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人：彭敬宸、廖品硯。
▌撰稿人：彭敬宸、廖品硯。
▌訪問時間：2019.12.13
▌責任編輯：馬銘汝
▌受訪人簡介：
Aleksandar Novakovic學長是來臺留學的奧地利學生，高中畢業後於南京以一年時間修習中文，後回奧就讀維也納大學東亞學院漢學系（Institut für Ostasienwissenschaften Bereich Sinologie, Universität Wien），後在臺大歷史學研究所攻讀碩班。學長來臺感興趣的研究領域是臺灣威權時期歷史，過去曾擔任系上陳翠蓮老師所教授「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課程的助教。
在本次訪談中，除了奧、中、臺三地的留學經歷外，學長也道出對臺灣轉型正義現況的觀察，以及台奧兩地中等教育的比較和給高中生的建議。
南京探險：遠赴中國的契機與經歷
奧地利，一個與台灣相距近九千公里，無論文化背景、社會氛圍、地理景觀都和東亞迥異的山之國度。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我們問及Novakovic學長為何對東亞地域感興趣。
「你們知道一個粗眉毛、很沒禮貌的男孩當主角的卡通嗎？」一說完，我們馬上意會到他指的是「蠟筆小新」，但「蠟筆小新」和「留學東亞」又有什麼關聯？原來奧地利和台灣一樣有專門播放動漫的頻道，學長也和我們一樣定時收看，而在不知不覺間，不僅對這個動畫、更對其原產地 — — 東亞世界感興趣。有趣的是，當時12歲的學長對東亞並不熟悉，以致於自己雖然因為動畫而對其原產國感興趣，卻對它究竟來自東亞的哪一國、使用哪一種語言沒有概念，導致在中學選修外語課程時選成「中文」，並成為日後留學旅程的起點。
讀到中學畢業，學長坦承「那時還真的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但好巧不巧，在中學畢業時得知一個有關中國的獎學金資訊。學長詳述那是大使館教育處辦理的獎學金，提供北京、上海、天津……各知名大學留學一年的名額。但緣何選擇了非首選的上海、北京，而是赴南京留學呢？除了正好在中學時選修過中文以外，他覺得在那些一線城市中，感受不到中國獨有的文化樣態。
「北京有空汙……」
「至於上海，我則是覺得它太『西化』了。」
相較之下，南京雖然也是中國國內重要大城，但卻仍有許多古蹟建築、歷史風貌供自己遊覽。
2014年，學長抵達南京，並在南京大學留學的一年期間密集地學習中文 — — 每週光是語言課就佔了20–30小時。雖然已有一點基礎，但他坦承學習中文還是有其困難所在。不同於印歐諸語有許多動詞、陰陽性變化等複雜的文法，他認為中文的語法其實相對簡單，但中文難在「背」，有不勝枚舉的成語、歇後語需要背誦；另外，在，相異語境之下可能會有不同的意思，要深刻理解這些轉換所衍生出的各種解讀方式，需要長時間的語言接觸。除了授課密度高的語言課外，我們問及有無修習令學長印象深刻的課程，他回答，「外交史」。雖然身處中國，但該門課程的老師卻總是將教材儲存在Google Drive，在上課時用VPN翻牆下載，在課堂上，除了要求同學期末報告不要寫得過於敏感外，那位老師都樂意提起這類話題。
在一次課程中，老師將門窗緊閉，並告訴同學們：「接下來的這堂課什麼都可以說。」於是開始講述天安門事件、文化大革命等在中國被視為禁忌的事件，而就在講課到一半時，「門突然『碰！』的一聲，被打開了……」「幸好，原來是掃地的清潔工。」雖然這件事對學長而言記憶猶新，但他才剛從中學畢業，並不曉得在中國的「敏感問題」有多麼要命，也還不理解「原來自己是身處在一個那樣的國家」。直到自己的閱歷、政治敏感度增長後，學長憶起，當時的中國還有這種能夠在課堂上討論敏感問題的空間，社會氛圍和五六年後的中國完全不同，不禁感嘆能上到這堂課有多麼不可思議。
