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9年5月29日（三）19:00–21:00
▌地點：台大新生教學館103教室
▌主講人：彭仁郁老師
▌撰文：林易陞
▌責任編輯：林婕琳、黃子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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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初始，進入正題前，彭仁郁老師先分享自己的政治啟蒙經驗。那是1991年春天，她前往文學院修王文興老師的課，甫進入大廳，便看到多張黑白照片的布置，近看才曉得是四六事件的紀念活動。當時第一次知道，原來國家暴力曾經侵入校園，抓走許多學生；震撼之餘，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信仰出現裂痕，無形中種下了二十年後處理政治暴力創傷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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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暴力創傷的現在進行式
解嚴至今已三十餘年，何以威權統治下的政治暴力創傷仍持續作痛？事實上，台灣社會對受害家庭尚有不少迷思，如「事情已過去那麼久，為何要重揭傷疤？」、「受害者與家屬所要求的，不就只是金錢賠償而已嗎？」一味要求政治受害者與家屬放下、原諒，他們便能真的與自我和解，重新信任社會？老師認為，即便賠償並不能使心理創傷自動復原，但它仍然具有肯認的象徵意義。除此之外，對於許多家庭來說，確實具有改善經濟困境的實質意義，畢竟，當年許多受害家庭財產被政府充公；而且受害者出獄後，仍然被情治單位持續監控、騷擾，以致生活困頓者，所在多有。此外，放下與原諒的時間點，應由受害者自己決定，若持續要求「寬恕、淡忘」，等於剝奪他們的主體性，而主體性被剝奪正是構成創傷的重要因素。
然而，瞭解真相便能帶來療癒嗎？不正義的真相被揭露，確實有一定程度的療癒效果，但我們在臨床經驗裡發現，真相不會自動帶來療癒。真相總是包含多重層次和複雜的細節，其中亦包含人性中善與惡的糾結。所謂的惡不只存在錯綜複雜的加害體制端，承受國家暴力不義的心靈痛苦，亦可能在正義無法伸張的情況下轉嫁至受害者家庭內部，而以關係或情緒暴力的形式出現。因此，真相的訴說是以「確保受害者主體性能被捍衛」為前提，否則不僅未必有療癒效果，反而可能造成二度傷害。對此，老師將藉由一些臨床經驗，分享創傷被訴說、真相被揭開的現場，也讓我們能瞭解，何以政治暴力創傷今日仍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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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裡的創傷
口述歷史中其實能看到創傷的痕跡，但過去創傷的面向本身較未受注重，因此老師分享幾例以說明。如一些白色恐怖時期的傷痕，有幸被當時的暴力受害者或歷史見證人記錄下來。例如陳新吉前輩，他在六零年代被關五年，答應難友出獄後要記錄所有細節，秉持「活著的人要把故事傳出去」的精神，寫下《馬鞍藤的春天》一書。當陳新吉前輩出獄回家後，因瘦得不成人形，母親已經不認得他，甚至看到他感到相當害怕：「你毋是我的阿吉，我的阿吉毋是生做這款。」母親看了好一陣子後終於認出來，相擁而泣後，卻又馬上推開他，對著門外大聲嘶吼：「你們不要再來找我兒子，我兒子不在家裡！」原來，陳新吉前輩的母親長年作為「獄外之囚」已精神錯亂，威權統治時期，受苦的人不只是牢獄內受酷刑者，其家屬承受的痛苦除了思念、找不到親人，更面臨被監控、騷擾、威脅等牽連。
但更多情況是，創傷痕跡已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失語，而無法被記載下來。例如花蓮玉里療養院，威權時期是政府轉送出現精神狀況的服刑人之場所。無論是精神病患或「被精神病者」，他們長期受到的非人待遇，使其被「機構化」：失去語言表達能力，且不再相信有人會在意自己說的話。抑或是70年代受難的Z伯伯前輩，在成功嶺當兵時被長官盯上，只因他在寫領袖遺訓的感言時，微微批評蔣中正，說他未效法孫中山徹底實踐中華民國的精神。經多次審訊後，他的手腳因酷刑而變形，亦出現許多精神疾病症狀，使他很難找到工作。尤其Z伯伯患有「多語症」，儘管試圖想傾訴，卻只無限重複同一件事，再也無法說出完整故事。
