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史學：王明珂老師採訪
王明珂老師為中研院史語所院士暨現任所長，以游牧民族人類學、民族史和歷史人類學之相關研究見長，對於族群認同、社會記憶等相關研究多所闡發。結合歷史學與人類學的研究取徑，老師的學術研究和現實關懷是「華夏」與「華夏邊緣」之形成與長期互動，至於今日所謂多元一體中國內的漢族與少數民族。著作有《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或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擇》與《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等。
訪談人：歷史一黃子晏，歷史二王威、張存一、高于鈜。
撰稿人：歷史二王威、歷史一黃子晏。
訪談時間：2018.12.7.
個人學思歷程
學科的對話
訪談之初，我們想請教出入於學科界線並取得極多成就的老師，當初為何選擇從歷史學轉向人類學研究。不過老師認為，自己其實並無所謂的轉向，正因為歷史學在探討對象方面，研究的是過去人類社會，抑或人類社會之關係，與任何社會人文學科殊途同歸；而本質方面，作為一門綜合型學科，更需與各種學科交流對話，因此老師對人類學、經濟人類學和社會學等相關著作皆有些涉獵。而回憶起接觸人類學的契機，老師則是於讀歷史系時便開始修習人類學、社會學相關的課程，研究所也持續閱讀這兩個學科的著作。此外，老師因為想研究上古史，碩士論文做古代的羌族，故亦曾至中文系修習甲骨文金文相關課程，以輔助歷史學的研究，可見科際整合的幫助。傑出的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都會在其研究中關注人類歷史脈絡，老師並以Foucault為例，他研究各種人類社會議題時都是置於歷史脈絡中進行討論。
華夏邊緣研究
至於為何選擇研究華夏邊緣民族這樣特別的主題，老師回憶起初碩士論文對羌的研究是作歷史文獻的爬梳；到了哈佛大學，當時唯一開設古代相關研究的便是考古人類學家張光直先生，哈佛人類學的課程與相關訓練給了老師相當大的啟發，並改變老師在博士論文中對羌的研究取向。老師提到，其實在碩班研究時，自己已經對羌是否為一個民族抱持懷疑，博士論文便是深化對此問題的分析，研究羌在中國人心目中作為一「西方非我族類」概念之指涉空間人群變化。雖然研究「羌」，然而老師認為自己的博士論文寫的並非少數民族的歷史，而是華夏邊緣形成與變遷的歷史﹔「羌」作為華夏邊緣，隨著歷史變遷，「羌」所指的非我族類也進一步向西邊漂移。隨著論文的完成，老師進一步注意到，當時中國西南的確有一群人自稱為羌族；然而，若根據自己的研究，不應存在這樣的認同，那麼這群人究竟為何如此自稱呢？
帶著這份疑惑，老師動身前往當地了解實情，兩三天的踏訪後，答案便呼之欲出了，據當地人轉述，「羌族」這個民族稱號，是外來者給他們的，也是近代他們才知道的。然而，若僅僅滿足於此答案，便無法開拓出更宏闊的視角和問題。經歷人類學訓練薰陶的老師，於是進一步探問：那麼在成為羌族之前，當地人的認同體系如何？什麼樣的歷史記憶支持這樣的族群認同？由是開展出了長達十年的田野調查及口述歷史，試圖探明在近代民族認同進入西南邊緣之前，當地的族群認同，以及當地以什麼樣的「歷史」來建構此認同體系。後來，認識本地以「弟兄祖先歷史心性」來建構的歷史記憶後，老師進一步反身思考，那麼華夏及世界所有主要文明所流行的「英雄祖先歷史」是否也是一種歷史心性下的建構？老師表示，其實邊疆、邊緣社會就像一面鏡子，我們將本地「奇特的」神話與歷史作邏輯化理解後，再把鏡子照向我們自認為熟悉的歷史，將之奇特化，進而以同樣邏輯深入分析它們。
族群研究之於台灣
我們請教老師，對於族群認同和歷史記憶的研究關懷，如何反身思考台灣的現況或研究？老師回應，對典範歷史建構之反思不僅對台灣有所啟發，舉世文明社會皆然。以老師提到的兩種歷史心性 — — 弟兄祖先和英雄祖先歷史心性 — — 為例，羌族村寨人群的歷史建構是為第一種；此中，無先來者，無後到者，亦無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然而反觀當今世界各地人們相信的歷史，卻多是英雄歷史；我們置身在英雄歷史內在語境下，討論誰是征服者之裔，誰是被征服者之裔？誰是英雄的嫡傳後代，而誰又是英雄的姻親或庶子之後。以台灣社會的主流歷史記憶來說，也是英雄祖先歷史；強調鄭成功及其他大陸來台之英雄祖先功績，來區分征服者（漢系移民）與被征服者（原住民），以及區分老居民與新移民。若我們對這樣的典範歷史照單全收，缺乏深刻反思，那麼我們對此歷史造就的社會現實便缺乏反省與批判，就會認為族群之間的畛域是理所當然的。若以學術研究的視角，這些歷史記憶、族群認同其實是被社會建構的，建構歷史記憶背後又蘊含著現實社會的權力關係。
