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共。亡國記

東南亞主題系列講座

The Fall of the Nanyang People’s Republic by MCP
Keruntuhan Republik Rakyat Nanyang oleh PKM

▌講者:黃錦樹老師
▌時間:9/27(五)19:00–21:00
▌地點:文學院演講廳

▌撰文:林婕琳

▌責任編輯:黃子晏

馬來亞共產黨,因內部分裂,黨史至今仍無定論。現有馬共回憶錄中,不同派別的黨員之間異質性極高,形成殊異的事立場;置於馬來西亞敏感的種族政治環境中,更難以形成定論。然而,與馬共相關的書寫,卻早自英國殖民時期就已成果豐碩。

「如果要以馬共進行文學創作,其實應該用大河小說的體例來寫,寫成『革命記』、『建國記』、『亡國記』三部曲;但馬共只有革命,未曾建國。」(《南洋人民共和國.序》)對黃錦樹老師來說,創作的樂趣不在革命,而是亡國 — — 以亡國為前提的「南洋人民共和國」於焉誕生。

黃錦樹老師 (photo credit吳念恩)

一、馬共:「不曾建國的,當然也就不可能亡國」

1920年代,第一批來自中國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者,陸續進入馬來亞,透過辦報,觸及學生與工人等群體進行宣傳。1930年成立的馬來亞共產黨,前身是「南洋臨時委員會」,並在1942到1945年間組成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以游擊隊的形式,試圖阻絕日軍的入侵。但老師認為,抗日伊始,馬共黨人的存在便帶有反諷意味:凡是游擊隊所到之處,動輒引起日軍大肆屠殺;沒有游擊隊抵抗的村落,日軍反而殺得少一些。

與此同時,為什麼英軍在馬來西亞能輕易被日軍擊潰?老師解釋,以殖民者的考量來說,知道日軍轟炸的消息後,當務之急是遷走駐在當地的家眷,而非出力保護殖民地免於戰火。英國成立136部隊協助抗日,也僅是聊備於無。二戰結束之際,英國政府曾短暫承認馬來亞共產黨合法,並成立辦事處;但1957年馬來西亞建國後,就不再是這麼一回事了。「吉隆坡獨立廣場上的紀念碑,那些銅製人像踩在腳下的,就是馬共黨人。歷史上馬共的定位,在官方眼中,就是踩在腳下的叛亂者的屍骸,就是馬來西亞建國的踏腳石。」相較於大馬政府當局鐵板一塊,一致視馬共為「叛亂分子」的強烈立場;民間昔日的馬共黨人則是高度分歧,且早在二戰期間,就已埋下派系分裂的前兆。

馬來亞抗日游擊隊 (photo credit吳念恩)

「大叛徒」萊特,不可思議的開端

日據時代,很快地出現了大叛徒萊特,他的出賣,讓馬來西亞共產黨的幾個重要領導人物都被殺光。萊特本身是越南人,同時身兼英國、法國和日本的間諜,能說華語、法語、英語和廣東話。本來是法國駐中南半島的特務,在新加坡替英國和日軍收集情報;戰後,又成為英國的特務。藉由情報工作之便,假日軍之手,萊特清理了原先馬共黨內跟中共密切往來的高層幹部,成為第一任總書記。

「馬共史很荒謬,他的第一章就是一個間諜的故事。這就是一篇小說,天生就是一個小說的題材 — — 而萊特呢?我早就把他寫進小說裡了。但,是一個複合的形象。」老師不乏得意地說。

1948英國宣布緊急狀態、1955華玲會談

萊特的下一任總書記陳平,也是馬共最後一任總書記。1948年,委員會決定採取武裝革命路線,並轉入地下活動;同年6月16日,英國殖民政府宣布馬來半島進入緊急狀態,馬共組成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則被官方視為非法恐怖組織。1950年的畢里斯計畫,更徹底改變了馬共黨人的生存條件:英政府當局劃設「新村」,把邊村的華人全部集中、遷居,駐有軍警及邊哨,阻絕華人給游擊隊送糧食,如此一來,讓叢林中的游擊隊陷入極度物資匱乏中。

