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真的很難:杜冠穎學長訪談

訪談人、撰稿人:杜冠穎、歷史一黃子晏。
訪談時間:2018.12.24.

受訪者簡介:杜冠穎,臺大歷史學系碩士生,政大歷史學系畢業,研究興趣主要為蒙元史。

杜冠穎學長攝。

一、 關於歷史系

1. 歷史系在學什麼 ?

作為歷史學的學徒,我不敢說自己能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不過要論我自己的看法,我會認為歷史學研究的是「過去人類的活動及其影響」,即便現今有所謂動物史、物質文化史這類研究範疇,終極的關懷核心還是人自身。研究「過去人類的活動及其影響」,並不意謂著任何過去的人類活動都是歷史學研究的範疇;人類每天都在呼吸,但顯然呼吸這件事情並不會因為過去的人類做過,歷史學就去研究它。換言之,歷史學所研究的「過去」,是經過篩選、被史學家認為有意義的過去──許多歷史學家關注於過去人類在政治、經濟、思想上的活動,因為這幾個領域被認定是重要的。

當然,什麼是有意義的過去,這也是一個學術問題。中研院王鴻泰老師在〈從經國濟民到聲色犬馬 — — 二十年來臺灣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篇中,講述了台灣史學家關注的重心其實有所改變,過往被認為不太重要的「過去」,或許過了幾年就被視作一個有研究價值的領域。上世紀史學家可能比較重視政治、經濟,後來納入社會、文化、思想和物質、藝術。到現在,動物、環境、醫療、情感也變成歷史的研究課題;而政治、經濟、思想這些看起來比較老的議題,隨著新視角的提出,也會有新的研究方式。以上述提到的呼吸為例,如果把它當成單純的生理活動,很難有什麼研究的價值,但換個角度,從「不同地區的人類如何理解呼吸」、「呼吸在不同的醫療文化中怎樣被理解」等角度切入,呼吸這件事也可以成為歷史學的研究主題。

對高中生而言,過去在高中階段學習了很多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的演變(像是九品官人法、租庸調等等),但到了大學歷史系,會發現「中國醫療史」、「法國閱讀史」、「繪畫史」、「人與動物關係史」這類很陌生的課程。事實上,這些都是歷史學界研究多年的課題,只是不存在於高中課本中。所以,如果抱持著高中歷史課本的框架,來想像大學歷史系的課程,可能會產生誤解,這需要多加注意。

另外,也要注意各校歷史系的強項都不相同。像輔大有長遠的西洋史傳統,成大據稱在積極開發西歐、中國以外的領域。這在選擇校系時都要多加注意,並不是分數越高、名氣越大的歷史系就適合自己。

以台大歷史系而言,世界史、中國史和台灣史基本上都有很好的師資。世界史方面,大體還是以研究西歐的老師較多;但相較其他大學的世界史,歐洲藝術史課程是台大歷史系的一大特點。台大的中國史課程相當完整,除了遼金元代,各個斷代歷史都有專史課程;此外還有醫療史、性別史、軍事史等課程,對於想學好中國史的高中生來說,台大可以說是非常適合的一所學校。台大雖然沒有台史所,但歷史系的台灣史老師並不輸給其他學校,關於日治時代的課程尤其豐富。

值得一提的是,台大同時與師大、台科大簽署共同選課,學生也能夠去選師大歷史系的課。上述學校也有非常優秀的歷史系師資,擁有清史、遼金史這類台大歷史系比較缺乏的課程,很值得修習。

2. 認為歷史系有什麼地方可以改善?

硬體方面,限於遙遙無期的人文大樓和狹小的文學院館,專屬歷史系學生的交流、讀書空間很少,這短期之內應該無法改善。軟體方面,希望可以多增加一些系所層級的交換學生項目。

學生自身的話,以個人擔任助教的經驗,覺得台大歷史系的學生應該再更用功一點,要學會自己組讀書會、自己想辦法解決問題、自己多閱讀課程要求以外的書籍和論文,而不僅僅是抱持著像高中那樣「聽課、完成課堂要求、及格」這樣就好的心態,否則就算能夠畢業,也稱不上學得透徹。

此外,就是不要抗拒學習外文、閱讀外文的書籍和論文。因為歷史系課程設計的緣故,很多學生會偏好選擇不要求閱讀太多外文文獻的課程,讓自己輕鬆一點。但如果想要將歷史學好,讀不懂外文文獻會造成相當大的麻煩,這點無論是繼續念研究所、從事教職或是從事歷史相關的工作,都是如此。

3. 對歷史系所的教學、研究現況有什麼想法?

歷史系很多老師都用心教學,對學生也非常好。學生自己也應該要有自覺,在課上得高分,或許只是老師比較仁慈,不應因此怠慢學習。此外,學生修課應該多積極參與討論。我當助教時發現學生對作業其實很有心得,但到課堂上卻都肅穆無聲。失去與他人交流意見的機會其實非常可惜。

課程方面,之前當助教改學生報告的時候,發現有些學生雖然讀了不少研究,卻因為不熟悉史料,沒有辦法寫出一篇及格的報告。我會建議歷史系學生平時養成多閱讀史料的習慣,並熟悉史料性質,不能看到符合自己論點的史料就不加思索地引用。

判讀史料、認識史料性質等等與相關技能,對歷史系學生相當重要但又經常被忽略。令人鬱卒的是,有些學生遠離高中每天都有國文、英文課的時光後,閱讀文言文與英文的能力也隨之下降。對需要閱讀大量文獻才能動筆寫作業的歷史系來說,會是很致命的問題。

考量到系上老師忙碌、大學教學時數有限,也很難針對每一個史料詳加介紹,學生自己應該嘗試看看自己解決這項問題,行有餘力也應該多修一些與史料、史學理論、史學史相關的課程。

另外就是在選課上,雖然可以有偏好的領域,但不建議「偏食」,像是偏好中國史就不修歐洲史的課,反之亦然。因為很多時候,勾起寫作靈感的來源未必是自己偏好領域的著作,而且現在不少著作,處理的都是跨國、跨域、相互比較的問題,如果沒有足夠寬廣的知識背景,很多時候都只能被作者帶著走,而不能發現著作的一些問題或是巧思之處。

4. 認為歷史系有何展望?

就個人身邊的例子,還是走歷史教師以及歷史研究為大宗,而這兩條路現在都很不好走。當然也有博物館策展人員、地方公務員、記者或是從商上班等等出路,但在我看來,這類行業並不完全與歷史系專業掛勾,要如何在興趣和就業之間均衡,學生自己要想得很清楚。

二、 關於自己

1. 進入歷史系前的期待與想像?

我自認進歷史系前的想像跟一般同學很類似,不外乎年代、制度、事件三者,並期待歷史系上課很會說故事、歷史系論文都長得很像故事。後來發現歷史系老師講的、寫的「故事」,一般人多半沒什麼興趣,但讀著讀著就被吸引進去了。

2.實際進入後學到的能力或經驗?

入學後體會到一件事,雖然許多人認為歷史可以鑑往知來,但事實上歷史更常被用作論述上的「武器」。

就我所學習的蒙元史來說,元代乃至游牧民在中國史的敘事中經常以十分負面的面貌出現;我留學南京時,常看到中國網民援引這類記載或是研究來攻訐少數民族。他們攻訐的動機是非常現代的經濟、地域安全和國家統一問題,但歷史在此時不但沒有成為相互理解、和解的橋樑,反而成為貶低他者的武器。作為一位歷史學的學徒,看到這個現象其實是很驚駭的,因為歷史在此並沒有幫助人們互相理解,反而造成衝突,很多人讀了歷史,卻也只是為了選取自己所相信的段落,來證明自己是對的。由此,深深感到歷史敘事真的比一般人想像得要危險許多。

在我自己的想像中,一位歷史學的好的人,面對各種論述(不限於歷史)時會考慮得更多,像是注意論述產生的情境、生產者的立場等等,這些能力或許可以讓自己比較不容易被「帶風向」吧。

3.為什麼選擇讀蒙元史?