雖然嚮往中國當地風情而來到南京留學，但平時上課時都是和同樣自世界各地來南京的留學生相處，沒有什麼機會接觸中國的人事物。為滿足對中國的好奇心，學長留學一年期間，有長達五個月在遊覽中國各地：四川、西藏、東北……足跡遍布全中國。旅程當中，最令學長難忘的一件事是「中國人的熱情」，他直呼：「台灣人和中國人真的都好熱情！」在東北時恰逢春節，學長回憶自己被一位當地人邀請到他家過年，起初學長以為對方只是在客套，沒想到對方是誠心地希望自己與他一同慶祝年節，最後學長也不客氣地答應對方的邀約。「我真的非常驚訝！要這樣對待一個根本不熟的外國人，在奧地利、在歐洲都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學長的旅行可謂滿足了自己「想瞭解中國人、地」的期待。
返鄉升學：恩師的啟蒙與赴台緣起
結束在南京為期一年的留學生活，Novakovic學長返回家鄉並考取維也納大學的漢學系。學長先是為我們簡述「漢學」的特色：這門學問是西方人所做的中國研究，在他眼裡，現今中國的國際地位逐漸攀升，免不了和它交流或接觸，而漢學作為理解中國的途經，其地位對歐美諸國來說也愈趨重要。
學長接著談及自己在維也納大學期間最敬佩的老師 — — 魏格林老師（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老師研究中國的歷史和政治，尤以20世紀的近現代中國及此時間段的史學史。學長說，老師講課幽默，且時常強調中國與世界史的關聯，要將中國放在更大的東亞脈絡來看而不侷限在中國自身，在他的眼中「老師是理解這個世界的人，對我來說，是個偶像般的存在」。老師的教學除了提供他理解亞洲乃至於世界的思維方式，其史學史專業也切合學長感興趣的領域，這也成為他日後想來台理解的課題之一 — — 觀察台灣人如何書寫歷史。
自南京歸國後，又是什麼原因令學長想再次遠渡歐亞大陸、來到台灣呢？他說道，維也納大學東亞學院設有台灣研究中心，每學期固定會請教授來分享，透過這些講座，他對台灣有了概略的認識。但大學期間最直接影響他的因素，學長認為當屬修習台灣相關課程時，讀到德國的台灣研究學者蔣永學（Thilo Diefenbach）翻譯的三十篇戒嚴時期文學作品。在讀李喬先生所著的〈告密者〉時，看到有關警備總部的段落而產生好奇，「這是個怎麼樣的組織呢？」學長在網路上查找資料，試圖瞭解警備總部在台灣戰後政治體系中扮演什麼樣的位置，但一查才發現關於威權體制下轄機構的研究頗為不全，以致於自己的問題不但沒釐清，反倒更加疑惑。為揭開警備總部以及台灣威權時期歷史的面紗，Novakovic學長來台留學。
轉型正義：來台的社會觀察與建議
除了在維也納大學受到的啟發外，對於威權和集權體制的相關歷史，學長早在中學時便有所概念。他就讀的中學在1938年德奧合併之際，校內師生曾被下令驅逐，在納粹統治下受過迫害。因著這段歷史，該中學比其他中學都還要注重轉型正義議題，每學期都會撥出一、兩週的時間教授有關「尤太大屠殺（Holocaust）」的專題，參訪博物館或展覽，讓學生對那段過去有更深的體悟，影響學長日後的研究興趣。
