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曾信豪
編輯▌史志：台大歷史系學生會學術部
「我有一個請求，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自從太陽花學運引用傅斯年校長的這句名言後，「傅斯年神話」再度成為熱門話題。然而陳翠蓮老師提出：「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傅校長，真的能夠保護台大學生，並維持台大的自由學風嗎？而在四六事件以後的各次學潮、匪諜案中，傅斯年又擔任什麼樣的角色？」於是，陳老師以「四六事件與白色恐怖：兼論傅斯年的角色」為題，帶我們回到1949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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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在文崇一教授的課堂上
四六事件到今年已滿七十周年，隨著民主化後檔案開放，我們可以獲得更多資訊。但一般人對四六事件的理解仍相當片面，這是因為關於四六事件的討論，在威權氛圍下長期被噤聲。直到1990年代的學術研討會，尚有教授分不清四六與六四事件。
老師也遲至1985年，才首次聽聞四六事件。當時就讀政治所碩二時，老師修習社會學系文崇一教授開設的「社會階層專題」，有天文教授在課堂上突然說起：「啊，你們不知道以前多恐怖。我們一覺醒來，宿舍的學生幾乎被抓光了。」
老師隨即到圖書館尋找四六的相關書籍，卻完全沒有資料。要到很後來才知道，文教授當時是台大歷史系的學生，跟後來因案槍決的同學于凱一樣當流亡學生，在1948、49年不幸地經歷了一連串的政治風波，而當時的台大校長就是傅斯年校長。
傅斯年校長任職台大僅有1949年1月到1950年12月短短兩年的時間，但是地位非常的崇高，尤其是「保護學生」的形象深入人心，也有諸多研究者提到傅校長崇尚自由學風，保護師生免於白色恐怖。1950年12月，傅校長在台灣省參議會備詢後去世，更引發各界紀念，台大校園中也出現傅園跟傅鐘。
但是，「一個大學校長有多大的自主空間來保障學校的自由與自主？」陳老師問。
「在威權體制下，黨國會推崇一些典範或偉人讓民眾歌頌，如蔣介石、蔣經國總統都是這樣被詮釋出來的，傅校長也不例外。」老師指出，「在獨裁體制下，所有新聞資訊都被控制，民眾無法自然形成對事件的看法或評價，但是民主時代，我們已經可以根據檔案與史料，對這個事情有進一步的認識，同時對傅校長做更細緻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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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六日以前發生了什麼？
1949年的4月的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已兵敗如山倒，中共即將渡江。當時中共的宣傳戰績相當良好，使民主黨派與青年學生對政府的無能腐敗感到厭惡。事實上，從1945年底西南聯大開始罷課示威後，訴求「反飢餓、反內戰」的學潮已蔓延到中國各地。1947年，當時大學不多的台灣，也加入了這波學潮。到1949年4月1日，最後一次國共和談要展開前，南京各大專院校又共有6000位學生走上街頭，在國府軍隊鎮壓後，爆發嚴重衝突。
「所以四六事件發生時，當局便認為，這兩地的學潮背後都是由共產黨策動串聯，要推翻統治當局。」陳老師說。
但是四六事件發生的脈絡與之不同。事件起因是3月20日台大學生何景岳、師院學生李元勳因腳踏車雙載，被中山派出所警員取締。當晚，便有學生前往派出所抗議，要求警察總局局長出面處理。後來督察長龔經笥出面，被誤會冒充局長，於是學生們因人多勢眾，便將龔經笥與第四分局長林修瑜，帶回新生南路台大宿舍留了一晚。
「同學想想看，學生抗議，最後卻把官員劫持到宿舍，這是多嚴重的事？但是台灣的學生還不了解事情嚴重性，只覺得出了口氣，但是大陸學生知道，這件事情如果走法律途徑，罪責一定很重。」老師認為過去的研究或口述歷史都忽略了這一點，因為軟禁警察一事，確實對政府嗣後的處理影響甚大。
事情鬧開後的隔天，台大與師院的學生就決定前往警察總局抗議，總局長劉監烈在重大壓力下，也道歉並同意五項要求，讓學生們認為「警察也不過這樣。」，因此覺得可以跟當局對抗。不久，3月29日，學生在台大法學院操場（後來的社科院）舉行營火晚會時，就決定要組成全省性的學生自治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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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先生當日曲突徙薪之遠見」
