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者：李宜軒
▌時間：2019年5月2日(四)19:00–21:00
▌地點：台大社會系館101教室
▌主講：林國明教授
1980年代尚處於戒嚴體制的臺灣，經歷1970年代的內外衝擊，從保釣運動、退出聯合國、中壢事件、華美斷交，以及美麗島事件等，戡亂與戒嚴體制逐漸受到質疑；民間對獨裁統治的進一步挑戰，更使政治改革的曙光初現。然而，舊有的黨國體制結構依然穩固，過往對個人與社會的控制仍不見鬆綁。例如在校方與黨國組織的合力控制下，大學生始終被隔離於外在社會。
不過，自1982年起，臺大開始出現學生對黨國體制的衝撞與抗爭。改革派學生陸續以「代聯會普選運動」、「言論自由運動」和「社會實踐」作為學運的主要路線，並透過「自由之愛」、「大學改革」的倡議，對抗黨國威權下的校園體制。雖時常面臨策略失敗，或是校方的懲處與威脅，但也成功引起其他同學對事件的關注。
林國明老師於1984–1988年就讀臺大社會系時，擔任大學新聞社的總編輯，同時也是「自由之愛」的主要推動者。作為經歷學運、解嚴等關鍵時刻的見證者，老師和我們分享1980年代臺大學生運動迸發的歷程，其中學生們是透過什麼組織、採取了什麼策略，以及面臨哪些社會條件與困境？背後又是憑藉著什麼理念支撐？三十年過後，當時的參與經驗至今能提供哪些啟發與借鏡？老師將這些事件脈絡的介紹，作為下一場座談的前導。「野花遍地的時代 ──1980年代的學生運動浪潮」活動中，老師與羅文嘉先生、范雲教授、陳志柔教授、吳介民教授等四位講者進行對談，使大家對1980年代的學生運動有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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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80年代的臺灣，美麗島事件才剛結束，黨外力量已經集結起來，但此時大學卻完全隔離於社會抗爭之外。「大學像是無菌室，將校內學運的推動與社會上的黨外運動隔絕開來。」與社會上肅殺的政治氛圍相反，校園主流往往是逸樂取向或救國團式的學生活動。甚至，代聯會就是這些活動最大的主辦單位。而「慈幼社」一類社團，則是在監控底下，以穩定秩序為前提，舉辦偏鄉教育等「虛偽人道主義式」的服務活動。
至於政治活動，在校園裡的特殊權力關係下，校方得以用懲戒制度等正式法規，干涉學生的活動甚至思想。學生對政治活動的參與備受限制，因而相對很少公開進行；學生即使已經成年，仍不能參與助選；發行的刊物也必須經過審查才能出版，甚至連詩文創作都受到干預。校方透過體制內各個層面的限制，剝奪了學生行使自由的權利，學生被視為「需要照顧的小孩」，而不是完整的公民。
除了正式的校規，更隱微而高度運作的，則是黨國體制下校園黨部與情治單位對校園的全面監控。包括代號「孔知忠」的臺大知青黨部，乃至於黨部外圍的逸仙學會、覺民學會、三民主義研究社等。另外加上校級、院級、系級的黨支部，都標誌著國民黨勢力依靠國家力量，有秩序地滲透進校園每一個角落。各院、系級中的黨員，不只會參加競選、推動黨務，甚至連大新社一類的異議性社團，也被情治單位滲透。社團裡的線民，定期向國民黨報告開會討論的情形，導致學生之間互相懷疑；對象也不限於學生，就連老師上課的言行，也受到職業學生的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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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脈絡
1982年，臺大開始出現零星的地下抗爭行動，鼓吹代聯會主席普選
1983年，首次出現改革派學生當選代聯會的主席，即吳叡人，他把多年未再開的學代大會制度化，變成學生傳遞意見的管道
1985年，學代大會通過代聯會普選案，但未被學校通過；成立直委會
1986年，大新停社事件引發言論自由運動；臺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報告；人權日自由之愛演講
1987年，陳志柔當選代聯會主席
1988年，通過代聯會改名學生會，首屆學生會會長普選由羅文嘉當選；大學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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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期 (1980–1982)