當今的台灣社會，除了應探查威權統治遺留下哪些歷史創傷的痕跡，更應正視現今猶存的政治暴力創傷本身。老師提到，當時剛成立的促轉會前去拜訪二二八受難家屬，想瞭解他們需要什麼樣的幫助。原本預期家屬會提出更合理的金錢賠償或法律上莫須有罪名的撤銷、平反，但林女士的一句：「我們這些家屬心裡都有一個大洞，無法填補」，才深刻明白，對某些受害家屬而言，最重要的是心理長年累積的創傷獲得療癒。
其實，有類似心聲的白色恐怖二代也有很多。如學者K先生，儘管平時溫和理性、說話不慍不火；但討論到很多人認為拆除蔣公銅像是撕裂族群之時，他先是沈默很久，才接著說：「蔣介石讓我們家破人亡，可是這個國家的人還把他當作民族英雄在崇拜。」另一位自二十幾歲開始，便因躁鬱症而服藥的小丰則表示：「國民黨弄壞我爸，我爸又把我弄壞。」又或是Z先生回想自身經驗時談到，當年老師用「暴民小孩」的標籤帶頭排擠他與哥哥、姐姐，以他們自以為的正義加以傷害，並覺得傷害他們的行為，是為國家主持正義。
即便事情已然過去，政治暴力帶來的創傷不會因此褪去。至今，它仍持續影響著受害者與其周遭人物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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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暴力究竟哪裡暴力？
那個年代，政治受難家庭與其他人活在平行世界裡，。大部份的國民眼前所見的是十大建設，是令許多人緬懷的經濟起飛，在政府官媒粉飾太平的報導角度下，我們看不見白色恐怖的血淚，我們只看見「匪徒」被繩之以法，社會秩序良好。它所帶來的政治暴力，首先展現在「去主體化」面向，是國家為政治犯貼上「你們是誰」（e.g. 匪諜、暴徒）的標籤，剝奪主體認知與訴說自我的權利。再者是「非人化」的過程，統治者以酷刑、或不直接使用刑具，而以各種羞辱、剝奪基本生理和心理需求的手段，使受暴者幾乎不再相信自己在另一個人的眼中還會是人，這在受害者的身體與心靈長久留下有形與無形的傷痕。
接著，許多具歷史否定或修正主義傾向的敘述，將國家政治暴力掩飾成「為防堵邪惡共產勢力所產生的必要之惡」，將政治受害者進一步「汙名化」，彷彿他們要求國家負起過去戕害人權罪責的權利可藉此被全然抹除。時至今日，仍有不少立委認為白色恐怖沒什麼，也曾親耳聽到歷史教師問道：「二二八真的有那麼嚴重嗎？是屠殺嗎？為什麼用那麼嚴重的字眼敘述？」此外，威權統治暴力的印記尚展現於人與人之間信任關係建立的不易。當時國家特務人員監控的對象不只是政治受難者，他們會慫恿、挑撥當事人身邊的親人、朋友、愛人，讓他們改變對他的看法，甚至要求他們協助監控，進而讓被監控者認為世界上無人可相信。
這些經驗所形塑出的是一個難以言說的「創傷時空」，尤其對嚴重創傷的當事人或家屬，那些時空的恐怖當下，就像是一個凝結狀態。這也是創傷記憶的重要特性 — — 它們會與其他記憶產生斷裂，而不會一起向前，感覺某部分的自己仍凍結在那個當下，以致有時候會產生幻覺。就像到現在，還有些前輩會不時覺得要逃跑，因害怕被抓而努力掙扎。
政治暴力創傷的特殊性，在於它的變化會緊緊嵌扣在外在政治現實與心理內在真實的交織當中，當事人無法脫離其身處的國家暴力框架，與家庭暴力的無法脫逃性有幾分相像。因此，去年1124九合一選舉後，多位原本願意接受促轉會身心需求訪談計畫的前輩或家屬紛紛取消約訪，因為促轉會是國家機構，他們擔心如果威權復辟，留下這些紀錄會有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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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暴力創傷的代間傳遞
政治暴力帶來的傷痕不僅止於當事人，更常導致創傷的代間傳遞。但前面提到的小丰，他到現在都還在懷疑，不是直接受害者的自己有資格覺得痛苦嗎？真的可以這麼脆弱嗎？過去爸爸曾受到極大的痛苦折磨，使他無法再相信任何人，或是相信國家已經真正民主化。他在生活的各個面向捆綁自己的子女，但這是他唯一能夠想得出的靠一己之力保護他們的方式；他每天花一小時以上鎖門窗瓦斯，錄下每一通電話。他們的童年日常在扭曲混亂中度過，這些焦慮憤怒的碎片，是誰造成的呢？國民黨監控爸爸，他再監控自己的家人，使子女沒有如常人的童年生活。後來，爸爸甚至懷疑媽媽也被吸收，最後媽媽受不了而選擇離開；但兩個小孩又何辜，在那之後誰來照顧他們呢？從此，作為長子的小丰成為穩定爸爸情緒最重要的人。