大學期間看了日本蒙古帝國史學者杉山正明的著作後,十分著迷於這個時代,就選擇這個領域了,這也是為何我大學畢業後會先去南京讀一年研究所的原因。

杉山正明的著作有不少都是以蒙古帝國整體──甚至游牧民整體為對象來撰寫,例如《游牧民的世界史》就是這樣的著作。雖然現在自己對杉山正明的觀點未必同意,但對當時年少無知,覺得歷史系各課程之間缺乏對話的我來說,看他的著作,心中不由得產生一種「啊!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如此影響深遠但又難以研究的歷史,有人願意投入真是太厲害了」的感動。

4.在南京大學的經歷?

南京大學過去有非常強的蒙元史研究傳統,現在則是以中國近現代史為主,從師資結構來看也可以看出這點。

相較於台灣各大歷史系會盡量均衡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比例,也盡可能讓各個斷代都有老師授課,中國的大學歷史系則傾向專攻強項。像東北師範大學就是西洋古典歷史研究的重鎮,南京大學重視中國近現代史;北京大學各方面都有所成,但最為人知的或許還是中國古代史研究。與此同時,也會有某些大學歷史系聚集大量的老師在某一斷代,另一斷代卻無人講課。這樣或許適合志趣明確的學生,但對於還不清楚自己對什麼歷史有興趣的人來說,個人會認為像是台大這類平均分布的學科配置,比較有利於他們探索自身興趣。

粗淺比較兩邊的歷史研究條件(限於自身視野,只以中國史為範圍),中國在西域、邊疆、內陸亞洲、考古遺址的研究條件上有很明顯的優勢,不過台灣這邊的南宋史、明清史和醫療史、文化史這類專門史方面,也有很精彩的成果。

或許受限於校方行政的制肘,南京大學的圖書服務稱不上理想,不僅部分外文書有借閱數量的限制(研究生一次只能借三本,台大無此規定),港台出版的繁體書也不能外借。可是圖書館開放時間卻是一般的上課期間,對於課程繁重的碩一乃至大學部學生著實不便。

我在南大上過一年課,當時感覺他們的教學相當古典──老師在台上講課,學生在底下聽講,最後期末可能交個報告或是考試,非常類似台灣高中的教學模式,期間甚少有討論環節,也沒有像是TA(教學助理)這樣的設計。我不清楚這是南京大學的特色設計又或是中國整體如此。就我所知,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是有嘗試在推動TA制度的。

另外,不知道是我自己不得天助,抑或是中國大學的教學風氣所致,我在南京大學期間,很明確地感受到比台灣嚴重許多的「重研究,輕教學」現象。我曾遇過一學期缺課好幾次的老師(最高紀錄是缺六周,雖然缺課的原因可以理解),選課時也沒有明確的課程大綱,這些是我後來選擇回台灣的原因。老實說,在南京那一年並不是多愉快的體驗,儘管交到不錯的朋友,食堂價位也十分低,但以學習的各個方面來講,實在稱不上令人滿意。

我回台灣後,其實非常感謝台灣的高等教育,能讓學生以相當低的學費,得到從眾多世界名校畢業、學成歸國的老師授課。順帶一提,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的老師多數出身本國,而且是在南京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台大歷史系則大概有七成左右的老師是留學歸國。雖然不是說留學回來的老師就一定比較厲害,但就師資學術背景的多元性,台大也是非常優秀的。

台灣的高等教育絕對比大家想的還要好上許多,很多東西真的不是大學排名可以呈現的。

三、 關於高中生

1. 怎樣的學生適合讀歷史系?

對於諸多事物抱持好奇心、能當學術上的雜食者又能夠加以取捨的人,我認為是比較適合念歷史系的。因為許多歷史研究,時常需要歷史系以外的學科知識,像是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等等,要閱讀一些外文史料也需要特別加強語言,如果僅僅只對特定某項議題有興趣,而不願意去接觸其他不完全相關但卻必要的知識,就很容易把自己的路走窄,也很難跟其他學科的研究者們對話。

但與此同時,限於時間和能力有限,歷史系學生也不可能漫無目的地什麼都學,這時候加以取捨、判斷輕重緩急就相當重要了。

我自己回想我大學時的生活,認為最遲應該在大二下結束前就有個明確的目標,會比較有餘裕把那個目標給做好。像是如果要學習蒙元史,越早下定決心就越好,因為蒙元史很講究語言材料的使用,越早學習語言就能越早閱讀材料和相關研究。王汎森先生有一篇〈如果讓我重做一次研究生〉,裡面雖然談的是研究生的學習,但其實不少部分也適用於大學生,有空不妨拿出來多讀多想。

2.應具備什麼能力?

高中科目中,國文英文毫無疑問是最重要的,因為閱讀史料、研究等等都需要這些語言能力。我個人不認為高中時候的歷史科學習,會跟大學歷史系的學習情況呈正相關,兩者在考題、作業要求乃至教學模式上都有不少差異。

舉例來說,大學歷史系有些課程會要求學生自主完整一篇一萬字左右的小論文,從題目、史料、引用文獻都要靠學生自己去構想和蒐集、閱讀,這就是跟高中歷史比較大的差異處。就我自己當TA時的觀察,很多學生能夠很快速、有效地吸收授課內容,卻未必能寫出一篇好的報告,這可能是因為課外的閱讀量不夠多、接觸太少史料等等原因所致。不過大學課堂無法針對每一個人客製化地教學,學生必須要有自覺,平日就該勤跑圖書館和閱讀課外讀物,在面對類似作業時會比較有餘裕。當然,鬼打牆或是徒勞無功的事情也是時常發生的。是以耐心和執行力,會是讀歷史系比較需要具備的能力及心態。

3.怎樣的學生適合走歷史研究?

關於這問題,我只能說一下我的想像,因為我也時常懷疑自己並不適合研究歷史。除了第二點的那些內容,我認為走歷史研究,入研究所時應該要有一個具體的研究題目,會比較容易畢業。除此之外,要在歷史研究走得長遠,個人猜想應該要有一個比較宏大的終極關懷,且這個關懷要能夠支撐你走下去、願意放棄其他可能的機會。

當然,家裡有錢又有閒的人是最適合從事歷史研究的了,畢竟買書、跑田野什麼的都很花錢,而這條路也不可能支撐你賺大錢。如果你不是千金之子,卻想要走歷史研究,那在學期間必須殫思極慮地爭取獎學金、當助理,還要勤奮發表;畢業後也要足夠幸運,才能找到教職又不用還學貸。

透視歷史之鏡,映照未來:羅士傑老師訪問

左起為:謝筱君同學 羅士傑老師 黃子晏同學 王威同學

透視歷史之鏡,映照未來:羅士傑老師訪問

羅士傑老師為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歷史系博士,曾於康乃狄克大學(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歷史系任教三年,現為台大歷史系專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晚清至民國地方社會史研究、宗教與地方政治。

此次訪談,老師分享對歷史系學生的特質、性格或心態的觀察與看法,同時提供自身經驗,給予對歷史知識有興趣的同學一些建議。

訪談人:謝筱君、王威、黃子晏。撰稿人:謝筱君、王威


 

一、

老師是否覺得讀歷史系的學生應具備什麼樣的特質、性格或心態?也想請老師分享自身經驗,哪些契機下發現自己對歷史、史學的興趣?

