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9年5月8日（三）19:00–21:00
▌地點：台大社會科學院102教室
▌主持人：林國明老師
▌與談人：吳介民老師、陳志柔老師、羅文嘉先生、范雲老師
▌撰文：台大社會系學會
▌責任編輯：黃子晏、林婕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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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80年代解嚴前夕，台灣社會歷經70年代一連串的內外衝擊，高壓的政治環境隱隱有鬆動之勢；然而校園內依舊被黨國體制把持，學生的一言一行受到嚴密控制。即便如此，在這樣的環境中仍有一批人願意去挑戰威權體制、投身學生運動，透過學生團體的串聯與動能發起倡議，將對言論自由以及民主社會的追求帶進校園，也把學生的聲音傳出去讓社會聽見。
本次講座邀請到當年自由之愛運動的核心人物林國明、吳介民，推動學生自治直接選舉的代聯會主席陳志柔，以及實行會長直選制度後的首任學生會會長羅文嘉、次任會長范雲；他們現在分別以社會與政治現象的研究者、台大社會系教授、政黨工作者等身分，繼續實踐自己所冀望的改變。期待透過對過去學運經驗的討論，我們能深入了解當時運動發生的背景，並延展現在、未來的學生運動及倡議之可能性。
二、講者分享
林國明老師首先為大家簡單梳理當時學生運動的背景與脈絡：在嚴密監控、人人自危的時空背景下，學生普遍不關心公共事務，校園內充斥逸樂文化。故當時一群希望改變的學生，決定透過爭取代聯會普選的方式，讓學生從關懷生活中相關的事物開始，逐漸引燃改變社會的熱情。大新社、大論社是當時積極推動的異議性社團，大陸社後來也轉而支持普選，他們透過發傳單、寫黑板等方式傳達理念，但也因此常與學校發生衝撞。
除了體制外的倡議，學生也配合體制內提案漸進式爭取普選：如首位當選代聯會主席的改革派學生吳叡人，推動代聯會制度化，並開始定期召開代聯大會；伴隨普選遊行等體制外活動的聲勢，學代會1986、1987年兩度通過代聯會普選的提案，卻遭學校置之不理；雖長期遭校方阻撓，但在陳志柔主席任內，代聯會終於得以普選，並改名學生會，由羅文嘉當選首任會長。
為了改善普選運動中學生缺乏權利意識，校園落後於社會的問題，改革派將重心轉向校外，試圖將社會關懷與實踐的經驗帶回校園。因而在1986年，大新社報導了鹿港反杜邦運動的調查與李文忠事件，卻面臨學校的停社處分，林國明老師及其他幹部遭記過。由是開展了學生運動在學生自治以外的另一追求──爭取言論自由，尤其針對不合理的校園刊物審稿制度。停社事件促使自由之愛組織成立，以及「臺灣大學各刊物爭取校園言論自由聯合宣言」的踴躍連署。學生發覺言論自由是可以集結團體力量抗爭的議題，故以此為激發權利意識的切入點，轉向整體制度與結構的改變，最終促成大學改革芻議等活動，效果卓著。
而1986年開始的大學法改革倡議，不僅與台大校內愈發踴躍的自由之愛運動、台大學生日等學生運動相輔相成，更促成學生組織的跨校串聯。1988年校內環境與制度逐漸鬆動後，學生運動的訴求便不只限縮於社會議題，而將視野提升至政治核心問題，如舉辦統獨大辯論，並要求國代改選。校園成為更好的學習與實踐之場域，伴隨學生在大學法改革運動中累積的跨校組織，成為1990年野百合事件的重要基礎。
接下來，自由之愛的重要領導人吳介民老師，向聽眾分享他對這一段歷史的觀點。老師認為，比起解嚴的1987年，他更傾向將1986年視為台灣政治自由化的關鍵年。當年民進黨成立，而蔣經國決定不鎮壓，並宣布未來可能會開放黨禁報禁；當年也是台灣學生運動重要的一年。過去參與異議性活動會擔心遭退學處分，學生的身分隨時可能被學校剝奪，異議學生受到嚴密箝制；但1986年的李文忠事件後，聲援的學生雖遭到記過，卻也碰觸到學校對激進行為處分的極限，認知到代價，反而更能勇敢行動。李文忠事件的嚴厲處分後，許多學生帶著新民粹的理念，將抗爭的能量轉而投注在社會議題上，希望能夠延續抗爭的動能，將社會實踐的經驗帶回校園，促成了「反杜邦調查團」的成立。調查報告出來後，經大新社報導，卻引發大新停社事件風波；此後學生將重心放回校園，發起言論自由運動，不僅促成自由之愛的成立，也成功激起大家的權利意識。