來到台灣後，學長開始深入地接觸台灣戰後歷史，族群間零碎的集體記憶、口述歷史的侷限、冤錯假案的發生……在和學長的對話中，感受得到他對此下足功夫，提出許多生於台灣、長於台灣的人也鮮少會思考到的問題。除了在課堂、書本裏頭吸收知識以外，學長更有個難能可貴的「助教」經驗。在史研所選修日治時期相關的專題課程時，雖然學長在南京已打下一年的中文基礎，但要面對繁多、複雜的中文文本對他來說仍是第一次，所以作業、報告都寫得欠佳；學長雖表現如此，但一次陳翠蓮老師竟詢問他有沒有意願來擔任「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的助教，這令學長大吃一驚，「我的作業寫得不好，老師居然願意給我機會，而且我從來沒想過要教台灣史，還是用『中文』來教」。
擔任助教期間，他觀察台灣學生最大的問題是「不能情緒化地討論這段歷史」。學長回憶，他時常聽見有人將蔣介石和希特勒類比，他知道「大家很不喜歡過去國民黨的所作所為，也知道大家對這些事情感到悲憤。但大家該知道兩人的層級不一樣！」即便身為獨裁者，後者所做的系統性對尤太人、同性戀者、吉普賽人等特定族群的清洗，是種根本性否定人權的作為，不能因為一時氣憤便在沒有論據的情況下將兩者進行類比。「既然已經是大學生了，要進行討論，就需要充分的證據和完整的論述來建立自己的論點。」他再三強調，現在的學生在解嚴和1992年民主化、自由化後出生，沒有經歷過該段歷史，理應可以抱著更為全面、客觀的角度進行討論，進而跳脫激烈的情緒來深入理解這段過去。談完當助教的收穫後，學長再三地說：「我真的很感謝陳老師！」這份經驗讓學長實地瞭解台灣年輕人的想法，對台灣的轉型正義也有不同於書本上的理解，他開心地一再強調「這是我在台灣做過最棒的選擇！」。
學長也分享奧地利處理轉型正義、看待威權歷史的經驗。奧地利的轉型正義從1991年才開始進行，承認自己同時身為加害者及受害者的身分，並著手進行還原史實、對受害者致歉、設立紀念碑或博物館等等工程。但他接著提到，和台灣相似的是，奧地利社會仍然有阻礙轉型正義的聲音。譬如說二戰以來一直有「奧地利受害論」，論者認為在奧匈帝國瓦解後，奧地利的國力不如往昔壯大，且持續在歐洲外交場合居於劣勢，二戰時又被德國統治。轉型正義工程所呈現的史實、檔案中，可能會指出奧地利並非僅是受害者；在面對納粹時，奧地利社會具有各色各樣複雜的面向。這些在奧地利受害論支持者眼裡是無稽之談，也因此不贊成轉型正義的進行。
學長再舉「奧地利自由黨」為例，這個政黨是由一群與納粹淵源頗深的官僚所組成，一直是奧地利境內最大的保守、反改革勢力；2018年時自由黨的內政部長談及難民收留議題時，他竟說：「我們需要把難民集中管理在一個地方」，這樣子的政黨又碰觸到集權時期的敏感語彙。處理轉型正義，無論對哪個國家、社會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僅要面對反對聲浪，另外更是因為轉型正義是件應該做、必須做且持續地做的工程。學長看到，在台灣許多人會認為轉型正義「還沒」結束，或是轉型正義「已經」結束，「這都是誤解！」他指出轉型正義是對民主、公民社會的永續維護，意即只要民主體制仍然存在且被擁護，那麼轉型正義就永遠不會結束。
最後，學長提到轉型正義在歐洲各國，都是有美國或其他國際勢力介入才得以進行。西德的去納粹化政策在美國主導下進行；奧地利則是在80年代末期因華德翰總統（Kurt Waldheim）隱瞞自己曾擔任德國國防軍的軍官，直到他的任期內才被揭發，美國得知後因此禁止華德翰來美訪問，才讓奧地利人反省奧地利的政府、官僚制度是否隱藏更多「華德翰」。反觀台灣社會自主地進行轉型正義工程，學長對此抱以肯定。「雖然很多人說對台灣的轉型正義很失望，但我覺得在沒有任何外來壓力下能成立促轉會，又做了這麼多事，這真的很了不起！」。
中等教育：來自奧國的經驗與鼓勵