五二零農民運動剛結束後大選。老師在廟前聽到外公與朋友的對話:「唉!好可惜,又給他們贏了。」當時,老師疑惑地心想:「『他們』指的顯然是政府,那麼『我們』又是誰?」幼時經驗帶來的衝擊,加上日常生活經驗與課本論述之間的差異,讓老師對歷史知識的形成產生興趣,也影響了老師在看待日常生活現象與文本知識的態度。

老師認為,對尋常事物的思考和質疑,是歷史系學生的一大特質。「歷史系的學生常被人家講,是文學院裡最難相處的一群人,不是那麼地隨和」,面對生活周遭的言論與論述,老師認為歷史系學生首先應該開始思索並進行質疑,而非只是依循常識。

保持好奇心,進而在日常生活的縫隙中挖掘出問題,是相當重要的特質。「你要在不疑處起疑。然後對自己提出的問題要有信心」。因此,老師說受過歷史系教育的學生,應該是社會的良心。懂得重視脈絡,洞悉微小事物的重要性,不會輕易地妥協於權威典範所給出的答案。「我們會記住過去很多事情,但不會輕易地告訴你說:『啊,那些都不重要啦!』

談到現在有些系上學生對自身未來出路感到迷惑,老師認為,進入歷史系的學生除了要培養耐心外,還更應該保持開放的心態。大學教育除了是知識的求取外,也應該多去嘗試其他事物來探尋自身特質所在。

老師提到電影《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中的經典台詞:「有人忙著活,有人忙著死」,並以此反問:「歷史系學生不是應該要每天忙著活嗎?」無論求學或是未來進入職場,不要覺得自己達不到目標就不敢嘗試,應該相信只要努力,就有可能做到。

開放心態的另一個面向,則在於能接納不同的意見。接觸不同想法時,都可以試著去了解論述背後的脈絡,不會只參考或接受單一觀點。「學歷史不應該偶像崇拜,但也不要什麼都否定,因為論述背後都有其知識體系。」

二、

老師對於對歷史有興趣,以及將史學作為志向的學生在入學前與入學後,自主學習的面向上,是否有什麼建議?(應該一讀的書、應該培養的思維、可以自己嘗試的史學練習途逕等)

在任何階段,閱讀都是獲取知識及思考素材一個很好的方式。高中時,老師運用通勤的時間,等車時跑到書店去翻書。「那時台中火車站附近有間時報廣場,我就把零用錢省下來,天天跑去書店看,去逛。」

閱讀的內容不必然屬史學領域,但重要的是透過閱讀不斷地去思考自己想要什麼。那些大學時期「讀得不太懂」的書,其實是使得自己注意到許多問題,而且也藉由閱讀去回應當下正在思考的問題。

老師談起讀書的方法:「讀書要有主題,不是東一本西一本地翻讀!」建議學生將認為相關的書籍分堆,並可以去跟自己解釋自己的閱讀所提到的概念又可以如何相互連結。「堆書」時,釐清自己對該議題的理解程度,就是在建立脈絡。

「好的書值得你讀三遍以上!」第一遍細讀,第二遍照著先前的筆記回想。幾次來回後,一本書最後可能就是一句話而已。「讀書就是一個這樣的過程。」

大一、大二先學習怎麼讀書。到了大三則應該學會找材料。老師以手邊的水壺舉例。一般看到水壺上的說明文字,使用者只會想到這是關於水瓶的製作成分、正確使用方式等。但歷史系學生則應該也去思考為何要如此使用,也思及水壺背後的交換制度、所有權概念等、或是對上頭的標章感到好奇,並提出問題。

此外,老師提及大學應把握機會交換、至少學好一項外語。在選擇上,老師建議不要因為很多人選就跟著選,應找自己所愛、適合的,才會產生動力可以堅持並有所收穫。至於社團活動的參與,老師推薦運動性、服務性社團。學習跟人相處、建立關係是重要的。「你會發現,等你出社會後,這批人還是會跟你很好。」

老師還建議大家不要延畢。常有學生因雙主修、輔系學分修不完而延畢。老師認為若確實對某項知識感興趣,不只可以利用上述管道,也可進研究所鑽研。

最後要記住,「不要害怕找老師」老師說大學是海,航行於海上,關鍵是找到航行的辦法,中途若暈船,找地方依靠、歇息都無所謂。老師還分享一段小故事:「一個小孩搬石頭,搬了半天搬不動。他就跟爸爸說:『我出盡全力了,沒有辦法!』爸爸說:『你哪有出盡全力,我就站在你旁邊,你也沒有開口叫我幫忙。』」

三、

老師是否認為接受歷史系教育的學生,會有什麼特別的收 穫,或有什麼應一直反思或堅持的事?

老師覺得經過歷史學的訓練,務實面的收穫是:

知道如何問人、並透過對資料思考與分析來獲得問題的解方,故歷史系的出路其實不會受限。歷史系學的是一套思維,尤其重視時間和脈絡。無論是在學術或非學術領域,歷史系學生都應該有能力將看到的文字或現象跟過去做連接,建立對未來的看法。這樣的思考邏輯結合興趣可以擦出很多火花。

例如,老師在布朗大學教書就曾遇過很多歷史系學生往金融、股票行業發展,也都獲得很好的成績。此外,學術上,在現今民主社會,學者們以及各方人士致力改變過去「歷史是由掌權者書寫」的現象,歷史的真相有機會變得更明朗、被扭曲的事實得以導正、正義得以伸張,歷史學的研究對社會的進步是有實質的作用的。

若能連結過去、現在與未來,或許能看明白事情。透過梳理脈絡,便會有自己的見解,懂得自行判斷、建立自我認同,不會輕易受他人的意見左右。這樣的思維可能讓人因對過去與現在的理解而變得更溫柔而不是更憤怒。

左起為:謝筱君同學 羅士傑老師 黃子晏同學 王威同學

探詢故事之後:張瑜庭學姐訪談

探詢故事之後:張瑜庭學姐訪談

受訪者簡介:張瑜庭,臺大歷史學系碩士生,成大歷史學系畢業。研究興趣主要為性別史。

訪談人、撰稿人:歷史一林婕琳。
訪談日期:2018.12.14.

張瑜庭學姊。

一、從想像到經歷

「念文科的小孩基本上都喜歡閱讀吧,我喜歡故事,尤其歷史又是圍繞著人的故事。」學姊說,當時覺得自己背科很好,好像就可以這樣念上去。此言點出了國高中生對歷史系的既定認知,求學階段多將之視為考試科目,「高中大家可能會覺得,寫的東西背起來,就會覺得是故事的真相。」

如果歷史系不是入學前以為的那樣,聽故事、讀故事、以背誦能力取勝,那麼大學的歷史學訓練又是什麼?「高中還停留在知識最終產出的結果,我們到大學,就是去了解知識的產出過程;而到研究所,開始試著自己去產出知識。我覺得這就是三者之間最大的不同。」

二、觸及書寫者的目光

脫離背誦、開始思考,史學訓練帶來了不同的視野。「上大學之後,還是在求知求真,但就像你在看富士山一樣,都是富士山,端看觀察者的角度不同而已。」穿透了最終呈現的論述,歷史如何被書寫出來?將目光放置在書寫者及其時空,會察覺到書寫者背後的意圖。