1955年,馬共本有機會結束武裝,卸甲返鄉。但與馬來亞聯盟政府交涉過程中,馬共僅願意「和平解決紛爭」,卻拒絕投降,華玲會談於是破局。「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時機,但就會面臨面子裡子掛不住的問題。馬共最痛恨別人說他們投降,當時沒有解決,所以後來歷史延宕了很多年。」馬共與馬來西亞政府的延長戰,才正要開打。

「形勢一片大好」

早在華玲會談前,馬共的情況便已經極不樂觀。飢餓自不待言,內部彼此出賣,對外透露組織消息,大批黨員遭到逮捕、誘殺,倖存者為數不多且高度分裂;而1957年馬來亞獨立建國後,缺乏單一主導的馬共黨人,活動範圍零星散佈泰馬邊境。1960年代起,中共將馬共高層幹部聚集於湖南,並透過「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持續向東南亞的游擊隊員播送。

這也反映中國如何致力輸出革命。1961年,中共與蘇聯關係破裂,中國當局批評蘇聯的修正主義路線,並將宣傳共產主義、扶植革命,視為自身國際外交政策重要的一環。此時,毛澤東眼中的東南亞「形勢一片大好」。在中共提供金錢、槍枝援助之下,馬共黨人再度組織游擊隊,自邊區重新展開武裝行動。總書記陳平,則一直留在中國,直到1989年與馬來西亞、泰國簽署「和平協議」。

老師指出,這也是為何馬共小說在中國既無法出版,也不能公開刊登。老師的所有作品中,其他散文、小說都能上市,唯有《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猶見扶餘》等不准。「他們到現在還不肯承認,不敢面對這個輸出革命,搞得到處血流成河。」

肅反:製造叛徒,朝向分裂

來自新加坡的馬共領導人之一余柱業(Eu Chooi Yip)有這樣的觀察:如果馬共取得政權,必定步上赤柬的後塵。因為在蘇維埃體制下,只有專政,任何異議都會被視為叛徒,進而帶來無止盡的殺戮。況且,馬共受中共影響甚深,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肅清異己的手法,也透過「審判」不斷上演:被指為叛徒的人沒有抗辯權利,他們的基本權益沒有人理會,也沒有人幫忙說話,凡是幫他說話的人都會被當成同黨。在陳平《我方的歷史》中,可以看見這些審判會如何進行

受審者非常清楚審判會結束後,他們就會被帶到森林裡槍斃,因此目瞪口呆的受審者就會慌忙抖出同志的名字。當一個營區的被嫌疑者將另一個營區的游擊隊員也牽連進去時,就造成營區之間互相猜疑。極其明顯的是,在這種情況下被誣陷的人,與真正特務威脅並無關聯。…任何人若相信受審者無辜,並敢公然表態的話,他本身就立即會被懷疑。…因此,堅持自己無辜者,通常得單獨與三、四名指控者爭辯。

「這就是馬共。這就是余柱業為何認為馬共如果當權,必會死傷一片:因為他說你是叛徒,你就是。」赤柬的做法,馬共游擊隊在叢林裡亦然。以殺戮始,以殺戮終,他們對所謂叛徒不曾手軟。這樣的分裂局勢,直到「馬共史」的最後一章──1989年簽署和平協議時,散佈在泰馬邊境的馬共黨人仍然爭議不休。當時,泰國、馬來西亞、馬共三方要接受這個共識,泰國尤其花了許多心力斡旋其中。即使和平協議簽訂多年,今日到邊境的「和平村」觀光,仍可在告示牌敘事中,看見過往馬共內部高度分裂的痕跡。

二、新村:英殖民政府的隔離策略

先前提到,1950年的畢里斯計畫一頒布,從此改寫了馬共黨人的命運。英國政府於1948年宣布緊急狀態之後,便著手剿共,透過新村(Kampung Baru)徹底斷絕游擊隊員與華人民眾之間的聯繫。在英國當局的規畫之下,除了在新村外圍架設層層鐵絲網,出入口均部署警力巡邏:進出必須經過崗哨檢查,凡糧食、醫藥、衣物等民生用品,一律列為重點管制項目,搜身確保民眾只攜帶個人使用的分量,以免作為馬共黨人的物資補給。新村門禁森嚴,早晚點名,若白日外出做工、夜晚沒有定時進村,下場相當悲慘。

