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人:曹希君、陳維振、吳凡宇、林城聿
▌撰稿人:陳維振
▌訪談時間:2022./12/21
▌受訪者簡介:
呂紹理老師,現任台大歷史系教授、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政大歷史系博士班畢業。主要研究領域為臺灣史、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城市史,近年逐漸轉向環境史、生物學史等領域。
【學思歷程篇】
反思生活與時間:探問歷史為何物的學思歷程
回首勾選大學考試志願時僅填入各校的歷史系作為志願 — — 呂紹理老師講起當年對就讀歷史學系的期待與想像,同他希望從學問為人生際遇解惑的意圖有關。「當時最大的刺激是中美斷交,畢竟我們從小就接受黨國教育裡中美友誼『天長地久』的論述,這件事讓我感到非常困惑,察覺到實際的中美關係並不是過去所學的那樣,因此我想在歷史系找到答案。」
求學過程中,老師並非對歷史抱持一成不變的思考態度。一大觸動他的記憶是:曾有來自社科院的朋友向他詢問歷史學的方法為何,老師思考後,竟發現好像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可以回答。「社會科學各領域都有他們的理論、方法或原理,歷史學雖然在1970年代後因應學術界挑戰發展出一套方法論,但核心的關懷至今仍眾說紛紜。」大三時,老師原秉持對中美斷交持續性的關懷,而想報考政治所,卻發覺當代國家體制所發展出的政治學理論很難應用在過去的史實,因而重新開始思考歷史學對自己的意義。
如今老師向我們篤定:他在大學畢業後得到了啟發 — — 當兵時,老師從Marc Bloch所著之《史家的技藝》中讀得:「歷史是研究人在時間中的一門學問」,這句話點醒他認知過去一種全新的可能性。「『過去』並非時間的全部。歷史學一直在探問過去,卻沒有人討論背後的時間概念,比如它是在什麼脈絡之中產生的。」
由此,老師一直心存時間概念的課題,並在讀博士班時切實地用社會史、文化史等非哲學的角度來實踐對時間的研究。「當時翻日治時期報紙時,有一則資料引起我的注意,即六月十號『時的紀念日』。日本殖民政府為什麼要推動這樣的紀念日?其背後的建構意涵讓我感到非常好奇,因此我決定做該領域的研究。」80年代,臺灣史研究尚處在剛起步的階段,對日治時期的研究面向更是單薄,老師雖因此得到很大的發揮空間,卻也常常在調閱資料時碰壁,只得自行走一條路。最終,老師完成論文《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以社會構成的視角,談論當代的時間制度何以產生。
歷史學中時間的內涵
我們進而請教老師對時間命題的研究心得,老師則答覆說:時間是一個無所不包、跨領域的、很複雜的問題,目前都還難以有一個整全而有體系的回應。「簡單來說,每個人對時間會有不同的看法,性急和緩慢的人看的時間就不太相同,現代人走入古蹟、鄉村,體會到相對快步調的城市與之不同的社會時間。這表示等量的物理時間之外,時間會投射出個人的性格,也會彰顯孕育性格背後集體的文化價值,與核心力量。」
老師以在成功嶺的軍中經驗為例,說明他對時間有深刻體認的契機 — — 軍隊用時間束縛人,5分鐘吃完飯、30秒洗完澡、20秒到大隊部集合,那是老師第一次感受到:時間是可以被控制的。老師又舉例說在課程中,同學因為教授拖堂便開始緊張,這也指涉了時間與權力的關係 — — 因為老師掌握了上下課時間的權利;放假等國民的生活節奏,也是由政府調控而行程。這些權力運作的背後,亦反映出不同的人群與需求關係。
老師認為,歷史學一直宣稱對時間的重大關注,但很常將時間僅視為研究的工具,而非研究對象本身。這個課題到1960、70年代才開始有歐洲學者反思何謂「歷史時間」,並以德國歷史學家Reinhart Koselleck的著作具代表性。
赴日研究的啟發
老師近二十年來數次赴日研習、任職,當我們問及他對日本學界的觀察心得,老師大致歸納為以下三點。
其一是日本學界較強的組織性。研究生通常在就學期間會加入特定研究室、學會等團體或組織,以擴充、深化對自身研究領域的接觸及認知。相對而言,臺灣的歷史學會組織便較為鬆散。
其二是各式各樣的「研究班」。「2003年,早稻田大學一位專做媒體史的老師山本武利從CIA的檔案中,弄出一大筆戰時美軍對日本的情資搜集檔案。由於資料量實在太龐大,他們組織了十個研究班,接近上百人,才執行完長達十年的解讀工作。」老師回想起此一集體研究的案例 — — 最終出版了將近六七十本書、上百篇的研究論文,並培養了大批碩博士研究生,而且其中有相當多跨領域的對話和交流,便認為這個經驗也是值得臺灣學術界參考的模式。
其三則是日本研究者對語言理解的差異性。日本人以日文邏輯解讀漢字時,會產生同臺灣的母語環境者不一樣的視角。老師認為,這種對文字幽微之處敏銳的感知能力是歷史系訓練的強項,能夠在閱讀各種材料時跨越語言的障礙,是為人類在不同歷史時期當中對語言操作的實際體會。
【專題史篇】
源自日常:城市與建築課題是最初志向
