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記憶留下來」──顏蘭權導演專訪
撰文 ▌ 謝筱君
採訪 ▌ 曾信豪、謝筱君
編輯 ▌ 史志：台大歷史系學生會學術部
2011年，《牽阮的手》搬上大螢幕。台大歷史系在2012年曾舉辦一次放映活動，當時有幸邀請莊益增導演（莊導）與會座談。今年（2018）適逢片中主角之一田朝明先生（田爸爸）百歲誕辰，台大歷史系學生會學術部與友系，還有老師幫忙下聯合舉辦《牽阮的手》紀錄片播映暨映後座談會，邀請顏蘭權導演（顏導）、田孟淑女士（田媽媽）以及田秋堇女士蒞臨活動，再次引發熱烈迴響，活動直到晚間十點多才結束。同時我們也很榮幸獲得訪談顏導演的機會，在此向顏導、田媽媽、田委員以及所有協助者致上感謝。
本文將就《牽阮的手》的出發點、導演的創作歷程、導演對於紀錄片的思考，以及未來的方向呈現顏導演多年創作經驗中體會出的哲理。
《牽阮的手》拍攝動機：「我看到一段很棒的愛情」
因為有《無米樂》的拍攝經驗，顏導跟莊導兩人被視為是拍攝紀錄片《牽阮的手》的合適人選。兩者的不同是，《無米樂》是自己提出的主題，《牽阮的手》一開始則是公視委託拍攝的，在對背景知識的熟悉程度、感觸深淺上都有落差，所以顏導起初的態度是有些抗拒的。
「那時我就先去問吳念真吳導，因為他跟田朝明醫師比較熟。（吳）行街頭的時陣啊，伊（吳）就有遇到田醫師啊，伊（吳）知影伊（田）是醫生，就問伊（田）是看哪一科的，伊（田）講：『我看台灣民主科的！』我那時就覺得他是一個怪咖醫生。」生動的台語敘述中，可以想見田爸爸在許多人心中留下的印象，也讓人深刻感受到導演如何被田爸爸這般「怪咖」特質吸引。
後來，顏導又因為田媽媽分享幾十年來與田爸爸的生活點滴而深受感動，「我看到一段很棒的愛情。一個六十幾歲的人說起年少時的愛情，還充滿高昂的情緒，那是我們這個年代比較少的。」也就是在那天，導演下了決定要拍攝這部片。
「我面對的是一個，現在已經不能講話的人，但他曾經有過風風火火的歲月。」
如何拍攝才能呈現她所看到的美好愛情，顏導選擇在紀錄片中使用大量的動畫，動畫勾勒出田爸爸、田媽媽的過往，使觀眾因為影像敘事的力量，能深刻浸淫在時代的氛圍中。與其說這是導演的選擇，更是導演是堅持。在影像製作的路上，導演總有她獨特的想法與堅持。
從劇情片到紀錄片：「九二一」紀實
顏導打趣地說自己個性古怪，常常拍出讓人看不懂的作品。事實上，顏導並非一開始就決定往紀錄片發展。九零年代，顏導負笈前往英國雪菲爾大學，主修電視電影製作，主要拍攝劇情片。這也是為什麼當導演開始拍攝紀錄片，朋友會有些難以置信的緣故，似乎劇情片比較適於顏導的思維。然而，學成歸國的第二年，九二一地震在深夜中撼動全台，災後顏導見到不同地區的實況與人群處境的差異，內心世界也跟著天搖地動。
「我就衝出來，那時候都已經停電了，可是竟然都沒有半個人出來。我就想說會不會是一種虛幻，或者其實是我的夢。直到我朋友打電話來問我OK不OK……」
「我在外面站了好久都還是沒有人，後來還去敲我朋友的門，但是只得到一句回覆：『我在睡覺，不要吵我。』」
「那個情況下，我在城市裡感受到一陣冷漠、疏離……而電視播的是許多人在搶救災難。我當下很想知道框框外發生的事情，於是就拿著一台V8，開車下到中寮。那裡像死城，我遇到一位婆婆跟我說很冷，問能不能拿棉被給她，但我什麼都沒有。我覺得我直到那時才了解九二一的狀況」這段經歷給了顏導很大的震撼。
當年，顏導決定留在災區拍攝，因而錯過了父親的生日。她打電話給父親，「你每年都有生日，但是這個災難卻突如其然發生，我必須留在這裡。我答應明年一定會陪你。」但是，父親的明年生日沒有到來，留下顏導一生的缺口。
顏導藉繼續拍紀錄片療傷。對她來說，拍攝紀錄片原本只是記錄陌生人的生活經歷，從此成為她關注並深刻感受生命經驗的過程。
「我是一個任性的人，心中有一個很大的自我，讓我無法去顧及他人的生命。老實說，年輕時期也沒有真的去了解台灣這塊土地，選擇去國外讀書，是因為年少時對歐洲產生浪漫的幻想。而父親過世的打擊、點滴記錄921地震災難的痛，讓我開始看見別人，讓我開始珍惜生命小小的喜悅，這是我人生中重大的轉折。」
「從那之後我就乖乖待在台灣。」
顏導輕聲笑著說。
紀錄片導演的位置：個人生命經驗的詮釋
拍攝紀錄片常需要與人近距離接觸，主題不同，接觸對象也不同。如崑濱伯等田庄人家，或是經常參與政治、人權運動的田媽媽。導演或從旁觀察，或與對方談話、互動，被對方言行反應衝擊到的經驗不少。
