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活動紀要

卜正民教授《社群．王朝》講座紀要

▌時間：2019年10月23日（三）19:00–21:00
▌地點：台大新生教學館405教室
▌主講人：Prof. Timothy James Brook（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主辦單位：史志：台大歷史系學生會學術部、臺灣商務印書館

▌撰文：童冠傑
▌責任編輯：黃子晏

演講的一開始，卜正民教授先分享了他研究明代的緣起。西元1975年，老師在復旦大學學習中國古代文學，師從李慶甲教授。在閱讀經典中，他接觸了李贄與王夫之，從而對明朝產生興趣；研究題目也從3、4世紀的宗教史，轉變成佛教信仰與明代社會的關係。在研究時，他發現明末的學術著作中，對於明朝的名聲普遍觀感不佳，這有可能來自明遺民以及清朝政府抨擊，認為明末充斥著敗壞的風氣。然而透過當時的歷史文獻，老師認為明末並非墮落的社會，而是健康、有活力的階段：經濟商業的發達以及倫理思想的轉變，是極具學術價值的時期。

完成論文後，老師一方面對於國家社會的課題感興趣；另一方面，也反思同一世代學者對魏復古（Karl August Wittfogel）國家專制主義學說的討論。承接著先前的論文，老師藉由研究佛教在地方社會的運作與思想，寫了《為權力祈禱》（Praying for Power），以及討論明末商業與倫理思想的《縱樂的困惑》（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這兩本書都是由基層的視角，討論下對上的關係。

然而，老師發現他未曾充分考慮明代政府的想法，於是有了下一本書──《社群．王朝》（The Chinese State in Ming Society）。本書的發想來自一位美國編輯，他認為老師寫了許多分散的小題目，為何不統整出書呢？

於是這本書藉由里甲制度、賦稅制度、書籍、佛寺等管理制度，討論明朝政府的組織與運作，它如何與基層社會聯繫？權力如何在上下之間流動？政府如何藉由制度沿革控制社會並獲取資源？而人民又如何期待國家的保護與己身的自由？

約莫西元2000年左右，老師將研究視角轉向全球史，這緣於《縱樂的困惑》中，觀察到明代的商業發展與社會變遷，與全球的貿易互動有密切關聯。之後書寫《維梅爾的帽子》（Vermeer’s Hat），研究思路便不再僅思考中國基層與政府之間，而是中國與世界之間的關係。老師說明，中國是藉由基層人民出海，在呂宋島、爪哇島、蘇門答臘與越南等地，與外國商人、傳教士的互動，讓中國與歐洲再聯繫。之後出版的《掙扎的帝國》（The Troubled Empire），則是以氣候史的角度，觀察明代的社會。

而在2018年出版的Sacred Mandates一書，則是與荷蘭漢學家Michael van Walt van Praag和Miek Boltjes合作。和《維梅爾的帽子》討論的全球史角度不同，本書側重於三個傳統：

成吉思汗的蒙古、藏傳佛教和儒家的中國 — — 分別代表了不同形式的文明權威和法律秩序。此觀點並非將國際制度僅僅看作是獨立國家之間相互作用的現代趨勢，而是發現了區域之間和區域內部複雜歷史的影響。

他們選擇了清朝作為研究主體，因為清朝的統治思想同時融合三種傳統。此課題啟發老師思考不應該單獨研究明朝，而是將元明清歸類為一個獨特的時期，重新理解中國。

這也影響了下一本書，2019年出版的Great State: China and the World。本書不再使用由費正清提出的「衝擊 — 回應」學說，而是將目光放在13世紀的蒙古時期，老師與蒙元史學者Lhamsuren Munkh-Erdene合作，說明了大國概念的出現。當成吉思汗統一了蒙古草原，並開始向外征服，蒙古進入新的時期。他們不再稱呼蒙古國（Mongol ulus，此為鮑培轉寫），而是大蒙古國（Yeke Mongol ulus）；大蒙古國並非指蒙古成為一個大國，而是蒙古為大國中的一部分。1271年12月，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薛禪汗）入主中國，其統治的中國稱為大元；大元的「大」字並非尊稱，而是國名的一部分。這一方面來自中國《易經》的「大哉乾元」；另一方面則是承繼蒙古傳統，「大元」指的是忽必烈的統治區域，是大蒙古國的一塊區域。而忽必烈具有雙重身分：是大蒙古國的大汗；同時也是大元的汗，也就是皇帝。

之後蒙古政權瓦解，朱元璋崛起，將其政權稱為大明。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老師認為此舉是說明大明意圖徹底取代大元的政權，朱元璋雖然想要抹除蒙古在中國的勢力，但如果你問他何為國家？國家的權力？法治？統治？他會給你蒙古式的回答。明太祖的後繼者，明成祖朱棣，更加展示了統治手法的蒙古元素：與西藏結盟（設立烏思藏都指揮使司）、多次發動對北元的戰爭，以及為鞏固在國際上的統治地位，遣鄭和下西洋。然而西元1449年的土木堡事件，明英宗朱祈鎮被瓦剌部的也先所俘，使大明的統治趨於閉鎖。於是大清固倫（滿文Gurun，即國家）登上了歷史舞台，發跡於東北的滿洲人擊敗大明，也繼承了元朝以來的大國傳統；但他們比起前兩者，更具軍事力量與組織性。老師認為大清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統治中國，並不僅是中國傳統影響滿洲統治者，滿洲傳統亦影響中國本土。

西元1911年，大清覆滅，中華民國（The Republic of China）建立，他們並沒有追隨過去的大國。老師笑道，反而是其鄰國朝鮮改作大韓民國，日本則稱為大日本帝國；日韓的作法，是為了抵抗當時在亞洲的西方帝國主義，將大國的想法轉變成帝國的概念。老師說明，Great State: China and the World這本書並不是討論政治科學，而是

觀察13–20世紀，中國與非中國地區是如何嘗試進行交流？在這八個世紀中，中國的統治階層與人民的聯繫、互動為何？而以大國作為題目，是希望將歷史上的中國放入世界進行討論，而非分開論述。

在演講的尾聲，老師強調自己是明史專家，而非全球史專家。也提醒大家，從事全球史的研究，必須精通某一領域，才能進行細緻的研究，不會落於泛泛之論。老師並半開玩笑地向現場觀眾說，自己不會叛逃明史研究，要大家不要擔心未來看不到相關著作。

後續的發問時間，內容大致能分為學術研究的經驗分享與學術關懷。

老師提到美國蒙元學與新清史的研究思路，對於他在書寫新書Great State: China and the World時，具有啟發性作用。蒙元學大家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強調，應該將中國放入內亞史的範疇進行對話與討論，而不是將之獨立於歐亞大陸文明之外；新清史則關注中國在清代擴展時期，與亞洲諸民族的往來關係。老師藉由本書強調，現今中國的形成，不只與中原的發展息息相關，更受到內亞、東北等地影響；若是忽略這些因素，中國研究便會流於片面。

當有聽眾提及華南學派時，老師笑著說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是他的學生，算是淵源極深。他也相當喜歡華南學派的研究方式，亦即利用地方史料與田野調查，深入理解地方社會運作，及社會與國家間的權力互動。「歷史是日常生活的積累」，華南學派對於基層社會現象的分析，同時也是老師的研究關懷。

至於全球史的研究，老師則是分享研究時的心得與困難。首先是研究方法的不同：社會學與政治學探究結構模型與互動，解釋不同國家與社會的差別；

全球史則是分析國際與內部社會的歷時性變化，所以對各國歷史都需要有基本認識，也就提高研究的門檻。

其次，全球史的書寫恰可反思──「國家」作為歷史書寫分類是否合適。「全球史是認識地域與世界的互動」，國別史的書寫方式，會讓讀者容易忽略對外關係與國際情勢；然而全球史的研究，又無法詳細剖析國內社會景況。所以老師認為，國別史和全球史並無高低優劣之分，反而能相得益彰。

由於老師是英語學界的漢學家，現場也有讀者請教老師，從西方的立場，對中國復興、香港抗爭等事件的看法。老師回答道，「歷史學家不做歷史事件對錯的判斷」，因為價值的取捨往往受到當時的政治、社會影響，不會一成不變，且通常前後矛盾。而歷史學者的研究多半出自於興趣，例如老師研究中日戰爭的通敵者，並不是因為他認同「漢奸」的行為，而是因為好奇當時人們如何在國與國的夾縫間求生存。然而老師也正色說道，

When I see a nation killing its people, I protest. I protest not as a historian, but as a citizen of the world.

「歷史學的任務是避免評斷現今，同時促使大眾思考當下。」當我們對現在的社會現象感到疑惑、不解，便會思考是什麼因素形塑現在的我們，而歷史學家是幫助大眾瞭解他們的生活與過去的聯繫。老師認為，中國與世界的學生，都應該要學習中國歷史與文化；但不是過往強調的官修歷史，而是民間社會的歷史。因為「一個人的影響力或許渺小，但由眾人組成的社群，其影響力十分可觀」，現代中國的形成並不是由單一政府主導，而是其人民在不同領域與世界互動產生。換言之，中國與世界對話的進行，取決於國民，而非統治者。而臺灣與海外華人，熟悉中國傳統文化，又能借鑒西方學說，提出新的看法，能夠成為中國與世界聯繫的橋梁。故老師提醒我們，如何維持現有基礎，促進雙方的溝通及與世界的聯繫，是未來台灣相當重要的課題。

透過老師分享學思歷程與研究的經驗、心得，我們有幸認識一位西方漢學家，在研究的不同階段，以不同問題意識與視角研究中國史的歷程，並思考老師對於現今局勢提出的精闢見解與關懷。或許即如科大衛（David Faure）的名言，「我們讀歷史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的生活。」我們藉由勇敢提出不同問題，以多元的面向觀察社會，才能讓生活過得更好。如何將這晚的所見所聞，轉化成自身學識、生活的養分，便是我們今後的課題。

訪談培力工作坊活動紀要

▌時間：2019年9月28日（日）14:00–16:30
▌地點：台大學生第二活動中心704教室
▌主講人：陳建守老師（說書 Speaking of Books 創辦人、中研院近史所助研究員）

▌撰文：柯采元
▌責任編輯：黃子晏

如果你曾上網查詢歷史相關的資料，一定知道「故事」這個提供有趣又實用的史普文章平台吧！如何以新媒體傳播打破大眾過去對人文科學的刻板印象？以有趣的方式向大眾傳播人文知識？而若我們希望以新媒體維生，又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呢？身為「故事」、「說書」等新媒體和史多禮股份有限公司的共同創辦人，今天我們邀請到陳建守老師來和我們分享「故事」的創辦歷程與經營經驗。

新媒體與歷史學的關係

2010年，我們一天製造的資料量，比盤古開天到2003年所製造的資料還多。

自西元1974年網際網路誕生起，這短短的40多年間，人們的日常生活已離不開這用網絡串起的世界，舉目所見皆是排山倒海而來的資訊；但我們是否想過：資訊也有屬於自己的歷史嗎？資訊的歷史又是什麼呢？

資訊技術在歷史上曾經歷四次重大的變革：西元前4000年文字發明、西元3世紀時翻頁書出現、15世紀古騰堡革命到1974年網際網路出現。從最初的手抄書到今日的電子書，資訊的歷史即是傳輸媒介在不停地改變。而當我們縱觀閱讀的歷史，可以發現閱讀的形象、模式也在不斷地改變，真的有一種「最好的」閱讀模式存在嗎？為什麼我們總認為唯有閱讀「紙本書」才算是真正的閱讀？

老師認為，在資訊爆炸的今日，能利用閱讀技巧擷取需要的資訊才是首要課題，無須苛求活在資訊化社會的人們回歸過去的閱讀模式。正如紙本書並未因電子書的出現而被淘汰一般，「深度閱讀」從未自我們的生活中消失，深度與淺度的閱讀模式其實是共存的，能用於應對不同形式的文本、處理不同種類的資訊。而在這個知識被允許以多元形式呈現的資訊化社會中，是否能以一種不同於以往的方式傳遞專業知識呢？老師希望配合網際網路的發展，以多元方式普及過去大眾不感興趣的專業歷史知識，並試著改變台灣社會輕視文科的風氣，藉此達成學界與大眾的交流與對話。於是，一個以人文知識為基礎的新媒體──「故事」誕生了。

「故事」的誕生

我們想做的是一個以台灣為中心、發掘在地故事的平台

2014年，「故事」在日本的小旅館中誕生。當時，台灣的媒體產業仍以大眾媒體和娛樂媒體為主流，缺乏人文領域的深度知識媒體。故事團隊希望能將學術知識結合大眾媒體，創造一個以台灣為中心的新媒體，挖掘在地的故事，並將台灣與世界連結。在充斥假消息、假新聞的大環境中，以「真實」的史料為基礎敘寫故事。

如何寫出吸引人的文章？又如何說服讀者，將他帶進我們的故事裡呢？歷史書寫的方式是最重要的關鍵。老師在此分享了幾個小技巧：

1. 結合時事：

以當時流行的「尋找寶可夢」為視角切入，描寫英國十八世紀博物學家Joseph Banks尋找新物種的故事，他一生以採集、研究植物為志業，是英國皇家植物園的重要奠基人。作者若能將歷史故事與現代社會連結，更能引發讀者的興趣、吸引目光。

2. 挑選好的主角：

第一瓶使用化學原料模擬植物香氣的香水是哪罐？20世紀初在歐洲上演的商業版權戰爭又是怎麼回事？這些在化學、經濟史上的重要議題，對大眾而言卻陌生而難以親近。其實這些都是和香奈兒夫人有關的故事，若我們能換個角度切入，從香奈兒夫人富有傳奇性的人生故事來看化學、商標的歷史，便能替原本枯燥的故事創造戲劇張力。

3. 習以維持的事物：

日式料理店中常出現的炸豬排是我們都十分熟悉的一道料理，但是否有人好奇炸豬排背後的歷史呢？明治維新後，實施軍國主義的日本為了強健民眾體魄，開始鼓勵民間一改傳統、食用獸肉，而引起強烈反彈。為了平息民怨同時達成國家的需求，民眾試著採用傳統料理天婦羅的手法料理豬肉，才誕生了「炸豬排」這道料理。以大眾熟悉的事物入手，引領讀者了解背後龐大的歷史脈絡，如此更能引起讀者的興趣、增加文章的可讀性。

老師提醒，儘管我們在文章中增添一些吸引讀者的小元素，但故事背後的「歷史」才是文章的靈魂，注意在撰稿時千萬不可脫離故事本身的歷史脈絡，這點在資訊破碎化的現代尤其重要。其次，在現今的政治環境下，假使專業史家放棄呈現歷史的多樣性與複雜性，恐讓政治家或決策者趁虛而入，藉此濫用歷史、煽動群眾，進而產生錯誤的決策。因此，我們期盼透過一個網站，在社會議題發生的當下，以歷史學的角度詮釋問題、提供意見，並挑戰當下流行的迷思，更能藉此提升公眾對歷史的興趣。

在充斥虛假訊息的社會，拾撿出真實的碎片，將破碎資訊拼回歷史脈絡中，用有趣、生動的方式呈現有深度的歷史知識與內容，這就是「故事」的工作。

當「說書」成為一種可能

在世界與你之間，我們說書。在人與知識交會的地方，都應該要有說書的存在

當過去以文藝創作為主的中國時報副刊殞落，繁體中文出版品市場不斷萎縮，批評閱讀文化衰退的聲浪浮現，但「閱讀」真的逐漸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嗎？在21世紀的後印刷時代裡，電腦、手機等電子產品對生活的滲透深深影響人們的閱讀習慣；「印刷」不過是眾多閱讀媒介其中之一。現在即將進入資訊分析整合的年代，我們將擁有更豐富多樣的載體，分擔過去由紙本書擔負的傳遞知識、經驗的任務。「與其悲歎書本之死，還不如好好想想如何將過去活字印刷的技術與現代電子產業結合，重新創作出新的可能性。」秉持著這個信念，一個全新的知識媒體──「說書」於是在這樣的期盼下誕生。

