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宜軒
郭佩宜老師的研究取徑之一是歷史人類學,人類學與歷史學相遇,成為一場合奏練習。人類學家聽到其他人類學家的故事,其中一個是新幾內亞的老婆婆,在她的文化裡,聽眾是誰、有什麼樣的名字、從哪裡來是非常重要的,於是她在唱歌的時候把聽眾的背景也放進歌詞裡面,於是這場歌唱就不是對著一群無名的人,而是一個個和她有連結的生命,「這跟我現在演講也是一樣的」,老師這麼說。
於是接下來的演講,老師從她如何跨入歷史人類學的研究,以及她在田野過程與檔案的互動,帶領我們聽見一場人類學與歷史學的合奏練習。
老師說,歷史對於人類學家理解當代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她所研究的殖民歷史、殖民的治理方式、貨幣、法律、宗教,如果只看當代,對歷史脈絡不清楚的話,所能了解的是很有限的。
而對歷史學家來說,老師引述了周婉窈老師在先前訪談所分享的,人類學能夠開闊歷史學的視野,平衡文獻的不足,特別是當「文獻的存續常會偏向某些特定的人群、階層、性別,為其所影響,使得歷史學在重建過去時有所隱蔽」此時人類學提供的是不同的切入點。
於是人類學家需要多和歷史學互動,相反地歷史學家也是。
如何跨入歷史人類學的研究──與Langalanga相遇
之所以是「歷史人類學的合奏練習」,老師謙虛地說,與其說跨入這個研究領域中,她其實是在研究的過程被成為一個歷史人類學家,只是在人類學的訓練上,自己在檔案研究中摸索。
關於這個「被成為」的過程,故事是發生在所羅門群島上。在提出博士論文計畫時,老師曾經打算研究當地的排笛與教會的關係,也想過要寫臺灣農技團來到當地推廣水稻的計畫。但是兩個計畫因緣際會之下都無法進行下去,結果老師在這裡和Langalanga相遇。
初次見面,Langalanga生活在岸邊,船慢慢靠岸的時刻,老師說,那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附近的火山有兩千多公尺。老師注意到他們獨特的貝珠錢、人造島嶼和居民自己的造船業,田野筆記裡期待的說,這裡有好多題目可以做,這個地方至少可以做十年。
於是老師在這裡開始了基本的田野工作──與當地人的對話和戶口資料的蒐集。慢慢學會當地的語言後,老師開始聽當地人說話,逐漸觀察到他們最喜歡講述他們因為颱風,從人造島嶼搬到岸邊的事,並且不斷在說他們搬到岸上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同時,在戶口資料的蒐集中,老師在這裡逐一建立自己的地圖與資料庫,於是可以從戶口資料中了解每一戶有什麼人,也從村落地圖中知道誰蓋了什麼房子、誰搬到了哪裡,藉由這個過程認識很多人,也拓展了研究可以走的路。
從這些觀察出發,老師看到遷徙的歷史對她而言、也對當地人而言的有趣之處,於是老師「半被當地人牽著走的」進入這個題目。這裡的遷徙包含的不僅是近期的遷徙,還有整個人群古老的遷徙歷史──主流的敘事是說,人們從山上下來,但也有因為逃難、聯姻、冒險而匯集到這個地方的人。雖然和老師一開始的方向完全不同,但老師就這樣一步一步進行,發現了它非常有趣的地方。
在基本的工作中,老師因此碰觸到當地人的系譜,從與他們的互動中她發現系譜的祕密性,以及它和土地糾紛之間的糾葛。土地官司與古老的紀錄連結,而與當地人訪問的過程也不是單向的問答,而是一連串協商和相互利用的過程。更多的提問帶來的不是一套準確的事實,反而是從回答中矛盾的敘事和選擇性的陳述衍伸出更多疑問。於是老師看見口述的極限,不知不覺這樣進入了檔案的研究。
一個人類學家與檔案的互動──檔案局、圖書館和阿公的故事
老師在這裡開啟了兩軌的田野工作,被授權得以進入城裡法院的整間檔案室,影印、記錄檔案的內容。
