史系的路上了。1984 年,終於獲得留日獎學金,於是老師赴日攻讀東京大學人文科學碩士,感受東洋史、日本史研究方法的差異。與小島晉治教授研讀《問俗錄》兩年,講求精讀;濱下武志教授的山西票號研究,討論人群書信往來關係;跨學科的「政治過程論」,這些都成為老師學習的養分。

老師認為,臺灣史研究不能侷限於地理邊界進行討論,必須放在更大的空間、政治範圍來談。研究臺灣清代史,必須加入大清帝國的框架討論;研究臺灣日治時期,則當將日本帝國放進背景;1945 年後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統治,應該將美國納入分析。另外,帝國內部的比較研究也很重要,如清帝國同時期的移墾運動:臺灣島的生番熟番、雲南的生苗熟苗、海南島的生黎熟黎,皆可討論漢人與當地原住民的接觸、互動差異;或是日本政府的殖民政策:對北海道、琉球的內國殖民,以及對臺灣、朝鮮的外部殖民比較。這些歷史發展,至今仍影響臺灣、乃至於東亞社會甚多,要理解環境發展的趨勢,就需有較全面的觀點。

參與社會運動

就如老師所強調的,要「對人與人所組成的社會」有所認識,老師在大學時期,便相當關心社會環境。當時學生參加活動主要透過學長姐帶領,老師隻身一人北上,只能靠朋友探聽黨外運動的情形;雖然自己不敢直接參與,仍始終關懷臺灣社會的發展。1978 年大學畢業,老師第一次參與黨外運動,便是為年底的第三屆增額立委選舉寫文宣。

而在留學東京後,才發現國外的社會氛圍,與臺灣內部截然不同。1986 年,菲律賓爆發黃色革命。時任總統的馬可仕(Marcos)獨裁已逾二十年,執政期間貪汙、選舉舞弊,更發生反對黨領袖艾奎諾(Aquino)遭到暗殺的事件。黃色革命,便是由艾奎諾之妻克拉蓉(Corazon)與樞機主教辛海梅(Sin)帶領的民主化運動。當時有許多菲律賓女性赴日從事較低階的工作,日本媒體上街採訪那些女性,藉此瞭解海外菲國人民對於黃色革命的想法。她們面對鏡頭時,竟能夠就自己支持、反對的立場,侃侃而談、毫不畏懼。老師為此極度震撼:人民對於母國民主化的熱情,原來可以不分性別、教育程度和工作。當時臺灣尚未脫離威權統治,老師捫心自問,作為一名知識分子,若逢媒體詢問對臺灣政治的看法,大概不敢抬頭挺胸地談論。

1989 年,北京爆發六四天安門事件。在東大校園,學生舉牌示威,反對當局對學生的作為,那是老師平生第一次參加校園運動。「所以到國外去,會碰到各種各樣的刺激」,這些經驗使得老師在回國後,更加積極投入臺灣的社會運動,同時也多次撰寫社論,闡述自己對社會現象的見解。

吳密察老師

淺談歷史教育

談到老師有關臺灣教育的文章,寫作緣由來自赴日經驗。當時著名的憲法訴訟案「家永教科書訴訟」,係關於家永三郎教授自撰的教科書,由文部科學省(編按:簡稱文科省,相當於日本的教育部)審查後,書中部分內容被指出需要修改。家永教授不服氣便一狀告上法院,稱文科省「違反憲法」;除了訴諸法律外,有個性的家永教授還將原先的教科書取名為「審查不合格教科書 日本史」,藉此諷刺當時文科省不合理的作為。

老師在和朋友們創辦的《當代雜誌》中擔任日本通信作者,定期刊寫留日的觀察、日記,其中一篇便是看完家永訴訟的判決後有感而發的作品──「國民教育權」。老師援引在國外的所見所聞,於當時思想仍較保守封閉的臺灣社會,針對教育體制提出新思維與建議。施行一綱多本後,老師覺得還能再進一步修整。這套來自日本的制度,放眼全球並非最進步,應效法更優良的制度。