而推動代聯會普選的關鍵人物陳志柔老師，則以較輕鬆的方式回顧年少歲月。老師謙虛說道，其實自己除了推動代聯會會長普選外，沒有做過什麼對台灣社會或校園自治特別有貢獻的事情。當年反杜邦調查團的學生被學校處分後，自己與鍾佳濱積極聯合各大社團、宿舍生活促進會連署，以爭取校園言論自由；老師開玩笑道，事實上是抱著若支持的人更多，便能降低被學校報復之風險的想法，誤打誤撞導致了聲勢浩大的結果。老師笑道，其實參選代聯會主席也是因緣際會所致，五一一台大學生日遊行時，他負責動員其他學生而不在現場，沒有因此被學校記過而失去參選資格，且剛好符合成績的參選門檻，後來便就在意想不到中當選。老師認為自己的推動與貢獻，很大程度需歸功於歷史機緣，要將推動轉型的一切功勞，歸功於那個時代願意挺身而出的所有人。老師並鼓勵大家：
參與學生自治或是推動改革時，不用急欲追求成效，只要自己從中有所收穫，便是值得的。
首任學生會會長羅文嘉老師回憶起這段歷史，則說自己起初「忠黨愛國」，故立志進入政治系；但來到台大後，接觸到馬克思思想或二二八等歷史，才逐漸改變，大一時李文忠事件第一次使老師震撼，後來於是進入體制內學生自治。老師認為，學生除了關心校園事務，也應關心政治議題，故曾舉辦統獨、國會改選等辯論，讓不同意見得以進入校園。影響他最深的還有大四那年，舉辦兩場幫蔣公銅像戴帽子的行動劇，因為號召的人數眾多，最後參與的學生沒有受到處分，他與另一位發起者也從原本的退學處分改為申誡一支；這次經驗讓他看見，其實獨裁政權比想像中脆弱，聚集夠大的聲音，就能夠向其挑戰。老師總結道，「改革未必能立刻改變結果，但可以確立價值、路線與目標」；只要能夠堅持，台灣民主化的進程總有一天會走到終點。靠著種種事件累積，匯集所有人的力量，造就學生自治、言論自由，與後來野百合運動等成果；而「過去為理想而燃燒的一切，會產生不可預測的影響，並成為時代共同的記憶」。
范雲老師則是受自由之愛啟蒙，當年的告別晚會震撼了剛入學的老師，使其對失望的大學生活重燃熱情；因而參加大陸社讀書會，思考從未想過的各種議題。老師發覺「校園的步調已經不容許我們把書讀好，就得去改革了」，於是也投入學生代表選舉，後更當選學生會會長。鄭南榕事件則是從校園轉向政治參與的轉捩點，老師代表大陸社到校門口靜坐抗議，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場情治人員比記者還多，每人拿著長鏡頭相機仔細紀錄參與者的臉孔。老師坦言，是在害怕中想清楚為何要做這些，這使老師在之後的野百合學運中能夠帶領大家，推動政治改革。為何堅持關注政治、社會議題呢？老師認為，國會全面改選跟校園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唯有台灣民主化，校園方能達到真正的民主。回憶起競選學生會會長時，李福鐘在海報上寫「Formosa Is Our Campus」，老師鼓勵道「我們是台灣大學，而台灣就是我們的學園，這不僅是我對台大的期待，希望也是你們對台大的期待。」
三、自由對談
到了自由對談的環節，幾位老師分別再補充了當時從事運動的心情與反思。
如范雲老師所說：
「不是因為一件事會成功才去做，而是因為它該做，所以我們去行動。」
吳介民老師提起當年推行運動，「那時候的氛圍是每天醒來都覺得今天會更好、更有希望、更敢衝。」從廢除審稿制度連署至推動修改大學法，從開始的寥寥數人到後來上千位同學，歷經數年光陰；而這期間耕耘、衝撞體制的過程不能被忘記，當時那種年輕、憑著一股理念的氛圍對運動是至關重要的。
「那個年代從來就沒有人認為國民黨會垮，剛解嚴時還以為國民黨會萬年統治。」陳志柔老師回憶道，當年的目標很簡單，就是打倒國民黨，但今日的環境可說是天差地別。不過老師不失幽默地說，即便去年底大選情況慘重，「但這場球還是要打一下啊，我們連會不會有下一局都不知道了，就大家一起來焦慮吧。」
羅文嘉老師從政治系畢業後，投身政治圈二十餘載。回想大學歲月，也強調「年輕」是最該把握的時候；若此時不能將勇氣與理想撐到最大，隨著歲數漸增，無法捨棄的包袱只會愈來愈多。老師將個人的經驗、熱忱與台灣社會的變遷脈動串連在一起：「當我們關心這個社會，回顧自己大學的歷史，同時也是在書寫台灣的歷史。」延續陳志柔老師的焦慮感，羅文嘉老師亦分享自己的無奈：「年輕時一心打倒威權，讓台灣民主化、成為正常國家，2000年政黨輪替後以為可以解甲歸田，二十年後我們卻還得上場打仗，不知是幸或不幸。」但老師仍堅毅說道：「我們必須把棒子交下去，傳遞給一個個世代。面對中國，這是民主與極權的百年抗爭，也是台灣的命運。