1980年代初期，臺大的「五人小組」包括李文忠、賴勁麟、劉一德、王增齊與楊金嚴，因為同住宿舍而形成緊密的生活社群，具高度的凝聚力。他們閱讀黨外雜誌、馬克思主義等禁書，從中得到政治啟蒙；也透過參與黨外巡迴助選的學長，汲取黨外人士的政治經驗。自我知識培力、人脈社群的拓展之餘，他們陸續和某些關心公共議題、政治經驗較少的社團聯盟，在1982年決定開始推動代聯會普選的議題。
當時對改革派的學生而言，「學生可以做為社會改造的力量」，然而若想突破多數學生對公共議題的普遍陌生與冷漠，就必須喚醒他們的權利意識，觸發群眾對公共事務的關心，進而參與改變。或許社會公共議題離學生的校園生活過於遙遠，他們選擇策略性地從日常中的議題著手──以「學生主權」作為運動的核心訴求。當所有人都有權利選舉代聯會主席時，主席將會更有代表性。如此一來，學生基本的權利得以不被黨國控制下的學生代表所把持，能透過代聯會進行校園倡議。他們推動議題、爭取權益的同時，也是鼓勵更多學生參與，帶來社會改造的動能。
為了推行「普選運動」，他們分別從體制內、體制外的行動，來表達自己的主張。一方面，透過《大新》、《醫訊》、《法言》等刊物進行宣傳，然而刊物時常無法通過學校的審查；舉辦社團聯合座談會等，也多次遭校方阻止與為難。他們於是透過體制外的活動引起同儕關注： 比如在教室發地下傳單、張貼海報，或趁著早八以前的時間寫黑板；也會到宿舍塞傳單；甚至從樓上將一疊傳單往下撒。這些舉動反映了當時傳遞資訊的迫切，並以此作為對體制的衝撞。
不過，老師也提到，他曾經擬好傳單的草稿，卻越想越覺得不安，想盡辦法把傳單撕毀或燒掉 — — 聽起來雖然可笑，卻也深刻展現參與者身處那個年代的掙扎。「一方面學生也想為公共議題做些什麼，一方面也擔心被查獲，提防著未知的禍頭。」像是1982年10月的普選事件，大論社為了宣傳代聯會普選，發傳單抨擊候選人，而被停社半年，相關學生也被記過處分。
除了校內活動之外，學生也於校外以行動衝撞體制：如發動在彭孟緝的官邸噴漆，參與者則被迫逃亡；而《醫訊》、《法言》等刊物，亦曾受到學校的停刊處分，不過校方在這兩件事沒有後續的懲處和追究。學校面對代聯會普選運動的處理方式，顯示他們害怕普選導致群眾動員，將會形成混亂、不可控制的結果，學生意識會覺醒，而試圖脫離黨國的控制，所以才竭盡各種力量來阻擋普選運動。
學生這樣的行動策略，背後的理念是「事件化理論」 — — 面對校園中的嚴密控制，必須製造事件、和學校衝突，才能凸顯校方行事與處置的荒謬。用一些看似不合規範的方式，喚起群眾的關心和注意，促使他們思考讓這些人抗議背後的理由為何，以及結構的不合理之處。
但是，這樣的組織形式，也勢必面臨實務上的困難。其中只有少數人有行動經驗，並敢於承擔代價，以致於形成校園內激進派和溫和派的緊張關係。另外，行動的隱密性，使得成員可能因為權力不對等，產生上下之間的操縱關係，個人可能在壓力下被迫參與。因此老師特別提到，五人小組中他非常敬佩王增齊，雖然王增齊自己很勇於行動，但是和其他激進派不同，他從來不會強制別人做他們不情願的事。
「事件化理論」的限制，必須考量激進行動的「理想性」與「道德性」，並拿捏主事者、執行者與新社員之間的權力關係，釐清行動是否有自主性，抑或是出於脅迫與操縱。此外，啟蒙與改革的成效有限，製造事端後，後續的改革細節如何進行，也是事件化理論所無法處理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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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接期(1983–1986)
1983年，吳叡人在兩名「黨員」候選人相爭的情形下，當選代聯會主席。然而，當代聯會用體制內的手段宣揚學生主權的概念，卻遭遇許多挫折。由此可見，學生組成自治組織所做出的決議，很容易被學校置之不理，普選的成效確實有其限制。於是，吳叡人在1984年辭去代聯會主席的職務，向教育部請願，這件事登上報紙，影響當時還在讀高中的林國明老師，促使他進入臺大後，便加入了大新社。
1985年4月，代聯會普選案以臨時動議的方式，趁國民黨措手不及，在學代大會通過。新學代選舉之際，大新、大論等社團開始動員，推舉社員參選，並擴大結盟。隨著風向改變，過去不支持普選的大陸社、覺民學會，也開始介入校園改革運動，以祕密招募社員的方式吸引、收編校園內的菁英，轉向支持普選。
隔年的1986年5月11日，臺大校內發生普選遊行。照片裡，可以看見林國明老師穿著支持普選的衣服，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老師說，他當時甚至已經做好受到處分後要重考大學的心理準備。雖然最後李文忠、王增齊等人受到懲處，但過去幾年受到壓抑、打擊的普選運動，終於在當日的學代大會上以94：0壓倒性票數通過。但與此同時，學生運動還是屢遭挫折 — — 在推動普選這麼久之後，即使在學代會中獲得壓倒性的同意票，議案困在學校裡，校方仍然置之不理。