如果閱讀是生活的態度，那書評絕對是優雅的試煉。

點開「說書Speaking of Books」網站，最新的貼文是一篇結合時事的史普文章，作者巧妙地透過摘錄書籍中的故事、文句，搭配國際時事，達成議題、歷史普及兼書籍介紹的效果。而網站中更多的是琳瑯滿目的書評、書訊與一個個專案企劃。其中最新奇的莫過於現正進行中的「百人說書」計畫，透過「說書」團隊與名人的對談，我們可以更加了解他們對於書籍、寫作與閱讀的看法，也看見他們關於「閱讀」的不同想像。

說書的團隊堅信「在人與知識交會的地方，都應該有說書的存在」。因為相信，他們更將傳遞書籍的力量視為己任，「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網站，替大眾建立與書連結的管道」。

非虛構寫作的力量

在這充滿虛構資訊的時代裡，「非虛構寫作」的力量是不可被忽視的

從「故事」到「說書」，其實都和「非虛構寫作」這個課題有關。這種寫作形式在美國已有數十年的發展，但台灣則是近年才興起這類文本的創作[2]，諸如民族誌、報導文學、紀實文學等，甚至是部分在社交平台上常見的評論文章，都可以納在非虛構寫作的範疇內。

老師認為，在這充滿虛構、資訊爆炸的時代裡，具「真實性」的非虛構寫作有不可忽視的力量；它將在未來社會中佔有重要地位，且將擁有比純文學作品更加廣闊的市場。在華語的非虛構寫作世界裡，老師特別喜歡台灣作家阿潑洗練的文筆，讚賞她的文章簡潔、有趣又好讀。老師也向對文學創作感興趣的同學們建議，非虛構寫作並不像小說等純文學創作對「天賦」的要求甚高，而是可以靠著練習步步精進。若擁有好文筆，能利用文學性的筆法進行非虛構寫作，將於文章的可讀性上佔極大優勢，在這個市場中脫穎而出，值得對創作有興趣的同學加以嘗試。

在「史多禮股份有限公司」之後……

因為我們相信，只有當與「生活」產⽣關聯時，「思想」才能發生意義

創辦「說書」後，由於史多禮股份有限公司(Story Studio)的創立，老師也開始思考關於公司發展的問題。於是，他們近期成立了一個全新的品牌──副刊。相較於先前以歷史寫作為主的故事和說書，副刊更加關注當下的議題，內容也與當代社會、世界流行趨勢接軌。例如，副刊的「七月關鍵字」專題為「工作」：透過一系列和「工作」相關的議題，分別從性別、福利國家、名人專訪等不同角度切入，以系列化的方式帶領讀者認識不同議題。

一間專門販售知識的公司都在做些什麼呢？史多禮目前主要的業務大多跟網路編輯、活動規劃、政府標案與會員經營有關，也兼營出版事業，例如出版了著名的《崩壞國文》、《從漢城到燕京》等書。公司也會和政府單位合作，共同規劃官方出版品，以改善過去官方出版品常見內容乏味、美編不足的情形。其中最好的案例是和臺史博合作出版的《觀台灣》系列雜誌，前陣子才榮獲由文化部頒發的金鼎獎呢！此外，他們也曾和公視合作〈台灣史！不能只有我看到〉的系列動畫。未來公司仍會繼續規劃不同的動畫、嘗試更多的主題。

如何經營一個新媒體？

一個主打知識和閱讀的新媒體會有商業模式嗎？

假如未來有天大家渴望踏入新媒體產業，希望能透過新媒體的經營擁有穩定收入，那麼我們勢必要先了解何謂「新」媒體？新媒體最重要的特色為即時性，且文章的標題、載體、形式皆豐富多樣；但乘載的知識內涵其實和過去相同，只在「知識量」上有些許差異。而新媒體如傳統的媒體一般，皆是以報導的「內容」作為核心，但新科技使進入媒體產業的門檻降低，不再像過去雜誌、報紙的發行有龐大的資金需求，這也正是新媒體的優勢和劣勢所在。

新媒體主要依靠網路平台作為宣傳工具，使它們幾乎像是被Facebook、YouTube這些大公司綁架了一般，若要達成宣傳、推廣的成效，必須花錢在這些平台上購買廣告，跟傳統媒體營運的模式幾乎完全相反。傳統媒體在過去作為一宣傳的媒介，各大公司若要廣告自家的商品，勢必在報章雜誌上購買廣告版面來推廣。但在新媒體當道的現代，反而是媒體成了廣告推播項目的消費者，即便平台提供新媒體少量置入行銷的廣告費，也遠不及營運的成本。

那麼在多數新媒體都被Facebook困住的情況下，該如何解套呢？老師認為有兩項可行的方法供參考：新型的電子報、線下的交流接觸。

過去電子報曾一度在台灣社會風行，商家每週固定將商品資訊以e-mail寄給讀者，因其低成本又便利的特性而廣受歡迎，但近年來電子報卻逐漸被市場淘汰。如果我們能轉化過去已有的推播模式，創造一種經過精心設計的新型電子報，盡可能揀選最能引起讀者共鳴的文章寄送，藉此吸引讀者回到由新媒體所架設的網站、創造點閱和收視，將是擺脫大型社交平台的直接解方。

但老師同時也認為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應該要回到最「傳統」的推播模式，從線上走到線下，盡可能地與讀者見面接觸交流，例如舉辦座談會、簽書會等活動，直接轉化交流的媒介、擺脫線上的社交平台。

不過談到擺脫社交平台之前，最重要的還是在Facebook這些公開平台上的經營。根據老師過去經營「故事」與「說書」的經驗，具有即時性、有創意且實用的內容是最能吸引年輕讀者的，這也是經營新媒體最該注意的一點：「貼文的質重於量」。老師笑道，Facebook、YouTube等平台具有一套自己的演算法，過度密集發文可能會被判定為不良帳號，進而被平台選擇性地屏蔽貼文。再者，老師認為迷信發文時間也是沒有必要的。過去曾不停嘗試在不同時間點發文、預估用戶最有可能接觸社交平台的時間，但一連串的實驗過後，仍得到「文章的內容才是流量關鍵」的結論。

另外，老師還提供了許多經營新媒體的建議。例如，比起單純的刊出照片或文字，動畫、影片能和讀者產生更大的互動。經營者也必須隨時注意社交平台的脈動、跟上改革的潮流，像是在IG和FB出現story的功能後，這方面的經營就變得相當重要。而在貼文推播方面，使用者現身說法或名人轉載都是相當有利的手段。不過如近期流行的hashtag，雖能幫助讀者更快地找到系列文章，但必須注意千萬不可濫用，要精確地挑選有趣的部分進行標註，也是一門不簡單的學問。

而在這新媒體的時代，我們也不妨重新思考「內容單位」的定義，為什麼電子書一定要一整本的出售？為什麼不能只買部分符合需求的內容？老師向有興趣經營新媒體的大家建議，在這樣新的時代裡，我們不該再盲目遵循舊有的規則、被舊有的內容單位束縛，必須打破框架思考。

最後，老師再次強調貼文內涵的重要性，文章能寫得有趣，進而和時事、生活呼應，是經營新媒體最重要的課題。而在對待讀者的策略上，我們不能個別分析讀者的需求，而是要將讀者當成一個「社群」來經營，確認他們具有何種共通特質。另外，決議開發新讀者抑或留住舊讀者則是相當關鍵的選擇，雖然很難有一個標準答案，但老師建議，若粉絲數量已達一定程度，那麼思考「如何留住舊讀者？」便是經營的核心。以「故事」的經營為例，即便在Facebook上已有高達22萬的粉絲，但實際上的「鐵粉」粗估卻只有不到1000人。因此，如何將更多既有的讀者轉化成能實際支持公司的「鐵粉」是最根本的；若在這種狀況下選擇耗費更多成本、接觸更多課題，但卻只吸引更多一次性瀏覽的讀者、流失舊有的粉絲，將是成本效益不符的行為。

「故事」的未來與展望

在數位匯流的時代，成為一個新的知識共和國

談到團隊未來的發展，老師希望除了文章、廣播和動畫的生產外，能回歸出版相關的產業。「假設有天出版做成功了，我就可以再回來講一場。但如果失敗了，我也一樣可以回來再跟你們講一場。」老師打趣地說。儘管現在出版市場情況仍慘澹，老師仍堅定自己的信念，相信出版產業的時代即將回歸。只是在這個新興的時代裡，「書」的形式、內容甚至行銷方式都定和過去有所不同。結合以往熟悉的文章、廣播、動畫製作，「故事」團隊所希望的，是替民眾打造從線上到線下、全面的知識生活，在這個數位匯流的時代裡，成為一個新的知識共和國。

[1] https://www.portrait.gov.au/portraits/2018.79/the-botanic-macaroni-sir-joseph-banks/

[2] 林夢媧・沈眠，〈被現實地穿透過──非虛構寫作：從田野到成書、編輯與作者的對話〉，OPEN BOOK閱讀誌，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577，（2020年1月30日檢索）。

歷史系友座談：蕭宇辰x胡芷嫣

▌時間：2019年11月29日（五）19:00–21:00
▌地點：台大歷史系會議室
▌主講人：蕭宇辰、胡芷嫣

▌撰文：林晏廷
▌責任編輯：黃子晏

歷史系的畢業生中約有65% 選擇從事非史學研究的工作，出路相當多元；也因為如此，許多歷史系學生對未來感到徬徨。這次的系友座談，我們邀請到了蕭宇辰學長與胡芷嫣學姐來和我們分享求學與工作經歷。

台灣吧簡介

2014年成立的新媒體公司，由謝政豪、蕭宇辰、林辰與張佳家所創辦。目標是「讓台灣成為數位內容的燈塔」，將知識轉譯為詼諧有趣的內容，包括歷史、法律、科學、哲學、教育等學門。

故事StoryStudio簡介

「從生活發現歷史、 從臺灣看見世界，從過去想像未來。」

2014年成立，網站中的文章是「寫給所有人的歷史」，致力於知識傳播以及公眾教育，將專業的學術知識轉換成平易近人的文章，以故事讓歷史與文化走進每個人的生活。

「台灣吧」共同創辦人：蕭宇辰

從第一支影片到成立公司

學長曾任景美女中與復興高中的歷史老師，實習時自許能為台灣教育帶來不一樣的改變，充滿期待地踏入職場。期間讀了很多書，也做了許多不一樣的嘗試，當時學校推行平板電腦融入教學，他在課堂上也會放自己剪的影片幫助學生更了解歷史。但學長發現，相較於中國史與世界史，台灣史的素材非常短缺，幾乎沒有相關的影視作品可以輔助教學；而佳家學姐畢業後則是出國讀視覺設計碩士，發覺在國外大家都不太認識台灣，常常將台灣與中國搞混。因此學長和佳家學姐討論，決定製作影片向大家介紹台灣史。

2014年9月1號，台灣吧釋出第一支影片「賣台？後藤桑の如意算盤」，談論日治初期日本在台治理狀況。他們將焦點放在「臺灣賣卻論」這件小事上：當時日本瀰漫著自我貶損的風氣，欲把台灣賣給法國。影片從這點切入，探討日本賣台的動機，講解當時的時空背景以及後續發展，將日治初期台灣的樣貌生動描繪。上片三天即獲得十萬次的觀看，雖然議題較為小眾，但這在當時是非常爆炸性的成長，所以台灣吧團隊決定進一步思考如何經營。

台灣吧團隊第一年以群募資金形式，把「動畫臺灣史」做完；接下來的核心問題就是「組織化」，最後決定成立公司。其主要原因是考量現實因素，以及將理念延續擴大：學長希望讓拍攝影片在社會機制下成為活水，而不是靠捐款支撐，證明拍攝影片有價值的方式之一，即是創造獲利來源。電視劇《王牌大律師》裡古美門律師曾說過一句話

「愛上醜陋，唯有正視這個世界本身就是醜陋的，甚至正視自己也是醜陋的一部分，才能真正認清世界的樣貌，進而推動一些改變。」

學長以此闡述自己從原本希望設立NGO的理想，到後來認清事實，與夥伴開設公司經營台灣吧的理念。

挫折之後再出發

2015年，台灣吧發布「哲學哲學雞蛋糕」的影片，並新聘了一個團隊，希望能複製經驗、輸出技術，擴大組織規模，但這個專案卻賠了一百多萬。這次失敗經驗後，團隊檢討原因，發現當時錯估業務開發的時機與力道、缺乏財務觀念，且沒有人力管理的經驗。因此在2016年重整組織、建立有效的工作機制，引入外界資金等，希望台灣吧變得更好。

學長自認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因此製作了「大抓周計畫」，希望透過多元的影片內容，幫助孩子找到興趣。到了2018年，台灣吧陷入社群聲量萎靡的困境，於是投入角色製作，也與文具商合作，創造一系列周邊商品。台灣吧將受眾聚焦於學校教師，越來越多老師會在課堂上播放台灣吧的影片輔助教學，他們打開了知名度，在教育現場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團隊也接著做了很多嘗試，像是「地下夜總會」、「學霸話經典」等等，希望從線上影片出發，提供更深入的知識服務。

學長期許自己成為「扁平時代的『深度』、虛構時代的『真實』、破碎時代的『脈絡』，知道自己為何而寫。」

不論台灣吧或是故事團隊，進行知識轉譯時，他們重視的是要了解自己立足的基礎，釐清想要解決的問題。學長說，我們處在扁平的時代，團隊要如何提供有深度的內容？處於假新聞猖獗的時代，要如何提供真實的內容？處於很少人真正看完一本書的破碎時代，團隊能不能提供有脈絡的內容？學長希望能把握住書寫時的目標，知道自己為何而寫，堅持有價值的內容。在這個數位匯流的時代，能幫下一個世代解決什麼問題，正是團隊所關注的。

「故事StoryStudio」主編 — 胡芷嫣

身為歷史系的學生常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念歷史系畢業要幹嘛？」芷嫣學姐在學生時期同樣感到迷茫，不確定未來要做什麼。於是一路讀到研究所，在攻讀碩士過程中，發現自己不適合學術這條路。

畢業後，學姐到非營利組織擔任執行主編，從發想題目到採訪、撰稿，全權負責。第二份工作在商業顧問公司，涵蓋內容更廣，擔任內容長與專案統籌，需將風險管理、流程管理、公關等專業內容寫成淺顯易懂的內容。接著學姐辭掉工作，成為自由撰稿人；同時加入鹿野的「半農半Ｘ」，也就是一邊種田一邊做自己的工作。後來負責高雄市立美術館人文科普平台的專題，採訪「故事」共同創辦人涂豐恩，並因緣際會下進入「故事」團隊。

學姐在「故事」中擔任主編，她認為編輯是種知識轉譯的工作，像是一座連接作者與讀者的橋樑；他們須找到枯燥事物與讀者生活的相關性，根據事實串成有趣的故事。學姐提到，編輯是在歷史系訓練出來的能力，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接觸大量資訊，並從中找出敘事的軸線，將其編排成易讀性高的文章。學姐也提到，出了社會後，發現很多人不知道如何把一件事講清楚，缺乏廣義的人文素養；而溝通表達，正是歷史系訓練的另一項能力。

給學弟妹的建議

我們都有各自對職涯不同的想像，學姐推薦大家接觸各式各樣的事情，如經濟學、政治學等分析社會如何運作的知識；並多嘗試各種機會，學習「多工」。對於求學路上都很優秀的台大學生，學姐想告訴我們，不要害怕找別人幫忙，出了社會後很多事情不是個人能完成的，而必須團隊合作。

對未來感到茫然的學弟妹，學長建議大家專注在當下；即使不知道自己未來要從事什麼工作，但要好好想想當下正在做什麼，不要虛度大學時光。另外，學長分享出社會後的感想，他在開始經營公司後，接觸非常多管理學相關、媒體產業趨勢的知識，發現「自我增能」非常重要。雖然學校體制中，知識被明確分類至各個學院；但實際出社會後必須學會多工，重要的是遇到問題、解決問題，而非你是什麼學院出身的。因此，學長建議我們