對相關研究的想法──歷史心性與思想史
我們就個人目前學習所關照的問題請教，希望老師能分享自己在學術研究方面的思考與建議，老師則一一慷慨回覆。關於歷史心性能否應用在思想史研究，老師認為歷史心性與思想史所討論之對象有些差別。思想史研究的對象大多仍屬一時代社會重要人物及其思想，社會菁英及他們所承繼、領導或開創的思想潮流。與當前中文學界所稱的心態史、心性史較注重「常民」有些差別。老師認為自己所稱的「歷史心性」與思想史、心態史的研究對象皆不同。它指的是一種社會中流行的更基本之「歷史」建構法則，與本地人類生態有關，因而與人類社會緊密結合。
人文學者的現實關懷──台灣農村社會調查
針對目前正在進行，由行政院農委會委託中研院進行的「台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計畫」，我們也向作為計劃主持人的老師請教，計劃與老師對於族群認同的學術研究與關懷是否相關。老師則說，接下計劃其實與自己對族群認同的研究沒有太大的關係，反而和《反思史學》提到的人類生態等問題較有連結。老師提到過去擔任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時，便非常強調「實務、實學、實作」之學術研究。接下此計畫，便是認為學問要針對實際社會問題（實務），基於堅實的田野與文獻資料及對它們的分析（實學），最後以研究成果來進行社會實踐（實作） — — 這調查計劃便是奠基在這樣的精神上。
至於計畫的目標和展望，由於台灣農村社會有很多問題，老師自承接下此計畫，並不表示有信心能解決台灣農業與農村所有的問題。而是希望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學者們自問，除了批判外我們對許多社會問題是否能有積極的建議與作為？因此對於台灣農村問題，老師希望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同仁們能透過此計劃，由跨學科的「人類生態」角度，建立包括環境、生計、社會、文化且彼此聯結的台灣農村資料，以及基於此資料對台灣農村問題有更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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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大學生之建議
跨出學科的界線
對於有志從事學術研究、且有心實踐歷史學、人類學跨學科對話的後進學生，老師也不吝分享自己結合兩者研究的心得與思考。歷史學研究過去發生的事件及人類社會，人類學研究當代人類社會。老師指出，若我們探究人們在什麼樣的當代社會環境下以特定方式記憶與回憶過去，或相反，探究人們如何因特定的過去記憶所產生的行為而影響當代社會，自然必須打破歷史學與人類學間的藩籬。
以老師自身的研究課題而言，若以人類學研究框架，則應採訪當代羌族的經濟生業、環境、社會組織及認同等等。若以歷史學進入此研究，則會採集羌族的口述歷史以及文獻記載的羌族史。然而老師在田野研究中關注的則是，羌族在其環境、生業、社會、文化之人類生態情境下如何記憶歷史，也就是關注歷史記憶和當代社會間的關係。譬如，一位羌族追獵鹿到了另一個寨子的邊界，鹿跑進了對方地盤內，他進入或不進入別人地盤追鹿，受到其歷史記憶的影響；如歷史記憶告訴他，這個寨子的祖先與我們寨子的祖先為弟兄，因此侵入他們地盤會破壞兄弟感情，所以他止步。由是可知，歷史記憶深深鑲嵌在當代社會情境中，決定人們行為模式和認識世界的方式。總結來說，老師認為歷史學系不應自我侷限於一個學門，當我們在不同學科之間游移轉換時，可以看見每個學科都存在不同的偏見，我們應該大膽地對這些偏見提出質疑。
超越文本的視野
文本分析是歷史學系與人類學系學生應具備的重要能力，老師於《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中，對於文本表徵與情境的對應關係之於文本分析的影響有很重要的觀察，因而訪談中也分別對人類學系、歷史學系的學生提出建議。以人類學而言，過去的研究方法常是前往田野地，紀錄土著的生活，晚上獨自書寫田野調查紀錄，根據自己的記憶。最後，返國後再根據自己的田野日誌及記憶完成一本民族誌。然而老師認為，這樣的方法有很多侷限，因個人對外在世界的觀察與所獲記憶往往是選擇性的，受自身文化、社會身份與學科典範知識的影響。