藉由老師的敘述,我們見到二十年前的人類學家在所羅門群島進行田野工作的樣子──把握每週可以進入法院檔案室的時間,才能讀到整間檔案室的文件和地圖。但是職員有時候遲來,影印機沒紙了、壞了等了好久也沒有人修,於是只好改用電腦記錄。後來在所羅門首都的國家檔案局也是,檔案局可能沒有開、影印機又壞掉,或是檔案遺失了。
檔案工作的特殊之處在於,有時候同一個人的說法前後不一樣,或是和口述時的說法有很大差異,就像阿公相信直到現在,Langalanga人在海上遇到危險的時候,都可以呼喚鯊魚,鯊魚會來幫助族人上岸,但法官卻會抱持質疑,顯示當地文化和西方法律體系衝突。
於是當人類學家取得了敘事的權力,隨之而來的還有責任──建構一套事實的責任、保守檔案祕密的責任,或是對當地人的責任。研究者的參與讓文獻超越了口傳歷史,當人類學家熟悉當地的文化,在進入檔案的時候就越容易讀出問題,掌握了研究的優勢,更要自我節制,永遠懷著反身性面對檔案和田野的交錯。
除了法院檔案室、國家檔案局,老師的研究範圍也從Langalanga、整個Malaita到所羅門群島、英國在整個太平洋地區的殖民史。於是老師開始尋找英國在西太平洋的殖民資料,在奧克蘭和倫敦的圖書館,接觸到海軍的地圖、教會的紀錄和早期的遊記。從中老師也發現,她本來想找的是整個殖民史和自己研究的所羅門群島的關聯,但是當她沒有目的的在架上一本一本翻閱,結果讀到了非常有趣的英國官僚體系和殖民地互動的紀錄。
於是老師再度引用周婉窈老師在之前的訪談所說,歷史和故事是有差距的──歷史學建立的是脈絡、通象,所以如果只讀特定的主題或是二手文獻,幫助十分有限,而這些通象反而是從檔案之海、田野之洋的探索中自己浮現。
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的相遇
當討論到Langalanga人和歐洲人的第一次接觸,歷史學家往往從1567年西班牙船長發現所羅門開始寫,但同樣是關於初次接觸(first contact)的故事,Langalanga人的敘事主體性就會比較強、比較主動,而且也和文獻吻合。這樣的差異中,可以看出當代太平洋史學的轉向──從島民的觀點出發,納入島民的主體性,而不受限於歷史文獻的紀錄。
同樣地,過去英國殖民時期,船長透過在島上升旗,聲稱保護島民,實質是把島嶼的主權收為己有。在這個敘事中,歷史學家從文獻中見證船長的說法,英國單方面地覺得島民收下了信,那就是接受保護,成為英國的領土。但是當人類學家理解當地人行為背後的文化,就會了解當Langalanga人說不在家、我不重要,通常是一種柔性的拒絕方式,而不是被動地拒絕。
對不同文化來說,歷史的理解、記憶與再現的形式都不一樣,歷史學家重視文獻,但是對Langalanga人而言,多少年前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事件發生時經過了哪些地方,在那些地景又發生了哪些事。他們並非不記得、或是記錯了,而是用不同的關懷面向在記憶自己的歷史,這也是老師和當地人合作出版”Birana i Wala: Growing up in Langalanga”的原因,人類學家有她檔案和田野的專業,但是當地人也想寫自己的歷史文化。最後人類學家還是採取退出的位置,讓他們講自己的歷史。
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各自有自己的極限和關懷的差異,在成為一個歷史人類學家的過程中,老師是先做田野才進入檔案,而在這樣的合奏練習裡面,先彈左手還是先彈右手,彈起來的曲子就會不一樣。也許只是練習,但終會成為一場有趣的合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