多嘗試，不要將自己局限在歷史知識當中，越緊守著這些，越無法找到將知識與世界對接的方法。

使吾潛力：訪談培力工作坊紀要

▌時間：2019年10月27日（日）14:00–16:00
▌地點：臺大學生第二活動中心704教室
▌主講人：林于煖學姐（前《觀．臺灣》助理編輯）

▌撰文：馬銘汝
▌責任編輯：林婕琳

作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官方出版雜誌，《觀．臺灣》已經在臺灣出版界深耕逾十年。一件歷史文物如何與受眾接觸？而一本融合學術內容與日常生活的雜誌，要如何串連起過去、現在與未來？本次工作坊邀請到《觀．臺灣》團隊編輯成員林于煖學姐，為我們分享她在臺史博策展與《觀．臺灣》編輯相關經驗。

最初與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結下的緣分，是在大三時，學校教授詢問的一句「要不要去臺史博打工呢？」還不太了解這間位於台南安南區的博物館之時，學姐對於未來所要面對的工作始料未及。面試後正式成為員工，除了擔任科技部計畫助理，學姐也開始跟著現在任教於國立成功大學，時任博物館研究組組長的謝仕淵老師投入策展工作。當時正值「我的體育生活：第一個參加奧運的臺灣人─張星賢」特展籌備期，除了收集資料，學姐更從旁學習到博物館展覽的運作流程。

另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博物館的文物評估。館內空間有限，不可能每一批捐獻到博物館的文物都可以全部納入館藏，這時就需要有專員到現場評估，為每項文物命名、編號、做出簡略描述。這一切都是為了在定期與館方開會時，能逐一討論每項文物是否具備拉出脈絡的故事性，及作為展覽主題的意義。

因為有了「臺史博經驗」，學姐在之後，也被「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以下簡稱「故事」）邀請去當《觀・臺灣》的編輯助理。

「我們想透過淺顯易懂的方式，推廣臺灣歷史。」

《觀．臺灣》試圖從物件、日常師活及記憶中，挖掘出臺灣的歷史。這本歷史雜誌的「製程」很特別，也有很多公家單位想要仿效。《觀．臺灣》由臺史博出品，「故事」承製，但絕非一般的外包製作，從企劃、編輯到校稿，雙方均密切合作。稿件部分，一半由臺史博館員撰寫，另一半則是交給《觀．臺灣》團隊向寫手或教授邀稿。一本季刊，每一期會有一位責任編輯，由臺史博的館員擔任，負責當期的封面故事的定位與整體走向。至於編輯必須比寫手更加瞭解這個議題，事先給予明確的書寫方向，讓文章以更容易被理解的方式，緊緊抓住讀者目光。

但是，正如多數隸屬公家單位的出版品，《觀．臺灣》也面臨種種限制。首先是銷量較少，大多除了贈送給政府機關，就是成為圖書館館藏。然而圖書館為了方便收藏在架上，時常將數期雜誌釘成一大本，不但書冊變厚，使人望而卻步，也浪費了設計師設計每一期封面的心血。不過，作為一本非學術性質的雜誌，《觀．臺灣》的核心價值是希望透過淺顯的敘述，讓讀者建構出臺灣共同的記憶與價值。若讀者能在其中攫取任何反思與想法，對編輯團隊來說便已足夠。

活在「現在」與「未來」之中的歷史博物館

學姐提及，就建立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連結來說，臺史博展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與前瞻性。臺史博的館藏不只是「古物」，還包含當今的物件，像是社運中的帳篷與各式道具、選舉中的贈品與旗幟。在他們眼中，這些並非只是現世的普通產物，而是見證、反映當今的人們與社會的重要「物證」。同樣的社運不會發生第二次，這些物品對未來的研究者而言，是獨一無二的「史料」。

除了為「未來」做收藏，臺史博也積極展現當代的社會責任。2016年的南臺灣大地震發生後，臺史博取回了維冠大樓受災戶的遺留物品，並使用專業技術進行修復，等待家屬領回。這些物品中有很多是絨毛娃娃，反映了受災戶多為有著幼兒的年輕家庭，本來正在譜寫著自己的人生，卻無端遭逢劫難。臺史博也為部分受災戶及其家屬留下歷史紀錄，讓戛然而止的記憶有了延續的可能。

地方物件中的臺灣史

學姐認為，地方文史通常被視為細瑣、微觀的歷史，但這樣的歷史其實能被「放大」，讓我們從中看到一個更大的時代背景。

2017年，臺史博取得一批來自臺南新化的捐贈物。捐贈者是一名新化國小退休教師柯瑞吉，他的父親也是教師，任職期間橫跨日治與戰後。其中有陶瓷製門牌、上頭刻有柯老師父親的勳等與日本姓名；柯老師小時候的聯絡簿、考卷、上英文課的筆記……每一項，都能挖掘出不同時代脈絡，這些脈絡匯流整合，逐漸描繪出當下一個家庭乃至於個人，面對時局變化的應對與調整。從門牌，我們了解到二戰末期日本政府反過來對臺人的攏絡；從聯絡簿裡，發現戰後初期通貨膨脹與世界局勢瞬息萬變的蛛絲馬跡；學習英文，卻同時搭配中文字和日文假名的筆記本，娓娓道出面對語言政策的「劇變」，橫跨兩個政權的人所面對的衝擊。

日常生活中的臺灣史

人們的日常生活也往往是時代的見證者。學姐提及雜誌中的兩個主題專欄：「魔幻時刻」與「復刻食譜」。「魔幻時刻」早先名為「街坊傳奇」，專門介紹與當地有著深厚連結的店家。這些店家的「店史」不只是經營者的個人史，也是地方史與產業史的一部分。這個專欄有一定的書寫難度，原因在於若是碰觸到如今相較弱勢的產業，若不嚴謹拿捏筆法，很容易在追憶昔日美好的同時，落入「尚古賤今」的困境。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觀之，無論是蓬勃發展，抑或是榮光消逝，每一個人、每一個店家、每一個地方社群、每一個產業皆有一套與時代互動的方式，而這正是讓他們成為時代見證者的關鍵。

另一個專欄則是「復刻食譜」，專門擷取日治時期報紙專欄上的食譜，用當時的手法再現過去的料理。與此同時，探討每項食材與臺灣之間的淵源，例如日治時期便已風靡社會，今日仍是日本人印象中的一道中式餐點－－八風菜，除了米飯之外，還會添加番薯在這道菜裡。而究竟臺灣和番薯之間形象的合一，是否在這時候便已悄悄發展起來了呢？這是其中有趣之處。但書寫飲食史同樣困難，許多菜餚的由來眾說紛紜，原料與做法各地也不盡相同。學姐笑說，我們這些學弟學妹們，以後若有雄心壯志，歡迎挑戰飲食史。

建構屬於臺灣人的歷史記憶

在臺灣從事歷史雜誌的編輯，是件有些辛苦卻任重而道遠的工作。工作坊的最後，學姐說道，《觀．臺灣》是一個公共的載體，乘載屬於臺灣人的歷史記憶。譬如雜誌曾經做過關於美麗島事件發生之際，廣播電台「臺灣之音」播報現場狀況的一幕。四十年後的現在，有些人對當時發生的事似知非知，或許也早已忘了自己的印象是否真實，而從未經歷那段抗爭的年輕世代，還在等著上一輩訴說他們的故事。然而，《觀．臺灣》做這樣的主題，一遍又一遍，提醒翻著雜誌的讀者們，這些都是歷史上的曾經，也是我們當今社會的基礎。透過歷史書寫與展示，這些「曾經」逐漸凝聚成我們共享的記憶，成為彼此記憶中真實存在的部分，最終串連起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每一個人。或許直到那時，我們便可以真正建構出由臺灣人共同擁有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完整而全面。

東南亞主題系列講座

The Fall of the Nanyang People’s Republic by MCP
Keruntuhan Republik Rakyat Nanyang oleh PKM

▌講者：黃錦樹老師
▌時間：9/27（五）19：00–21：00
▌地點：文學院演講廳

▌撰文：林婕琳

▌責任編輯：黃子晏

馬來亞共產黨，因內部分裂，黨史至今仍無定論。現有馬共回憶錄中，不同派別的黨員之間異質性極高，形成殊異的事立場；置於馬來西亞敏感的種族政治環境中，更難以形成定論。然而，與馬共相關的書寫，卻早自英國殖民時期就已成果豐碩。

「如果要以馬共進行文學創作，其實應該用大河小說的體例來寫，寫成『革命記』、『建國記』、『亡國記』三部曲；但馬共只有革命，未曾建國。」（《南洋人民共和國．序》）對黃錦樹老師來說，創作的樂趣不在革命，而是亡國 — — 以亡國為前提的「南洋人民共和國」於焉誕生。

一、馬共：「不曾建國的，當然也就不可能亡國」

1920年代，第一批來自中國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者，陸續進入馬來亞，透過辦報，觸及學生與工人等群體進行宣傳。1930年成立的馬來亞共產黨，前身是「南洋臨時委員會」，並在1942到1945年間組成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以游擊隊的形式，試圖阻絕日軍的入侵。但老師認為，抗日伊始，馬共黨人的存在便帶有反諷意味：凡是游擊隊所到之處，動輒引起日軍大肆屠殺；沒有游擊隊抵抗的村落，日軍反而殺得少一些。

與此同時，為什麼英軍在馬來西亞能輕易被日軍擊潰？老師解釋，以殖民者的考量來說，知道日軍轟炸的消息後，當務之急是遷走駐在當地的家眷，而非出力保護殖民地免於戰火。英國成立136部隊協助抗日，也僅是聊備於無。二戰結束之際，英國政府曾短暫承認馬來亞共產黨合法，並成立辦事處；但1957年馬來西亞建國後，就不再是這麼一回事了。「吉隆坡獨立廣場上的紀念碑，那些銅製人像踩在腳下的，就是馬共黨人。歷史上馬共的定位，在官方眼中，就是踩在腳下的叛亂者的屍骸，就是馬來西亞建國的踏腳石。」相較於大馬政府當局鐵板一塊，一致視馬共為「叛亂分子」的強烈立場；民間昔日的馬共黨人則是高度分歧，且早在二戰期間，就已埋下派系分裂的前兆。

「大叛徒」萊特，不可思議的開端

日據時代，很快地出現了大叛徒萊特，他的出賣，讓馬來西亞共產黨的幾個重要領導人物都被殺光。萊特本身是越南人，同時身兼英國、法國和日本的間諜，能說華語、法語、英語和廣東話。本來是法國駐中南半島的特務，在新加坡替英國和日軍收集情報；戰後，又成為英國的特務。藉由情報工作之便，假日軍之手，萊特清理了原先馬共黨內跟中共密切往來的高層幹部，成為第一任總書記。

「馬共史很荒謬，他的第一章就是一個間諜的故事。這就是一篇小說，天生就是一個小說的題材 — — 而萊特呢？我早就把他寫進小說裡了。但，是一個複合的形象。」老師不乏得意地說。

1948英國宣布緊急狀態、1955華玲會談

萊特的下一任總書記陳平，也是馬共最後一任總書記。1948年，委員會決定採取武裝革命路線，並轉入地下活動；同年6月16日，英國殖民政府宣布馬來半島進入緊急狀態，馬共組成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則被官方視為非法恐怖組織。1950年的畢里斯計畫，更徹底改變了馬共黨人的生存條件：英政府當局劃設「新村」，把邊村的華人全部集中、遷居，駐有軍警及邊哨，阻絕華人給游擊隊送糧食，如此一來，讓叢林中的游擊隊陷入極度物資匱乏中。

1955年，馬共本有機會結束武裝，卸甲返鄉。但與馬來亞聯盟政府交涉過程中，馬共僅願意「和平解決紛爭」，卻拒絕投降，華玲會談於是破局。「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時機，但就會面臨面子裡子掛不住的問題。馬共最痛恨別人說他們投降，當時沒有解決，所以後來歷史延宕了很多年。」馬共與馬來西亞政府的延長戰，才正要開打。

「形勢一片大好」

早在華玲會談前，馬共的情況便已經極不樂觀。飢餓自不待言，內部彼此出賣，對外透露組織消息，大批黨員遭到逮捕、誘殺，倖存者為數不多且高度分裂；而1957年馬來亞獨立建國後，缺乏單一主導的馬共黨人，活動範圍零星散佈泰馬邊境。1960年代起，中共將馬共高層幹部聚集於湖南，並透過「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持續向東南亞的游擊隊員播送。

這也反映中國如何致力輸出革命。1961年，中共與蘇聯關係破裂，中國當局批評蘇聯的修正主義路線，並將宣傳共產主義、扶植革命，視為自身國際外交政策重要的一環。此時，毛澤東眼中的東南亞「形勢一片大好」。在中共提供金錢、槍枝援助之下，馬共黨人再度組織游擊隊，自邊區重新展開武裝行動。總書記陳平，則一直留在中國，直到1989年與馬來西亞、泰國簽署「和平協議」。

老師指出，這也是為何馬共小說在中國既無法出版，也不能公開刊登。老師的所有作品中，其他散文、小說都能上市，唯有《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猶見扶餘》等不准。「他們到現在還不肯承認，不敢面對這個輸出革命，搞得到處血流成河。」

肅反：製造叛徒，朝向分裂

來自新加坡的馬共領導人之一余柱業（Eu Chooi Yip）有這樣的觀察：如果馬共取得政權，必定步上赤柬的後塵。因為在蘇維埃體制下，只有專政，任何異議都會被視為叛徒，進而帶來無止盡的殺戮。況且，馬共受中共影響甚深，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肅清異己的手法，也透過「審判」不斷上演：被指為叛徒的人沒有抗辯權利，他們的基本權益沒有人理會，也沒有人幫忙說話，凡是幫他說話的人都會被當成同黨。在陳平《我方的歷史》中，可以看見這些審判會如何進行

受審者非常清楚審判會結束後，他們就會被帶到森林裡槍斃，因此目瞪口呆的受審者就會慌忙抖出同志的名字。當一個營區的被嫌疑者將另一個營區的游擊隊員也牽連進去時，就造成營區之間互相猜疑。極其明顯的是，在這種情況下被誣陷的人，與真正特務威脅並無關聯。…任何人若相信受審者無辜，並敢公然表態的話，他本身就立即會被懷疑。…因此，堅持自己無辜者，通常得單獨與三、四名指控者爭辯。

「這就是馬共。這就是余柱業為何認為馬共如果當權，必會死傷一片：因為他說你是叛徒，你就是。」赤柬的做法，馬共游擊隊在叢林裡亦然。以殺戮始，以殺戮終，他們對所謂叛徒不曾手軟。這樣的分裂局勢，直到「馬共史」的最後一章──1989年簽署和平協議時，散佈在泰馬邊境的馬共黨人仍然爭議不休。當時，泰國、馬來西亞、馬共三方要接受這個共識，泰國尤其花了許多心力斡旋其中。即使和平協議簽訂多年，今日到邊境的「和平村」觀光，仍可在告示牌敘事中，看見過往馬共內部高度分裂的痕跡。

二、新村：英殖民政府的隔離策略

先前提到，1950年的畢里斯計畫一頒布，從此改寫了馬共黨人的命運。英國政府於1948年宣布緊急狀態之後，便著手剿共，透過新村（Kampung Baru）徹底斷絕游擊隊員與華人民眾之間的聯繫。在英國當局的規畫之下，除了在新村外圍架設層層鐵絲網，出入口均部署警力巡邏：進出必須經過崗哨檢查，凡糧食、醫藥、衣物等民生用品，一律列為重點管制項目，搜身確保民眾只攜帶個人使用的分量，以免作為馬共黨人的物資補給。新村門禁森嚴，早晚點名，若白日外出做工、夜晚沒有定時進村，下場相當悲慘。

更有甚者，一旦當局懷疑任何一個家庭與馬共黨人有聯繫，或者建屋處附近疑似有游擊隊員出沒，「英國官兵通知民眾把家當收一收，迅速把人撤出來之後，一把火就把屋子燒掉了。」提及上述情況，老師說「手上還來得及抓一兩隻雞算是不錯的了。可是那些雞豬呀，就是他們全部的財產。」