談及自己長期以來對城市與建築興趣之緣起,呂紹理老師認為這與他兒時的成長經歷,與臺灣70、80年代的整體氛圍有關。
「我發現自自己小學時很喜歡看課本上的某張插圖 — — 上面是一位學生坐在窗邊,奮筆疾書的樣貌。這張圖非常吸引我,因為小時候,身為長子的哥哥擁有獨立的書房,我跟我姊則共用一個榻榻米,這種房間的格局,便讓我很希望有一個自己獨立的空間。」
對空間的想望與敏銳的觀察心緒,引領老師在求學階段發掘到更多關於城市與建築的側面。當時興起的臺灣鄉土運動與尋根運動,催生了戶外雜誌的古蹟調查工作,《臺灣古蹟全集》中收錄的閩南式建築,對從小在都市長大的老師而言,相當陌生但具有啟蒙意義。大二時,老師參加鹿港采風隊,以及到農村的社會服務社團,這些活動讓他目睹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地方社會從凋零之中恢復的努力境況。同時,林會承老師當代出版的《清末鹿港街鎮結構》提及「生活圈」的概念,也讓老師領會到建築之外、城市中由人組成的互動關係與交流網絡的概念。
然而回到校園的修課過程裡,老師仍時常感到疑惑:為何歷史系大多都聚焦政府與精英活動等等的權威內容,如政治、思想與外交等,卻鮮有討論一般社會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經驗細節的課程呢?正逢當年城鄉所脫離土木系的成立,由於師生缺乏本土經驗,時常藉由歷史作為對照理論的媒介,意外帶動許多歷史系學生對城市史的關注。結合1980年代臺灣城鄉空間轉型所面臨的爭議浮上檯面,種種的因素,成為老師後來在研究所選擇城市史作為最初選題的原因。
從城市史到環境史:嶄新的視角
「老實說,我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城市史研究者,但這門課我已經教了二十年了,一路下來,我慢慢地在做出一些轉變。」
從原先仰賴城鄉所的研究,利用既有理論探討城市案例,老師逐漸發現:這樣的研究取徑抹滅了每個城市較為獨特的面向。近年來的城市史課程,老師降低了以官方、上位者之規劃視角探究城市功能的內容比例,並帶入注重人本思考的、以城市生活內涵為核心的課題。轉向環境史研究後,老師還在課堂中增設「城市與自然」單元,深究城市綠帶、水岸空間的意義,並討論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
若追溯近年來轉向環境史研究的緣由,老師認為此一源頭與他的指導教授劉翠溶有關。原先劉老師做的課題是經濟史,廣泛利用「海關報告書」此一史料作為研究對象。老師在這波脈絡之下,便選擇廣東貿易口岸作為碩士的論文題目。但到了90年代,劉老師開始關注人口與社會結構的問題,同一時間,早年同樣在做經濟史的歐洲學者伊懋可(Mark Elvin)邀請到劉老師,希望能一同展開環境史領域的研究,劉老師便詢問剛考上博士班的老師是否願意擔任她的助理。
「當時我對環境史的想像,似乎是只有環工系的人才能做 — — 既要學化學,又要學工程,這怎麼可能?」抱持著不太樂觀的態度,加上同時又身負學系賦予的任務,老師當時並未參加劉老師的計畫。不過也正因為這樣的機會,老師開始注意到環境史這個領域。
後來閱讀了劉老師的論文成果,老師著實體認到環境史並非如原先想像的、充斥著非專業學者認知上的壁壘。當年老師亦在撰寫有關糧食貿易的論文時,從日治時期農業史的資料中覺察到不少和環境史可產生連結的議題。「同樣的材料,我們過去都用經濟史、農業史的視角來看,但事實上我們也可以討論環境在其中的定位,而不只是用人的生產跟慾望去研究這個課題。」直到兩千年前後,中研院成立臺灣史研究所,在劉翠溶老師的組織下建立了數個研究群,現時的環境史研究群便由此誕生。如今,老師也會定期參加環境史研究群的活動,從中精進學習。
生物學史:跨領域非難事也
111學年的下學期,老師開授「生物學史」課程。對於此一跨領域的突破,我們深感好奇,因此詢問老師對於歷史學界聯結多學科任務的看法。
「任何你有興趣的,其實可以去摸一摸,不必那麼深入,至少可以讓你在閱讀其他領域的文獻時得以理解大致的內容。這涉及到一個歷史學課題:某時代的某名科學家會對某些議題特別關注,但隨著學界風潮更迭,便轉移焦點了。從關注某一論點到放棄的過程,究竟潛藏何種因素,或許當代的科學家不見得會注意,但卻是我們歷史學可以去探尋的。」老師認為,專題史很容易和其他領域產生聯繫,若能觸類旁通,便可以在轉譯這些材料的過程中,利用知識背景加以潤飾。
「今天,很多學生是被二十世紀所發展出來的化學、生物科學框架給嚇到了,但其實那時的科學界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變革。若是十九世紀前多半採用文字描述科學理論的作品,由我們歷史學者來研究,未必沒有優勢。對我們而言更重要的是:了解科學哲學、自然哲學的發展背景。」在老師看來,歷史系的學生若對科學界的專題史有所興致,以大學基礎來修習相關科系的課程,其實不會有太高的門檻;真正促成專業領域明顯知識落差的,則是在到了研究所後對某一課題的精進所致。
【高中面向篇】
懷舊的實用性:歷史真的無助於社會嗎?
