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時期台大師生與民主運動：一個參與者的所行所見所思」演講紀要
▌時間：2019年4月26日(五)19:00–21:30
▌地點：台大文學院演講廳
▌主講：鄭欽仁教授
▌主持：周婉窈教授
▌與談：周馥儀老師、吳俊瑩老師
▌撰文：林婕琳、黃子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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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時期，在白色恐怖氛圍下，法律上言論、思想自由受到箝制，伴隨學術場域暗中運行的黨國情報系統。
當論述必須自我審查，學術尚須提防被詆毀，校園何來自由思辨的可能？
主講者鄭欽仁老師1960年進入臺大歷史所就讀碩士班，1965年於此展開教學生涯，1968年留學日本 ，1973年回臺。在日本全共鬥學運、布拉格之春的衝擊下，更加堅定行動發聲的意志。儘管知識的追求、創造與傳遞，一再受到威權所限制，老師仍堅持不入黨、不連署「團結宣言」。鄭老師深刻影響許多學生，對於中國史、臺灣史學界皆貢獻良多。
除了研究、著述與教學，老師更致力於社會關懷的實踐：1968年夾帶政治犯名單出國，並持續聲援多人，1971年撰寫小林正成來臺散發的臺獨傳單，1984年參與成立臺灣人權促進會，及1987年的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解嚴前後，對禁忌的逐步撼動，考驗著行動者的意志與膽識。老師於《臺灣政論》、《八十年代》撰文、擔任《首都早報》總主筆「為臺灣人民之前途說話」；1988年創辦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畢生心力奉獻，皆為實現「人權、民主、國家」受保障的願望。
周婉窈：自由前的漫長奮鬥
1987年解嚴後，再經歷五年的衝撞和抗爭，直到1992年，臺灣才逐漸自由民主化。那麼，戒嚴時期又是怎樣的一個時代？白色恐怖籠罩之下，島上言論、思想自由受盡打壓，校園四處埋伏著黨國威權的力量。1940年代的林茂生、50年代的許強等師生、60年代的殷海光，到80年代的李文忠，一個個知識菁英或罹難，或被迫噤聲，或遭受打壓；更有四六事件、哲學系事件等大規模牽連的案件。此外，學生必修三民主義、教官進駐校園、校園知青黨部的設置，這些都強化了黨國對學術場域的掌控。
白色恐怖期間，校園從不曾自外於政治權力的規訓；而因為對自由思辨的追求與宣揚，知識份子往往受到更緊密的束縛。身處嚴密監控、備受侷限的時空，鄭欽仁老師等行動者們，深知觸碰禁忌的代價，卻依舊堅定，奮鬥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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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欽仁：正因為是學者，必須以良心行事
最早體會到威權對思想與行動的形塑，是高中被選為救國團小隊長時，那種身處法西斯團體的強烈感受。進入東海大學歷史系後，徐復觀老師以人本主義教授《論語》、《四書》；張佛泉老師講授早川的語意學，且與《自由中國》有密切關連。這些前輩之於時局的關懷，成為啟蒙鄭欽仁以及同一輩運動者們的重要典範。