新村被馬共稱為「集中營」，一方面因為外圍嚴密的鐵絲網牆、嚴格的出入管制，一方面也在於村裡的生活型態。村內吃大鍋飯，一戶戶人家擠在簡陋矮房中，配有一畦田、一口井，生活條件非常困苦，住宅還不時被官兵搜查。而華人這樣的居住型態，從英國殖民晚期，一直延續到馬來亞建國之後；華人的適應力極強，第一代延續至第二代，幾經改建，至今仍居住在新村中。近年有電視節目「我來自新村」，將拍攝重點設定在「家傳美食」來介紹華人新村，當年有許多參與馬共的都是客家人。

三、投降者們：情報獲利，自此消失無蹤

這些投降者們，不會出現在馬共史中。他們唯一會提到的叛徒只有萊特，提到他如何出賣黨員，如何利用日本軍隊清理早期的馬共高階幹部云云，是永遠被記住而憎惡的對象。然而，這些游擊隊的投降者，卻音訊杳然；走出叢林後，他們交出內部情報，搖身一變成為大商人，從此大隱於市。他們為什麼會離開？正如前面提到，馬共黨人整肅異己毫不留情，「這些先離開的人，他們是最聰明的一群，手腳最快。在被懷疑之前、死在森林之前，帶著值錢的東西先開溜了。」老師如此解釋。

什麼是值錢的東西？正是情報。一離開森林，他們便到警局「自首」，藉由自己對組織的了解，協助當局撲殺共產黨員，並取得豐厚報酬。根據研究馬共的英國籍學者梁康柏（Leon Comber）所述，馬共內部資訊傳遞方式非常傳統：行動之際，將紙條放在特定的地點，等待其他成員去領取；以至於一旦內部有人叛變自首，早在訊息傳遞到其他黨員之前，整群就被當局派兵逮捕。這樣「按件計酬」的情報交易中，投降者們不但收入可觀，英國政府還會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以免被昔日戰友挾怨報復。

訊息延遲的紙條、改名換姓的投降者們，也都一一寫進小說裡了。在〈悽慘的無言的嘴〉中，說的正是前馬共黨人如何交出組織機密，進而致富從商。這群人也成為現今研究馬共史的空白之處，當年的利益交換，全都封鎖在官方檔案中，至今仍無法確知有多少「叛徒」。遺憾的是，最極密的檔案，研究者就算向國家申請也看不到；反觀曾任英國軍官的梁康柏，卻得以調閱機密、運用第一手資料進行亞洲研究，並出版多部著作。

四、創作：透過「馬共」展現各自立場

早在1950、60年代，英國人就以馬共為題材，寫小說及戰地報導。以非虛構寫作而言，早年行文充滿「現場感」，完全站在英國當局剿共的立場：口吻是輕蔑的、心態是恐懼的，對他們來說，共產黨人就是叛亂分子。事過境遷，如今的書寫則與過去截然不同，後來梁康柏寫的就是研究報告，偏重敘事而非營造氛圍。

至於文學創作，最早的是韓素音的…And the rain, my drink翻成《餐風飲露》。她在《吾宅雙門》裡提到，自己是比利時混血兒，父親曾到比利時學習礦業；正職是婦產科醫師，業餘從事寫作。韓素音用英文書寫，一般把她歸類為通俗作家，也有幾部作品翻拍成電影。她有過好幾段婚姻，第一任丈夫是國民黨負責剿共的高階軍官，陣亡後，她便與梁康柏結婚，這和她後來的寫作極為相關：梁康柏擔任英警期間，使韓素音得以接觸軍情機密、閱讀許多第一手檔案；作品剛出版即暢銷，凡是想要了解馬來亞情況的人都會買她的書，但這也讓梁康柏因此被撤職。

韓素音立場屬於左翼，也同情共產黨。在《餐風飲露》中，花了許多篇幅哀悼郭鶴年的二哥郭鶴齡，並分析為何華人會加入共產黨，為何選擇走到森林裡去？尤其郭家當時在新山，屬於殷實人家，往來非富即貴，為何放棄一切去搞革命？同時，她也著墨新村甚多：當時很多華人被預防性逮捕，許多底層的農民被牽連進去之後就出不來。韓素音考察過新村居留營，並從丈夫梁康柏那裡取得許多資訊，寫作手法也有詳細的處理，就可信度來說，她的作品參考價值極高。

關於馬共的影像，則來得非常晚。即便如開明馬來人Amir Mohamad所拍攝的作品，敘述陳平的部分充滿調侃、輕蔑；用歌舞劇的方式表現。對華人跟對馬來人，語調也完全不一樣。馬來人的和平村安寧肅穆，畫面充滿敬意；華人就強調他們住山洞裏面，以裸女壁畫來表現他們的性壓抑。馬共組成以華人為主，馬來馬共是後期加入的，合艾條約後，馬來領導返鄉被視為民族英雄，甚至被蘇丹接見。相較之下，陳平至死都不得返鄉，種族差異還是絕對的。

五、亡國記：「對我來說，必須超出歷史來理解歷史」

回到自身創作，老師問，「馬共寫回憶錄就好了，為什麼要寫小說？」舉金枝芒來說，他寫成《飢餓》這篇作品之後，在軍隊裡引起極大風波，因為把飢餓跟死亡寫得太逼真。回憶錄裡不能寫的，比如極度飢餓、搶奪女人，一反目便引發殺戮，這些叢林中的生存法則，就仰賴文學創作來呈現。小說勢必存在過度誇大之處，或將局部的情況放大書寫，但卻能藉此揭開、承載馬共「歷史」所不能容的真實。

所以，什麼是馬共的歷史？老師指出回憶錄作為馬共歷史書寫的體裁，往往不夠真實：「馬共只能寫已發生的、允許被書寫的，正面的、健康的、光明的、勵志的」；但，小說不同。所有可能發生的，和不可能發生的，所有能想像得到的 — — 小說的任務是，超出歷史來理解歷史。

如果馬共真能建國，那會是怎樣的光景？在〈那年我回到馬來亞〉中，之所以虛構一個沒有馬來人的馬來西亞，回應的是馬來半島向來最致命的種族問題。1932年，馬共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並通過十二項革命綱領。從當年的會議資料中，可以看見馬共對建國的想像：

(1)驅逐英帝國主義，推翻其傀儡 — — 酋長、蘇丹、地主、買辦資本家的統治。
(2)沒收帝國主義者的銀行等一切反革命財產。
(3)把帝國主義者、酋長、蘇丹、地主、官僚、寺院的土地和莊園分配給農民、農場工人、革命戰士。
(4)解放馬來亞的民族、社會，建立工農蘇維埃共和國。
(5)廢除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經濟。
(6)實施8小時工作制等，以保護工人。
(7)爭取集會、結社、言論、罷工、信仰、教育等的自由。
(8)反對一切反動宗教。
(9)以各國國語實行無償教育。
(1O)杜絕剝削。
(11)反對英帝國主義的戰爭準備，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12)保衛蘇聯，支持中國、印度的革命，聯合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弱小民族。

除了「反殖」訴求之外，馬共承襲自蘇維埃體制，嚴格剷除異己作風展露無遺：使用高壓暴力處理民族問題，對待宗教自由亦是如此。二戰之後，馬共便展開對「漢奸」的整肅，四處報復之下，引發馬來人與華人間的屠殺。反諷的是，華人帶領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沒能建成，馬來人卻在1957年成功號召馬來西亞獨立。歷經32年的延長賽，馬共黨人大半散佈在泰國邊區，少部分留在馬來亞境內，而「高階幹部」甚至遠在中國湖南，直到1989年簽訂平協議之前，馬共並不承認馬來西亞政權。那麼，1957年後，不再抗日、無從反殖，馬共究竟為何而革命？

「亡國為什麼比建國有趣？
建國是（偽）史詩，
亡國是狂想曲，或抒情詩，
以亡國為前提的建國兼而有之」

這是老師透過小說，給出的答覆。當馬共黨人至今反覆追問革命的意義，試圖在歷史零餘中爭取話語權，文學創作，便賦予了無限的詮釋空間。

「成為歷史的推銷員」

使吾潛力：訪談培力工作坊紀要

▌時間：2019年9月22日（日）14:00–16:00
▌地點：台大學生第二活動中心704教室
▌主講人：林婷嫻老師（「研之有物」共同創辦人暨執行編輯）

▌撰文：謝孟吾
▌責任編輯：黃子晏

想像一下，身為推銷員的你要將「歷史」賣給客戶，怎麼樣的文案能夠吸引人？怎麼樣的手法可以將你心愛的「歷史」推廣給廣大的人群？今天，我們邀請到林婷嫻（小花）老師來為我們分享她的經驗與秘訣。

打開學術的大門

「要勝過How哥宇宙的吸引力，我們必須時時刻刻把行銷的觀念放進去」

老師過去 是「研之有物」的共同創辦人暨執行編輯，研之有物致力於將中研院研究員們精深的研究主題 ，轉譯為一般人有興趣閱讀的文章。同樣地，歷史作為一門專業學科，難免給予大眾一種難以親近的隔閡感，如何將這類艱深的論文 轉譯為「史普文章」，並且抓住人們在行動載具上短短三秒的注意力？老師說，「要勝過How哥宇宙的吸引力，我們必須時時刻刻把行銷的觀念放進去」。行銷意指將商品推銷給客戶，賺取利潤；就史普轉譯而言，我們則是試著把歷史知識推銷給讀者，賺取他們的注意力。

如何吸引人們的注意力？在以下四個步驟 — — 搜集選題、約訪採訪、寫文製圖、刊登宣傳 — — 中，我們必須循序漸進地做好行銷，步步攻心。

從選題開始抓住人們的眼

「活著很累吧，我不會叫你繼續加油，但古人是這樣寄託心靈的」 — — 研之有物〈北朝古人心裡苦怎麼辦？造像！〉

在中研院茫茫的論文大海中，老師首先問的是：「人們對什麼感興趣？」從網路爆紅的文章、與讀者切身相關的主題，找出使人眼睛一亮的題目，寫出有市場的文章。舉例來說，人們愛看宮廷劇，恰好當時中研院史語所歷史文物陳列館正在舉辦「皇帝的第一道與最後一道命令」展覽，老師便前去採訪明清檔案工作室的陳熙遠老師，從詔書出發了解清朝皇帝的想法，同時搭配展覽擴增文章內容。

與讀者切身相關的主題方面，老師以古今中外人們都會遇到的難題「憂鬱」舉例。想好主題後，她首先將文章定調成：能帶給人們安慰的內容。而後她發現史語所顏娟英老師的研究主題〈生與死 — — 北朝涅槃圖像的發展〉與這個主題有所契合，於是動身前往採訪顏老師。採訪後完成「北朝古人心裡苦怎麼辦？造像！」一文，裡頭介紹的涅槃圖像不僅安慰了當時的人們，更跨越時空，給予現代人精神支柱。

採訪就是翻譯蒟蒻

「和夥伴一同去採訪時，我們就像千里眼和順風耳，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

選擇好題目後，接下來的工作便是把論文翻譯成「人話」 — — 透過採訪進一步詢問，找出論文裡隱藏的輕鬆有趣內容。「洛陽親友如相問，就說我在讀論文。」老師說在採訪前必須先將受訪者的論文讀熟，如此一來不僅能問出有趣的問題，訪談時也比較能理解受訪者講述的內容。

擬定訪問提綱時，考量採訪時間（約一至兩個小時），五到七個開放式的問題便已足夠。在採訪過程中要記得放輕鬆，想像當受訪者看到很緊張的採訪者時，自己勢必也會跟著緊繃起來。此外要特別注意的是，相較於專業的問題，我們更要努力去挖掘讀者想看的、有趣的內容。「和夥伴一同去採訪時，我們就像千里眼和順風耳。」老師與夥伴在採訪中會努力擷取任何輕鬆有趣的訊息，像是採訪康豹老師時，將他口裡的台語詞彙直接寫入文章，帶給讀者親切的感覺。此外，物件也會說話，受訪者辦公室的擺設有時亦能在文章中有所發揮。除了採訪內容外，親切的受訪者照片更能可以拉近讀者與受訪人的距離，增加讀者對文章的好感。

圖文引人步步入洞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這就是行銷要有的Sense」

採訪後便進入撰稿的部分。在下筆前，先想像自己在跟誰說話，不同的題目會吸引不同類型的讀者，因此針對讀者應適時改變文字的風格。下標時有許多技巧，首先，標題必須能引起讀者的興趣，標題之下的副標題則提供讀者文章內容的線索，一步步將讀者引入並點擊閱讀。舉例而言，「明代古人瘋旅遊：一探晚明江南旅遊風氣」，與「晚明古人瘋旅遊！竟還有炫耀文、套裝行程？」兩者構成截然不同的效果。仔細研究，驚嘆號、問號、短句子都能使讀者眼眸一亮，是標題好用的小幫手。

接下來正式進入內文，好的文章結構就像餵小鳥一樣，一步一步吸引讀者閱讀。舉「研之有物」的文章為例，開篇的前言稱為懶人閱讀，便於讀者快速理解文章梗概；段落中的小標就像國道上的地名標誌，隨時提醒讀者目前閱讀到文章的哪一段落，並提供該段主旨；雲朵內的引言則將文章重點放在其中，並且替讀者帶來煥然一新的感覺。此外，老師也說明了何謂「搜尋引擎優化 (SEO)」，簡單來說，就是「在標題埋伏，讓Google找得到我」。若文章標題、小標的文字包含在搜尋引擎搜尋的關鍵字中，此時讀者看見的搜尋結果將優先顯示出我們的文章；相反地，若我們的標題文字不包含讀者搜尋的關鍵字時，結果自然就不會優先顯示出我們的文章。因此，若我們在設定標題與小標時能融合常見的、容易被搜尋的關鍵字時，在搜尋結果出現的機率便能大大提升。

在撰寫過程中除了要時時注意內容的真實性外，「防禦性寫作」也是很重要的。「防禦性寫作」指在寫作時避免出現有爭議的文字，用字中性、客觀，「避免讀者在閱讀之後森七七」，老師說。此外，即使文字極具吸引力，若無圖片搭配總難免乏味。因此，在採訪時即要先行詢問有無適合的圖片可以放在文章中，別忘了附上圖片來源，且製圖時上面的說明文字可以放大一些，以便閱讀。適時地加入圖片，避免讀者因一連串的文字而逃離頁面，也為文章添加色彩！

我懂媒體要什麼

「只要我們把讀者放在心裡，想辦法引起他們的注意，那要讓文章在媒體上曝光其實很簡單，因為媒體需要的就是讀者的注意力」

文章完成後要怎麼曝光呢？老師說，「媒體可以分為『自有媒體』、『買的媒體』以及『賺到的媒體』三種。」自有媒體是自己的網站，隨時可以掌控發文的內容與時間，因此我們能夠因應不同時間推出不同的文章，如中午吃飯時間發出一則較難、需要慢慢閱讀的長文，晚上則發輕鬆的短文或活動預告；買的媒體需付費才能使用，因而僅將成效較好的文章放置其上，確保文章的高點擊率；賺到的媒體就是自願替你轉載文章的媒體，研之有物的文章都有創用cc的標誌，只要轉載的媒體有符合創用cc的規範即可使用該文章。

最後，老師也提醒我們，並不是每一篇文章都會有很高的點擊率，「當長官問你為什麼要寫這篇文章時，你就跟他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每一篇文章都有它存在的意義，多年後，一定有人會用到這篇文章！」

結語

回到最初的提問：身為推銷員的你懂得推銷了嗎？

透過有技巧的採訪、撰稿，我們可以將知識轉化為輕鬆有趣的內容，讓讀者以不同的視角認識原先艱深的學問，也讓採訪人與受訪者得以一同發掘既有框架外的新鮮事。無論是成為歷史的推銷員，還是成為任何一種知識、文化、意念的傳播者，透過老師的分享，我們都有許多新的想法等待付諸實現！

東南亞主題系列講座

The Compiling of Vietnamese Han-Nom Ancient Texts in Field Studies
Quá Trình Sưu Tầm Tư Liệu Điền Dã Thư Tịch Cổ Hán Nôm Tại Việt Nam