面對社會大眾對歷史學「有無效用」的質疑,老師覺得以短時間來說,人們容易覺得歷史是無用的,因為它沒有證照考核制度予以立即、積極的回饋,無法直接與體制銜接;社會大眾為這一現實所綁縛,因此會覺得歷史是無用的。可若從長時間角度而言,老師則向我們「拍胸脯保證」道:「任何人到了某個年齡段時,你會對過去有所需求、有些回顧,你會開始懷舊 — — 這就是歷史學的實用性。」
老師說,每個人在生命中都會疑惑:我們如何認識過去、如何了解過去、如何解釋過去。有些問題可以從自己的生命經驗中回答,但有些不能。歷史學家則有能力處理這個難題,將那些人們彼此不甚了解的過去,梳理出各自相應的一套脈絡,從而慢慢探問這些過去的意義。「譬如回憶錄和日記,就是不同時代的人回應自己的方式。當今的我們在閱讀時,也反映出了自我投射到過去的種種面向。」
然而針對歷史這一「實用性」在現代社會的彰顯形式,老師也表達出他的隱憂。「懷舊這東西就是一顆流星,稍縱即逝,很快又會被另一顆取代。我們能看到現今商品化的懷舊歷史大量產出,但它們是即時性的,無法讓人維持長期共鳴的情緒。當然我們可以符合資本主義的語境,不斷創造流行,刺激情緒,生成商機,但這又會陷入無限的競爭循環。因此,我們歷史學家與其是提供商品,更要提供方法和資源,教導別人:你可以怎麼去了解自己的過去。在我看來,我們只要提供原料和方法,其成果就可以源源不絕。」
對於歷史系學生求學之路的展望,老師認為我們必須體認到自己不是單純在討論過去,而是以現在回望過去的視角在了解著過去。老師藉此也鼓勵我們關心當下世界,從而才能知道今昔如何產生聯結。「現在如何拋棄過去?什麼過去被現在拋棄?你能把他撿回來嗎?」老師如是向我們提問道。
給高中生的建議
在訪談最後,我們詢問老師能帶給想就讀歷史系的高中同學何種建議或啟示。
「我覺得要讀人文學科,語言很重要,包括對現代語言的基本掌握,和對古代語言的基本認識。我常常跟大一的學生講:進入大學歷史系首先要調整的心態是 — — 把自己從一個歷史的愛好者變成無趣的生產者,因為我們假定你們未來一定會對歷史有所產出,無論通俗或學術,你們期待得到歷史的專業訓練,才會來到這裡。
「既然身為某種形式的生產者,我們必然要充分掌握語言。怎麼解讀幾乎和外語一樣的古文?怎麼用現代語言翻譯那些古文?首要任務是廣泛閱讀 — — 尤其是讀好的作品,它可以帶給你很好的語言訓練,從文筆到思想,比比皆是。」
老師向我們分享他心儀的諾貝爾文學獎作家 — — 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本書中,老師看出米蘭昆德拉身為文學家,背後甚至有史學家的影子,因其中囊括對史學豐富的反思敘述,足以啟迪學習歷史的人可以用何種形式來訴說歷史的故事。
最後,老師簡單概括了幾項對高中生較為實際的建議方向。其一是好好善用高中這一非專業學習的階段,觸類旁通、多方摸索,並且培養、開發自己對生活的感受力,才能較好銜接大學生活;其二是善用網路資源,如「歷史學柑仔店」、「臺灣記憶Taiwan Memory」、中研院「研之有物」等平臺,都能夠提供豐富的視野,幫助同學從中找到自己真正關注的議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