「過去我們對傅斯年校長的印象，就來自於時任警備總部副總司令彭孟緝的口述歷史。」根據彭的口述，可以看出在學潮發生後，陳誠與彭孟緝曾把師範學院院長謝東閔、台大校長傅斯年找來，準備要鎮壓學生。謝東閔鞠躬後表示不再擔任師院院長，但是原因不明，後來國府派劉真整頓師院，而傅斯年則說出了篇首的名言，表示自己會保護學生到底。
「但事情的全貌，要等到更晚的《陳誠回憶錄》出版後，才有更完整、更清楚的紀錄。」在《陳誠回憶錄》中我們卻看到，為求安定而「肅清匪諜」的要求是傅校長主動提出，嗣後陳誠也表示「匪諜的大本營，就在你的台大和師範學院。」
於是：「他（傅斯年）當即表示贊成說：『你做。我有三個條件：一、要快做；二、要澈底做；三、不能流血。』」
如果我們把彭陳兩人的話對照起來，可發現彭的回憶僅說了一半。老師指出：「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比較傅斯年跟謝東閔，在四六事件中的態度。謝東閔在彭孟緝的紀錄中，是一個沒有用的人。但是各位想想看，如果在現在的時空，軍警要去鎮壓逮捕學生，一個校長說沒有辦法，之後選擇不幹；一個說要澈底、要快、不能流血。那麼，我們會怎麼評價？」
「更多的檔案也讓我們知道校方的態度，顯然，校方事前是知情的，而且是主動的。」老師在嗣後進行口述歷史時，更證實「警備總部人員無法辨識學生，是學校收發室職員隨警總人員到宿舍，持逮捕名單一一指認。」當時也有些高中學生與新聞記者，被這波掃紅行動波及，當時被捕的建中學生張光直就回憶道：「臺大學生都相信學校與警備總部合作。」這也官方檔案中獲得印證，如訓導長鄭通和就曾配合保安司令部「陸續逮捕匪諜分子三十餘人」，但事實上並沒有這麼多「匪諜」。4月6日凌晨發出的警總預備逮捕名單中，其實僅有政治系的曹潛與上海學運有關，但也不確定是否為共產黨。「很多被逮捕的學生，其實只是學生自治會的幹部。」
台大的逮捕行動比較溫和，然而師院有兩個宿舍與軍警衝突，甚至鍋碗瓢盆都拿起來打。後來軍警便全部抓到警局，一一查核後才放回來，最後真正送法院的，其實僅有三個人，台大學生反倒有38人被捕。但是，四六事件與劉真擔任校長後「整頓學風」，使師院學生有36人失去學籍，其中又以教育系為多。台大反倒因校方與特務機關已有協議，打擊面較小。
在大逮捕的當天，台大學生營救會隨即成立。學生們認為既然上次腳踏車雙載事件都能安全落幕，警察局還給出道歉，這次應該也能救回來。開會時校長與訓導長都有出席，學生也要求由傅校長帶頭至警備總部抗議，但傅校長表示：「他在台大的目的是以校園安定為第一要務，所以不會帶學生上街頭。」
4月15日上午，學生自治聯誼會舉行記者會，由學生會會長林榮勳報告，因本省籍的林不諳華語，又由盧覺慧代為翻譯。之後校方以「校長與訓導處事前毫無所知」，分別記兩人兩大過與申誡處分。校方認為盧的犯行應該更重，因為組織記者會的主要是這群鬧學潮的大陸學生。
綜上所述，老師指出台大校方的立場是主動肅清匪諜，以求校園安定，也因有傅校長坐鎮，讓特務機關放心，因而並未像師院嗣後尚派人整頓。這一切就如陳誠所述：「此一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實出於傅斯年先生，當日曲突徙薪之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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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氛圍下的台大
四六事件經過月餘的5月19日，台灣便進入戒嚴時期，但白色恐怖與掃紅的開展比戒嚴開始還早。老師指出，當時早有許多學生因為不滿當局，於是加入中共地下組織，比如1948年下半被破獲的新民主同志會案、滿洲建國大學學生案等等。但因此時還適用一般司法審判，用刑法內亂外患罪來論罪，因此含括四六事件等三案，刑期大概是十個月到五年。1949年6月實施《懲治叛亂條例》後，動輒死刑或十年以上徒刑，並且採用軍法審判，因此五零年代的政治事件判決與此前的有極大差別。
1950年的台大風波頻起，4月先是台大醫院的內科主任許強等人被指為共匪，5月歷史系學生于凱等人也被逮捕。這些學生或研究者可能是社會主義者，甚至可能有部分是共產黨員，但是因為調查與研究都還很有限，無法確定數量。可以確定的是，很多是活躍學生、各個學院學生自治會幹部、以及四六事件救援會的學生等等。