▌講者：許燦煌老師
▌時間：9/19（四）19：00–21：00
▌地點：新生教學館303教室

▌撰文：劉雨澤
▌責任編輯：林婕琳、黃子晏

1992年，一位在台灣經商失利的年輕人輾轉來到越南尋找機會，身上僅僅帶著兩千美金的盤纏，然而，這就是故事的起點。那位年輕人，正是今天的主講人許燦煌老師。

許老師形容初到越南胡志明市的自己是個「重度殘障」，對越南文的聽說讀寫一竅不通。於是，他買了三張地圖，從認路名開始，一筆一畫學習越南文。除了克服語言障礙之外，老師整整花了六個月，走遍胡志明市的街頭巷尾，仔細調查當地人的市場偏好。他鎖定女性對進口化妝品的需求，並配合當時越南蓬勃發展的超級市場，事業才慢慢起步。與此同時，為了渡過異鄉經商的乏味夜晚，老師摒棄夜夜笙歌，選擇到附近的舊書店買些讀物消遣。想不到，竟因此埋下日後致力收藏古文獻的伏筆。

可能是緣分使然，躺在書店最角落那些乏人問津的古籍線裝書，被許老師一冊一冊拾起 — — 但此時此刻，他心裡想的可不是搶救漢喃文，而是高得嚇人的價差。身為一個商人，早就在盤算如何從中大撈一筆，當下一口氣搜刮了二十幾間書店，幾乎花了所有的錢。隔幾天，書店的老闆娘來電問他要不要買一本漢文書，到店裡翻閱，竟是一疊裝訂成冊的古代奏摺，上面的年號寫著「嗣德」兩字。那個當下，他並不記得這是中國歷代哪個皇帝的年號，在老闆娘的推銷及自己的好奇心驅使下，最後還是買下了這疊奏摺。

那時，許老師還不知道古代越南王朝使用漢字，也對越南史一竅不通，更遑論古物鑑定，於是，他決定將這疊奏摺帶回故宮博物院請教研究員。「這是無庸置疑的真品。」故宮的研究員這麼說，「但是，我們不收藏非本國文物。」聽到這樣的回覆，許老師形容自己像被潑了一大桶冷水，心中卻興起了一個念頭：「我知道沒有人會幫我。但既然這很重要，沒有人要做，那就由我來做。」從此，許老師一頭栽進了文物的收藏與研究，甚至到故宮圖書館辦理閱覽證，每次回台灣，一有空閒就泡在圖書館查找資料、細細研讀，意識到自己肩負著使命。

從舊書店到越南走透透

許老師在胡志明市蒐集古籍一段時間後，幾經轉折，讓他下定決心親自到越南各地尋找文物，而不是待在都市，被動等待有價值的文物出現。第一個故事，發生在一間書堆得比人還高的舊書店，身高過人的他在最上層發現了一套裝訂十分特別的書，一翻開來看，封面寫著《御制機餘自省文集》。心裡開始浮現一連串的問題：「這麼漂亮的字體，到底是印刷還是手寫？手寫好像太過工整，編排方式又不像是印刷。」由於手寫的紙張背後會透出墨跡，老師才判定這套書是由手工書寫。更驚人的是，他事後發現，此套文集是僅存的孤本，再也沒有第二套書的存在。老師自此得出結論：越南有自己的古書，並非所有印刷品都從中國傳入。

第二件事，與其說是故事，不如說是老師從越南人身上得到的教訓，一個天真卻又令人哭笑不得的教訓。他認識了一位專門為外國人尋找文物的中盤商，委託他去尋找古代越南王朝的聖旨，並給出一個不可拒絕的高價。三個月後，這位仁兄果真帶著一張年代久遠的聖旨回來了，許老師仔細地打量，總覺得哪裡不太對勁。原來，聖旨上的六隻龍是他老兄自己畫上去的 — — 善良的越南人認為這只是一張舊紙，不值得老師給的豐厚價格，才大費周章幫聖旨加工了一番。這次的經驗讓老師了解到，蒐集文物，千萬別透過越南人之手，或許仍要透過親自進入田野蒐集，才能找到更符合自身需要的東西

如何踏入田野蒐集？如何得到越南當地人的幫助？

許老師在演講中，多次提到「人情」的重要性：建立人與人的連結，對於一位人文學者將帶來巨大的幫助，也會使他產出的研究得以具備冰冷文獻所缺乏的溫度。老師花了大半輩子實踐這些話，深深踏進越南最偏遠的農村，只為了挖掘出那些早就被世人遺忘百年的斷簡殘篇；橫越千里的路程，只為了讓越南文化的精神能夠保留到後世為人知曉。

接下來，老師分享了幾個讓他印象深刻的故事。首先，要從古董錶與奏摺說起。許老師提到自己與一般學者不同之處，正在於他商人的身分，使他得以廣泛結識好友— — 其中，就包含了一位在玩古董錶收藏時所認識的同好，一位牙醫。有次閒聊之際，老師談起自己的收藏興趣已經從古董錶轉移到古文物上，牙醫馬上熱心地告訴他，鄉下的老家有好一些古書和舊紙。許老師二話不說，隔幾天就隨著牙醫的女兒來到離胡志明市800公里的平定省，果真在村落中找到了一些地契，還透過村民口耳相傳，得到好些古書。這次的經驗讓老師真正開始踏出市區，拓展自己的文物收藏規模。

Beer-om，啤酒與擁抱：「Beer-om」是越南一種陪酒行業，透過啤酒抽取傭金。專情的許老師在越南從不拈花惹草，有次與台商朋友到了峴港的Beer-om開眼界，卻意外斬獲珍稀之寶。當晚，老師與陪酒小姐聊了起來，提到自己的興趣是蒐集舊的東西、古文物，陪酒小姐驚訝地表示自己家中也有一些古書。隔天，許老師立即帶了一些進口商品作為伴手禮前往她家，一看到這些古書，簡直又驚又喜。這位小姐家的古書，是十七世紀靈寶派道教的法事典籍，其中記載靈寶道教傳入越南後，如何進行法事、又該在怎樣的情況下進行等，是研究越南宗教史的重要材料。

差點毀在菜刀下的神話：這是許老師津津樂道的故事，發生在峴港鄉間一條連摩托車都無法行駛的小路上。老師與友人前往收集古書途中，他瞥見一位太太正在切菜，然而，他的目光很快被那塊黑黝黝的砧板吸引住了。向婦人借了砧板一翻，背後竟是一幅精美的神話雕刻，老師當下照著圖案、工法判斷，大概是明朝時期的作品，當機立斷向婦人買下她家中所有的舊木板。仔細研究後，老師發現上面刻的是越南傳統神話「貉龍君」的故事， 上面刻著明代的八槳船與三頭九尾的貉龍君。想起這件事，老師不禁捏了把冷汗，慶幸自己救回了越南歷史上的無價之寶。

「人家瞧不起的，我都瞧得起，是這樣的朋友幫我最多忙。」在越南，老師從店內員工、洗髮店的阿姨，到街上的三輪車夫，無不打成一片，以當地的生活方式，成為這群人的一份子。參與聚會、盡興閒聊，並且樂於嘗試不同的飲食，正是老師的「在地化」，讓他結交了許多相談甚歡的好友，不僅消息靈通，更獲得當地人的信任與支持。

收與不收，許老師的收藏原則

熱愛古文物的許老師，待在越南期間，跑遍大江南北，只為了守護這些屬於越南的記憶。隨著經驗越來越豐富，他也逐漸發展出了一套判斷是否收藏文物的原則 — — 取決於價值，而非價格。

越南中部順化一個名叫「歸仁」的小鎮上，老師遇到了一戶藏有聖旨的人家，正打算要收購，卻被那家人委婉地拒絕。原來，1968年的越戰中，韓國兩個師團在中越掃蕩越共，父親當時被誤認為是越共，即將被槍殺之際，忽然急中生智，拿出了這卷用漢文書寫的聖旨。經由懂漢字的軍官查閱，宣稱自己並非共產黨員，一家子才安然度過難關。聽完這樣驚險的故事，老師不再出價，對他來說，這份聖旨是家族史重要的一部分，必須在這個家庭中流傳下去，能得到這個故事本身就已經令人心滿意足。

除了對擁有者具有深度意義的文物外，老師不收藏的只有一樣東西，糕餅模具。越南有大量手工刻製的傳統糕餅模，用來製作精緻的手工月餅，其工藝之精美高超，確實讓人咋舌。但這樣的古物在越南數量實在太多，而它們多以上好木料製成，笨重而不方便攜帶，因此老師在第一批收藏67個之後，就不再收集糕餅模具了。

1975年前的華人文獻

收集越南古文物一段時間後，隨著研究愈深愈廣，老師察覺自己對越南的華人一無所知，於是開始收集1975年南越共和國滅亡前出版的華語刊物。這類文獻，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無人敢收集甚至研究，許老師背著一份使命感，再次埋首舊書店中，尋找那些越南華人的蛛絲馬跡。

老師陸續在舊書店中找到一些實用文獻，例如當時的畢業紀念冊和報紙。他驚喜地發現，南越共和國有許多使用中華民國年號與繁體字的報紙，據統計有十二種報紙，老師現階段已經握有其中七種，逾三百份之多。老師在收藏漢文出版品的過程中，逐漸將注意力集中在「從漢文到羅馬拼音越文的過渡期」，即中越文並存的文獻，比較兩種文字在版面上的消長，藉此探索文字變化的過程。

一日，老師發現一套關於「儒教」的教科書，有兩份一模一樣的版本。翻看內頁仔細觀察，竟發現兩套書的前任擁有者，在書上留下完全不一樣的讀書方式與筆記，這開啟了老師「先收再說」的獨特收藏習慣。老師經常看到一些看來相似、卻又不完全相同的書籍，每逢此時，老師的做法就是「有幾本買幾本」。此收藏習慣，日後證明其功效卓越：中國西南交通大學的教授造訪許燦煌文庫時，針對多本相同書籍深入研究，發現它們在刻板、內容等方面都有所差異，讓許老師十分慶幸自己所做出的選擇。

結語

老師引越裔法籍的BBC記者范高峰的專訪，歸納他半生潛研越南文化的心得。記者在訪談過程中，多次感動落淚，「這是一個越南知識分子的情懷。」老師這麼形容。多年來，文庫的訪客不計其數，「研究佛教的學者來我這裡，我就拿佛教經典給他看；研究儒家的，我就拿四書五經給你看，學界有個侷限性，都是為了學術而學術，沒有靈魂。」范記者的問題不同於一般做研究的學者，而是以一個越南人的身分，希望追尋越南文化最核心的精神。「越南的核心價值是什麼？就是平衡兩個字而已。」老師如是說道。

老師以一個在越南鄉土耕耘大半輩子的文史工作者的身分，語重心長地告訴聽眾們：「當新南向政策只著重在經濟利益，我們應該捫心自問，是不是還有其他的？要打入越南人的靈魂，不能只靠經濟，殖民帝國都做不到了，台灣憑什麼做到？當越南人餓肚子的時候，他們要的是你的錢；如吃飽喝足了，他們要的是精神層面的東西。」

演講尾聲，老師以此作結：「我深愛越南，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愛上它，也沒料到現在的自己會從事這種收藏的工作，更不想去預測未來的發展。我能肯定的是，我在越南交到了不少知心好友，也擁有一些粉絲，而這些，是沒辦法用錢和薪水堆出來的。」這些珍稀之寶不僅承載歷史與文化，等待來者研究；更是老師走入田野，與人們互動、親近越南土地和天候，富有溫度的心血成果，日後，也將帶著這份熱忱與堅持，繼續傳承下去。

▌時間：2019年5月29日（三）19:00–21:00
▌地點：台大新生教學館103教室
▌主講人：彭仁郁老師
▌撰文：林易陞
▌責任編輯：林婕琳、黃子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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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初始，進入正題前，彭仁郁老師先分享自己的政治啟蒙經驗。那是1991年春天，她前往文學院修王文興老師的課，甫進入大廳，便看到多張黑白照片的布置，近看才曉得是四六事件的紀念活動。當時第一次知道，原來國家暴力曾經侵入校園，抓走許多學生；震撼之餘，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信仰出現裂痕，無形中種下了二十年後處理政治暴力創傷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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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暴力創傷的現在進行式

解嚴至今已三十餘年，何以威權統治下的政治暴力創傷仍持續作痛？事實上，台灣社會對受害家庭尚有不少迷思，如「事情已過去那麼久，為何要重揭傷疤？」、「受害者與家屬所要求的，不就只是金錢賠償而已嗎？」一味要求政治受害者與家屬放下、原諒，他們便能真的與自我和解，重新信任社會？老師認為，即便賠償並不能使心理創傷自動復原，但它仍然具有肯認的象徵意義。除此之外，對於許多家庭來說，確實具有改善經濟困境的實質意義，畢竟，當年許多受害家庭財產被政府充公；而且受害者出獄後，仍然被情治單位持續監控、騷擾，以致生活困頓者，所在多有。此外，放下與原諒的時間點，應由受害者自己決定，若持續要求「寬恕、淡忘」，等於剝奪他們的主體性，而主體性被剝奪正是構成創傷的重要因素。

然而，瞭解真相便能帶來療癒嗎？不正義的真相被揭露，確實有一定程度的療癒效果，但我們在臨床經驗裡發現，真相不會自動帶來療癒。真相總是包含多重層次和複雜的細節，其中亦包含人性中善與惡的糾結。所謂的惡不只存在錯綜複雜的加害體制端，承受國家暴力不義的心靈痛苦，亦可能在正義無法伸張的情況下轉嫁至受害者家庭內部，而以關係或情緒暴力的形式出現。因此，真相的訴說是以「確保受害者主體性能被捍衛」為前提，否則不僅未必有療癒效果，反而可能造成二度傷害。對此，老師將藉由一些臨床經驗，分享創傷被訴說、真相被揭開的現場，也讓我們能瞭解，何以政治暴力創傷今日仍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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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裡的創傷

口述歷史中其實能看到創傷的痕跡，但過去創傷的面向本身較未受注重，因此老師分享幾例以說明。如一些白色恐怖時期的傷痕，有幸被當時的暴力受害者或歷史見證人記錄下來。例如陳新吉前輩，他在六零年代被關五年，答應難友出獄後要記錄所有細節，秉持「活著的人要把故事傳出去」的精神，寫下《馬鞍藤的春天》一書。當陳新吉前輩出獄回家後，因瘦得不成人形，母親已經不認得他，甚至看到他感到相當害怕：「你毋是我的阿吉，我的阿吉毋是生做這款。」母親看了好一陣子後終於認出來，相擁而泣後，卻又馬上推開他，對著門外大聲嘶吼：「你們不要再來找我兒子，我兒子不在家裡！」原來，陳新吉前輩的母親長年作為「獄外之囚」已精神錯亂，威權統治時期，受苦的人不只是牢獄內受酷刑者，其家屬承受的痛苦除了思念、找不到親人，更面臨被監控、騷擾、威脅等牽連。

但更多情況是，創傷痕跡已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失語，而無法被記載下來。例如花蓮玉里療養院，威權時期是政府轉送出現精神狀況的服刑人之場所。無論是精神病患或「被精神病者」，他們長期受到的非人待遇，使其被「機構化」：失去語言表達能力，且不再相信有人會在意自己說的話。抑或是70年代受難的Z伯伯前輩，在成功嶺當兵時被長官盯上，只因他在寫領袖遺訓的感言時，微微批評蔣中正，說他未效法孫中山徹底實踐中華民國的精神。經多次審訊後，他的手腳因酷刑而變形，亦出現許多精神疾病症狀，使他很難找到工作。尤其Z伯伯患有「多語症」，儘管試圖想傾訴，卻只無限重複同一件事，再也無法說出完整故事。

當今的台灣社會，除了應探查威權統治遺留下哪些歷史創傷的痕跡，更應正視現今猶存的政治暴力創傷本身。老師提到，當時剛成立的促轉會前去拜訪二二八受難家屬，想瞭解他們需要什麼樣的幫助。原本預期家屬會提出更合理的金錢賠償或法律上莫須有罪名的撤銷、平反，但林女士的一句：「我們這些家屬心裡都有一個大洞，無法填補」，才深刻明白，對某些受害家屬而言，最重要的是心理長年累積的創傷獲得療癒。