更有甚者,一旦當局懷疑任何一個家庭與馬共黨人有聯繫,或者建屋處附近疑似有游擊隊員出沒,「英國官兵通知民眾把家當收一收,迅速把人撤出來之後,一把火就把屋子燒掉了。」提及上述情況,老師說「手上還來得及抓一兩隻雞算是不錯的了。可是那些雞豬呀,就是他們全部的財產。」

新村被馬共稱為「集中營」,一方面因為外圍嚴密的鐵絲網牆、嚴格的出入管制,一方面也在於村裡的生活型態。村內吃大鍋飯,一戶戶人家擠在簡陋矮房中,配有一畦田、一口井,生活條件非常困苦,住宅還不時被官兵搜查。而華人這樣的居住型態,從英國殖民晚期,一直延續到馬來亞建國之後;華人的適應力極強,第一代延續至第二代,幾經改建,至今仍居住在新村中。近年有電視節目「我來自新村」,將拍攝重點設定在「家傳美食」來介紹華人新村,當年有許多參與馬共的都是客家人。

三、投降者們:情報獲利,自此消失無蹤

這些投降者們,不會出現在馬共史中。他們唯一會提到的叛徒只有萊特,提到他如何出賣黨員,如何利用日本軍隊清理早期的馬共高階幹部云云,是永遠被記住而憎惡的對象。然而,這些游擊隊的投降者,卻音訊杳然;走出叢林後,他們交出內部情報,搖身一變成為大商人,從此大隱於市。他們為什麼會離開?正如前面提到,馬共黨人整肅異己毫不留情,「這些先離開的人,他們是最聰明的一群,手腳最快。在被懷疑之前、死在森林之前,帶著值錢的東西先開溜了。」老師如此解釋。

什麼是值錢的東西?正是情報。一離開森林,他們便到警局「自首」,藉由自己對組織的了解,協助當局撲殺共產黨員,並取得豐厚報酬。根據研究馬共的英國籍學者梁康柏(Leon Comber)所述,馬共內部資訊傳遞方式非常傳統:行動之際,將紙條放在特定的地點,等待其他成員去領取;以至於一旦內部有人叛變自首,早在訊息傳遞到其他黨員之前,整群就被當局派兵逮捕。這樣「按件計酬」的情報交易中,投降者們不但收入可觀,英國政府還會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以免被昔日戰友挾怨報復。

訊息延遲的紙條、改名換姓的投降者們,也都一一寫進小說裡了。在〈悽慘的無言的嘴〉中,說的正是前馬共黨人如何交出組織機密,進而致富從商。這群人也成為現今研究馬共史的空白之處,當年的利益交換,全都封鎖在官方檔案中,至今仍無法確知有多少「叛徒」。遺憾的是,最極密的檔案,研究者就算向國家申請也看不到;反觀曾任英國軍官的梁康柏,卻得以調閱機密、運用第一手資料進行亞洲研究,並出版多部著作。

投降者們(photo credit吳念恩)

四、創作:透過「馬共」展現各自立場

早在1950、60年代,英國人就以馬共為題材,寫小說及戰地報導。以非虛構寫作而言,早年行文充滿「現場感」,完全站在英國當局剿共的立場:口吻是輕蔑的、心態是恐懼的,對他們來說,共產黨人就是叛亂分子。事過境遷,如今的書寫則與過去截然不同,後來梁康柏寫的就是研究報告,偏重敘事而非營造氛圍。

至於文學創作,最早的是韓素音的…And the rain, my drink翻成《餐風飲露》。她在《吾宅雙門》裡提到,自己是比利時混血兒,父親曾到比利時學習礦業;正職是婦產科醫師,業餘從事寫作。韓素音用英文書寫,一般把她歸類為通俗作家,也有幾部作品翻拍成電影。她有過好幾段婚姻,第一任丈夫是國民黨負責剿共的高階軍官,陣亡後,她便與梁康柏結婚,這和她後來的寫作極為相關:梁康柏擔任英警期間,使韓素音得以接觸軍情機密、閱讀許多第一手檔案;作品剛出版即暢銷,凡是想要了解馬來亞情況的人都會買她的書,但這也讓梁康柏因此被撤職。