自認記憶力不錯的導演，通常不仰賴紙筆就可以記住拍攝對象說的話。但是天馬行空、浪漫感性的田媽，說起話來漫無天際。讓顏導不得不拿出紙筆提醒自己，好止住不時會自田媽口中迸出的人物關係圖。有一次，顏導要求田媽不要把問題拉太遠，結果田媽媽講三句就不講了，顏導問田媽媽為什麼不說，田媽媽說，「妳不是要我不要講太多。」顏導只好向田媽道歉，「你高興怎麼講就怎麼講」，於是田媽媽馬上又開心起來，顏導又無奈又好笑。
除此之外，田媽媽有時也因為兩位導演不斷重複相同問題而生氣。導演曾說如此是為了找到田媽媽記憶中最接近真實的部分。
於是我們問導演：「面對不同的回答，妳們如何區辨何謂真實？」
「我覺得那些內容沒有不一樣，應該是說我在那之中找到一樣。每個人在當下所講的事情，本來就會因為心情而有所改變。假設我問同樣一個問題、同樣一個歷史事件，而那個事件其實很遙遠，如果問了三次講的都一樣，我就覺得好、OK了，表示這是她記憶裡面的真實。」
「我也不是想要田媽媽用一個全知全能的身分去告訴大家台灣歷史是什麼。她只是在說她的生命經驗，她跟田爸爸之間的生命故事，她跟誰認識、互動……一切她所經歷的事情。並沒有要表達『台灣的歷史就是這樣』，她從頭到尾都沒有講這句話，只是在分享她感受到的世界。」
「每個人都有權追尋自己生命中的記憶」
顏導認為，紀錄片原本就沒有絕對的客觀，反而是相對主觀。面對有些觀眾批評作品帶有特定政治立場，顏導始終抱持著這樣的態度。有關政治的問題可以討論，但是《牽阮的手》這部片導演想記錄的是一對夫妻不渝的愛情，以及他們對民主運動的貢獻，這是迄今未變的初衷。
「其實我也參加過幾次政治犯的聚會，聽他們分享生命故事。我曾經想要把這個軸線拉出來，想要拉出整個時代，可是這樣我就必須放棄民主運動的輪廓。」
為了檢視作品，導演在剪接的階段曾請朋友觀看長、短兩個不同長度的版本，長版影片有將當代的時事與議題剪入。結果大家都將焦點放在長版的最後片段，然後聊起當時的政治議題。
「那段內容太近代，無法拉出歷史的宏觀，同時也模糊了影片呈現出上一代付出的犧牲與美德。我真的很希望這部影片，可以在2012年被播放，也可以在2022年得到觀眾對民主烈士的尊重。」
說出故事的使命感
長期拍片，再加上一次動輒十幾、二十小時的後製工作，讓導演積勞成疾。作品好不容易完成時，又因為影片觸及的內容與公視發生爭議，最終解約。
「在那個情況下，我產生極大的憂鬱跟恐懼。因為我當時知道，若不修改就得跟他們拉鋸戰個兩三年，然後整個影片又可能冰凍起來。」
壓力不只是來自身體的負擔，更是憂心田媽媽寶貴的生命經驗跟那個時代的記憶沒有機會被看見、被記憶。從導演身上，我們感受到她強烈的使命感。在與公視解約後，兩位導演設法開創財源。有次為了籌措資金舉辦特映會，卻因版權問題險些跟公視對簿公堂。
「那一次我很生氣，我記得我就不放了。我演講了三個小時，敘述影片內容、製作多年的心路歷程等，然後請助理全程錄影，證明我們沒有播放影片。無論當時如何，我到現在還是很感謝公視願意跟我解約，如果它不願意解約，我可能一輩子困在自己的內疚中。」
訪問接近尾聲時導演的手機響起，我們後來才知道電話那頭是她許久不見的朋友。為了紀錄片，導演把自己與社會保持一段距離，因此有很多朋友許久沒見。再加上後面一連串的事件，讓顏導幾乎把自己關起來，盡可能減低與外界的互動。
「那時候幾個知名大醫院都查不出病因，加上我剛剛也說我個性有點任性、自閉，有一段時間不太願意出來演講，所有活動都推莊導 出來。秋堇、田媽媽那時候還常常帶我去看醫生……像剛剛（打電話來的）那位朋友，就是一直寫信、一直寫信，在那大約兩年之後我才又開始跟人往來」。導演語氣輕鬆，道出不輕鬆的回憶。
即將問世的新作品
最後，我們與導演談起他們與土地有關的新作，顏導說，「也許這是我們最後一部用長期蹲點的方式，去拍攝製作的作品，因為我跟莊導年紀都大了。」正當我們在喜悅、惆悵混雜的情緒中時，導演又說：「啊妳剛剛不是問我昨晚有沒有睡好？我說沒有，就是因為拍片弄到毛毛蟲，現在很癢啊。」
顏導稱「比《無米樂》還要難拍」的新作品《種土》，尚未問世，已經獲得許多關注。關於作品的細節，我們沒有詳問，尚且拭目以待。但可以確定的是，導演依舊會以獨特的風格，藉影像表達她所關心的土地與人事物。
（本訪談於2018年10月20日進行，由謝筱君、曾信豪、凃峻清共同前往，也感謝周婉窈老師對本訪談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