「高中的時候,雖然會知道有書寫者這種東西,但畢竟觀點還是太窄了。還是會受限於史家所寫、所評價,還沒有辦法真的去想還有什麼可能。」 理解一個書寫者對歷史事件的記錄,必須分析他為什麼這樣看事情,他的時代背景、所受氛圍的影響可能有哪些,以至於他會記錄出這樣的狀態。

「以前我們就是把他紀錄、寫好出來的東西背起來就好,但進來之後,就要去觀察他的寫作狀態、受到的啟發等等。一般不會去在意書寫者的狀態,頂多就覺得有趣,如果有寫小論文,大多就是懷疑幾個問題,想探究但不知如何探究。到大學之後,就是學著如何探究這些事情。」

有了故事,有了知識,然而此時會開始意識到,誰說了故事、誰寫了文字;進一步設法去問,為什麼是這樣的故事?因為探詢,所以提問,在問與答之間,逐漸成為歷史學的學徒。

三、多層次的凝視與思考

那麼,什麼樣的人適合念歷史系?善於觀察的人,同時兼具耐心。

「時常你很輕易就相信了一則新聞所說,而它也確實拍了畫面給你看;可你真的認真去想,它截這一段是為了什麼?新聞台他背後的立場如何?導致它寫出這樣的報導。看到一件事情會去深思表面背後的緣由,這樣的人就適合念歷史系。」

學習歷史不一定百分之百鑑往知來,但一定會將過去學過的,套用在現在的生活上面。這些重要的體會,也可落實於細緻的人際互動,比如認識一個人不只是表面的言談,更多方從別人對他的評價、他實際做過的事,來分析這個人。如此一來,就不容易流於狹隘跟片面,甚至武斷。

人們普遍透過第一印象,就對一個人加以評斷,但是第二、第三印象要如何繼續建構下去?具有這種深層而探入的思維,正是歷史系特質所在。

四、鎖定,而得以精深

學姊也指出,科系的選擇不應偏離自身的興趣:短程而言,擇己所愛,免於耗費很多時間在轉系,困在一個自己不喜歡的地方;長遠來說,才能站穩腳步,深厚累積自己的實力。

「我覺得大學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現在大家都在推跨領域學習,大一大二一定是這樣。這會有一個問題,興趣廣很好,但不要廣而不精。」從大學到研究所,由寬到窄、一直慢慢鎖定自己到底對哪些方面有興趣。找到自己的興趣。乍聽之下,幾乎是所有求學階段都曾聽聞的提醒,然而它實際在於心志的定向,專一、瞄準、命中。

從故事到史學:台大歷史系周婉窈教授採訪

從故事到史學:台大歷史系周婉窈教授採訪

周婉窈老師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研究領域為台灣史及清代婦女史。

在這次訪問中,老師回應了我們的提問:歷史系學生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在學習上的收穫、應有的自我要求、可能的探索方向,以及大學生涯中應有的嘗試。

採訪人:歷史二 :楊心詒、凃峻清、 張存一、王威、 歷史一 :黃子晏
撰稿人:歷史二 楊心詒
訪談時間:2018 / 12 / 28


 

一、歷史系學生應該要具備的心態或是特質?

老師認為進入歷史系的大一學生,有些人將歷史系當成故事系,對於歷史系課程的期望是聽故事,但是故事和歷史學是有差距的。史學重視的是歷史脈絡,必須將人事物放到其中予以了解,乃至尋求建立「通象」 — — 當時通常之現象。學生若只期待聽故事,在面對課程中的指閱論文和理論學說時,便容易感到挫折,認為和自己的想像不一樣。這是老師認為進入歷史系應該先了解的事情。

老師認為歷史學本身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每個人的關注方向不同;每個人重視的人群或是歷史面向也都不一樣,可以有自己的選擇

二、自主學習上應該一讀的書?

問到歷史學自主學習上應該一讀的書,老師雖然推薦了幾本,但也強調歷史沒有永遠必讀的著作,有些值得讀的新書老師可能沒有留意,所以並不一定都要聽老師的建議。

中國史方面,老師推薦陳寅恪先生的〈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以及余英時先生的《歷史與思想》。

西方著作方面則是:

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中譯《史家的技藝》)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Natalie Zemon Davis,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中譯《馬丹蓋赫返鄉記》)與 Fiction in the Archives.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中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老師也表示這些書並不厚,同學應該能試著讀英文的版本。

三、除歷史學之外,推薦探索的領域?

老師認為人類學能夠開闊視野,平衡歷史學的不足。老師提到歷史學其中一個限制便是必須依靠文獻,但是文獻的存續常會偏向某些特定的人群、階層、性別,為其所影響,使得歷史學在重建過去時有所隱蔽,「其實我們真的要做歷史研究一定要了解這點,要知道已知的是什麼,以此去推測未知,未知更廣。」而在這方面人類學能夠提供不同的切入點。

另外老師提到地理學的重要性,並推薦葉高華老師的相關著作。老師表示,除了重視時間軸,將資料「空間化」也很重要,而這常常是歷史研究中缺乏的。不論是親炙地理系課程,或加強自我訓練,學生都不應忽視相關能力的培養。

四、接受歷史系教育的收穫,或應該堅持的事?

老師認為接受歷史系教育的學生,時序觀念和整理龐雜資料的能力會比較強。即便在念完歷史系的課程之後,沒有要走學術研究路線,甚至是從事的工作和人文關係不大,老師相信這兩項能力也會是處理各項事務的優勢。

此外老師建議在學習的過程中,應該學著寫一篇好的史學報告。「怎麼呈現你的證據,怎麼論述,怎麼論證,都非常重要,這才是報告。」老師特別強調撰作報告和作文的差別,前者並不是堆砌文字,而是從思考如何選題、引用證據、運用邏輯說服讀者,到寫出有力的結論。

五、在大學生涯中應該嘗試的事情?

「公民的身分是一輩子的,可是台大學生是階段性的,所以要開始學會做負責的公民,不是只是投票,必須關心公共事務。」老師細數過去幾十年台大在台灣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與造成的影響,及從而累積的人文資源,「台大沒有錯過任何台灣歷史上的重要關頭。」老師鼓勵學生在進入大學後應該開始學習做一個公民,從身邊、校內來關心公共事務。

附錄:書目資訊
・陳寅恪,《論〈再生緣 〉》(臺北:地平線,1970)。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臺北:里仁,1981)。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1976)。
・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New York : Knopf, 1953).
   - 中譯本:《史家的技藝》(臺北:遠流,1989)。
・Natalie Zemon Davis,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中譯本:《馬丹蓋赫返鄉記》(臺北:聯經,2000)。
・ Natalie Zemon Davis, Fiction in the Archives (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 London ; New York ; Verso, 2006).
– 中譯本:《想像的共同體》(臺北:時報,2010)。

沒有旁觀者的時代-前進放映暨座談會紀錄

撰文▌李宜軒
編輯▌史志台大歷史系學生會學術部

「看著三十幾年來的影像紀錄檔案,想找出一個原因,為何在短短的四五十年間,人們就讓這座歷經百萬年來才逐漸成形的美麗高山島嶼,就出現衰敗的頹象呢?」──《前進》節錄

紀錄片的開場是他在昏暗的工作室裡,翻檢著過去的留下的影像紀錄。柯導演是臺灣第一位以環境調查為基底的專職紀錄片工作者,他說,他從1980年代開始做了三十幾年的環境紀錄,只想做好這麼一件事:資訊的提供和傳遞,因為他相信有討論就有了解,只要了解就會有在意,甚至就有行動。所以他不只拍紀錄片,也在評論媒體寫專欄,刊出環境報導,有自己的部落格和頻道,跟外界有了更多的連結和溝通。