韓素音立場屬於左翼,也同情共產黨。在《餐風飲露》中,花了許多篇幅哀悼郭鶴年的二哥郭鶴齡,並分析為何華人會加入共產黨,為何選擇走到森林裡去?尤其郭家當時在新山,屬於殷實人家,往來非富即貴,為何放棄一切去搞革命?同時,她也著墨新村甚多:當時很多華人被預防性逮捕,許多底層的農民被牽連進去之後就出不來。韓素音考察過新村居留營,並從丈夫梁康柏那裡取得許多資訊,寫作手法也有詳細的處理,就可信度來說,她的作品參考價值極高。

關於馬共的影像,則來得非常晚。即便如開明馬來人Amir Mohamad所拍攝的作品,敘述陳平的部分充滿調侃、輕蔑;用歌舞劇的方式表現。對華人跟對馬來人,語調也完全不一樣。馬來人的和平村安寧肅穆,畫面充滿敬意;華人就強調他們住山洞裏面,以裸女壁畫來表現他們的性壓抑。馬共組成以華人為主,馬來馬共是後期加入的,合艾條約後,馬來領導返鄉被視為民族英雄,甚至被蘇丹接見。相較之下,陳平至死都不得返鄉,種族差異還是絕對的。

五、亡國記:「對我來說,必須超出歷史來理解歷史」

回到自身創作,老師問,「馬共寫回憶錄就好了,為什麼要寫小說?」舉金枝芒來說,他寫成《飢餓》這篇作品之後,在軍隊裡引起極大風波,因為把飢餓跟死亡寫得太逼真。回憶錄裡不能寫的,比如極度飢餓、搶奪女人,一反目便引發殺戮,這些叢林中的生存法則,就仰賴文學創作來呈現。小說勢必存在過度誇大之處,或將局部的情況放大書寫,但卻能藉此揭開、承載馬共「歷史」所不能容的真實。

所以,什麼是馬共的歷史?老師指出回憶錄作為馬共歷史書寫的體裁,往往不夠真實:「馬共只能寫已發生的、允許被書寫的,正面的、健康的、光明的、勵志的」;但,小說不同。所有可能發生的,和不可能發生的,所有能想像得到的 — — 小說的任務是,超出歷史來理解歷史。

如果馬共真能建國,那會是怎樣的光景?在〈那年我回到馬來亞〉中,之所以虛構一個沒有馬來人的馬來西亞,回應的是馬來半島向來最致命的種族問題。1932年,馬共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並通過十二項革命綱領。從當年的會議資料中,可以看見馬共對建國的想像:

(1)驅逐英帝國主義,推翻其傀儡 — — 酋長、蘇丹、地主、買辦資本家的統治。
(2)沒收帝國主義者的銀行等一切反革命財產。
(3)把帝國主義者、酋長、蘇丹、地主、官僚、寺院的土地和莊園分配給農民、農場工人、革命戰士。
(4)解放馬來亞的民族、社會,建立工農蘇維埃共和國。
(5)廢除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經濟。
(6)實施8小時工作制等,以保護工人。
(7)爭取集會、結社、言論、罷工、信仰、教育等的自由。
(8)反對一切反動宗教。
(9)以各國國語實行無償教育。
(1O)杜絕剝削。
(11)反對英帝國主義的戰爭準備,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12)保衛蘇聯,支持中國、印度的革命,聯合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弱小民族。

除了「反殖」訴求之外,馬共承襲自蘇維埃體制,嚴格剷除異己作風展露無遺:使用高壓暴力處理民族問題,對待宗教自由亦是如此。二戰之後,馬共便展開對「漢奸」的整肅,四處報復之下,引發馬來人與華人間的屠殺。反諷的是,華人帶領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沒能建成,馬來人卻在1957年成功號召馬來西亞獨立。歷經32年的延長賽,馬共黨人大半散佈在泰國邊區,少部分留在馬來亞境內,而「高階幹部」甚至遠在中國湖南,直到1989年簽訂平協議之前,馬共並不承認馬來西亞政權。那麼,1957年後,不再抗日、無從反殖,馬共究竟為何而革命?