至於台北市工委會案（即許強案）中傅斯年校長的角色，風波初始時傅校長對學校裡面有六位教授涉入匪案非常關切，也要求特務機關要審慎查核，並且好好照顧。孰料，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回復這些人「確認是共產黨員，供認不諱」並且還附上筆錄。
離奇的是，這份筆錄是寫在傅校長的元旦扭秧歌事件報告後面。
這份報告是1950年年初元旦晚會中，有職業學生檢舉表演者跳共產黨的扭秧歌。校長於是指派訓導長去查，發現這些人都是青年軍，不可能是共產黨員，而這群表演者裡面就包含了于凱。
所以這份筆錄明講許強案件，寫上扭秧歌事件，暗示台大校方上次竟然縱放匪諜，于凱案未完待續。傅校長開始時不太相信，後來態度轉變，在判決結束前便要求教育部准予將副教授許強解聘。
「為什麼傅校長會有這麼大的轉變？」老師指出傅校長其實在此以前，已經受到最右翼的報紙聯合圍剿，說他以自由主義名義包庇共產黨，再加上許強案與于凱案的三重壓力，他開始積極地與有匪嫌的學生教授劃清界線，也就有了如此重大的轉變。
不久調查局便來文，指出之前縱放的于凱也是匪諜，于也供出許多同學，所以調查局認為學校應該協助逮捕。傅斯年隨即多次寫信給蔣經國報告校園情況，表示他對於青年軍有長期的監視，訓導處也有考核機制，並分析青年軍們在四六事件營救會中的角色，不斷表示他並沒有怠忽職守。蔣經國回函答覆後，傅校長仍不放心，又寫了三四次長信，說「于凱本人在校時，表面無何異狀」，後來又派人到于凱宿舍查訪，表現出積極辦案的形象。
于凱案牽連很廣，裡面很多都是四六事件救援會的學生，而且判刑很重，比如于凱、張慶便被判死刑。但同樣是救援會學生的張以淮案，就判得比較輕，最多只有感化三年。因此老師注意到一個現象：判刑比較輕的人，背後通常有黨國關係。比如張以淮的父親便是黨部書記長、台糖某研究所所長。可見白色恐怖事件判決不只是按照認定的罪刑判決。此外，白恐事件也有另一面向，即「共匪案重判，台獨案輕判」，並不是單純按照罪刑。
由於台大一直發生匪案，從台大醫學院到熱帶醫學研究所，事件層出不窮，而且「該院人員，幾全屬台籍，弟無從下手」。因此傅校長寫信給保密局保安處長林秀欒，主動要求情治單位監視、布線。
綜上可知，當時學校的訓導處與校長，都向當局提供學生十分具體的涉匪資訊，傅校長也跟彭孟緝、林秀欒有密切的通信。可見校長並不能撐一片天，保護學生的自由活動，甚至校長本人也是白色恐怖氛圍下的受難者，以至於他必須主動表現對校園匪案的關切。
但是在部分案件中，也是由於傅校長的介入，學生才得以釋放。比如在法學院支部案中涉案的林榮勳（四六事件時開記者會的學生會會長），便是一例。後來林赴美求學，成為第一代在美台獨運動的倡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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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如何進入校園？
在四六事件之後，黨國體制也開始在校園扎根。
先是1950年6月的〈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領〉。根據綱領，從小學到大學，依序有生活與倫理、公民與道德、三民主義、國父思想等科目，從教育深植黨化思想，雖然《自由中國》曾大加批判，但也無法撼動政策。
1950年12月，「知青黨部」成立。當時國民黨認為會丟掉大陸是學潮所致，所以要有效控制學校，台大成為第一知青黨部。隨著學校不斷設立，知青黨部愈來愈多，台大黨部也獲得「孔知忠辦公室」的代號，而校長成為黨部主委，訓導長即是黨部書記。1952年，教官進入高中以上校園，灌輸三民思想並執行保密防諜政策。
在校的單位以下，學院設置區黨部、學系設置區分部，各年級又設置小組，每個月都要開會，監視思想不純正的老師學生，同時執行上面傳下來的任務，並且吸收最優秀的學生到覺民學會，他們會固定到調查局去報告校園情況。所以不再只有校長與訓導長，黨的布線可深入全校各地。
1958年，中等以上學校又設立「安全室」，對學校教職員進行「忠誠調查」，此室後來改稱人二室。此外，學生的休閒娛樂也在救國團控制之下，學生社團也有部分由黨所組織。這樣嚴密的校園控制，一直到1980年代才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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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黑暗將要退卻……
1980年代因應台灣社會民主化的要求，戒嚴統治已經開始動搖。在1983到1990年間，學生呼籲廢除審稿制度、代聯會主席普選、政黨、教官退出校園。這些工程到1990年代才完成。
從1983年開始，就有許多台大的學長姐們前仆後繼，不斷被記過或留校察看，試圖打破威權體制。當時的虞兆中校長因為對學潮的態度不夠強硬，任期很短就被換掉。但事實上在他的任期內，大學論壇停社、醫訊被解散，當時最活躍的報紙，現在只剩大學新聞還在。