三十幾年來柯導演進行各種運動的田野紀錄,拍到很多不同類型的運動,但是這些運動是很難用單一的事件來代表,或是用穿越式的脈絡解釋所有的事件,每一件事都是互相扣連有關係的。

「這是一個超級的汙染,一個超級的石化廠,非常大量的汙染,實在說宜蘭縣承受不起。」──《前進》節錄

臺灣從1960年產業轉型,從農業轉型到扶植工業,產業轉型的副作用開始慢慢出現,也開始有地方型的反公害運動。行動從村落社區串連,到臺中、新竹、高雄這些工業發展下的受害者們都開始做反公害的訴求。除了工業廢水,還有空氣汙染、漁業資源、工安事件、能源政策等等問題,紀錄片裡呈現的是農民站在重金屬汙染的田地裡,漁民撈起空無一物的蚌殼,居民從井裡提出一桶劇毒的地下水,小朋友戴著口罩只能呼吸,沒有任何聲音。

「總有一天,我們要自由的走在鹿港的街頭。總有一天,我們要自由的走在台北的街頭,台中的街頭」──《前進》節錄

這是臺灣環境運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鹿港反杜邦。在還在戒嚴的年代,鎮暴警察和憲兵會拿著棍棒、架好槍,包圍聚眾抗議的民眾,儘管在反杜邦運動中,憲兵面對的其實只是一群手無寸鐵就搭上遊覽車北上的爺爺奶奶。公共政策擬定的過程中,威權決策的壓抑和大眾媒體的隱瞞,讓地方的聲音在經濟、就業、地方發展的大聲訴求之下消失。

所以過去的臺灣環境運動,不只是反公害,更是反威權,因此環境運動黑多和民主的訴求結合,雙方的人也會互相聲援。而解嚴之後,過去被壓抑的問題慢慢浮現,導演以全國公害陳情案件為例,陳情越來越多,每年平均有20萬件,顯現環境運動促使人們覺醒,注意到以前沒注意到的環境問題。但也顯示環境的問題像是空氣、異味、噪音、廢棄物等等依然存在,所以未來的社會希望在決策的過程中,就納入公民的意見,才不會一直有公害事件發生。過去我們對未來的選擇權都交給政府和財團,在公民社會中我們要把這個選擇權拿回來。

「所以我們現在回頭看,廖泉裕(支持雲林蓋下六輕的縣長)他後來在中國過世,陳定南(宜蘭反六輕的縣長)當然也已經不在了,但他們留給他們兩個自己的故鄉,非常不同的命運。」──《前進》節錄

柯導演說,當環境公害出現時人們很籠統地指責說是「政府」,但是政府也有代表人或執行者,是由他們做成決策、公告、執行或是站在重要的位置。當我們找到當時做成決策的人,責任政治會被確立,也更了解這個決策的成形,這個脈絡應該要清楚。這不是清算過去,而是要防範未來。

像是李登輝的五輕、六輕、火電、核四,陳水扁的核四、大投資大溫暖、中科三期、農地亂象,馬英九的中科四期、大埔徵收、中油三輕、燃煤電廠,以及蔡英文的藻礁、燃煤電廠、空汙……當時做決策的人都應該負責。很多執政者在野的時候強調環境,競選時許下生態永續的承諾,但是執政的時候為了強調執政能力,就有可能會犧牲環境,追求財富。不過位置終究只是一時的,他的所作所為後人都會幫他留下紀錄。

不只執政者,地方型政治人物也很有影響,有同學提問為什麼在彰化芳苑訪問的漁民,會害怕溼地保留後他會不能維持生計。導演解釋說這是一種資訊的惡意解讀,地方型政治人物告訴漁民說如果劃設為溼地,就不能去採蚵、捕魚,影響基層民眾,讓他們支持自己的觀點、符合他們自己產業的關係和既得利益。

導演繼續帶我們回顧剛剛的紀錄片內容,為什麼同樣的六輕,一個縣反對,另一個縣卻選擇接受?很多的問題在當下,如果具有知識解讀能力的人無法做資訊傳遞,帶領當地人做出好的選擇,代價就是要花20年的時間去證明它對環境的影響。像雲林麥寮人在1991年放鞭炮歡迎六輕建廠,2010年卻是在門口撒冥紙抗議,要求停工、關廠。對比導演採訪當年宜蘭反六輕的老師,她卻說「我們要宜蘭縣是怎樣的環境,這是我們的選擇,我們的基本權利。」具有知識的人必須帶領人們做出好的決定,不要輕易把選擇權交給政府和財團,在這裡得到了很大的啟示。

「重新檢視近二十年來的影像檔案,也再度回到各個環境運動的歷史現場,想要了解目前的環境現況。」──《前進》節錄

柯導演整理近年環境運動的脈絡,從1980–2000年的真相揭露和知識動員,到2000–2010年前的理性動員與道德召喚,思考新的政黨到底能不能幫他們解決過去抗爭的所有問題;而 2010年後的後國光時代,公民力量成熟,2014年開始複式動員,社群網絡擴大,獨立媒體、新媒體更活潑、多元;到現在的2016年後開始價值動員,不同價值觀對撞、重組,很多問題打回原形或更艱困。

導演繼續提到現在的問題,雖然在2002年後有環境基本法,同意環境保護和經濟社會發展衝突時必須被優先考慮,但是價值的進步和執行上卻有落差。從他的觀察,1980年代追求的,不只還沒成功,現在的情形可能更嚴峻,像是缺糧、缺水、缺電、水汙染、空汙,可見環境的保護,是需要不同時代的人努力去維護,不是走上街頭一次就能成功的。就像導演慎重放在簡報首頁的那張照片,上面是一株新發的芽,導演說那是苗栗大埔事件後,學生在會場外種下的苗。當時我在拍的時候,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蔬菜、會不會順利長大、會結成什麼果實,但是我知道它必定為當下埋下一個重要的火苗。每一次的行動未必在當下就能定勝負,但是它奠定的基礎必定對未來有重要的影響。

因此柯導演最後鼓勵我們從做一個負責任的消費者開始,思考花的這一筆錢是不是間接幫助了哪一個危害環境的企業,或是危害哪些物種。另外當一個負責任的公民,主動發現環境問題時,可以現場舉發、寫在媒體上、在社群媒體上轉發,都是對環境的幫助,也是對政府機關的督促。

導演最後說,這是一個沒有旁觀者的時代,不管這座島嶼帶給你的是快樂或是悲傷,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讓這個島嶼往更好的方向發展。

書寫我們的歷史:新聞中的大眾史學講座紀錄

撰文▌駱淳瑜
編輯▌史志台大歷史系學生會學術部

本次演講曹銘宗老師首先向大家簡介他的經歷,一開始雖然念歷史系卻也不知道未來要做什麼,甚至到美國念新聞碩士也並非想與歷史連結,然而之後擔任聯合報文化記者時對當時政治對立氛圍甚有所感,也讓他十分認同曹永和先生提出的台灣島史觀,於是承襲其理念而開創原住民文化採訪路線,唯有跳脫政治框架才能更加清楚地看見這座島上所發生的人群互動之歷史,老師也舉了實例如他報導台南原住民要求拆除台南火車站圓環的鄭成功銅像這個新聞事件,能用台灣島史觀去想即有很大的幫助。