老師提到，那次去小丰家，是他爸爸第一次願意與外人談起過去。小丰爸爸開始講起許多資料，儘管言談間邏輯跳躍，老師卻不放棄，因為受背叛創傷者們是為了安全才跳著說話，這些暗號式的表述正是理解創傷本身的途徑。講到一段後，爸爸開始進入焦慮狀態，表示現在仍有鄰居正在監視著他，且今日的年輕人不知道國民黨統治下的世界有多可怕。老師當下安撫他，表示外面的世界已經改變，而且很多年輕人其實想了解過去發生什麼事，願意學習並且記得這些。這時，小丰爸爸突然張大眼睛、激動地問：「他們真的想要知道嗎？知道表層後，再下去的東西他們真的有想知道嗎？」而當爸爸一激動，小丰立刻把手伸出去，安撫爸爸的情緒。後來，他意識到那是自己的反射動作，因從小爸爸談起這些發生在自己身上不公義的事就很容易激動，這個反射動作令他憶起童年重複出現的場景。這個表面上看起來難以理解的時刻，對老師來說非常重要。它或許無法被寫進口述歷史，但它見證著被國家迫害過的老人，仍然質疑民主化後的國家本質究竟是否真正改變，而現在的年輕人是否真心想知道、且有能力知道真實發生過的白色恐怖有多恐怖。過去，受害者身邊的人大多不想知道，就像小丰跟爸爸的關係。從小丰六歲開始，爸爸便以跳躍、重複的方式想告訴他，但六歲的小孩，如何去理解何謂國家暴力？長大的小丰很愛他爸爸，但不敢回家，因為每每回家，便會回想起過去在怎樣的重量下成長，為了能夠成為自己，他必須離開家找自己的路，卻也自責沒辦法照顧好爸爸。
回到前述Z先生的例子，國民黨對家中兩代人造成一輩子不可逆的傷害，毀掉他們的夢想，甚至是擁有夢想的能力。Z先生說，他們不知道為何要經歷這樣的痛苦，而尋找原因卻又會變成個人性的指責：為何爸爸與別人不一樣？為何爸爸無法成為依靠，反而造成他們的傷害？當Z先生長大後，知道爸爸不是故意而是被國家弄壞的，但他的怨恨能否有去處呢？這些政治暴力的代間創傷，時至今日仍是現在進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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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主體經驗的臨床現場
而身處現場的我們，究竟能做什麼呢？首先得理解，訴說跟見證皆是困難之事。說出來並不容易，加上長期遭汙名化而不准提及，使得有些家族史，因缺乏受難者後代的理解而不知從何說起。例如光明報事件當事人藍明谷的女兒藍女士，便提到自己在44歲以前，對爸爸的認識便是來自黨國教育視角的「匪諜」，自己為了去除汙名而努力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難以訴說的原因，有時涉及那些不可言喻的主體經驗，聽者有辦法承受這些伴隨困難的見證而來的強烈情緒風暴嗎？因此，臨床工作者的首要之務，便是設法提供一個安全環境，陪伴他們訴說出個人曾經歷、但連自己都不忍卒睹的「地獄」。然而，我們往往對這些口述資料有不少迷思，我們的想像僅限於提取、記錄他們所知的知識與真相，但萬一有些是他們自身也尚未明瞭的呢？這便是經驗命名與理解過程的困難，真相可能得經由不預設立場的善意聆聽才能幫助當事人逐漸釐清。甚至，很多政治受難者覺得現在生活好好的，晚年才知道自己會在睡夢中回到審訊、酷刑、關押的現場，重複嘶吼、掙扎、逃跑。
在臨床現場，我們發現許多受害者或家屬沒有辦法與周遭的人談自己的生命史，因為覺得沒有經歷過的人無法理解，而每當試圖開始提及時，他人的不解、冷漠、甚至狐疑的眼神，都令他們感到極度挫折、難堪。 前面提到的小丰便曾說：「每次面對他人的不理解，總覺得自己不只是面對眼前這個單一的個人，而是整個國民黨創造出來的世界」，這個刻意營造的世界觀，在政治受難家庭和一般人之間築起無法跨越的隔閡。他們的主體經驗是與世界、他者的斷裂，若沒有認識到這點，將無法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如何仍然處於顛沛流離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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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精神醫學心理創傷概念與處遇的限制
