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宜軒
郭佩宜老師的研究取徑之一是歷史人類學，人類學與歷史學相遇，成為一場合奏練習。人類學家聽到其他人類學家的故事，其中一個是新幾內亞的老婆婆，在她的文化裡，聽眾是誰、有什麼樣的名字、從哪裡來是非常重要的，於是她在唱歌的時候把聽眾的背景也放進歌詞裡面，於是這場歌唱就不是對著一群無名的人，而是一個個和她有連結的生命，「這跟我現在演講也是一樣的」，老師這麼說。
於是接下來的演講，老師從她如何跨入歷史人類學的研究，以及她在田野過程與檔案的互動，帶領我們聽見一場人類學與歷史學的合奏練習。
老師說，歷史對於人類學家理解當代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她所研究的殖民歷史、殖民的治理方式、貨幣、法律、宗教，如果只看當代，對歷史脈絡不清楚的話，所能了解的是很有限的。
而對歷史學家來說，老師引述了周婉窈老師在先前訪談所分享的，人類學能夠開闊歷史學的視野，平衡文獻的不足，特別是當「文獻的存續常會偏向某些特定的人群、階層、性別，為其所影響，使得歷史學在重建過去時有所隱蔽」此時人類學提供的是不同的切入點。
於是人類學家需要多和歷史學互動，相反地歷史學家也是。
如何跨入歷史人類學的研究──與Langalanga相遇
之所以是「歷史人類學的合奏練習」，老師謙虛地說，與其說跨入這個研究領域中，她其實是在研究的過程被成為一個歷史人類學家，只是在人類學的訓練上，自己在檔案研究中摸索。
關於這個「被成為」的過程，故事是發生在所羅門群島上。在提出博士論文計畫時，老師曾經打算研究當地的排笛與教會的關係，也想過要寫臺灣農技團來到當地推廣水稻的計畫。但是兩個計畫因緣際會之下都無法進行下去，結果老師在這裡和Langalanga相遇。
初次見面，Langalanga生活在岸邊，船慢慢靠岸的時刻，老師說，那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附近的火山有兩千多公尺。老師注意到他們獨特的貝珠錢、人造島嶼和居民自己的造船業，田野筆記裡期待的說，這裡有好多題目可以做，這個地方至少可以做十年。
於是老師在這裡開始了基本的田野工作──與當地人的對話和戶口資料的蒐集。慢慢學會當地的語言後，老師開始聽當地人說話，逐漸觀察到他們最喜歡講述他們因為颱風，從人造島嶼搬到岸邊的事，並且不斷在說他們搬到岸上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同時，在戶口資料的蒐集中，老師在這裡逐一建立自己的地圖與資料庫，於是可以從戶口資料中了解每一戶有什麼人，也從村落地圖中知道誰蓋了什麼房子、誰搬到了哪裡，藉由這個過程認識很多人，也拓展了研究可以走的路。
從這些觀察出發，老師看到遷徙的歷史對她而言、也對當地人而言的有趣之處，於是老師「半被當地人牽著走的」進入這個題目。這裡的遷徙包含的不僅是近期的遷徙，還有整個人群古老的遷徙歷史──主流的敘事是說，人們從山上下來，但也有因為逃難、聯姻、冒險而匯集到這個地方的人。雖然和老師一開始的方向完全不同，但老師就這樣一步一步進行，發現了它非常有趣的地方。
在基本的工作中，老師因此碰觸到當地人的系譜，從與他們的互動中她發現系譜的祕密性，以及它和土地糾紛之間的糾葛。土地官司與古老的紀錄連結，而與當地人訪問的過程也不是單向的問答，而是一連串協商和相互利用的過程。更多的提問帶來的不是一套準確的事實，反而是從回答中矛盾的敘事和選擇性的陳述衍伸出更多疑問。於是老師看見口述的極限，不知不覺這樣進入了檔案的研究。
一個人類學家與檔案的互動──檔案局、圖書館和阿公的故事
老師在這裡開啟了兩軌的田野工作，被授權得以進入城裡法院的整間檔案室，影印、記錄檔案的內容。
