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就用聊天的方式，好嗎？」曼儀老師一開始便這麼說。
我們原本緊繃的神經一下子就放鬆了，即使手上仍握著訪綱，我們的心卻誠實地飄走了，飄入了一場沙龍式的談天。
喜歡歷史
「你們喜歡歷史的什麼？」我們或許常說自己「喜歡歷史」，卻少有人像老師一樣如此真誠而直入地問。安珩說，他喜歡歷史，因為歷史有時會與自己的生活經驗不同，就像探險一樣有趣；孟吾由一位老師開啟了她對歷史的嚮往，寄望習得學識背後的氣度與胸懷；宇軒說了自己和爺爺的故事，是爺爺教導他要從更多元的視角思考；沅潤的興趣則始於古蹟；而銘汝與采元都是從高中就以歷史系作為目標，那時覺得其他地方的歷史相當有趣，現在則認為歷史不僅如此，而是更為深層、更加寬闊。
老師不停地點頭、微笑，眼神散發出的光芒就像跟我們回應說，她也深愛著歷史一般。是的，她也深愛著歷史。「喜歡歷史是一種對於人們曾經存在的種種狀態抱持好奇、意圖探詢了解的、質樸的表達方式。歷史是有關人的知識與書寫，『喜歡歷史』也就是對於這門有關人的知識與書寫的一種初始的觸動，蘊含希望，還有」，老師頓了頓，「快樂」。這兩個字輕快但充滿了力量，「誰在說自己『喜歡歷史』的時候，不帶著快樂的心思情緒呢？」從「喜歡歷史」開始，我們便擁有一切的可能性去認識歷史與學習，進而形成自己對歷史的認識。
談到對歷史的熱愛，我們本想根據擬定的訪談大綱，依序問老師為什麼選擇就讀歷史系、大學期間曾否遭遇挫折，最後再請教老師的國外留學經驗。然而，老師直接從留學法國期間，一次與朋友的談話說起。
老師在博士論文答辯結束、完成學業準備回國前夕，有一位法國朋友說，她終於可以問一個藏在心中許久的問題：妳為什麼要來法國念歷史呢？有趣的是，老師當下的第一個反應是：「我對於她好奇我為什麼來念歷史這個疑惑感到非常好奇」。在老師的日常經驗裡，重視個人主義的法國人應該會用他們慣常說的「個人興趣」來理解一位外國友人的學科選擇，不至於觸發探問的好奇心。在反問下，老師才得知在法國讀歷史的學生，通常是家裡有一定財力、學識背景者，如資產階級的家庭。老師回想，當時如果對朋友的問題沒有提出反問，僅僅從自己私人經歷來講述個人的故事，或許就錯失了一場對於學科選擇的社會學討論。當彼此都向對方投擲自己好奇和思辨的問題，進而便能比較各自社會和文化可能具有的特質和差異。這種機會往往發生在日常對話現場，可貴之處不在於得出一個已有定見的結論，而是借助提問和假設來檢視自己的認知、覺察自己認識什麼、何以如此認知、依據的事實怎麼來的等等。
老師選擇至法國習史也是源自同樣的思維邏輯，她解釋自己並不是因為路易十四等等法國歷史上的人物、事件、作品和文化比康熙或是其他中國史、臺灣史的人物等更具吸引力，而是法國年鑑學派提出的「問題史學」這樣具認識論反思的研究方法。問題史學是史家對於講述過往的歷史書寫、對於形塑自己歷史認知的知識真誠提問，老師——一位外國讀者——就在理解法國歷史如何這般寫成的思辨當中，親近了法國歷史，「原來歷史可以寫得如此有趣」、「原來連大學者都在問問題」，這些都是法國史學帶給老師的驚喜。也因此老師非常重視「問問題」，因為從提問背後的批判性思維將帶領我們「反省」，而且是「反躬自省」。
老師於是堅定地和我們說，「我喜歡法國史，不是源於法國過往歷史自身，而是因為知識的觸動，且得以跨越國界」。觸動老師、最讓老師深切體會批判史學踐行的反躬自省，是年鑑學派在戰後60與70年代位居法國史學界主導地位，並享有國際聲譽之際，他們培育的學者，包含老師的指導教授都為了避免權威、名聲和研究慣性遮蔽學術工作最為重要的方法論和認識論的檢視和反省，不再以該學派自稱。對老師而言，這種讓年鑑學派一詞走入歷史、成為史學敘事和反思對象的作法，才是真正理解和實踐問題史學的真意。
問題，與生活
然而「問問題」並非易事，該如何練習呢？老師在在強調「問問題」與「生活」是緊密相關的：在學習時若忘記與自己的生活經驗連結，那學習就只會停留在「知識」的書面邏輯層面，長期下來可能有礙現實和事實的認識和思辨能力；反過來說，知識也是因為求知者對其生活經驗和世界有所探詢、發問，才具有意義。一個人的生活經驗與認知方式息息相關，舉例來說，婦女史、性別議題就是我們生活的一部份，這些生活經驗影響著我們的認知方式，對於這樣由經驗與認知形成個人內在迴圈式的世界觀，唯有練習對習以為常之處問問題，並多方觀察和比照社會人文歷史學者不同的提問視角，才能將現實世界和生活經驗也轉變為自己思辨和研究的「材料庫」。「歷史是時間的產物，每個人的經驗不一樣，有人是在歡樂中有奇想，有些人是在困頓中有發想」，把生活經驗放在心中，總有一天，它會與你的所學相互連結。
此外，在法國留學期間，老師受益良多的不只是學識上的成長，更是生活上的體驗。「不是學習大於生活，而是生活大於學習，這是我最大的感動，是來自父親的慷慨與智慧」，老師的父親從不會在電話中追問她的學習進度，反而在感受女兒因研究進入困頓而流露緊張情緒時，勉勵道：「妳在法國就是在生活，就是好好生活！」