三個影響至深的人

接著老師說到三位影響他台灣歷史書寫的人,分別是曹永和先生、林富士先生及翁佳音先生。曹永和先生給予其影響如上所述;林富士先生則給了「溝通者」的概念,史家、記者和巫師都是溝通者,都可稱之「媒體」,這也回答了本次主題,如何在歷史與媒體間尋找連結。這裡也提到了數位化的時代,可以利用數位典藏資源網來尋找資料,像是他在寫關於地名學的書時,為了尋找古契書即是用此網站,可以直接關鍵字搜尋,就會跳出相關文獻資料,也是「數位人文學」能夠幫助研究的地方;曹銘宗老師與擁有多語言能力的台灣史學者翁佳音老師合作寫作已久,提供他異論台灣史的方向,異論不是標新立異,而是不輕易因循舊說,希望找出更具說服力的新論。這可以顯現在他們合著書籍《大灣大員福爾摩沙:從葡萄牙航海日誌、荷西地圖、清日文獻尋找台灣地名真相》。

如何書寫歷史呢?曹銘宗老師書寫新聞觀點的歷史,也就是具有歷史性的歷史、與現實生活連結的歷史。他投入專題報導、專書、專欄等工作,在這之中一貫地秉持這個理念,像是他在新聞專題系列報導《回來做番:當代平埔的族群認同與文化復興》中巡訪全台平埔後裔聚落;或是2004年總統大選後從事一個新聞專題系列報導《重新發現台灣:台灣史最近十年研究成果》從史觀、考古、族群、社會、文化等角度,探索、理解台灣的過去,試圖尋找此時此刻生活在這座島上的人們所分歧之爭有所歷史之中的意義。在專書《台灣史新聞》裡更是以史普方式貫徹理念,且以新聞的形式來呈現台灣的歷史,讓讀者可以像閱讀報紙一般來閱讀台灣史。一張張書裡頭節錄的圖片,涵蓋同個時代不同地區發生的事件,有自然事件有政治局勢,顯現出歷史寫作的另一種可能性。

日常生活中的歷史

曹銘宗老師也書寫庶民生活的歷史、從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中,窺見鮮活的故事,像是探查多語言的台灣地名、食物名由來,從語言與歷史找出答案。這裡向大家舉了些例子,如野柳為野生的柳樹嗎?其實是因為西班牙語Diablos音同台語iá-liú,或者為什麼有關西卻沒有關東這地名?其實是因為客家語鹹菜轉成日文漢字鹹菜音kansai,與日文漢字關西諧音。更特別的是關於食物名的由來,曹銘宗先生向我們一一說明,譬如我們可能會以為常吃的高麗菜是因為韓國來的才有這個名字?經由此次才知道是因為叫法從荷蘭語Kool(kɔ:lə)轉西班牙語Col再變成台語ko-lê。還有雞捲為什麼沒有雞肉?冬粉與冬天有什麼關係?諸如此類聞所未聞但又是十分日常的事物,十分有趣。

資訊素養的重要

最後,給歷史系的同學或是有興趣從事研究的聽眾,曹銘宗老師給了幾個如何蒐集資料的方法,給予我們第一線研究的實際模式。諸如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要懂得選擇、搜尋及評估各種網路資源、Google、ikipedia、YouTube等、線上字典、甚或「臉書」的回應和討論、先前提到中研院、台大的台灣「數位典藏」以及田野調查。他也引用了中研院史語所創辦人傅斯年1928年的治史名言:「我們不是讀書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句話是說研究歷史不能只在閱讀典藉,而要重視考古發掘、田野調查等。但在數位時代,這句話更提醒我們要有懂得利用數位化資料庫,了解「數位典藏」、「數位人文學」,學習以資訊科技來幫助人文研究。所以數位典藏是單純的「檢索」,數位人文學則是再升級到脈絡的「分析」,這必須仰賴新的數位科技,也涉及使用者在觀念和研究方向上的改變,「碧落」指天上,更可比喻今之雲端。

曹銘宗老師帶來本次豐富精彩的講座,在最後我們能深思歷史為何也把曹銘宗老師的答案,即「歷史讓古今之際聯繫不斷,新聞讓人群之間溝通無礙,新聞學加持的歷史書寫讓古今流通更加順暢」這句話帶回家。

「我想把記憶留下來」──顏蘭權導演專訪

「我想把記憶留下來」──顏蘭權導演專訪

撰文 ▌ 謝筱君
採訪 ▌ 曾信豪、謝筱君

編輯 ▌ 史志:台大歷史系學生會學術部

2011年,《牽阮的手》搬上大螢幕。台大歷史系在2012年曾舉辦一次放映活動,當時有幸邀請莊益增導演(莊導)與會座談。今年(2018)適逢片中主角之一田朝明先生(田爸爸)百歲誕辰,台大歷史系學生會學術部與友系,還有老師幫忙下聯合舉辦《牽阮的手》紀錄片播映暨映後座談會,邀請顏蘭權導演(顏導)、田孟淑女士(田媽媽)以及田秋堇女士蒞臨活動,再次引發熱烈迴響,活動直到晚間十點多才結束。同時我們也很榮幸獲得訪談顏導演的機會,在此向顏導、田媽媽、田委員以及所有協助者致上感謝。

本文將就《牽阮的手》的出發點、導演的創作歷程、導演對於紀錄片的思考,以及未來的方向呈現顏導演多年創作經驗中體會出的哲理。

《牽阮的手》拍攝動機:「我看到一段很棒的愛情」

因為有《無米樂》的拍攝經驗,顏導跟莊導兩人被視為是拍攝紀錄片《牽阮的手》的合適人選。兩者的不同是,《無米樂》是自己提出的主題,《牽阮的手》一開始則是公視委託拍攝的,在對背景知識的熟悉程度、感觸深淺上都有落差,所以顏導起初的態度是有些抗拒的。

「那時我就先去問吳念真吳導,因為他跟田朝明醫師比較熟。(吳)行街頭的時陣啊,伊(吳)就有遇到田醫師啊,伊(吳)知影伊(田)是醫生,就問伊(田)是看哪一科的,伊(田)講:『我看台灣民主科的!』我那時就覺得他是一個怪咖醫生。」生動的台語敘述中,可以想見田爸爸在許多人心中留下的印象,也讓人深刻感受到導演如何被田爸爸這般「怪咖」特質吸引。

後來,顏導又因為田媽媽分享幾十年來與田爸爸的生活點滴而深受感動,「我看到一段很棒的愛情。一個六十幾歲的人說起年少時的愛情,還充滿高昂的情緒,那是我們這個年代比較少的。」也就是在那天,導演下了決定要拍攝這部片。

「我面對的是一個,現在已經不能講話的人,但他曾經有過風風火火的歲月。」

如何拍攝才能呈現她所看到的美好愛情,顏導選擇在紀錄片中使用大量的動畫,動畫勾勒出田爸爸、田媽媽的過往,使觀眾因為影像敘事的力量,能深刻浸淫在時代的氛圍中。與其說這是導演的選擇,更是導演是堅持。在影像製作的路上,導演總有她獨特的想法與堅持。

顏蘭權導演於映後座談說明心路歷程。

從劇情片到紀錄片:「九二一」紀實

顏導打趣地說自己個性古怪,常常拍出讓人看不懂的作品。事實上,顏導並非一開始就決定往紀錄片發展。九零年代,顏導負笈前往英國雪菲爾大學,主修電視電影製作,主要拍攝劇情片。這也是為什麼當導演開始拍攝紀錄片,朋友會有些難以置信的緣故,似乎劇情片比較適於顏導的思維。然而,學成歸國的第二年,九二一地震在深夜中撼動全台,災後顏導見到不同地區的實況與人群處境的差異,內心世界也跟著天搖地動。