繼任的孫震校長時期也有甚多學生運動，先是大學論壇被停社，之後又有普選遊行、李文忠退學事件、台大學生日遊行等等，因此處分學生也最多，記過、留校察看、退學的都有。這些學生後來大多活躍在政治或教育界，比如徐進鈺（任教台大地理系）、林國明（任教台大社會系）、吳介民（任職中研院社會所）、林佳龍（從政）等等。他們要求民主化，要求移開黨國的手，過程其實相當艱辛，直到1990年代推動大學自治才算稍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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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該怎麼轉？
「黨國遺緒會在民主化後自動消失嗎？」陳老師問道。黨國對大學的控制長達31年，其實很難根除，比如從近期師大的王金平動員事件，可以看出掌握學校運作核心的集團還未被動搖，甚至台大的校長遴選事件也可以放在此脈絡理解。
「我們是在威權的土壤長出的，快要凋零的花朵，因為他的土是不適合生存的。」老師指出社會上並沒有引起大家重新思考的機制，因此，我們對傅斯年或蔣介石神話的討論，很多僅限縮在學院之中。老師投入傅斯年的研究，不是僅要指責傅校長為抓耙子，而是要據此理解特務機關控制台大校長的情形。
「僅僅作出極端的、直接的詮釋不是最合宜的，應該是有更多的思考或論辯。」老師如是說。
台下也有人提問道：「請問推動轉型正義的困難在哪裡？」
「我也覺得很奇怪，可是關心的人大概都在這裡。」老師無奈地笑著說。
老師認為轉型正義工作的推動，必須由政府進行，比如真相調查、檔案開放、賠償受害者，以及民主深化下的教育、再評價，都應該由掌握資源的政府推動。過去我們花了兩百億賠償，真相卻仍然朦朧不清，雖然2016年蔡英文總統選舉時，便將轉型正義列為政見，但是許多工作因為選票顧慮還是不能做。
民間當然也有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在推動台灣歷史教育工作坊等工作，但NGO團體也是小眾，頂多帶來幾千人，而且沒有金錢與資源，即使不斷出版、演說，成效也不彰。有次，老師去高中演講，還有校長問她「正義為甚麼要轉型？」可見轉型正義的概念，離讓社會大眾理解仍有很多努力空間。
老師認為戲劇也許能透過感動人心，引介轉型正義的概念，這方面韓國比我們做的好很多，已有很多轉型正義相關的電影，而且好看。台灣大概只有返校獲得較大社會迴響而已。台下的葉天倫導演也回應道，由於他正要改編郭松棻先生的〈月印〉，對白色恐怖有些許的認識。但他聽完老師的演講後「對事件更模糊，沒有辦法下定論，說四六事件是什麼。」或許戲劇需要扁平一點的結論，用那個結論去擴散成劇情，比較容易讓大眾依附上去。而且還有許多事件不清楚，所以創作者大多會選擇不碰。老師則認為部分爭議性的問題，勇敢的創作者可以先跑在前面，傳遞給社會，讓創作跟社會像打桌球般，一來一往慢慢建立共識。
在演講的最後，老師簡單地概括了整場演講：在二二八事件後，學生如果有機會就會想跟官方對抗。比如四六事件的源頭，只是因違規被取締，就能聚集這麼多人，便可以明白當日的氣氛了。同時，當局也害怕學運會影響政權，因此與謝東閔、傅斯年兩位校長商議，最後透過整肅換得了校園長期的沉寂。
自由主義者傅斯年校長在白色恐怖的角色，也值得我們深思。我們不能簡單說他是加害者或是共犯，畢竟他當時的處境也很困難；其二，他是個強烈反共的學者，雖然他是五四健將，但他認為台灣當時的學運已經被共產黨操作，因此做出這樣的處置也尚能理解。（更詳細的討論請參考陳翠蓮老師的〈白色恐怖時期的台大校長傅斯年（1949–1950）〉一文。）只是，過去的「傅斯年神話」，把這些複雜的面向都忽視了。
「白色恐怖過去的討論都是扁平化的，但是內部的狀態、參與者的角色可能很複雜，需要我們去了解，才能更加立體。」也許，當我們從逐漸開放的史料中，慢慢爬梳出歷史的複雜面向時，真正的轉型正義才會出現。而在台灣這座島嶼生長的我輩，才能從威權氣氛的雲霧中走出，看到遙遠天邊的曙光。
延伸參考書目
一、白色恐怖與傅斯年
1、陳翠蓮、李鎧揚，《四六事件與台灣大學》。台北：台大圖書館，2017。
2、陳翠蓮，〈白色恐怖時期的台大校長傅斯年（1949–1950）〉，《台大歷史學報》62期，2018年12月，頁213–265。
二、1980年代校園改革與民主運動
1、范雲編，《新生代的自我追尋》，台北：前衛，1993。
2、鄧丕雲，《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台北：前衛，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