對此老師認為，人類學家若能在田野採錄本地人的口述並化為文本，將之作為田野所見社會現象表徵的參照，彼此連結、相互比較，如此可以避免個人社會文化與學科訓練帶來的偏見。如老師過去作羌族研究時，即會採集本地口述歷史，將之文本化後，分析其中的符號和結構，再與所見民族誌資料作一對照。因為口述文本自身有其結構、符號，與社會現實結構與符號相對應，因此我們得藉以驗證或修正自己在田野調查中所見、所獲。此外，對於民族誌的重複檢證也涉及多元田野的比較；要檢驗田野所見表徵與文本的關係，便必須以多點田野的方式來採集民族誌資料與相對應的口述歷史，以此觀察它們之間的相應變化。就如同老師在《反思史學》一書中所作的凹凸鏡比喻，必須將這個凹凸鏡置於不同角度來檢視一鏡下物件，如此我們才能進而了解凹凸鏡自身的特性和此物件的本質。
循著同樣的思考理路，歷史學系的學生也要認知到文本自身具有某種偏見，我們不可能真的知道歷史事實，然而我們卻可以知道文本書寫者的偏見。舉例而言，中國史書書寫傳統中，常出現的「英雄徙邊」的情節模式，如：徐福赴日本、箕子到朝鮮、泰伯奔吳乃至楚將莊蹻入滇，這些英雄都被邊疆土著推舉為王。我們回到凹凸鏡的比喻，把鏡子移動到不同的地方，鏡面便會映照出不同的面相，我們可觀察到一種變化邏輯 — — 「英雄徙邊」便是一種文本情節模式，它對應的社會情境模式便是我族中心主義偏見。老師說，這樣的研究其重點不是討論個別歷史事件是否真實，而是從一個個表相中直探底下的本相，去了解這些被記憶書寫的歷史情節中隱含的華夏自我中心偏見。如此偏見獨獨存在於中國歷史脈絡中嗎？實則不然，老師以著名歷史人類學家Marshall Sahlins 與斯里蘭卡裔人類學者Gananath Obeyesekere 就夏威夷人和庫克船長之間互動歷史之爭論為例，指出類似的自我中心偏見其實也存在於西方歷史脈絡中。
構築知識的網絡
當我們請教對於相關課外閱讀與學術嘗試的建議，老師認為就人類學而言，即是多閱讀相關的民族誌書寫，少讀理論性的著作。因為理論終究是奠基於過去學者對人類社會的分析與討論，並由複雜的社會現象抽繹出來，對於我們思考、認識複雜社會有一定的幫助。但理論只是思想導引，然而我們最終要了解的是人類複雜社會，而非理論，況且「理論取向」經常讓我們的視野變成狹隘。廣泛閱讀民族誌以瞭解社會的方方面面，藉由時間的沉積，形成一套自己的知識網絡，任何理論和案例皆能置放在網絡上得到驗證和啟發；就好像一張蜘蛛網，網眼太大，書的內容都會滲漏而出，若網絡夠密，一點小現象都能造成整張網的震動，從而獲得啟發。老師並提醒道，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終究是要面對現實而非理論問題。以自己在美國念書的經驗來說，當學生於課堂上引用了一個理論，老師便會請學生試舉一例說明，若舉不出來，即知道自己對此理論還不理解或此理論是空虛的。
至於歷史學作為綜合性質的學科，老師則建議要廣泛閱讀各種社會科學的相關著作，如社會學、人類學和心理學都是歷史系學生要旁及的學門，只要閱讀面夠廣泛，就不容易被自己的學科綁架；文獻的閱讀亦然，要將它們視為一個個社會表徵來閱讀。同時老師也提到多語學習的重要性，學生趁著年輕時多學習不同語言，就能接觸更多元的資料。此外，單一語言所蘊含的多元性也是相當重要的。
研究道路與現實關懷
談到未來研究路上的選擇，老師強調，應該跟隨議題開展出自己的視野與道路。若一個問題可以讓研究者作為終生探尋的對象，這樣的議題便不單純是歷史性的問題，而是面向現實社會的問題；跟著問題的思考理路走，而非執著於理論，研究便可以繼續不斷被深化，以及觸及更多問題。
至於對學術之外的活動投入有何建議，老師則認為對人文社會學者來說，關照現實是必要的。投入現實的同時，作為學者也應當謙虛地反躬自問，自己所關注的面向夠不夠全面？視角有否受到個人社會位置與學科偏見的影響？在此，老師引用Bourdieu 的《Reflexive Sociology》指出的一些研究偏見，如缺乏對自身身分的反思，此則諸如階級、性別和族群等；又如被自身學科基本法則所框限。實際上，這兩點與前述人類學的田野侷限深有異曲同工之處，可見脫離學科的束縛，面向歷史真實或社會真實，始終是老師的重要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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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高中生之建議
訪談幾近尾聲之際，我們也詢問老師對於想就讀歷史學系的高中生有何建議，認為他們應該有怎樣的準備與特質？若於高中求學階段游刃有餘、時間充裕的話，老師認為可以多閱讀小說等課外書籍，倒未必要讀許多歷史類的書，因為考量到歷史書籍往往帶有一些偏見，高中生閱讀時不免會受其影響。對想選擇歷史學系的學生，老師建議要將眼界放寬，不要侷限在自己學科中，多關注其它人文社會學科的相關知識，將來自己走的道路也會寬廣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