例如 2005 年,老師參訪東柏林郊區一間高中的見聞。在那裡,歷史是選修而非必修,全校僅兩位歷史老師負責排定每個學期歷史課程的主題,主題必須適合高中生,並能夠激發他們深入思考。該堂觀摩課程以甘地的不合作主義為主題,同學就課前讀物進行討論,接著觀看甘地的相關電影,結束後寫一張 A4 的心得。這樣的上課方式中,老師並沒有主導授課,只扮演引導討論的角色,但將歷史學裡閱讀、討論、寫作等幾個側面都包含在內了。老師感嘆:看來,我們的歷史教育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原因其一,在台灣人眼中,歷史怎能不是必修?其二,歷史怎麼不是線性敘事,又不按照臺灣、中國、世界史的分類?最後,為何老師都不需要講課?老師感嘆,臺灣要達成上述三個目標,恐怕還有很長的道路。

話雖如此,老師仍肯定臺灣在教育改革上的努力,說明若能改變考試制度,讓教育更活潑更有彈性,下一代才會更好。在這方面,老師提醒大家不要成為死氣沉沉的孩子,建議我們需要培養國際的視野,「從小池塘到臺灣海峽,現在希望你們這個時代到太平洋!」以現代東亞研究為例,以前可能研究兩國關係,如今的研究則必須拓及各國,兼有中、日、英、韓、馬來等諸語的解讀。科技發達的現今,我們該思考如何善用資源,如此,才能在老師那輩人開啟第一扇門後,將門推得更開,讓視野更為遼闊。

高中生期許

對歷史有興趣的高中生們,老師則是反覆叮嚀,不要太早定下自己未來的出路。歷史有別於其他學科,需要大量閱讀書籍和文獻,進行整理分析,所以對於「白紙黑字」要有相當大的熱忱,也要能耐得住寂寞。老師並建議道,同學不要受限於傳統死板的教科書,可以多到坊間書店,找尋自己感興趣的書籍。書中自有黃金屋,值得大家花時間探索其中樂趣。

另外,老師再三提醒大家多多參與學科之外的活動,關心社會與世界的脈動。除了對生活產生好奇心,「對人與人所形成的社會有普遍的了解」外,也要培養將理想實踐出來的行動力。

老師與訪談同學合照

專注當下:採訪蕭宇辰學長

▌訪談人:高涵芸、吳念恩、林晏廷。
撰稿人:高涵芸。
▌訪談時間:2019.11.29
▌責任編輯:林晏廷

▌受訪者簡介:蕭宇辰學長,畢業於臺大歷史學系,是「臺灣吧-Taiwan Bar」、以及「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Story Studio)」的共同創辦人。在這次訪談中,學長和我們談了人生觀、對歷史系的看法,以及在新媒體工作的經驗。

身在歷史系

就學與工作的連結

學長說,兩三年前在臺灣吧從事內容生產時,能學以致用的主要是處理資訊、摘要的能力。另外也很重要的是「視野」,經過了歷史系的訓練,看待事情的視角較多元而不被框限。但目前從事的工作主要是管理,歷史系的訓練較難直接幫上忙,因此出社會後「自我增能」十分重要。學長也說,沒有什麼能力是在大學這個階段一定要學的,因為每個人的目標都不同,不同的目標所需培養的能力自然不一樣。

關於如何尋找人生的目標,學長表示「探索」是個空泛的概念,別急著徬徨未來的大目標;要重視的是生活中的每個「微動力」,例如開始關注平時的喜好,接著一步步前進。如果喜歡寫影評,那你是否希望有機會寫出更好的影評,並上網發表?比起空泛地想著如何能靠寫作吃飯,注重當下、逐步往下延伸,是比較實際的辦法。

學長自身的志向是教育。在高中的時候,只是憧憬著歷史老師的工作,對這個目標沒有太多想像;後來在學校的教育現場,以教師的身份和學生互動,才慢慢認同教育工作者的目標,進而拓展出現在的事業。比起戲劇性的轉折,人尋找志向的過程常是在生活中有了一段體驗,經過自己反省,而逐漸調整方向。