1986年5月爆發的「李文忠事件」，起於學校對李文忠施以近乎政治迫害的爭議性處分。但是經調查，學校仍拒絕讓他復學，引發演講、靜坐、絕食等一連串抗爭行動。 老師引用鄧丕雲的《八零年代台灣社會運動史》來總結，認為李文忠事件是1982年以來，一連串行動的轉折點。當事件化理論面臨實踐上的限制，1986年的解嚴，則使得原先的行動禁忌相對緩解；學生認識到可能付出何等程度的代價後，也更敢於行動，進一步影響了後續「自由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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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期(1986–1987)
解嚴前後，臺灣出現許多大規模的街頭抗爭，社會上各種政治、環保、勞權等自力救濟行動陸續出現，影響了「新民粹」的想法，修正了轉接期學生運動的缺失。過去普選運動遇到的阻礙，正在於學生群體對權利意識的匱乏，因此歌舞昇平的校園中，任何議題都無法引發學生投入改變的動力。因應這樣的處境，改革派學生將重心轉向校外，透過藉由接觸社會真實的樣態與議題，以實踐校園中無法完整落實的理念。
「校園遠遠落後於社會，學生又怎麼能帶領社會？」
若要改變學生的「體質」，目光不能只限於校內的學權，而必須關懷社會其他群眾。必須讓學生真正接觸、理解到校外的社會不平等，他們才可能成為改造的力量，亦即「社會包圍校園」。學生關注校外礦災家屬、勞工、環保等實況後，把這些經驗帶進充滿逸樂活動的校園中，藉由倡議來傳遞對社會的關懷，而1986年由大新社組成的「臺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就是一個實踐的例子。
調查團結束之後，校方就開始找機會對付參與者。當時林國明老師正好擔任大新社的總編輯，老師說，因考量版面、稿件、期程等因素，他們並不會將刊物的每篇稿子都送審，而學校就以其中三篇文章、漫畫沒有送審，把大新社停社，社長、總編輯被記過處分。
之後，他們在臺大校門口舉辦了大新惜別會，學校12個社團一起發佈「臺灣大學各刊物爭取校園言論自由」聯合聲明，要求廢除事前審稿制度。聯合聲明發布不久，規模即擴大到 50個社團及128位研究生的參與 ；連受國民黨控制的院代會等組織，都發佈了相關聲明。他們以「言論自由」為訴求，正是因先前李文忠事件的啟發下，他們理解到：如果以反對黨國體制、政治迫害為訴求，那麼學生容易不敢接近，學校也不會有所反應；但「言論自由」這一理念的正當性，則讓性質中立的社團也願意簽署，進而擴大了倡議的成效與力道。最後也才能在1986年12月，學代大會以83：0的票數通過提案，要求學校廢除事前審稿制度。
經歷這些事件，他們認識到學生運動不能只有初步的啟蒙和認識，應該要從整個制度面、結構面著手改變，於是他們轉向整體的大學改革── 於同年12月10日的世界人權日上，舉辦了自由之愛活動，十天內舉辦七場演講，吸引了將近兩千名聽眾，推動大學改革的效力顯著。後來他們進入立法院請願改革大學法，並舉辦記者會，林國明老師作為五人代表之一，也置身其中。
自由之愛的問題在於「菁英結盟體系」，因為社團菁英之間的夥伴關係，除了主事者外的社員可能感到被操縱，同時也有考研究所、當兵、社團等個人生涯規劃的考量；一旦菁英動搖，整個動員體系就會變得不穩固。 但在菁英結盟之外，於大學法改革運動中，學校的自治組織間也開始進行跨校串聯，組成學生共同的代表性機構，成為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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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來到演講尾聲，老師如此總結：大學作為學習與實踐的場域，學生即使到校外接觸反抗運動，若校園內部的制度和環境沒有改變，學生帶進來的經驗就很難發揮作用，也可能繼續受限於穩固的外在政治結構。於是1988年之後，學生運動就進一步接觸到統獨、國會改選的議題，逐漸提高學運的力道。
問答時間，針對「在臺大社會系擔任教授後，最想和學生說什麼？」老師回答：「鼓勵學生積極的行動主義，因為一生裡大概也只有這段期間，不會有太多顧慮，可以為信仰的東西努力。大學時期是最有可能的，這四年裡做的事，會影響到未來的人生。」
身處不同的年代，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卻是類似的，對於校園日常的學生議題，會期許有更好的生活空間、課程等；同時，我們對外在社會議題也投入關注，並懷有改造的願景。過去的學生面對校園環境和政治結構的限制，調整、嘗試了各種行動策略；而今，在既有的條件和工具之下，能用什麼樣的組織、策略、理念來進行，都是我們可以延續思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