至於黨國如何控制當時的校園？鄭欽仁進入臺大任教之後，便對敏感的校風深有感觸。比如當年研究室的門，寧可開著也不要關起來，以蔣孝瑀的話來說「這樣比較安全」，可見細密滲透校園的情報單位，暗中觀察著師生的一言一行，造就了此種應對思維。當時入黨某程度上是種保障，但即便在蔣介石去世之前，知識份子前景格外飄搖的時刻，面對同事的一再勸說，鄭欽仁依舊堅守立場，拒絕入黨。
就連治學，也一再面臨材料的限制。除了臺灣史史料的整體欠缺，日本殖民時期帝大文政學部留下來的文書，戰後亦不能妥善運用與珍藏。更有甚者，當年日文書籍，凡封面以漢字寫有「情報」字樣的出版品──日文「情報」是information的意思，不識日文的官僚不由分說，一律沒收，叫那些學經濟的人吃足苦頭。此外，從日本購買一套十冊的《アジア歴史事典》（亞細亞歷史事典），卻遭警總查扣，理由是「『毛澤東』詞條有讚辭兩句，應予刪除」。對此，鄭欽仁多次致信臺大與警備總部，進行長達四年的據理抗爭。當時，亞細亞歷史事典這類圖書，在許多單位已經開放，他卻無法順利取回書籍，不僅反映行政處分沒有統一標準，書籍傳是被私人「侵占」，也可見當時徇私枉法之情形。
早在戒嚴時期，鄭欽仁就已展現了對政治犯的關懷，即使校園籠罩於白色恐怖的氛圍下，知識分子人人自危、力圖自保，他仍不遺餘力地慨然相助。當時蔡懋棠曾因「涉嫌叛亂」入獄十二年，是肇於不知情之情況下，受共產黨的兄長所託，協助謝雪紅赴陸。出獄之後，蔡懋棠身為鹿港大族出身、東京外國語大學畢業的高知識分子，卻因財產被沒收，生活條件十分困窘，鄭欽仁對此相當同情。蔡懋棠在臺大六號、七號館史丹佛中心教授日語，鄭欽仁時任副教授，即使薪水不優渥，仍時常伸出援手。
1975年，白雅燦為了競選立法委員，散布強烈質疑蔣家的傳單。蔡懋棠發給鄭欽仁與系上一位同事各一張，隔日該同事卻來找鄭欽仁，多次表示傳單的內容不妥，要他交出來。鄭欽仁為了保護蔡懋棠，擔心消息走漏，蔡懋棠很可能再次遭受牢獄之災，即使認為同事的要求並不合理，仍然特地回家一趟，非得找到傳單交出不可。對於罹罪的知識份子如蔡懋棠，再三幫助與保護，明顯可見鄭欽仁的助人精神與人道關懷。
1979年12月8日，美麗島事件前，系上收到通知，要求所有老師必須簽名連署，以展現與美國斷交一周年後的團結；12月16日，全國大專院校教員連署於《中央日報》以特刊全版刊出，達到譴責10日發生之美麗島事件的輿論效果。即使系主任親自勸說，鄭欽仁仍斷然拒絕簽名連署。身處那樣的時局，甚至連不表態的自由亦被剝奪。當時報刊作為政治工具，透過篩選新聞、封鎖資訊，強化黨國意識形態；並計畫性地使異己陷於輿論壓力，又將之惡意醜化與扭曲。比如黨外人士黃信介被塑造成流氓的形象，但事實上其多著西裝革履。此外，這也可見學界當時的樣態，學者若非有立場而不發聲，就是被迫表態；其他案例中，甚至主動與情治單位合作、當打手的也不在少數，「有立場，沒是非」，「這是知識分子要深深反省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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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俊瑩：政治檔案中的鄭欽仁
1979年美麗島事件前夕，國民黨當局發動大專教師連署，刊登於12月16日的《中央日報》，標題是「萬餘大專教師宣言 反共愛國自強團結：國家需要理性國民，堅定信心必能成功」。在聲援華美斷交的連署宣言，卻夾藏著對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的指責，連署書中指國家在面臨非常的情境，「浮躁和激動，適足以僨事」，國家當前需要的是「充滿愛心，胸襟開闊而又有理性的國民」，這是當局已經規劃好，以理性的國民為訴求，在12月8日即籌謀發起輿論圍剿美麗島的行動。全臺共10,228位大專院校教師的連署中，臺大歷史系唯獨鄭欽仁老師與李永熾老師沒有簽名。