「我就衝出來,那時候都已經停電了,可是竟然都沒有半個人出來。我就想說會不會是一種虛幻,或者其實是我的夢。直到我朋友打電話來問我OK不OK……」

「我在外面站了好久都還是沒有人,後來還去敲我朋友的門,但是只得到一句回覆:『我在睡覺,不要吵我。』」

「那個情況下,我在城市裡感受到一陣冷漠、疏離……而電視播的是許多人在搶救災難。我當下很想知道框框外發生的事情,於是就拿著一台V8,開車下到中寮。那裡像死城,我遇到一位婆婆跟我說很冷,問能不能拿棉被給她,但我什麼都沒有。我覺得我直到那時才了解九二一的狀況」這段經歷給了顏導很大的震撼。

當年,顏導決定留在災區拍攝,因而錯過了父親的生日。她打電話給父親,「你每年都有生日,但是這個災難卻突如其然發生,我必須留在這裡。我答應明年一定會陪你。」但是,父親的明年生日沒有到來,留下顏導一生的缺口。

顏導藉繼續拍紀錄片療傷。對她來說,拍攝紀錄片原本只是記錄陌生人的生活經歷,從此成為她關注並深刻感受生命經驗的過程。

「我是一個任性的人,心中有一個很大的自我,讓我無法去顧及他人的生命。老實說,年輕時期也沒有真的去了解台灣這塊土地,選擇去國外讀書,是因為年少時對歐洲產生浪漫的幻想。而父親過世的打擊、點滴記錄921地震災難的痛,讓我開始看見別人,讓我開始珍惜生命小小的喜悅,這是我人生中重大的轉折。」

「從那之後我就乖乖待在台灣。」

顏導輕聲笑著說。

紀錄片導演的位置:個人生命經驗的詮釋

拍攝紀錄片常需要與人近距離接觸,主題不同,接觸對象也不同。如崑濱伯等田庄人家,或是經常參與政治、人權運動的田媽媽。導演或從旁觀察,或與對方談話、互動,被對方言行反應衝擊到的經驗不少。

自認記憶力不錯的導演,通常不仰賴紙筆就可以記住拍攝對象說的話。但是天馬行空、浪漫感性的田媽,說起話來漫無天際。讓顏導不得不拿出紙筆提醒自己,好止住不時會自田媽口中迸出的人物關係圖。有一次,顏導要求田媽不要把問題拉太遠,結果田媽媽講三句就不講了,顏導問田媽媽為什麼不說,田媽媽說,「妳不是要我不要講太多。」顏導只好向田媽道歉,「你高興怎麼講就怎麼講」,於是田媽媽馬上又開心起來,顏導又無奈又好笑。

除此之外,田媽媽有時也因為兩位導演不斷重複相同問題而生氣。導演曾說如此是為了找到田媽媽記憶中最接近真實的部分。

於是我們問導演:「面對不同的回答,妳們如何區辨何謂真實?」

「我覺得那些內容沒有不一樣,應該是說我在那之中找到一樣。每個人在當下所講的事情,本來就會因為心情而有所改變。假設我問同樣一個問題、同樣一個歷史事件,而那個事件其實很遙遠,如果問了三次講的都一樣,我就覺得好、OK了,表示這是她記憶裡面的真實。」

「我也不是想要田媽媽用一個全知全能的身分去告訴大家台灣歷史是什麼。她只是在說她的生命經驗,她跟田爸爸之間的生命故事,她跟誰認識、互動……一切她所經歷的事情。並沒有要表達『台灣的歷史就是這樣』,她從頭到尾都沒有講這句話,只是在分享她感受到的世界。」

「每個人都有權追尋自己生命中的記憶」

顏導認為,紀錄片原本就沒有絕對的客觀,反而是相對主觀。面對有些觀眾批評作品帶有特定政治立場,顏導始終抱持著這樣的態度。有關政治的問題可以討論,但是《牽阮的手》這部片導演想記錄的是一對夫妻不渝的愛情,以及他們對民主運動的貢獻,這是迄今未變的初衷。

「其實我也參加過幾次政治犯的聚會,聽他們分享生命故事。我曾經想要把這個軸線拉出來,想要拉出整個時代,可是這樣我就必須放棄民主運動的輪廓。」

為了檢視作品,導演在剪接的階段曾請朋友觀看長、短兩個不同長度的版本,長版影片有將當代的時事與議題剪入。結果大家都將焦點放在長版的最後片段,然後聊起當時的政治議題。

「那段內容太近代,無法拉出歷史的宏觀,同時也模糊了影片呈現出上一代付出的犧牲與美德。我真的很希望這部影片,可以在2012年被播放,也可以在2022年得到觀眾對民主烈士的尊重。」

說出故事的使命感

長期拍片,再加上一次動輒十幾、二十小時的後製工作,讓導演積勞成疾。作品好不容易完成時,又因為影片觸及的內容與公視發生爭議,最終解約。

「在那個情況下,我產生極大的憂鬱跟恐懼。因為我當時知道,若不修改就得跟他們拉鋸戰個兩三年,然後整個影片又可能冰凍起來。」

壓力不只是來自身體的負擔,更是憂心田媽媽寶貴的生命經驗跟那個時代的記憶沒有機會被看見、被記憶。從導演身上,我們感受到她強烈的使命感。在與公視解約後,兩位導演設法開創財源。有次為了籌措資金舉辦特映會,卻因版權問題險些跟公視對簿公堂。

「那一次我很生氣,我記得我就不放了。我演講了三個小時,敘述影片內容、製作多年的心路歷程等,然後請助理全程錄影,證明我們沒有播放影片。無論當時如何,我到現在還是很感謝公視願意跟我解約,如果它不願意解約,我可能一輩子困在自己的內疚中。」

訪問接近尾聲時導演的手機響起,我們後來才知道電話那頭是她許久不見的朋友。為了紀錄片,導演把自己與社會保持一段距離,因此有很多朋友許久沒見。再加上後面一連串的事件,讓顏導幾乎把自己關起來,盡可能減低與外界的互動。

「那時候幾個知名大醫院都查不出病因,加上我剛剛也說我個性有點任性、自閉,有一段時間不太願意出來演講,所有活動都推莊導 出來。秋堇、田媽媽那時候還常常帶我去看醫生……像剛剛(打電話來的)那位朋友,就是一直寫信、一直寫信,在那大約兩年之後我才又開始跟人往來」。導演語氣輕鬆,道出不輕鬆的回憶。

即將問世的新作品

最後,我們與導演談起他們與土地有關的新作,顏導說,「也許這是我們最後一部用長期蹲點的方式,去拍攝製作的作品,因為我跟莊導年紀都大了。」正當我們在喜悅、惆悵混雜的情緒中時,導演又說:「啊妳剛剛不是問我昨晚有沒有睡好?我說沒有,就是因為拍片弄到毛毛蟲,現在很癢啊。」

顏導稱「比《無米樂》還要難拍」的新作品《種土》,尚未問世,已經獲得許多關注。關於作品的細節,我們沒有詳問,尚且拭目以待。但可以確定的是,導演依舊會以獨特的風格,藉影像表達她所關心的土地與人事物。

(本訪談於2018年10月20日進行,由謝筱君、曾信豪、凃峻清共同前往,也感謝周婉窈老師對本訪談的協助)