「亡國為什麼比建國有趣?
建國是(偽)史詩,
亡國是狂想曲,或抒情詩,
以亡國為前提的建國兼而有之」

這是老師透過小說,給出的答覆。當馬共黨人至今反覆追問革命的意義,試圖在歷史零餘中爭取話語權,文學創作,便賦予了無限的詮釋空間。

會後合照(photo credit傅喻)

從台商到古文物收藏者──越南漢喃古籍文獻田野蒐集歷程 場記

東南亞主題系列講座

The Compiling of Vietnamese Han-Nom Ancient Texts in Field Studies
Quá Trình Sưu Tầm Tư Liệu Điền Dã Thư Tịch Cổ Hán Nôm Tại Việt Nam

講者:許燦煌老師
時間:9/19(四)19:00–21:00
地點:新生教學館303教室

▌撰文:劉雨澤
責任編輯:林婕琳、黃子晏

1992年,一位在台灣經商失利的年輕人輾轉來到越南尋找機會,身上僅僅帶著兩千美金的盤纏,然而,這就是故事的起點。那位年輕人,正是今天的主講人許燦煌老師。

許燦煌老師 (photo credit吳念恩)

許老師形容初到越南胡志明市的自己是個「重度殘障」,對越南文的聽說讀寫一竅不通。於是,他買了三張地圖,從認路名開始,一筆一畫學習越南文。除了克服語言障礙之外,老師整整花了六個月,走遍胡志明市的街頭巷尾,仔細調查當地人的市場偏好。他鎖定女性對進口化妝品的需求,並配合當時越南蓬勃發展的超級市場,事業才慢慢起步。與此同時,為了渡過異鄉經商的乏味夜晚,老師摒棄夜夜笙歌,選擇到附近的舊書店買些讀物消遣。想不到,竟因此埋下日後致力收藏古文獻的伏筆。

可能是緣分使然,躺在書店最角落那些乏人問津的古籍線裝書,被許老師一冊一冊拾起 — — 但此時此刻,他心裡想的可不是搶救漢喃文,而是高得嚇人的價差。身為一個商人,早就在盤算如何從中大撈一筆,當下一口氣搜刮了二十幾間書店,幾乎花了所有的錢。隔幾天,書店的老闆娘來電問他要不要買一本漢文書,到店裡翻閱,竟是一疊裝訂成冊的古代奏摺,上面的年號寫著「嗣德」兩字。那個當下,他並不記得這是中國歷代哪個皇帝的年號,在老闆娘的推銷及自己的好奇心驅使下,最後還是買下了這疊奏摺。

那時,許老師還不知道古代越南王朝使用漢字,也對越南史一竅不通,更遑論古物鑑定,於是,他決定將這疊奏摺帶回故宮博物院請教研究員。「這是無庸置疑的真品。」故宮的研究員這麼說,「但是,我們不收藏非本國文物。」聽到這樣的回覆,許老師形容自己像被潑了一大桶冷水,心中卻興起了一個念頭:「我知道沒有人會幫我。但既然這很重要,沒有人要做,那就由我來做。」從此,許老師一頭栽進了文物的收藏與研究,甚至到故宮圖書館辦理閱覽證,每次回台灣,一有空閒就泡在圖書館查找資料、細細研讀,意識到自己肩負著使命。

從舊書店到越南走透透

許老師在胡志明市蒐集古籍一段時間後,幾經轉折,讓他下定決心親自到越南各地尋找文物,而不是待在都市,被動等待有價值的文物出現。第一個故事,發生在一間書堆得比人還高的舊書店,身高過人的他在最上層發現了一套裝訂十分特別的書,一翻開來看,封面寫著《御制機餘自省文集》。心裡開始浮現一連串的問題:「這麼漂亮的字體,到底是印刷還是手寫?手寫好像太過工整,編排方式又不像是印刷。」由於手寫的紙張背後會透出墨跡,老師才判定這套書是由手工書寫。更驚人的是,他事後發現,此套文集是僅存的孤本,再也沒有第二套書的存在。老師自此得出結論:越南有自己的古書,並非所有印刷品都從中國傳入。

第二件事,與其說是故事,不如說是老師從越南人身上得到的教訓,一個天真卻又令人哭笑不得的教訓。他認識了一位專門為外國人尋找文物的中盤商,委託他去尋找古代越南王朝的聖旨,並給出一個不可拒絕的高價。三個月後,這位仁兄果真帶著一張年代久遠的聖旨回來了,許老師仔細地打量,總覺得哪裡不太對勁。原來,聖旨上的六隻龍是他老兄自己畫上去的 — — 善良的越南人認為這只是一張舊紙,不值得老師給的豐厚價格,才大費周章幫聖旨加工了一番。這次的經驗讓老師了解到,蒐集文物,千萬別透過越南人之手,或許仍要透過親自進入田野蒐集,才能找到更符合自身需要的東西

如何踏入田野蒐集?如何得到越南當地人的幫助?