其實，有類似心聲的白色恐怖二代也有很多。如學者K先生，儘管平時溫和理性、說話不慍不火；但討論到很多人認為拆除蔣公銅像是撕裂族群之時，他先是沈默很久，才接著說：「蔣介石讓我們家破人亡，可是這個國家的人還把他當作民族英雄在崇拜。」另一位自二十幾歲開始，便因躁鬱症而服藥的小丰則表示：「國民黨弄壞我爸，我爸又把我弄壞。」又或是Z先生回想自身經驗時談到，當年老師用「暴民小孩」的標籤帶頭排擠他與哥哥、姐姐，以他們自以為的正義加以傷害，並覺得傷害他們的行為，是為國家主持正義。

即便事情已然過去，政治暴力帶來的創傷不會因此褪去。至今，它仍持續影響著受害者與其周遭人物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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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暴力究竟哪裡暴力？

那個年代，政治受難家庭與其他人活在平行世界裡，。大部份的國民眼前所見的是十大建設，是令許多人緬懷的經濟起飛，在政府官媒粉飾太平的報導角度下，我們看不見白色恐怖的血淚，我們只看見「匪徒」被繩之以法，社會秩序良好。它所帶來的政治暴力，首先展現在「去主體化」面向，是國家為政治犯貼上「你們是誰」（e.g. 匪諜、暴徒）的標籤，剝奪主體認知與訴說自我的權利。再者是「非人化」的過程，統治者以酷刑、或不直接使用刑具，而以各種羞辱、剝奪基本生理和心理需求的手段，使受暴者幾乎不再相信自己在另一個人的眼中還會是人，這在受害者的身體與心靈長久留下有形與無形的傷痕。

接著，許多具歷史否定或修正主義傾向的敘述，將國家政治暴力掩飾成「為防堵邪惡共產勢力所產生的必要之惡」，將政治受害者進一步「汙名化」，彷彿他們要求國家負起過去戕害人權罪責的權利可藉此被全然抹除。時至今日，仍有不少立委認為白色恐怖沒什麼，也曾親耳聽到歷史教師問道：「二二八真的有那麼嚴重嗎？是屠殺嗎？為什麼用那麼嚴重的字眼敘述？」此外，威權統治暴力的印記尚展現於人與人之間信任關係建立的不易。當時國家特務人員監控的對象不只是政治受難者，他們會慫恿、挑撥當事人身邊的親人、朋友、愛人，讓他們改變對他的看法，甚至要求他們協助監控，進而讓被監控者認為世界上無人可相信。

這些經驗所形塑出的是一個難以言說的「創傷時空」，尤其對嚴重創傷的當事人或家屬，那些時空的恐怖當下，就像是一個凝結狀態。這也是創傷記憶的重要特性 — — 它們會與其他記憶產生斷裂，而不會一起向前，感覺某部分的自己仍凍結在那個當下，以致有時候會產生幻覺。就像到現在，還有些前輩會不時覺得要逃跑，因害怕被抓而努力掙扎。

政治暴力創傷的特殊性，在於它的變化會緊緊嵌扣在外在政治現實與心理內在真實的交織當中，當事人無法脫離其身處的國家暴力框架，與家庭暴力的無法脫逃性有幾分相像。因此，去年1124九合一選舉後，多位原本願意接受促轉會身心需求訪談計畫的前輩或家屬紛紛取消約訪，因為促轉會是國家機構，他們擔心如果威權復辟，留下這些紀錄會有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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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暴力創傷的代間傳遞

政治暴力帶來的傷痕不僅止於當事人，更常導致創傷的代間傳遞。但前面提到的小丰，他到現在都還在懷疑，不是直接受害者的自己有資格覺得痛苦嗎？真的可以這麼脆弱嗎？過去爸爸曾受到極大的痛苦折磨，使他無法再相信任何人，或是相信國家已經真正民主化。他在生活的各個面向捆綁自己的子女，但這是他唯一能夠想得出的靠一己之力保護他們的方式；他每天花一小時以上鎖門窗瓦斯，錄下每一通電話。他們的童年日常在扭曲混亂中度過，這些焦慮憤怒的碎片，是誰造成的呢？國民黨監控爸爸，他再監控自己的家人，使子女沒有如常人的童年生活。後來，爸爸甚至懷疑媽媽也被吸收，最後媽媽受不了而選擇離開；但兩個小孩又何辜，在那之後誰來照顧他們呢？從此，作為長子的小丰成為穩定爸爸情緒最重要的人。

老師提到，那次去小丰家，是他爸爸第一次願意與外人談起過去。小丰爸爸開始講起許多資料，儘管言談間邏輯跳躍，老師卻不放棄，因為受背叛創傷者們是為了安全才跳著說話，這些暗號式的表述正是理解創傷本身的途徑。講到一段後，爸爸開始進入焦慮狀態，表示現在仍有鄰居正在監視著他，且今日的年輕人不知道國民黨統治下的世界有多可怕。老師當下安撫他，表示外面的世界已經改變，而且很多年輕人其實想了解過去發生什麼事，願意學習並且記得這些。這時，小丰爸爸突然張大眼睛、激動地問：「他們真的想要知道嗎？知道表層後，再下去的東西他們真的有想知道嗎？」而當爸爸一激動，小丰立刻把手伸出去，安撫爸爸的情緒。後來，他意識到那是自己的反射動作，因從小爸爸談起這些發生在自己身上不公義的事就很容易激動，這個反射動作令他憶起童年重複出現的場景。這個表面上看起來難以理解的時刻，對老師來說非常重要。它或許無法被寫進口述歷史，但它見證著被國家迫害過的老人，仍然質疑民主化後的國家本質究竟是否真正改變，而現在的年輕人是否真心想知道、且有能力知道真實發生過的白色恐怖有多恐怖。過去，受害者身邊的人大多不想知道，就像小丰跟爸爸的關係。從小丰六歲開始，爸爸便以跳躍、重複的方式想告訴他，但六歲的小孩，如何去理解何謂國家暴力？長大的小丰很愛他爸爸，但不敢回家，因為每每回家，便會回想起過去在怎樣的重量下成長，為了能夠成為自己，他必須離開家找自己的路，卻也自責沒辦法照顧好爸爸。

回到前述Z先生的例子，國民黨對家中兩代人造成一輩子不可逆的傷害，毀掉他們的夢想，甚至是擁有夢想的能力。Z先生說，他們不知道為何要經歷這樣的痛苦，而尋找原因卻又會變成個人性的指責：為何爸爸與別人不一樣？為何爸爸無法成為依靠，反而造成他們的傷害？當Z先生長大後，知道爸爸不是故意而是被國家弄壞的，但他的怨恨能否有去處呢？這些政治暴力的代間創傷，時至今日仍是現在進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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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主體經驗的臨床現場

而身處現場的我們，究竟能做什麼呢？首先得理解，訴說跟見證皆是困難之事。說出來並不容易，加上長期遭汙名化而不准提及，使得有些家族史，因缺乏受難者後代的理解而不知從何說起。例如光明報事件當事人藍明谷的女兒藍女士，便提到自己在44歲以前，對爸爸的認識便是來自黨國教育視角的「匪諜」，自己為了去除汙名而努力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難以訴說的原因，有時涉及那些不可言喻的主體經驗，聽者有辦法承受這些伴隨困難的見證而來的強烈情緒風暴嗎？因此，臨床工作者的首要之務，便是設法提供一個安全環境，陪伴他們訴說出個人曾經歷、但連自己都不忍卒睹的「地獄」。然而，我們往往對這些口述資料有不少迷思，我們的想像僅限於提取、記錄他們所知的知識與真相，但萬一有些是他們自身也尚未明瞭的呢？這便是經驗命名與理解過程的困難，真相可能得經由不預設立場的善意聆聽才能幫助當事人逐漸釐清。甚至，很多政治受難者覺得現在生活好好的，晚年才知道自己會在睡夢中回到審訊、酷刑、關押的現場，重複嘶吼、掙扎、逃跑。

在臨床現場，我們發現許多受害者或家屬沒有辦法與周遭的人談自己的生命史，因為覺得沒有經歷過的人無法理解，而每當試圖開始提及時，他人的不解、冷漠、甚至狐疑的眼神，都令他們感到極度挫折、難堪。 前面提到的小丰便曾說：「每次面對他人的不理解，總覺得自己不只是面對眼前這個單一的個人，而是整個國民黨創造出來的世界」，這個刻意營造的世界觀，在政治受難家庭和一般人之間築起無法跨越的隔閡。他們的主體經驗是與世界、他者的斷裂，若沒有認識到這點，將無法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如何仍然處於顛沛流離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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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精神醫學心理創傷概念與處遇的限制

很多人認為，遭受政治暴力創傷的當事人和家屬交由醫生處理就好，促轉會沒有必要從事政治暴力創傷療癒。然而，主流精神醫學的創傷觀點，其實很難跳脫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將創傷病理化、標準化的框架，它假設暴力事件對於心靈的影響是線性因果關係，並且過度將創傷經驗視為單一事件。畢竟我們知道，不是所有暴力創傷的例子都能歸結於單一事件，創傷效應的引發與演變，經常取決於關係網絡與整體社會的氛圍，是否加乘了個人自我意象的破壞。如果當事人說不出來、記不得過程，甚至知道家中有受難事件，但沒有將之與自己的受苦狀態或症狀做連結，這些情況皆無法被歸入PTSD診斷標準中。從診斷標準的描述來看，主流精神醫學對受害者究竟經歷了什麼無太大興趣，只是聚焦在出現何種外顯症狀上。在老師陪伴受難當事人和家屬的經驗裡，將一個人送入醫療領域，醫護人員受限於時間壓力和醫療體系對於績效管理的要求，必須很快將病人症狀按SOP分類，因而病人的生命經驗往往不被聽見，在醫療體制當中的助人者，被迫放下對這些複雜生命史的興趣。但倘若要真正療癒受創的人，不能僅關注這些醫療技術性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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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心靈工程的創傷療癒

療癒的起點在哪裡？聆聽其實是困難的，如何知道自己準備好承接創傷敘事，也讓訴說者知道自己可以承受看見創傷的暗黑地景？與此同時，助人者往往得面對各種無力感，無法實質地解除外在創傷根源、或保證療癒什麼時候會發生，畢竟改變受難家庭長年的糾結關係、減輕他們苦難等皆非易事。再者，理解亦是困難的，創傷主體知道他人可能無法經歷見證地獄的考驗，故不願輕易打開封存的記憶盒子；或可能會有心因性失憶症狀，即暫時、選擇性的遺忘某些片段。甚至，許多家屬雖以為已準備好，但講出後，又不知如何面對被重新開啟的記憶與情緒。

建立信任關係是重拾記憶的必要過程。老師認為，創傷「症狀」需重新用非病理化或標準化的方式理解，因為它更常展現在非言說的情緒氛圍裡，只能透過共感的方式傳達，並且需要放在大小歷史的迂迴交織中探尋。由於信任關係的破碎，受創者經常需要反覆探問聆聽者的身分、位置與彼此的關係，因而可能落入無止盡的關係測試，畢竟他們曾與整個世界斷裂，他們好不容易才能鼓起勇氣，才能來到我們面前，試圖進入修補關係的行動。

療癒作為見證者，是為了試圖跨越黨國意識形態刻意築起的平行時空，而不是站在一個「我要治療你」的高度。難以理解的想像確實是道牆，受創者雖會覺得「沒有經歷過的人是不會懂的」，仍會期待作為見證者的人能夠理解，而可能只要聽的人稍微不懂，他便會失望地再次自我封閉。療癒者看似是引路人，實際上是見證者、陪伴者與跟隨者。

療癒過程的目的是重建「他者」，藉由聆聽讓對方恢復他我關係（other），進一步是象徵秩序的修復（Other），瞭解自己所經歷的種種不義能被社會集體看見。療癒工作者是從事「認納」（recognition）的見證，而非僅止於涵容與詮釋。我們沒辦法當法庭辯護人，無法挽回失去的家與青春，但我們可以讓主體性得以恢復，讓未來性得以開啟。重點並非敘事本身，而是創造說話的可能性與空間，等待言語的意義有天被發現，這點即是療癒與口述歷史的相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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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是政治社會的工程

作為見證者的治療師，象徵著個人與集體的重新連結，使他們相信重新說話是可能的，被聆聽、瞭解也是可能的；進而真誠面對自我，甚至是曾經軟弱、退縮的那一面。

當今台灣社會面臨極度分裂，在異質的聲音中，我們還相信自己是命運共同體嗎？老師提到，應該試著接受有些人的政治啟蒙可能尚未開啟，並以另一種創傷修復的角度，尋找他們僵固言論和立場之下的深刻焦慮。在過去，許多政治受難前輩曾經用肉身不斷承擔險惡的國家衝擊，試圖串聯、抵抗與超越國家機器的禁錮。那麼今日的我們，是否也願意在各種矛盾與衝突中暴露自己，試圖與勢必異質的他者，創造一個友善和有機的療癒空間？畢竟，民主的理想和真實不是別人給予的，我們得用自己的力量反覆創造它，這正是不同世代的政治受難前輩和家屬以自身的苦難為代價教導我們的事。

▌時間：2019年5月8日（三）19:00–21:00
▌地點：台大社會科學院102教室
▌主持人：林國明老師
▌與談人：吳介民老師、陳志柔老師、羅文嘉先生、范雲老師

▌撰文：台大社會系學會
▌責任編輯：黃子晏、林婕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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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80年代解嚴前夕，台灣社會歷經70年代一連串的內外衝擊，高壓的政治環境隱隱有鬆動之勢；然而校園內依舊被黨國體制把持，學生的一言一行受到嚴密控制。即便如此，在這樣的環境中仍有一批人願意去挑戰威權體制、投身學生運動，透過學生團體的串聯與動能發起倡議，將對言論自由以及民主社會的追求帶進校園，也把學生的聲音傳出去讓社會聽見。

本次講座邀請到當年自由之愛運動的核心人物林國明、吳介民，推動學生自治直接選舉的代聯會主席陳志柔，以及實行會長直選制度後的首任學生會會長羅文嘉、次任會長范雲；他們現在分別以社會與政治現象的研究者、台大社會系教授、政黨工作者等身分，繼續實踐自己所冀望的改變。期待透過對過去學運經驗的討論，我們能深入了解當時運動發生的背景，並延展現在、未來的學生運動及倡議之可能性。

二、講者分享

林國明老師首先為大家簡單梳理當時學生運動的背景與脈絡：在嚴密監控、人人自危的時空背景下，學生普遍不關心公共事務，校園內充斥逸樂文化。故當時一群希望改變的學生，決定透過爭取代聯會普選的方式，讓學生從關懷生活中相關的事物開始，逐漸引燃改變社會的熱情。大新社、大論社是當時積極推動的異議性社團，大陸社後來也轉而支持普選，他們透過發傳單、寫黑板等方式傳達理念，但也因此常與學校發生衝撞。

除了體制外的倡議，學生也配合體制內提案漸進式爭取普選：如首位當選代聯會主席的改革派學生吳叡人，推動代聯會制度化，並開始定期召開代聯大會；伴隨普選遊行等體制外活動的聲勢，學代會1986、1987年兩度通過代聯會普選的提案，卻遭學校置之不理；雖長期遭校方阻撓，但在陳志柔主席任內，代聯會終於得以普選，並改名學生會，由羅文嘉當選首任會長。

為了改善普選運動中學生缺乏權利意識，校園落後於社會的問題，改革派將重心轉向校外，試圖將社會關懷與實踐的經驗帶回校園。因而在1986年，大新社報導了鹿港反杜邦運動的調查與李文忠事件，卻面臨學校的停社處分，林國明老師及其他幹部遭記過。由是開展了學生運動在學生自治以外的另一追求──爭取言論自由，尤其針對不合理的校園刊物審稿制度。停社事件促使自由之愛組織成立，以及「臺灣大學各刊物爭取校園言論自由聯合宣言」的踴躍連署。學生發覺言論自由是可以集結團體力量抗爭的議題，故以此為激發權利意識的切入點，轉向整體制度與結構的改變，最終促成大學改革芻議等活動，效果卓著。