很多人認為，遭受政治暴力創傷的當事人和家屬交由醫生處理就好，促轉會沒有必要從事政治暴力創傷療癒。然而，主流精神醫學的創傷觀點，其實很難跳脫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將創傷病理化、標準化的框架，它假設暴力事件對於心靈的影響是線性因果關係，並且過度將創傷經驗視為單一事件。畢竟我們知道，不是所有暴力創傷的例子都能歸結於單一事件，創傷效應的引發與演變，經常取決於關係網絡與整體社會的氛圍，是否加乘了個人自我意象的破壞。如果當事人說不出來、記不得過程，甚至知道家中有受難事件，但沒有將之與自己的受苦狀態或症狀做連結，這些情況皆無法被歸入PTSD診斷標準中。從診斷標準的描述來看，主流精神醫學對受害者究竟經歷了什麼無太大興趣，只是聚焦在出現何種外顯症狀上。在老師陪伴受難當事人和家屬的經驗裡，將一個人送入醫療領域，醫護人員受限於時間壓力和醫療體系對於績效管理的要求，必須很快將病人症狀按SOP分類，因而病人的生命經驗往往不被聽見，在醫療體制當中的助人者，被迫放下對這些複雜生命史的興趣。但倘若要真正療癒受創的人，不能僅關注這些醫療技術性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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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心靈工程的創傷療癒
療癒的起點在哪裡？聆聽其實是困難的，如何知道自己準備好承接創傷敘事，也讓訴說者知道自己可以承受看見創傷的暗黑地景？與此同時，助人者往往得面對各種無力感，無法實質地解除外在創傷根源、或保證療癒什麼時候會發生，畢竟改變受難家庭長年的糾結關係、減輕他們苦難等皆非易事。再者，理解亦是困難的，創傷主體知道他人可能無法經歷見證地獄的考驗，故不願輕易打開封存的記憶盒子；或可能會有心因性失憶症狀，即暫時、選擇性的遺忘某些片段。甚至，許多家屬雖以為已準備好，但講出後，又不知如何面對被重新開啟的記憶與情緒。
建立信任關係是重拾記憶的必要過程。老師認為，創傷「症狀」需重新用非病理化或標準化的方式理解，因為它更常展現在非言說的情緒氛圍裡，只能透過共感的方式傳達，並且需要放在大小歷史的迂迴交織中探尋。由於信任關係的破碎，受創者經常需要反覆探問聆聽者的身分、位置與彼此的關係，因而可能落入無止盡的關係測試，畢竟他們曾與整個世界斷裂，他們好不容易才能鼓起勇氣，才能來到我們面前，試圖進入修補關係的行動。
療癒作為見證者，是為了試圖跨越黨國意識形態刻意築起的平行時空，而不是站在一個「我要治療你」的高度。難以理解的想像確實是道牆，受創者雖會覺得「沒有經歷過的人是不會懂的」，仍會期待作為見證者的人能夠理解，而可能只要聽的人稍微不懂，他便會失望地再次自我封閉。療癒者看似是引路人，實際上是見證者、陪伴者與跟隨者。
療癒過程的目的是重建「他者」，藉由聆聽讓對方恢復他我關係（other），進一步是象徵秩序的修復（Other），瞭解自己所經歷的種種不義能被社會集體看見。療癒工作者是從事「認納」（recognition）的見證，而非僅止於涵容與詮釋。我們沒辦法當法庭辯護人，無法挽回失去的家與青春，但我們可以讓主體性得以恢復，讓未來性得以開啟。重點並非敘事本身，而是創造說話的可能性與空間，等待言語的意義有天被發現，這點即是療癒與口述歷史的相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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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是政治社會的工程
作為見證者的治療師，象徵著個人與集體的重新連結，使他們相信重新說話是可能的，被聆聽、瞭解也是可能的；進而真誠面對自我，甚至是曾經軟弱、退縮的那一面。
當今台灣社會面臨極度分裂，在異質的聲音中，我們還相信自己是命運共同體嗎？老師提到，應該試著接受有些人的政治啟蒙可能尚未開啟，並以另一種創傷修復的角度，尋找他們僵固言論和立場之下的深刻焦慮。在過去，許多政治受難前輩曾經用肉身不斷承擔險惡的國家衝擊，試圖串聯、抵抗與超越國家機器的禁錮。那麼今日的我們，是否也願意在各種矛盾與衝突中暴露自己，試圖與勢必異質的他者，創造一個友善和有機的療癒空間？畢竟，民主的理想和真實不是別人給予的，我們得用自己的力量反覆創造它，這正是不同世代的政治受難前輩和家屬以自身的苦難為代價教導我們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