老師分享田野中與當地人的相處之道 (photo credit吳念恩)

許老師在演講中,多次提到「人情」的重要性:建立人與人的連結,對於一位人文學者將帶來巨大的幫助,也會使他產出的研究得以具備冰冷文獻所缺乏的溫度。老師花了大半輩子實踐這些話,深深踏進越南最偏遠的農村,只為了挖掘出那些早就被世人遺忘百年的斷簡殘篇;橫越千里的路程,只為了讓越南文化的精神能夠保留到後世為人知曉。

接下來,老師分享了幾個讓他印象深刻的故事。首先,要從古董錶與奏摺說起。許老師提到自己與一般學者不同之處,正在於他商人的身分,使他得以廣泛結識好友— — 其中,就包含了一位在玩古董錶收藏時所認識的同好,一位牙醫。有次閒聊之際,老師談起自己的收藏興趣已經從古董錶轉移到古文物上,牙醫馬上熱心地告訴他,鄉下的老家有好一些古書和舊紙。許老師二話不說,隔幾天就隨著牙醫的女兒來到離胡志明市800公里的平定省,果真在村落中找到了一些地契,還透過村民口耳相傳,得到好些古書。這次的經驗讓老師真正開始踏出市區,拓展自己的文物收藏規模。

Beer-om,啤酒與擁抱:「Beer-om」是越南一種陪酒行業,透過啤酒抽取傭金。專情的許老師在越南從不拈花惹草,有次與台商朋友到了峴港的Beer-om開眼界,卻意外斬獲珍稀之寶。當晚,老師與陪酒小姐聊了起來,提到自己的興趣是蒐集舊的東西、古文物,陪酒小姐驚訝地表示自己家中也有一些古書。隔天,許老師立即帶了一些進口商品作為伴手禮前往她家,一看到這些古書,簡直又驚又喜。這位小姐家的古書,是十七世紀靈寶派道教的法事典籍,其中記載靈寶道教傳入越南後,如何進行法事、又該在怎樣的情況下進行等,是研究越南宗教史的重要材料。

差點毀在菜刀下的神話:這是許老師津津樂道的故事,發生在峴港鄉間一條連摩托車都無法行駛的小路上。老師與友人前往收集古書途中,他瞥見一位太太正在切菜,然而,他的目光很快被那塊黑黝黝的砧板吸引住了。向婦人借了砧板一翻,背後竟是一幅精美的神話雕刻,老師當下照著圖案、工法判斷,大概是明朝時期的作品,當機立斷向婦人買下她家中所有的舊木板。仔細研究後,老師發現上面刻的是越南傳統神話「貉龍君」的故事, 上面刻著明代的八槳船與三頭九尾的貉龍君。想起這件事,老師不禁捏了把冷汗,慶幸自己救回了越南歷史上的無價之寶。

「人家瞧不起的,我都瞧得起,是這樣的朋友幫我最多忙。」在越南,老師從店內員工、洗髮店的阿姨,到街上的三輪車夫,無不打成一片,以當地的生活方式,成為這群人的一份子。參與聚會、盡興閒聊,並且樂於嘗試不同的飲食,正是老師的「在地化」,讓他結交了許多相談甚歡的好友,不僅消息靈通,更獲得當地人的信任與支持。

收與不收,許老師的收藏原則

熱愛古文物的許老師,待在越南期間,跑遍大江南北,只為了守護這些屬於越南的記憶。隨著經驗越來越豐富,他也逐漸發展出了一套判斷是否收藏文物的原則 — — 取決於價值,而非價格。