而1986年開始的大學法改革倡議，不僅與台大校內愈發踴躍的自由之愛運動、台大學生日等學生運動相輔相成，更促成學生組織的跨校串聯。1988年校內環境與制度逐漸鬆動後，學生運動的訴求便不只限縮於社會議題，而將視野提升至政治核心問題，如舉辦統獨大辯論，並要求國代改選。校園成為更好的學習與實踐之場域，伴隨學生在大學法改革運動中累積的跨校組織，成為1990年野百合事件的重要基礎。

接下來，自由之愛的重要領導人吳介民老師，向聽眾分享他對這一段歷史的觀點。老師認為，比起解嚴的1987年，他更傾向將1986年視為台灣政治自由化的關鍵年。當年民進黨成立，而蔣經國決定不鎮壓，並宣布未來可能會開放黨禁報禁；當年也是台灣學生運動重要的一年。過去參與異議性活動會擔心遭退學處分，學生的身分隨時可能被學校剝奪，異議學生受到嚴密箝制；但1986年的李文忠事件後，聲援的學生雖遭到記過，卻也碰觸到學校對激進行為處分的極限，認知到代價，反而更能勇敢行動。李文忠事件的嚴厲處分後，許多學生帶著新民粹的理念，將抗爭的能量轉而投注在社會議題上，希望能夠延續抗爭的動能，將社會實踐的經驗帶回校園，促成了「反杜邦調查團」的成立。調查報告出來後，經大新社報導，卻引發大新停社事件風波；此後學生將重心放回校園，發起言論自由運動，不僅促成自由之愛的成立，也成功激起大家的權利意識。

而推動代聯會普選的關鍵人物陳志柔老師，則以較輕鬆的方式回顧年少歲月。老師謙虛說道，其實自己除了推動代聯會會長普選外，沒有做過什麼對台灣社會或校園自治特別有貢獻的事情。當年反杜邦調查團的學生被學校處分後，自己與鍾佳濱積極聯合各大社團、宿舍生活促進會連署，以爭取校園言論自由；老師開玩笑道，事實上是抱著若支持的人更多，便能降低被學校報復之風險的想法，誤打誤撞導致了聲勢浩大的結果。老師笑道，其實參選代聯會主席也是因緣際會所致，五一一台大學生日遊行時，他負責動員其他學生而不在現場，沒有因此被學校記過而失去參選資格，且剛好符合成績的參選門檻，後來便就在意想不到中當選。老師認為自己的推動與貢獻，很大程度需歸功於歷史機緣，要將推動轉型的一切功勞，歸功於那個時代願意挺身而出的所有人。老師並鼓勵大家：

參與學生自治或是推動改革時，不用急欲追求成效，只要自己從中有所收穫，便是值得的。

首任學生會會長羅文嘉老師回憶起這段歷史，則說自己起初「忠黨愛國」，故立志進入政治系；但來到台大後，接觸到馬克思思想或二二八等歷史，才逐漸改變，大一時李文忠事件第一次使老師震撼，後來於是進入體制內學生自治。老師認為，學生除了關心校園事務，也應關心政治議題，故曾舉辦統獨、國會改選等辯論，讓不同意見得以進入校園。影響他最深的還有大四那年，舉辦兩場幫蔣公銅像戴帽子的行動劇，因為號召的人數眾多，最後參與的學生沒有受到處分，他與另一位發起者也從原本的退學處分改為申誡一支；這次經驗讓他看見，其實獨裁政權比想像中脆弱，聚集夠大的聲音，就能夠向其挑戰。老師總結道，「改革未必能立刻改變結果，但可以確立價值、路線與目標」；只要能夠堅持，台灣民主化的進程總有一天會走到終點。靠著種種事件累積，匯集所有人的力量，造就學生自治、言論自由，與後來野百合運動等成果；而「過去為理想而燃燒的一切，會產生不可預測的影響，並成為時代共同的記憶」。

范雲老師則是受自由之愛啟蒙，當年的告別晚會震撼了剛入學的老師，使其對失望的大學生活重燃熱情；因而參加大陸社讀書會，思考從未想過的各種議題。老師發覺「校園的步調已經不容許我們把書讀好，就得去改革了」，於是也投入學生代表選舉，後更當選學生會會長。鄭南榕事件則是從校園轉向政治參與的轉捩點，老師代表大陸社到校門口靜坐抗議，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場情治人員比記者還多，每人拿著長鏡頭相機仔細紀錄參與者的臉孔。老師坦言，是在害怕中想清楚為何要做這些，這使老師在之後的野百合學運中能夠帶領大家，推動政治改革。為何堅持關注政治、社會議題呢？老師認為，國會全面改選跟校園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唯有台灣民主化，校園方能達到真正的民主。回憶起競選學生會會長時，李福鐘在海報上寫「Formosa Is Our Campus」，老師鼓勵道「我們是台灣大學，而台灣就是我們的學園，這不僅是我對台大的期待，希望也是你們對台大的期待。」

三、自由對談

到了自由對談的環節，幾位老師分別再補充了當時從事運動的心情與反思。

如范雲老師所說：

「不是因為一件事會成功才去做，而是因為它該做，所以我們去行動。」

吳介民老師提起當年推行運動，「那時候的氛圍是每天醒來都覺得今天會更好、更有希望、更敢衝。」從廢除審稿制度連署至推動修改大學法，從開始的寥寥數人到後來上千位同學，歷經數年光陰；而這期間耕耘、衝撞體制的過程不能被忘記，當時那種年輕、憑著一股理念的氛圍對運動是至關重要的。

「那個年代從來就沒有人認為國民黨會垮，剛解嚴時還以為國民黨會萬年統治。」陳志柔老師回憶道，當年的目標很簡單，就是打倒國民黨，但今日的環境可說是天差地別。不過老師不失幽默地說，即便去年底大選情況慘重，「但這場球還是要打一下啊，我們連會不會有下一局都不知道了，就大家一起來焦慮吧。」

羅文嘉老師從政治系畢業後，投身政治圈二十餘載。回想大學歲月，也強調「年輕」是最該把握的時候；若此時不能將勇氣與理想撐到最大，隨著歲數漸增，無法捨棄的包袱只會愈來愈多。老師將個人的經驗、熱忱與台灣社會的變遷脈動串連在一起：「當我們關心這個社會，回顧自己大學的歷史，同時也是在書寫台灣的歷史。」延續陳志柔老師的焦慮感，羅文嘉老師亦分享自己的無奈：「年輕時一心打倒威權，讓台灣民主化、成為正常國家，2000年政黨輪替後以為可以解甲歸田，二十年後我們卻還得上場打仗，不知是幸或不幸。」但老師仍堅毅說道：「我們必須把棒子交下去，傳遞給一個個世代。面對中國，這是民主與極權的百年抗爭，也是台灣的命運。

「我們與中國的差別是，台灣有真正、深入的民主觀念，人的品質才是關鍵。 」

當每個世代負起出來接替的責任，方能在持續拉長的戰線上，維護台灣主權不墜。

范雲老師接續分享當年參與倡議與運動的心境：「那時參加紀念鄭南榕的靜坐只擔心爸媽知道，不怕被關或被傷害；野百合學運時，即便幾位學生的住處被人噴漆，我們還是相信自己不會被怎麼樣。」那是生長在戒嚴晚期之青年的共同經驗，威權正在鬆綁，一天比一天更接近民主自由的曙光。然而近期局勢愈發不樂觀，中國當局加強了社會控制與資訊管控：老師研究中國婦女運動組織時，便有一位認識的女大學生在廣州倡議反對性騷擾，而消失了二、三十天；李明哲仍在赤山監獄服刑，再加上台灣內部的資訊戰，再再顯示有一股來自中國的力量，意圖使台灣的民主消失，這是再真實不過的恐懼。老師教授大一社會學多年，過去學生多對政治冷漠，認為藍綠兩黨一樣爛，政客一概無法信任，「如果連大學裡的年輕人都不關心政治的話，國家的未來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不過老師也高興地發現，太陽花學運與接續的許多公民運動後，此現象有了轉機。

林國明老師則將1980年代的運動策略概念化，使當年的經驗可作為今日借鑒。「我們知道大新停社事件是殺雞儆猴，意圖禁止學生參加社會運動，因此當時並非以『抗議黨國』，而是用『爭取言論自由』做為號召；否則只會像李文忠事件一樣，成為一次華麗而短暫的抗爭。」透過選擇正當性更強、能獲得更多支持聲量的訴求，自由之愛運動從起初一小群受學校壓制的學生，擴展成校內的主流意見，連國民黨組織的學生想選學生代表，都得先聲明自己支持言論自由。更讓老師始料未及的是，巨大的改革聲浪使加入國民黨成為不光彩的事，進而阻絕國民黨在台大吸收青年的途徑。老師認為比起今日的運動面臨中國步步進逼，1980年代的學運相對容易，「但社運不管何時仍皆是困難的，每個年代條件不同，你要思考目前的局勢、條件、對象、盟友有哪些。

「即使一時看不見成果，然而努力審時度勢，充滿理想地去做，我們就有可能改變這個社會。」

四、問答時間

講座至尾聲，與會者提出了幾個問題與講者們討論。

被問及「學校如何看待當時連署代表的意義？為何學校無法做出有效反制？」陳志柔老師回覆道，縱使訴求正當性高，要真正推動仍需透過私人連結，當連署參與度過了一個臨界點，就會變成「不簽好像喪失了在歷史上留名的機會」，使大家愈發踴躍。而最重要的是透過連署擴散訊息，一小群學生對執政者而言無所謂，但當這項聲明的倡議內容有許多人知道並表態支持，這些遠超出原先人際網絡的聲量，會使得執政者不得不重視連署者的意見。

聽眾詢問吳介民老師，當年學生們選擇參與組織的不同原因。老師則引介Clifford Geertz《鬥雞》一書中「豪賭（deep play）」的概念：「年輕時有很多生命能量可以豪賭，那是為了一股氣、一種理念，存在一種社會關係與互信。我們當年抱著改變社會的信念考進台大，運動起初只有幾個人，然而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理想、一股怒火，每個人都代表一部份的社會網絡；在第一批人組成時，大家都是在豪賭，焦慮著是否會被記過？每個人緊張而害怕，便趕緊再去拉人來參加；人愈多政治效益感愈強，跨過臨界值便不會被處罰了。」老師也提醒大家：

「你們要趁年輕時，往有價值、有理想的方向豪賭一把，這很重要。」

最後，有人請教幾位老師對中國資訊戰干涉台灣政治與選舉的看法，吳介民老師則剖析對中國政治干涉的焦慮來源──和平協議。2020年1月的選戰，可能將是台灣民主化三十年以來，最關鍵的一場選舉，若台灣人選出主張與北京當局簽署和平協議的執政者，我們便逃不了被統一的終極命運。因為和平協議的內容將寫入一個中國、維持中國統一的原則，台灣則會進入1990年香港的狀態，命定將主權移交中國、等待被兼併。當和平協議的簽署者是台灣人民選出來的執政者，代表中國可以拿著協議去向全世界說「這是台灣民選的政府與我簽的一中協議，你們還有什麼話說？」

話鋒一轉，老師也對知識分子過去採取的政治態度提出反省：「我們以前作為知識分子，經常覺得對不同政黨各打五十大板就好；但我承認，對於此刻的台灣，這是錯誤的政治態度。我們有責任區分出，什麼政黨才真正在實踐台灣民主化與鞏固主權的方向，而什麼政黨沒有做到，因此不該、也不能採取等距的態度。當知識分子選擇中間的位置，這代表我們是冷漠的，不會為了實踐理念而獻身。今日正需要年輕世代獻身保衛台灣主權與民主化三十年的成果，所以我們也無須空焦慮，重要的是分析出焦慮來源，知道該怎麼做，台灣還是有希望的。」

老師深刻的回應也呼應了本次四六事件系列講座的核心意識之一：回顧台灣在威權統治下被壓迫的歷史，以及邁向民主化的步步艱辛。並帶著對歷史脈絡、歷史事實的認識，尋找在今日紛亂局勢中的立足點，眺望台灣面臨中國政權逐步逼近的威脅，可能掙得的希望曙光。

▌時間：2019年 5月24日(五)19:00–21:00
▌地點：台大法學院霖澤館1506教室
▌主講：陳正然先生
▌與談：丁勇言先生

▌撰文：曾信豪
▌責任編輯：黃子晏 、林婕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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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民主運動者長期的抗爭與犧牲，台灣終於在1987年迎來解嚴，然而三大惡法：《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懲治叛亂條例》與《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都尚未廢除。1991 年 5 月 1 日，中華民國正式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並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然而5 月 9 日，法務部調查局旋即宣布偵破史明領導的台獨組織「獨立台灣會」之在台地下組織，依叛亂罪逮捕陳正然、廖偉程、王秀惠、林銀福等四人。

本次演講邀請當時被逮捕的陳正然先生，以及參與救援行動的丁勇言先生，現身說法，讓我們重新省思這段史實及其遺緒。事件至今將屆三十年，此刻的我們，又該如何回顧並詮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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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正然：獨台會案的還原與反思

老師表示，事發至今，他從未在公開場合談過這個事件，因為當事人大多都還健在。但最近，獨台會案已被過分解讀，那些誇大的描述與當年情況相去甚遠，「說到我都覺得我沒有參加過的樣子」。如維基百科至今仍以「調查局……進入國立清華大學拘捕五個人」解釋獨台會案；然而，本案除卻廖偉程住在清大，實與清大無關，且5月9日僅逮捕四個人，安正光是之後因玉山神學院的學長林銀福而被捕。

史明在東京成立的獨台會，是個民間普遍不熟悉，且不排斥以暴力手法推翻國民黨的組織。史明曾買槍試圖暗殺蔣介石，逃到日本後，又進入左派大本營早稻田大學；畢業後更曾參與中共打游擊。故老師當年雖曾參與許多更尖銳牴觸當局立場之事，國民黨卻以赴日見史明為逮捕之由，因為以此為藉口，社會較容易接受。

回顧就讀台大的學生時代，老師說自己「一直在找有趣的事情做」，如組織讀書會，辦理多場校門口靜坐等。因為幾乎參與每個運動，老師得以用不同視角回憶當年的運動現場，如「學運領袖」其實可能並未出現在決策會議。要求萬年國代下台時，老師也在校門口弄靈堂，「老賊」們愈怕觸霉頭，老師便愈愛做。老師笑著分享，先抹糨糊再丟冥紙就很難掃起來；每天都有人在拜，而陳師孟等幾十個教授，就在老師於門口架的火燒黨證。

畢業後，老師繼續接觸社運，90年代中期以來則主要處理網路、資電等事務。如今除了幫助新創公司之外，最多時間是在種田，因為「救地球較要緊，現在救台灣已經有𠢕人囉。」老師試圖以網路的連結能力，將台灣的土地作更好的運用，用自然的方式生產，不需要剝削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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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花果開始的集體行動

回到獨台會案，老師說，「一切是從無花果開始的」。

80年代之前，關於台灣的史料、小說等印刷品，若非列為禁忌，便是乏人問津，連想了解自己所居島嶼的社會都很困難，那就是威權氛圍。老師在法學院讀書時，就發現圖書館的《資本論》只有書卡跟封面，內容要教授簽名許可才能閱讀。曾有朋友介紹老師一件薪水優渥的家教，學生乖巧聰明，並無察覺任何異狀；隔天早上，老師卻馬上被請到教官室約談。原來昨晚老師前腳一離開，警總馬上就通知教官室 — — 那是某位政治犯的女兒。第二次去時，發現他們家外面有個麵攤，顧麵攤的可能是憲兵。

這便是老師求學時的時代氛圍，情治單位的眼線無所不在。因此，當老師大學時代受學長、教授刺激，想到圖書館或其他地方找某些資料，卻總遍尋不著而感到挫折。但老師也發現：很多史料是被民間藏著、很小心地保留；如果這些資料能被揭露，對形塑共同的歷史意識，以及反省歷史會很有幫助。「因此到研究所時，我們就開始想怎麼做比較好。」