藉由老師的敘述，我們見到二十年前的人類學家在所羅門群島進行田野工作的樣子──把握每週可以進入法院檔案室的時間，才能讀到整間檔案室的文件和地圖。但是職員有時候遲來，影印機沒紙了、壞了等了好久也沒有人修，於是只好改用電腦記錄。後來在所羅門首都的國家檔案局也是，檔案局可能沒有開、影印機又壞掉，或是檔案遺失了。
檔案工作的特殊之處在於，有時候同一個人的說法前後不一樣，或是和口述時的說法有很大差異，就像阿公相信直到現在，Langalanga人在海上遇到危險的時候，都可以呼喚鯊魚，鯊魚會來幫助族人上岸，但法官卻會抱持質疑，顯示當地文化和西方法律體系衝突。
於是當人類學家取得了敘事的權力，隨之而來的還有責任──建構一套事實的責任、保守檔案祕密的責任，或是對當地人的責任。研究者的參與讓文獻超越了口傳歷史，當人類學家熟悉當地的文化，在進入檔案的時候就越容易讀出問題，掌握了研究的優勢，更要自我節制，永遠懷著反身性面對檔案和田野的交錯。
除了法院檔案室、國家檔案局，老師的研究範圍也從Langalanga、整個Malaita到所羅門群島、英國在整個太平洋地區的殖民史。於是老師開始尋找英國在西太平洋的殖民資料，在奧克蘭和倫敦的圖書館，接觸到海軍的地圖、教會的紀錄和早期的遊記。從中老師也發現，她本來想找的是整個殖民史和自己研究的所羅門群島的關聯，但是當她沒有目的的在架上一本一本翻閱，結果讀到了非常有趣的英國官僚體系和殖民地互動的紀錄。
於是老師再度引用周婉窈老師在之前的訪談所說，歷史和故事是有差距的──歷史學建立的是脈絡、通象，所以如果只讀特定的主題或是二手文獻，幫助十分有限，而這些通象反而是從檔案之海、田野之洋的探索中自己浮現。
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的相遇
當討論到Langalanga人和歐洲人的第一次接觸，歷史學家往往從1567年西班牙船長發現所羅門開始寫，但同樣是關於初次接觸(first contact)的故事，Langalanga人的敘事主體性就會比較強、比較主動，而且也和文獻吻合。這樣的差異中，可以看出當代太平洋史學的轉向──從島民的觀點出發，納入島民的主體性，而不受限於歷史文獻的紀錄。
同樣地，過去英國殖民時期，船長透過在島上升旗，聲稱保護島民，實質是把島嶼的主權收為己有。在這個敘事中，歷史學家從文獻中見證船長的說法，英國單方面地覺得島民收下了信，那就是接受保護，成為英國的領土。但是當人類學家理解當地人行為背後的文化，就會了解當Langalanga人說不在家、我不重要，通常是一種柔性的拒絕方式，而不是被動地拒絕。
對不同文化來說，歷史的理解、記憶與再現的形式都不一樣，歷史學家重視文獻，但是對Langalanga人而言，多少年前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事件發生時經過了哪些地方，在那些地景又發生了哪些事。他們並非不記得、或是記錯了，而是用不同的關懷面向在記憶自己的歷史，這也是老師和當地人合作出版”Birana i Wala: Growing up in Langalanga”的原因，人類學家有她檔案和田野的專業，但是當地人也想寫自己的歷史文化。最後人類學家還是採取退出的位置，讓他們講自己的歷史。
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各自有自己的極限和關懷的差異，在成為一個歷史人類學家的過程中，老師是先做田野才進入檔案，而在這樣的合奏練習裡面，先彈左手還是先彈右手，彈起來的曲子就會不一樣。也許只是練習，但終會成為一場有趣的合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