1971年，國民黨當局著手追查，為何泰源監獄的政治犯名單，會被分批公布在日本臺獨雜誌上。4月17號，司法行政部給警備總部一紙公文，根據孟祥柯的口供，發現其與鄭欽仁、蔡懋棠，共同將國防部泰源監獄的名單，抄寄日本臺獨份子，涉嫌「為臺獨叛亂」活動，司法行政部調查局與警總陸續約談蔡懋棠與孫家驥。調查局在蔡懋棠的「涉嫌」叛亂案件移送書指出：政治犯名冊是孫家驥抄出，蔡懋棠借來此名冊持往鄭欽仁老師家中，與老師及孟祥柯「共同研究」名冊用途。而孟祥柯打算交給李敖用來寫文章。蔡懋棠也將名冊交給臺北語文中心的魏益民，再轉交想知道泰源監獄關了多少從事臺灣獨立運動政治犯的美國傳教士唐培理。
5月18日國安局行文警總，稱蔡懋棠既與唐培理「等」謀逆叛亂，是否應依法嚴辦，請再卓研。所謂的唐培理「等」，老師幾乎難以置身事外，若非當時剛好於日本留學，輕則拘提偵訊，重則「依法嚴辦」，那麼老師是否還有可能繼續在臺大教書？這些政治檔案勾勒出淵博、文雅而訥言，但敢於險惡環境中挺身助人的鄭欽仁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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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馥儀：知識如何成為運動的力量
周老師高中時期在《自立晚報》上，時常讀到鄭欽仁老師的社論。向來以一位讀者的身分，感受老師筆鋒之雄健，卻很晚才知道老師其實是一位「基進的歷史學者」。講座籌備過程中，一方面試圖從歷史學的視角進行對話，一方面也回應自己的社會運動經驗，從老師作為政治運動前行者的所言所行中，有許多學習與反思。
從鄭欽仁老師身上，感受到當年走過戒嚴時期的政治運動者，言談之間，明顯展露出「守話」的特質──著眼於成就目標與大局，不過份彰顯自己。即便思索敏銳、筆鋒犀利，實際互動言談仍謹慎，以保護從事運動的夥伴。比如參與刺蔣的黃文雄，至今對於事件經過、救援細節仍不願多談，某程度保護當年的協助者與國際救援網絡。而2000年後，投入社會運動的年輕一代，有了便捷的通訊科技，能藉由網路相互聯繫，但部分參與者卻不易「守話」，拿捏說話的分際；不如運動參與者前輩收斂鋒芒、力求縝密周詳，考量行動曝光的風險，以顧及夥伴安危。
鄭欽仁老師面對自身學者的角色相當謹慎。1979年堅拒連署「萬餘大專教師宣言」，反映老師不希望作為知識份子的身分被黨國利用。另一方面，老師卻願意在黨外雜誌上，書寫銳利的社論文章，針貶戒嚴時政。「提筆」與否的動作背後，反映老師對於社會改革的堅持。更進一步設想，身為學者能為社會帶來什麼樣的貢獻？無論是在黨外雜誌撰文、擔任報刊主筆，或是將臺灣意識帶入學術討論，老師一步一步將自己對土地的關懷，落實到具體行動中。
其次，鄭欽仁老師推動亞洲研究中心，即是希望透過跨界研究的方式，讓臺灣能像日本一樣，掌握資訊、確實釐清國際局勢，使學術成果作為政策制定的後備基地，以知識培養國力。1987年籌組二二八學術研討會，奠定了二二八研究學術化的基石，設法讓二二八和平公義運動的民間能量，得以影響官方、引領社會，對此事件有更深入的討論與重視。在此，我們回頭檢視，反問運動的本質是什麼？運動不能只是喊口號，必須仰賴知識為基礎，以論述來支持行動。
透過傳承鄭欽仁老師的經驗，到了我們這一代，亦須反思究竟為何而寫、又為何投入運動？縱然眼前面對「去知識化」的狂濤，我們仍要透過對社會的洞察與書寫，使學術作為運動的能量。我們如何認清臺灣所處的國際局勢，並運用手上的那支筆，寫出能打動民眾的論述，使之為運動盡一份力？這是當代的我們可以去學習與實踐的重要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