解嚴後，社會多元的力量開始出現，於是老師與社會系的賴曉黎合作，試圖藉由電腦科技整理史料，並分別透過陳菊、林濁水牽線，拜訪史明與張良澤（主要蒐集文學相關史料）等前輩。拜訪史明時，則試圖找出《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引註及參考文獻原文。當時該書的引註，在台灣僅能找到四筆，故此後又到史丹佛、柏克萊等大學尋找文獻。

這便是「台灣文化史料中心」創立的背景。老師們想建立類似美國圖書館的OCLC系統，並用input／output的概念整理史料，但當時電腦要打中文相當困難，因此開設無花果打字行，整理史料同時接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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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導火線

孰料，台灣文化史料中心成立的地點 — — 陳正然老師家 — — 卻成為「犯罪現場」。當時整理史料的小組也舉辦讀書會，並思考台灣時事。那年春天舉行了「417反老賊修憲」大遊行，由於反對未成功，台大學生撤回校門口靜坐，後來甚至絕食，成為獨台會案的導火線。5月8日晚，眾人聚集檢討前月的學運，共有三人報告：林佳龍檢討學運發展與當時社會政治變遷關係，林濁水檢討憲政問題，簡錫堦則談論社運團體。討論結束後，眾人到師大夜市吃宵夜，大約三點才就寢，而調查局在五點多便逮捕了老師。

「有趣的是，人都會有一些預感。」吃宵夜時，老師與社研所的李建昌說「講這些都無效啦，你講講一晡，國民黨故意欲抓，四十八點鐘抓了了，抓到無半個。（你講這些都沒有用啦，你說了那麼多，國民黨故意要抓，四十八小時就抓完了，抓到剩下沒半個）」結果四小時後，調查局就把老師用手銬銬在桌子上，開始翻箱倒櫃。老師被抓到調查局時，才發覺他的資料塞滿一整個房間。他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並要求打電話找律師，那時口袋裡竟然剛好有一塊錢，於是打公共電話給周威佑（現任台北市議員）求助。

十一點多，老師便聽到運動圈的朋友已包圍調查局，至晚上，盧修一等委員便開始向調查局要人，調查局人員於是拿出了「整厝間」的頑行劣跡檔案。其實參與運動時，老師便知道自己被跟蹤與竊聽，在美國讀書時也不例外，比如電話講半小時會自動停掉，因為監聽人員要將錄音帶換面；被保釋後，調查局的電話線沒掛好，故甚至曾反竊聽對方。

那陣子老師從UCLA休學回來參與運動，被捕當天，UCLA校長為了拿蔣經國基金會的錢，正好在台灣，準備飛回美國。校長在美國一出機場，便有讀書會的同學去圍他，他難以表示不知情，故發表強烈的聲明。當時美國主要的大學，都有學運圈的台灣學生參與國際特赦組織，而聲明稿上，三一神學院、柏克萊等校的校長也都簽了名；聽說登記救援老師的人，比救援翁山蘇姬的還多，那是因當時剛好大家都在美國讀書。這些對國民黨也造成很大的壓力。

老師出獄以後，曾聽一位政界大老分享：當年郝柏村派陳長文去北京，因北京要確定廢止動員戡亂後兩岸的新關係。中共要陳長文問郝「台獨還辦不辦？」郝柏村順口說：「那就弄個案子來辦一辦」，於是有了獨台會案。

思考歷史時的盲點──被規訓的去脈絡化

老師認為，我們理解獨台會等案時，常會以當權者的觀點來看，「他說是獨台會案就是獨台會案，我們那時候常開玩笑說，台獨會被講成獨台會很離譜」。案內四人其實不相干，唯有廖偉程跟陳老師是同個讀書會的，王秀惠、林銀福則是到監獄裡才認識，出獄後也都在各自領域奮鬥，較少聯絡。

在理解歷史時，我們常缺乏對社會發展脈絡的思考，將事件孤立化，只想找出英雄或受難者（如今日對鄭南榕事件、美麗島事件的理解）；卻不習慣深刻反思「為何會發生這些事情？放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下有何意義？」然而去脈絡後僅剩下純粹的模型，較偏向社會學或政治學的取徑。

創辦無花果與台灣文化資料中心時，老師等人固然不承認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但除了政治場域的問題，思考民間社會場域究竟如何被政治權力所扭曲也很重要。「獨台會案」發生後，反而只剩下「政府進到校園抓人」這樣國家權力衝撞的事情，模糊了創立時想關注的焦點。

當局那時候應該早已發現跨校的研究生集結、開始思考台灣主體性的意涵，或者做為台灣人的意義是什麼。老師認為，這個思考至今仍一樣重要，唯有清楚自己祖先在歷史中追求的過程是什麼，才不易被中資等外在物質影響判斷，而模糊了認同。比如說，美國人多為17世紀英國移民後代，但並不會因英國富裕而自視為英國人，因為理解先人的歷史，他們便能凝聚出「美國精神」。

老師也指出，當時的社運人士有個思考惰性：「都推給國民黨就好了」，工運、環保議題皆然；就像國民黨如果出事，都說是「三合一敵人」：台獨、共匪、陰謀叛亂分子所害。可見時人的思考普遍欠缺社會脈絡，反威權者被威權統治者的話術規訓；正因如此，老師希望透過蒐集史料，從社會與歷史的角度觀察，提出前瞻性的思考。「那時我們已經知道國民黨會倒了，要想如果他倒了之後怎麼辦？不能等到上去之後再想要怎麼做。」將時序放長來看，老師自忖這種擔心是正確的，因為當時反對陣營的治國準備確實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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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台會案」以後

老師參與的獨台會與無花果兩個小組，在獨台會案以後也繼續發揮影響力，比如獨台會的脈絡，影響了一百行動聯盟；而無花果，則從批判黨國體制，開始關注社會生活。

解嚴之前，若要上街頭，一定要有公職，「不然就給打好玩的」，而且需要指揮車時，便得與政客打交道；但這些政客很容易因利益與當局妥協，故運動界常抱怨被政客利用。解嚴後社運逐漸成熟，群眾可以從被政治人物動員到主動參與。老師鄭重說道，我們會一直需要社運團體，因為「當你停止反對當權者的時候，就是這個社會停止進步的時候。」

獨台會案後，原讀書會的成員仍然參與各種社運。如時任環保署長的趙少康，想在十三行遺址區域建汙水處理廠，而那裡有個保存得很好的煉鐵作坊。老師利用網路論壇揭櫫此事後，法國幾位人類學院士便寫信給郝柏村，促成遺址的部分現址保存，參與的陳老師等人則寫出《十三行遺址搶救紀錄》。

1992年，老師做出台灣第一個Media Watch，紀錄三個月間老三台的夜間新聞，證明新聞立場的偏頗。另外，也成立社會權推動聯盟，並下鄉運動，後亦與一百行動聯盟合流，由教授、學生與社會人士組成政治快閃。1993年成立台灣第一個網站：蕃薯藤網路。當時每個月都會製作專題，如婦女節、兒童節專題等，也曾經發動全世界原住民支援達悟族，促使核廢料遷出蘭嶼……但在紀念二二八的專題後遭到封站。

另外，當時也舉辦民主深化、社區運動主題的讀書會，檢討運動路線，關注中央統治末梢的農漁會、寺廟等。此外，當年職棒當時在台灣很紅，選手卻不像外國職棒有工會，可與資方討論規則、薪資，或者退休相關事宜，因此老師等人便協助成立台北市台灣職棒工會。

獨台會案後，隨著黨國體制逐漸鬆解，主動的社會實踐成為老師的奮鬥目標。老師亦體認「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這句話的意涵：如果對於過去沒有認識，稱自己是什麼人就只剩下地域的概念，失去了內涵，也就失去了詮釋權。而在社會實踐同時也需小心，不能製造英雄，避免在選擇性記憶下，忽視了事件真正的意義與當時的脈絡。

90年代開始爭取的社會權、勞動權，至今仍有許多問題，對於這樣的社會，老師以鄭南榕的名言做為小結：「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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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勇言：關於獨台會案的記憶

獨台會案的政治社會背景

在獨台會案前，老師主要參加的是學生運動；案後迄今，老師亦持續關注勞工運動，並擔任社會民主黨的召集人。

獨台會案當時，老師擔任全國學生運動聯盟的召集人兼發言人。值得思考的是，從蔣經國去世後至第一次政黨輪替間，總統都是李登輝，但是以1989鄭南榕事件為分割點，台灣卻彷彿換了政府，黨內政變與鬥爭彰顯政權內部的不安，在省思獨台會案時，也可將此歷史脈絡放入一併探討。

三月學運後，社會氛圍的動能已大於政治決策者的力量，因此李登輝準備作新憲政工程，被稱為「中華民國的第二共和」。修憲後總統民選、沒有國大代表，台灣成為事實主權民主國家；但1990年代的台灣，還有很多關卡要過，比如國民大會無法代表民意，總統卻是由沒有民意基礎的國大代表選出來。這些「國民黨的歷史罪惡」，勢必要進行學術上的清算，與政治上的詮釋：「我們已解決了哪些問題？又有哪些問題延續到現在？」

「最重要的便是民主化、自由化的問題。」

從獨台會案來看，被抓的都不是檯面上的領導人，但國民黨其實是「抓對人」了。1990年郝柏村任行政院長，就面臨「軍權」、「民主」的歧路抉擇，仍是未定之天。獨台會案以史明為脈絡抓人，便是國民黨要測試，是否可以回到往昔的軍權時光。

當時每個大學總有一、兩個異議性團體，後來便組成全國學生運動聯盟，90年代初為了修憲運動，大家都疲於奔命，提出修憲內容的討論；社會場域亦頗為熱烈。但到修憲運動告一段落，全學聯清大校級代表廖偉程卻突然在宿舍被逮捕。案發當天，老師很早便接到消息，當時第一個反應是「為什麼在沒有事件發生的時候抓人？在沒有人上街頭的時候抓人？」當時修憲已經結束，老師亦回到校園。老師馬上電詢林佳龍、范雲等人，發現他們都沒有被抓。接下來的問題是「那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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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運團體串聯

老師的住所便是全學聯的會議室，所有聯絡紀錄、內部名冊文件都在這裡，害怕全面清算即將開始，老師於是將資料都扛在背包，走在中興法商附近的合江街上。看到小吃店裡的電視都在報導獨台會案，走在路上的氣氛就是白色恐怖，過去政治犯前輩們引述的歷史，今朝都到眼前來。經過整個白天，心情漸漸恢復正常，傍晚開始聯絡各校代表，希望盡快動員。當時清華大學的學運團體早已動起來，開始進行校內的抗議活動，而有些教授也想佔領中正廟，複製三月學運的模式，後來立刻被驅散，中正廟被用兩層樓的拒馬圍起來。

因此，學運團體決定改佔領台北火車站：政府若封鎖車站，會影響五十萬人，不可能這麼做，且全國學生要集結也必須靠火車。不久，北台灣各大學便在車站會師抗議，而獨台會案四人也迅速交保，並促使立法院開始討論懲治叛亂條例。5月20日「知識界反政治迫害聯盟」發起「五二零反政治迫害遊行」，當時訴求為修改刑法叛亂罪，並要求處理配套的刑法一百條。此後，台灣逐漸走向言論自由，得以自由寫書、發傳單，任何政治主張皆合法，再也不用自我審查。事實上，學生運動正是從言論自由起家，90年代前，刊物要送審，傳單亦需經校方蓋印章；否則便是地下刊物，如中興法商的《春雷》，台大的《自由之愛》等等，92年之後，這些問題便不復存在。

1991年10月8日，「一百行動聯盟」在總統府閱兵台前演練「愛與非暴力」抗爭，那時出來的並非鎮暴警察，而是憲兵，而且未舉違反集會遊行的牌就驅散，拿長棍打得大家頭破血流。刑法一百條雖然只是叛亂罪的配套，卻使爭取言論自由的同時，可能變為叛國犯。「如果刑法一百條不修改，獨台會案之後就會有全學聯案，有勞工陣線案，沒完沒了，所以當時大家都很有共識，即使被打了，還是很努力爭取要廢除」。因此，獨台會案的意義，正在於讓群眾體認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並意識到黨國隨時可能加諸的限制，也才有了五個月之後，為爭取言論自由而爆發的強烈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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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南榕身後：百分百的言論自由

論及衝破言論自由的限制，最為人所知的可能是1989年4月7日的鄭南榕自焚事件，老師也回想起自己印象中的鄭南榕：1988年10月，老師為地下刊物拉廣告募款，因而拜訪鄭南榕，希望他買廣告宣傳《時代》系列雜誌，當時鄭開心的鼓勵道「你們做這個不錯喔」，還叫秘書拿了二三十本前衛出版社的《韓國學生運動史》。可惜數月之後，鄭南榕先生就為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去世。而鄭南榕之後，下一位，也是最後一位以「二條一」（《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起訴者，便是獨台會案。

其實老師原先並未想走上政治的道路，但他讀鄭南榕生前饋贈的《韓國學生運動史》，認為學運完了就要處理工運，後來方創立處理分配正義的社會民主黨。「台灣未來面臨較多的會是分配正義問題，不過這不是主流政黨所能處理。當一個國家回到正常狀態的時候，食衣住行的民生問題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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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提問

關於政治、歷史與詮釋的思考

聽眾提到，在「野花遍地的年代：1980的學運浪潮」座談會中，羅文嘉曾提及他大學時想打倒國民黨，結果只花了九年；焦慮的是，他退隱之後，種田九年還得再回民進黨，改為面對更強大的敵人共產黨。不過現今的台灣在同婚等等議題，卻也獲取了比中共高的國際聲量，那麼兩位老師在今日回頭看過去，有哪些進步了，而哪些倒退？

陳正然老師認為這是大哉問。目前執政的民進黨是個缺乏路線的政黨，這些黨外人士在組黨前就常去陳家，討論社會經濟主張；但因缺少公約數，只能拿出「民主進步」這個相當抽象的黨名，沒有明確的中心思想。這個問題存在於台灣的多數政黨，也一直沒有好的解決方法，因此選舉時只能拼命加碼。但老師亦肯定台灣在選舉方面明確且迅速的進步，比如今日買票的情形已改善許多。

然而民主是種價值觀與生活方式，應該深入到更多場域。我們應思考，萬一中共攻打台灣時，讓人民選擇與台灣共存亡的價值為何？許多美籍的以色列移民，一打仗便會回到以國助戰，「什麼樣的價值會讓人為了生活的方式與世界賭上生命，那才是真正有價值的。」而倡議進步價值時，便能讓全世界看到台灣，例如德國報導同婚合法的新聞，使許多德國人知道，中國與台灣並非一體的。所以台灣要關注的，不只是所得、選舉、權力的分配，而是整體環境有沒有變好，比如許多國家關心的幼教與人權問題，這些都是台灣要思考的。

丁勇言老師則認為，任何國家主政者都是在人民動態進步過程中退讓。比如老師們的上一代縱容國民黨威權統治，但只要有人開始反抗，國民黨便會開始收斂；共產黨問題亦同，只要台灣人不讓他接收，中共也無法有效統治。

在台灣內部，雖仍有新黨這樣中國傾向明確的黨，老師卻認為這是可容忍的。這樣的黨不會是大黨，且台灣的政黨多數也非親中統一，連國民黨內部都有本土派，馬英九當總統的時代也不敢統一。在多元民主的台灣，保守黨、民主黨、社會黨等不同光譜的政黨可以和平共存，而凡是好的政黨皆應關注弱勢的聲音，推行分配正義，帶領台灣成為福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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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獨台會案與其後的社會運動，使台灣的言論自由更加獲得保障與鞏固，並讓當局體認到社會的力量。但陳正然老師與丁勇言老師也提醒我們，不能將事件孤立、模型化，或者受黨國規訓而沾染威權式的詮釋。要將案件放回歷史脈絡，並思考其在民主轉型時期的意義，進而將知識轉化為行動的資源，以過去社運經驗為借鑑，積極地介入、改變社會，並洞察現今的社會與政治問題。正如周婉窈教授配合四六事件系列活動、展覽，於6月5日在小福前廣場的短講所述：「我們要認識過去的白色恐怖，這樣在未來出現同樣的蛛絲馬跡時，才能有效的制止當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