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宜軒
編輯▌史志台大歷史系學生會學術部
一
「看著三十幾年來的影像紀錄檔案，想找出一個原因，為何在短短的四五十年間，人們就讓這座歷經百萬年來才逐漸成形的美麗高山島嶼，就出現衰敗的頹象呢？」──《前進》節錄
紀錄片的開場是他在昏暗的工作室裡，翻檢著過去的留下的影像紀錄。柯導演是臺灣第一位以環境調查為基底的專職紀錄片工作者，他說，他從1980年代開始做了三十幾年的環境紀錄，只想做好這麼一件事：資訊的提供和傳遞，因為他相信有討論就有了解，只要了解就會有在意，甚至就有行動。所以他不只拍紀錄片，也在評論媒體寫專欄，刊出環境報導，有自己的部落格和頻道，跟外界有了更多的連結和溝通。
三十幾年來柯導演進行各種運動的田野紀錄，拍到很多不同類型的運動，但是這些運動是很難用單一的事件來代表，或是用穿越式的脈絡解釋所有的事件，每一件事都是互相扣連有關係的。
二
「這是一個超級的汙染，一個超級的石化廠，非常大量的汙染，實在說宜蘭縣承受不起。」──《前進》節錄
臺灣從1960年產業轉型，從農業轉型到扶植工業，產業轉型的副作用開始慢慢出現，也開始有地方型的反公害運動。行動從村落社區串連，到臺中、新竹、高雄這些工業發展下的受害者們都開始做反公害的訴求。除了工業廢水，還有空氣汙染、漁業資源、工安事件、能源政策等等問題，紀錄片裡呈現的是農民站在重金屬汙染的田地裡，漁民撈起空無一物的蚌殼，居民從井裡提出一桶劇毒的地下水，小朋友戴著口罩只能呼吸，沒有任何聲音。
三
「總有一天，我們要自由的走在鹿港的街頭。總有一天，我們要自由的走在台北的街頭，台中的街頭」──《前進》節錄
這是臺灣環境運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鹿港反杜邦。在還在戒嚴的年代，鎮暴警察和憲兵會拿著棍棒、架好槍，包圍聚眾抗議的民眾，儘管在反杜邦運動中，憲兵面對的其實只是一群手無寸鐵就搭上遊覽車北上的爺爺奶奶。公共政策擬定的過程中，威權決策的壓抑和大眾媒體的隱瞞，讓地方的聲音在經濟、就業、地方發展的大聲訴求之下消失。
所以過去的臺灣環境運動，不只是反公害，更是反威權，因此環境運動黑多和民主的訴求結合，雙方的人也會互相聲援。而解嚴之後，過去被壓抑的問題慢慢浮現，導演以全國公害陳情案件為例，陳情越來越多，每年平均有20萬件，顯現環境運動促使人們覺醒，注意到以前沒注意到的環境問題。但也顯示環境的問題像是空氣、異味、噪音、廢棄物等等依然存在，所以未來的社會希望在決策的過程中，就納入公民的意見，才不會一直有公害事件發生。過去我們對未來的選擇權都交給政府和財團，在公民社會中我們要把這個選擇權拿回來。
四
「所以我們現在回頭看，廖泉裕（支持雲林蓋下六輕的縣長）他後來在中國過世，陳定南（宜蘭反六輕的縣長）當然也已經不在了，但他們留給他們兩個自己的故鄉，非常不同的命運。」──《前進》節錄
柯導演說，當環境公害出現時人們很籠統地指責說是「政府」，但是政府也有代表人或執行者，是由他們做成決策、公告、執行或是站在重要的位置。當我們找到當時做成決策的人，責任政治會被確立，也更了解這個決策的成形，這個脈絡應該要清楚。這不是清算過去，而是要防範未來。
像是李登輝的五輕、六輕、火電、核四，陳水扁的核四、大投資大溫暖、中科三期、農地亂象，馬英九的中科四期、大埔徵收、中油三輕、燃煤電廠，以及蔡英文的藻礁、燃煤電廠、空汙……當時做決策的人都應該負責。很多執政者在野的時候強調環境，競選時許下生態永續的承諾，但是執政的時候為了強調執政能力，就有可能會犧牲環境，追求財富。不過位置終究只是一時的，他的所作所為後人都會幫他留下紀錄。
不只執政者，地方型政治人物也很有影響，有同學提問為什麼在彰化芳苑訪問的漁民，會害怕溼地保留後他會不能維持生計。導演解釋說這是一種資訊的惡意解讀，地方型政治人物告訴漁民說如果劃設為溼地，就不能去採蚵、捕魚，影響基層民眾，讓他們支持自己的觀點、符合他們自己產業的關係和既得利益。
導演繼續帶我們回顧剛剛的紀錄片內容，為什麼同樣的六輕，一個縣反對，另一個縣卻選擇接受？很多的問題在當下，如果具有知識解讀能力的人無法做資訊傳遞，帶領當地人做出好的選擇，代價就是要花20年的時間去證明它對環境的影響。像雲林麥寮人在1991年放鞭炮歡迎六輕建廠，2010年卻是在門口撒冥紙抗議，要求停工、關廠。對比導演採訪當年宜蘭反六輕的老師，她卻說「我們要宜蘭縣是怎樣的環境，這是我們的選擇，我們的基本權利。」具有知識的人必須帶領人們做出好的決定，不要輕易把選擇權交給政府和財團，在這裡得到了很大的啟示。
五
「重新檢視近二十年來的影像檔案，也再度回到各個環境運動的歷史現場，想要了解目前的環境現況。」──《前進》節錄
柯導演整理近年環境運動的脈絡，從1980–2000年的真相揭露和知識動員，到2000–2010年前的理性動員與道德召喚，思考新的政黨到底能不能幫他們解決過去抗爭的所有問題；而 2010年後的後國光時代，公民力量成熟，2014年開始複式動員，社群網絡擴大，獨立媒體、新媒體更活潑、多元；到現在的2016年後開始價值動員，不同價值觀對撞、重組，很多問題打回原形或更艱困。
導演繼續提到現在的問題，雖然在2002年後有環境基本法，同意環境保護和經濟社會發展衝突時必須被優先考慮，但是價值的進步和執行上卻有落差。從他的觀察，1980年代追求的，不只還沒成功，現在的情形可能更嚴峻，像是缺糧、缺水、缺電、水汙染、空汙，可見環境的保護，是需要不同時代的人努力去維護，不是走上街頭一次就能成功的。就像導演慎重放在簡報首頁的那張照片，上面是一株新發的芽，導演說那是苗栗大埔事件後，學生在會場外種下的苗。當時我在拍的時候，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蔬菜、會不會順利長大、會結成什麼果實，但是我知道它必定為當下埋下一個重要的火苗。每一次的行動未必在當下就能定勝負，但是它奠定的基礎必定對未來有重要的影響。
因此柯導演最後鼓勵我們從做一個負責任的消費者開始，思考花的這一筆錢是不是間接幫助了哪一個危害環境的企業，或是危害哪些物種。另外當一個負責任的公民，主動發現環境問題時，可以現場舉發、寫在媒體上、在社群媒體上轉發，都是對環境的幫助，也是對政府機關的督促。
導演最後說，這是一個沒有旁觀者的時代，不管這座島嶼帶給你的是快樂或是悲傷，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讓這個島嶼往更好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