訪談內容既以高中生為主要受眾，我們也請問學長奧地利的教育制度和台灣有何不同？在奧國實施的是九年義務教育後便有高等教育、技職教育的分軌，高等教育亦有文、理兩科之分，這點和台灣的十二年國教大同小異。他接著補充，中學階段雖然必修課佔絕大多數，但選修課程種類繁多，鼓勵學生按照自己的興趣選課，多國語言、交換活動應有盡有。學長便分享自己曾選修一門海洋生物、地景考察相關課程，該門課遠赴克羅埃西亞探索珊瑚海岸；他也到訪過留尼旺 — — 位於馬達加斯加旁的法屬小島，和居民交流並知悉當地的歧視問題。另外，他在高中也上過一門和知名的法國哲學課相像的倫理課，一個小時的課程，老師會拋出諸如「電車難題」的問題讓學生討論且不干涉，在討論的過程中培養學生的思辨能力，學長認為，「那是高中上過最好的課」。
讀完中學後，緊接著是升大學。我們好奇奧國的升學是否也像台灣一般競爭激烈、令學生叫苦連天？「我們的升學很簡單的！」學長解釋道，申請大學時，在學成績完全不重要，只要考好高考就可以了；但他又接著說：「那個高考我只花了兩、三個禮拜準備而已。」僅花費數週便能有好成績，進到學長理想中的維也納大學漢學系。這樣的升學制度，是生長在台灣的我們難以想像的。
台灣正好時值108課綱上路，學長提到在奧地利恰巧也在推行新的高考制度。在此制度裡，奧地利希望培養學生的「能力」而非「知識」，幫助學生能應付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困難。舉例來說考翻譯時不求準確，僅需要概略理解文意即可；或是歷史考題不像台灣熟悉的「問年份」、「問年代」考法，而是注重事件與事件、人物及人物之間的連結與關係。另外，新高考也注重跨學科的連結，歷史和語言、美術與音樂，確為能力導向發展的體現。但這樣的改制也引來一些批評，像學長就曾聽一位新手老師抱怨「學生什麼知識都不知道，要怎麼培養起能力呢？」。學長自己也認為，缺乏一定程度的知識，將導致閱讀時無法理解字裡行間的「弦外之音」，他舉例若是讀一本有關日本二戰歷史的書籍，因為不清楚日本同時身為加害者及受害者的複雜身分，就可能片面地接受書中所述日本在南京、沖繩等地的所作所為，無法思考歷史書寫背後所帶有的意識形態。討論完奧地利教改的缺失，我們和學長討論，最後以「珍珠項鍊」做譬喻比較台、奧兩地的教育：奧地利的教育方式，只教導學生如何串一條珍珠項鍊；至於台灣，則只給了學生許多珍珠。兩者都無法成功製作出一條美麗的項鍊，唯有兩者相互協調才可達成目的。
最後，身為台灣學生的我們不免好奇，像學長就讀漢學和歷史這類人文學科，奧地利社會對人文學科學生是否也常抱以「沒有出路」、「讀這個要做什麼」的質疑？「在奧地利……沒有那麼嚴重吧！」學長說，自己選擇踏上遠赴東亞的旅程，家裡人或多或少會有所質疑，但他規劃清楚、抱持信心，展現堅定的信念贏得家人的尊重及支持。但在台灣，學生在家庭壓力或社會氛圍影響下，總不得不選擇賺錢、出路穩定的科系，「我覺得18、19歲不需要用那麼實際的角度選擇科系」「而且假如你真的順著別人意見去讀了電子科、讀了醫科，萬一你後悔了，那該怎麼辦呢？」學長建議高中生，當今國際秩序持續變動、重整，在這般多變的時局中，每個人都得航行在能夠持續走下去的路線，這也意味著必須時時警惕和思考，以理解世界的變化。對此，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這類梳理複雜人世的學門，便是有助於理解世界、找到自己生活方式的途徑；它們或許和就業、賺錢沒有直接關聯，卻可以成為定位長遠生涯的羅盤及指北針。
現在Novakovic學長休學台大，返回維也納大學漢學系就讀研究所並等待明年前往日本服替代役。役期結束便會返回台灣繼續潛心研究威權歷史，繼續完成自己在東亞的未竟之旅，繼續努力成為一位像恩師魏格林一般「理解這個世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