越南中部順化一個名叫「歸仁」的小鎮上,老師遇到了一戶藏有聖旨的人家,正打算要收購,卻被那家人委婉地拒絕。原來,1968年的越戰中,韓國兩個師團在中越掃蕩越共,父親當時被誤認為是越共,即將被槍殺之際,忽然急中生智,拿出了這卷用漢文書寫的聖旨。經由懂漢字的軍官查閱,宣稱自己並非共產黨員,一家子才安然度過難關。聽完這樣驚險的故事,老師不再出價,對他來說,這份聖旨是家族史重要的一部分,必須在這個家庭中流傳下去,能得到這個故事本身就已經令人心滿意足。

除了對擁有者具有深度意義的文物外,老師不收藏的只有一樣東西,糕餅模具。越南有大量手工刻製的傳統糕餅模,用來製作精緻的手工月餅,其工藝之精美高超,確實讓人咋舌。但這樣的古物在越南數量實在太多,而它們多以上好木料製成,笨重而不方便攜帶,因此老師在第一批收藏67個之後,就不再收集糕餅模具了。

1975年前的華人文獻

收集越南古文物一段時間後,隨著研究愈深愈廣,老師察覺自己對越南的華人一無所知,於是開始收集1975年南越共和國滅亡前出版的華語刊物。這類文獻,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無人敢收集甚至研究,許老師背著一份使命感,再次埋首舊書店中,尋找那些越南華人的蛛絲馬跡。

老師的華文報刊收藏 (photo credit黃子晏)

老師陸續在舊書店中找到一些實用文獻,例如當時的畢業紀念冊和報紙。他驚喜地發現,南越共和國有許多使用中華民國年號與繁體字的報紙,據統計有十二種報紙,老師現階段已經握有其中七種,逾三百份之多。老師在收藏漢文出版品的過程中,逐漸將注意力集中在「從漢文到羅馬拼音越文的過渡期」,即中越文並存的文獻,比較兩種文字在版面上的消長,藉此探索文字變化的過程。

一日,老師發現一套關於「儒教」的教科書,有兩份一模一樣的版本。翻看內頁仔細觀察,竟發現兩套書的前任擁有者,在書上留下完全不一樣的讀書方式與筆記,這開啟了老師「先收再說」的獨特收藏習慣。老師經常看到一些看來相似、卻又不完全相同的書籍,每逢此時,老師的做法就是「有幾本買幾本」。此收藏習慣,日後證明其功效卓越:中國西南交通大學的教授造訪許燦煌文庫時,針對多本相同書籍深入研究,發現它們在刻板、內容等方面都有所差異,讓許老師十分慶幸自己所做出的選擇。

結語

老師引越裔法籍的BBC記者范高峰的專訪,歸納他半生潛研越南文化的心得。記者在訪談過程中,多次感動落淚,「這是一個越南知識分子的情懷。」老師這麼形容。多年來,文庫的訪客不計其數,「研究佛教的學者來我這裡,我就拿佛教經典給他看;研究儒家的,我就拿四書五經給你看,學界有個侷限性,都是為了學術而學術,沒有靈魂。」范記者的問題不同於一般做研究的學者,而是以一個越南人的身分,希望追尋越南文化最核心的精神。「越南的核心價值是什麼?就是平衡兩個字而已。」老師如是說道。

老師以一個在越南鄉土耕耘大半輩子的文史工作者的身分,語重心長地告訴聽眾們:「當新南向政策只著重在經濟利益,我們應該捫心自問,是不是還有其他的?要打入越南人的靈魂,不能只靠經濟,殖民帝國都做不到了,台灣憑什麼做到?當越南人餓肚子的時候,他們要的是你的錢;如吃飽喝足了,他們要的是精神層面的東西。」

演講尾聲,老師以此作結:「我深愛越南,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愛上它,也沒料到現在的自己會從事這種收藏的工作,更不想去預測未來的發展。我能肯定的是,我在越南交到了不少知心好友,也擁有一些粉絲,而這些,是沒辦法用錢和薪水堆出來的。」這些珍稀之寶不僅承載歷史與文化,等待來者研究;更是老師走入田野,與人們互動、親近越南土地和天候,富有溫度的心血成果,日後,也將帶著這份熱忱與堅持,繼續傳承下去。

會後合照(photo credit黃子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