毋免驚咱款款行

毋免驚咱款款行

──牽阮的手放映會暨映後座談紀錄

撰文▌李宜軒
編輯▌史志台大歷史系學生會學術部

緣起

2018年是田朝明醫師誕辰一百周年,10月19日晚上,台大歷史系學會主辦了《牽阮的手》放映暨座談會,並由台大社會、人類、哲學、台師大歷史、地理系學會協辦。坐滿的台大文學院演講廳,看著田爸爸、田媽媽的生命故事,並在影片映後的座談熱烈討論,田媽媽說,這是最好的生日禮物,也是對田爸爸很棒的紀念,在剛上映的六年前,2012年也曾在同一場地,由周婉窈教授主持播映會,並由莊益增導演與田秋堇委員與談。今年這場座談會由台大歷史系周婉窈教授主持,本片導演顏蘭權女士、女主角田孟淑女士、田家女兒田秋堇委員與談,以下是本次座談會的整理,包含田家的生命經驗、導演在拍攝過程中的辛酸、紀錄片影像中的政治,以及對於台灣民主未來的思考幾個部分。

左起顏蘭權、周婉窈、田孟淑、田秋堇。

田爸爸與田媽媽的生命歷程

田媽媽18歲和田朝明醫師認識,不顧一切和他私奔,從此踏上一段沒有終點的路。有人問田媽媽怎麼18歲就跟別人私奔,田媽媽笑著說跟誰走、走了以後做什麼才是重點,言語裡透著一點點的自豪。但她並不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當醫生娘,而是和田爸爸一起行走街頭、對著不公不義的政府呼喊,抗議政府逮捕政治犯、隨便刑求殺人。

有觀眾問起田媽媽生命中最驚惶的時刻,她說不是害怕被抓進監牢,而是見到一起爭取自由民主的同伴犧牲生命,像是後來看到烤肉,她就想起自焚的鄭南榕,他唯一的一條生命就奉獻給臺灣,無論過了多久,仍然心有餘悸。

也許曾經使她驚惶的也是離她最近的田爸爸,她說田醫師常常在想死亡的問題,還跟田媽媽說萬一入獄,請不用幫他準備任何東西,他已經準備好要絕食抗議。田爸爸甚至說,他沒被抓走一定是因為他還不夠努力。田媽媽眼裡的他就是這樣,從原本總能被她逗笑,變得很少露出笑容,一生都憂心自由民主無法實現。他與臺灣前途的牽絆,甚至超越了他對個人生命的關心。這也許是生活在安穩社會的我們難以想像的憂傷。

追溯兩人生命史的過程中,紀錄片呈現的不再只是兩個人的愛情,更映照出臺灣歷史的發展,把個人的生命與社會連結起來。

追溯兩人生命史的過程中,紀錄片呈現的不再只是兩個人的愛情,更映照出臺灣歷史的發展,把個人的生命與社會連結起來。其中有田家夫妻之間的幸福,也有李萬居抱憾過世、詹益樺奔向圍起的鐵絲網。田媽媽說紀錄片就是要把生活的每一部分都記錄,所以希望我們不只看到我們喜歡看見的,更希望我們去正視難以面對的部分。

顏蘭權導演談及拍片過程的點滴。

導演的拍攝歷程

顏蘭權導演說,在正式拍攝以前,接到邀請的起初是抗拒的。但是聽到田媽媽讀到田爸爸的日記,才讓她從他們的小愛裡看到對整個臺灣的大愛。正式開始後,他們花了五年的時間拍攝,後來又花了很多時間剪輯,過程遇到很多的挫敗,光是影片的開頭就持續更正、不斷重來,後來還因為片中的敏感政治事件和公視解約,兩位只好賣掉土地和嫁妝繼續拍下去。

女主角田媽媽說,在拍攝過程中,她所見的導演是真正投入生命在拍攝,把身體弄壞了、壓力也很大。她自己在拍攝的過程回憶起往事,每次想到曾經一起奮鬥,最後為了民主化而受難的人,也總是邊說邊哭。

但最後的他們終於撐過,讓田爸爸看到了導演努力拍攝剪輯的成果,田媽媽看到紀錄片成果後更有說不出的興奮與喜悅,影片也得到許多獎項的肯定。這些堅持和努力都是希望可以讓下一代的臺灣人一起記得,在臺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曾經有這些人,寧願用生命換取下一代的民主自由。人的生命有限,但是一代一代人的精神不會消失。

紀錄片中的政治

紀錄片裡提到了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政治犯、鄭南榕自焚、林家血案等議題,之前的首映會上就有人問導演:「難道你不怕做出來會怎樣嗎?」但導演說從來沒有把政治的問題放在心上,在拍攝過程中始終是忠於歷史,跟隨著田爸爸田媽媽的生命史,並藉此去勾勒臺灣民主運動史的樣貌。

紀錄片並不是創作者生命的厚度,而是被拍攝者一輩子的付出。

對導演來說,紀錄片並不是創作者生命的厚度,而是被拍攝者一輩子的付出。就像導演所說,當他們看到那些腳踏實地的為民主自由奮鬥的人,他們的故事正逐漸被淡忘,就不會再屈服於心理的、社會的審查,只想堅持把他們的好、他們的生命故事留下來給每個人記得。

田媽媽與田委員的互動引起現場的共鳴。

臺灣民主的未來

田媽媽和田秋堇是一起經歷過戒嚴的人,更能體會失去自由時的痛苦和渴望,以及自由的得來不易。田秋堇說,自由就像空氣,當你原本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忽然失去自由的時候,你會願意用你所有的財產再多換一點空氣。如果要失去民主和人權時才知道它的可貴,那就來不及了。她不只是希望我們懂得珍惜感恩,而是要記得我們現在所走的路,也是前面的人幫我們開的,讓我們從羊腸小徑走向沒有荊棘的道路。在面對對自由民主的質疑、對獨裁的重新擁護時,還能堅持自由民主的價值。

自由就像空氣,當你原本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忽然失去自由的時候,你會願意用你所有的一切再多換一點空氣。

最後有人提問,走過這麼多社會運動的田媽媽和秋菫,覺得臺灣的民主還有什麼需要一起努力改進的地方?田秋堇說,除了不被中國統一,才有其他可能性以外,還有許多問題,像是族群之間的互相不理解,有人完全沒有聽過他人的母語,不理解身在同一社會的其他人,威權統治造成的封閉社會使同一代的臺灣人記憶產生斷裂。田秋堇說,如果讓過去那些被蒙蔽而不瞭解臺灣的人,可以了解臺灣、喜歡臺灣,他們才能聽進去臺灣的聲音,理解才有對話的可能。

看完紀錄片的最後,也有觀眾感觸很深地回應說,從前對臺灣歷史的印象是一片空白,也有人說在此以前從來不知道自己的母校台南女中曾有學姊(田媽媽)有過這樣的生命歷程。這部紀錄片讓過去湮沒在時代下的一個個生命再度見光,不只讓長輩能找回過去遺留的片段,也希望出生在自由年代的一代人,一同見證他們奮鬥過的那一段歷史。

活動結束後的合照。

《牽阮的手》小檔案

導演:莊益增、顏蘭權
製片:無米樂電影公司 2011 年上映,片長140分鐘

獲獎:

  • 2010年 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台灣獎首獎】
  • 2010年 南方影展【不分類首獎】、【觀眾票選獎】
  • 2010年 台北電影節【台北電影獎】入圍
  • 2012年 第49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入圍
  • 顏蘭權、莊益增其他作品:《無米樂》

▌史志:台大歷史系學生會學術部未來將對每 場活動進行紀錄,並進行各式 訪談,以及舉 辦學術演講、電影放映座談、展覽策畫、議 題座談等活動, 請大家持續關注。

▌接下來將刊出本片導演顏蘭權的專訪,敬請 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