蕭宇辰學長

學長強調,別急著煩惱「生涯規劃」,因為沒有生涯可以規劃。你只能確保當下在乎的東西是在進行的,而過程中會岔出各種可能性,你可以選擇要不要接受這個可能性的挑戰,所以未來做什麼並無法預料。學長說:「對自己多一點的想像,對自己多一點的期待,不用害怕未來迷惘這件事情,因為你沒有決定未來的可能,沒有人知道未來會長什麼樣子。」

學長對學弟妹參加活動的建議,也是如此。專心做當下最在乎的事情,而且要知道當下做每一件事情的意義與價值,也就是自己希望從活動中獲得什麼能力,並確保自己確實在透過練習而成長。

給想念歷史系的學弟妹建議

「想念就念,有什麼好建議的?」學長說,確保自己的興趣或意願、以及這個科系的課程與自己的期待是否相符,掌握了充足的資訊即可,人格特質不是重點,意願才是。再者,沒有什麼能力是非得在歷史系才能學習的,前述處理資訊的能力和視野都是如此。

歷史系不會就業困難,但薪資待遇相對不理想,飛黃騰達的機會雖有,但相對少。不過,每個人在做任何事情都是選擇阻力最小的道路來前進,雖然對這件事的熱情可以減少阻力,可是家人反對、社會壓力等也都是阻力。所以「選擇」就是你當下覺得最適合的決定,沒有好壞之分,如果不希望自己後悔,就在做決定的當下看遠一點吧。

學長與訪談同學對談

身在新媒體

臺灣吧和故事的創辦與管理

學長在臺灣吧和故事都是共同創辦人,所以兩者的創立目標和實際運作方向,都是由團隊的共識決定。臺灣吧的四個共同創辦人中,完全以史學出發去掌握內容的只有學長一人,但故事的團隊全部都是歷史系出身的,所以思考的主要是歷史相關的議題。

臺灣吧創辦初期,因為需要擴大經營而遇到管理的難題。那時學長看了很多管理學、產業資訊與科技趨勢的書和網站。另外,「分工」也是一大課題,找出團隊成員想做以及適合做的事情,遇到問題解決問題,不斷地再優化。

當公司妥善運行到一定程度,創辦群的色彩將能夠被消弭,而變得獨立存在,那麼就能確保自己可被取代 — — 就算自己離開公司,臺灣吧還是臺灣吧。當然在創辦群仍管理公司的狀況下,創辦群會確立整個公司的方向;但如果經營團隊或是持有股份的人換了,只要確保接手的人是保有一樣的心,就讓他們因應不斷改變的社會,調整公司的方向,在動態中前進。

臺灣吧影片內容生產

臺灣吧團隊創作內容時,是團隊有了想傳達的核心價值,再找資料去包裝它;而觀眾則是反過來,也就是先看到資料,再看到團隊拋出的提問或想法,即創作時的核心價值。團隊找資料的過程,也經常因為逐漸了解議題,而重新思考想傳達的核心價值,然後再為了新的核心價值找資料,可說是「思考確立方向、找尋資料、修改思考的方向、再找尋新方向的資料」的循環。

媒體的立基點就是影響力,影響力越強,責任越大,這個責任包括了被檢視、被批評。別人的批評未必正確,但這些是有了影響力必定要承接的事情。臺灣吧團隊會去看留言,但不過度在意,而是透過觀眾的反應看見需要改進的部分,有必要時發勘誤文,在這樣的過程中慢慢進步。

目前的成果和未來的期望

「教育是一個面對未來的事業,可是沒有人知道未來長什麼樣子。」因此學長認為,只能讓更多元的教學方案都有機會被落實,並在一個動態的過程中,不斷努力的修正和前進,如此一來,無論未來的社會如何,都有一群人能夠帶領整個社會去成長。

目前臺灣吧努力的成果,可以從學校老師使用臺灣吧影片的高比例,以及網路上的觀看次數被有效證明。學長表示接下來想做的更好的部分是,在影片後面附上建議的教學方案,讓老師可以藉由這個影片再進行延伸探討。

「各式各樣的社會挑戰跟問題,都不會有一個簡易的答案去回答。我們只有可能在一個動態的過程當中,找到現在可能的突破點,試著努力、修正、並慢慢前進,希望這個社會可以變得再可愛一點。」

學長與訪談同學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