老師微笑地說，自己牢記父親的這段話，也是因為自己深切感知做歷史研究本來就與人的生活密不可分，「我珍惜每一個相遇的人，享受共同生活而產生理解對方的需要，透過問問題來認識人、認識法國這個社會，並相互參照、對比歷史中的法國和當今現況的法國。所有自己曾對於法國社會的認知，以及書寫法國史過程中習得和創作的知識，都不過是階段性的知性產物，唯有認識論的反省沒有改變，也不會停下來」。至此我們也理解到，老師何以在法國留學時認識了許多知心的好友，在問問題的同時瞭解彼此，一起好好地生活。
人權與婦女
在老師的研究領域中，「人權」議題令我們相當好奇，在老師分享之前，她先說了一個小故事：老師曾對一個法國科學家朋友說，她想做人權史的研究，朋友卻不解的問她：「為什麼要做？人權有什麼歷史？它不是理所當然、不證自明的嗎？」，老師當下便回問：「任何被視為不證自明的理所當然，不就是研究和探問所在嗎？」
面對「理所當然」，老師依舊提出了她的疑問並展開「人權」議題的知識探索。2010年代前後有Lynn Hunt、Samuel Moyn等美國史家相繼從18世紀、19和20世紀的發展中，識別人權如何被命名、被討論、被使用的歷史。相較之下，以人權立國自許的法國，其史學界反而未能更早形塑有助於思辨人權實踐史的問題意識，這點對老師而言，雖覺可惜，但也說明問題史學啟動的學術反思之旅，是沒有終站與盡頭的。「人權價值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人權相關詞彙和概念在18世紀如何被定義、被理解？」、「19世紀時人權是國際的主流價值嗎？」、「二戰後有了《世界人權宣言》之後，人權機構化的實踐情形？」、「人權又何以成為國際政治角力的一種工具呢？」老師懷著這些疑問進行研讀和教學，且更聚焦在人權中的「平等」議題做法國近代史研究。以人權為號召的言說總是打動你我平常人的心，讓人真心期盼世界就是如此，但是，「認識和研究人權諸多『事實面』的歷史發展，才最能夠保有對它的希望」，老師有力地說，而我們也都感受到，歷史研究背後所能帶動的巨大力量。
當我們談到老師的另一個研究領域——「婦女史」——時，老師將整個法國社會的背景納入，從更寬闊的視角切入。當代法國女權運動和婦女史領域的表現比起美國更為低調，依爭取到投票權的時間點來看，法國女性是末段班，但長時間以來，作為舊制度時期法國社會統治階層的貴族女性創造了沙龍文化、兩性文化，盧梭對於巴黎上流社會流於「女性化」、「陰柔化」的批評反而證明法國女性的影響力。而且我們不能忘記的是，西蒙波娃的《第二性》一書正是孕生於這個抑制女權發展的國家。
「這個國家就是那麼矛盾」，老師解釋道，「種種矛盾來自於它應對改變而發生的動盪，動盪既加強壓制的力量，如法國大革命帶給歐洲統治階層的恐慌和社會的動盪，大革命後女權與人權遠非提升與進步；但動盪的歷史也給出空間生長批判壓制力量的思想和行動」。對此，老師接續說，「只要不把『歷史』本身托大、不把『詮釋歷史』本身托大，敏銳地檢視我們據以認知世界的『材料』，諸如訊息、概念、歷史書寫等生產、傳播和接受的人為環境，或可覺察我們自身的問題和盲點，走出困境」。
尾聲
回到歷史本身，老師提醒我們，人們常常在不了解的情況下錯誤地平移使用史料、資訊。面對問題有很多的解決方法，重點是多認識與自己不同的世界和文化、擴大有助提升認識論反思能力的學科知識並用之於重視「事實」研究的歷史，向世界和歷史發問。這就是脈絡化的教育，也是我們學習歷史應該承擔的責任。
歷史脈絡化的過程中，我們也走向了反省之路——反省我用什麼觀點來認識世界？反省我為什麼會愛法國？當我們能從問問題去了解歷史時，便能能接納新的觀點，互相進步。
而後，我們慢慢地發現，「問問題」與「反省」是一體兩面的，對老師來說，歷史就是由這兩句話相輔相成：由人為主體向外發出的疑問，將會轉化為反躬自省回到個人，這是老師熱愛的歷史，也是我們所邁進的方向。
當時間悄悄地流逝，我們也加緊腳步，問了老師對高中生有何鼓勵。「誰能阻止對知識有好奇心的學生呢？」老師笑著說，好奇心就是學歷史的初始。或許歷史系的出路並不一定光鮮亮麗，老師半開玩笑地提醒我們「那可要有安貧樂道的心理準備」。但是，對老師而言，衡量歷史知識含金量的指標不只有學科出路，而是活用知識的習史者，因為歷史學是一門不斷檢驗自身方法和知識侷限性的人文「科學」，也就能夠為人所用去探問新問題、乃至開創新知識。老師於是鼓勵著我們，「人的問題總是在，就去求知吧！」
夜深了，我們不捨地中斷這晚的談天——一場從那時法國到此時此刻、從歷史到生活的談天。離開時，我們的心沉沉地，飽滿地。
採訪人：鍾元潤、王安珩、葉宇軒、馬銘汝、柯采元、謝孟吾
主筆：謝孟吾
採訪日期：2021.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