「我們與中國的差別是，台灣有真正、深入的民主觀念，人的品質才是關鍵。 」
當每個世代負起出來接替的責任，方能在持續拉長的戰線上，維護台灣主權不墜。
范雲老師接續分享當年參與倡議與運動的心境：「那時參加紀念鄭南榕的靜坐只擔心爸媽知道，不怕被關或被傷害；野百合學運時，即便幾位學生的住處被人噴漆，我們還是相信自己不會被怎麼樣。」那是生長在戒嚴晚期之青年的共同經驗，威權正在鬆綁，一天比一天更接近民主自由的曙光。然而近期局勢愈發不樂觀，中國當局加強了社會控制與資訊管控：老師研究中國婦女運動組織時，便有一位認識的女大學生在廣州倡議反對性騷擾，而消失了二、三十天；李明哲仍在赤山監獄服刑，再加上台灣內部的資訊戰，再再顯示有一股來自中國的力量，意圖使台灣的民主消失，這是再真實不過的恐懼。老師教授大一社會學多年，過去學生多對政治冷漠，認為藍綠兩黨一樣爛，政客一概無法信任，「如果連大學裡的年輕人都不關心政治的話，國家的未來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不過老師也高興地發現，太陽花學運與接續的許多公民運動後，此現象有了轉機。
林國明老師則將1980年代的運動策略概念化，使當年的經驗可作為今日借鑒。「我們知道大新停社事件是殺雞儆猴，意圖禁止學生參加社會運動，因此當時並非以『抗議黨國』，而是用『爭取言論自由』做為號召；否則只會像李文忠事件一樣，成為一次華麗而短暫的抗爭。」透過選擇正當性更強、能獲得更多支持聲量的訴求，自由之愛運動從起初一小群受學校壓制的學生，擴展成校內的主流意見，連國民黨組織的學生想選學生代表，都得先聲明自己支持言論自由。更讓老師始料未及的是，巨大的改革聲浪使加入國民黨成為不光彩的事，進而阻絕國民黨在台大吸收青年的途徑。老師認為比起今日的運動面臨中國步步進逼，1980年代的學運相對容易，「但社運不管何時仍皆是困難的，每個年代條件不同，你要思考目前的局勢、條件、對象、盟友有哪些。
「即使一時看不見成果，然而努力審時度勢，充滿理想地去做，我們就有可能改變這個社會。」
四、問答時間
講座至尾聲，與會者提出了幾個問題與講者們討論。
被問及「學校如何看待當時連署代表的意義？為何學校無法做出有效反制？」陳志柔老師回覆道，縱使訴求正當性高，要真正推動仍需透過私人連結，當連署參與度過了一個臨界點，就會變成「不簽好像喪失了在歷史上留名的機會」，使大家愈發踴躍。而最重要的是透過連署擴散訊息，一小群學生對執政者而言無所謂，但當這項聲明的倡議內容有許多人知道並表態支持，這些遠超出原先人際網絡的聲量，會使得執政者不得不重視連署者的意見。
聽眾詢問吳介民老師，當年學生們選擇參與組織的不同原因。老師則引介Clifford Geertz《鬥雞》一書中「豪賭（deep play）」的概念：「年輕時有很多生命能量可以豪賭，那是為了一股氣、一種理念，存在一種社會關係與互信。我們當年抱著改變社會的信念考進台大，運動起初只有幾個人，然而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理想、一股怒火，每個人都代表一部份的社會網絡；在第一批人組成時，大家都是在豪賭，焦慮著是否會被記過？每個人緊張而害怕，便趕緊再去拉人來參加；人愈多政治效益感愈強，跨過臨界值便不會被處罰了。」老師也提醒大家：
「你們要趁年輕時，往有價值、有理想的方向豪賭一把，這很重要。」
最後，有人請教幾位老師對中國資訊戰干涉台灣政治與選舉的看法，吳介民老師則剖析對中國政治干涉的焦慮來源──和平協議。2020年1月的選戰，可能將是台灣民主化三十年以來，最關鍵的一場選舉，若台灣人選出主張與北京當局簽署和平協議的執政者，我們便逃不了被統一的終極命運。因為和平協議的內容將寫入一個中國、維持中國統一的原則，台灣則會進入1990年香港的狀態，命定將主權移交中國、等待被兼併。當和平協議的簽署者是台灣人民選出來的執政者，代表中國可以拿著協議去向全世界說「這是台灣民選的政府與我簽的一中協議，你們還有什麼話說？」
話鋒一轉，老師也對知識分子過去採取的政治態度提出反省：「我們以前作為知識分子，經常覺得對不同政黨各打五十大板就好；但我承認，對於此刻的台灣，這是錯誤的政治態度。我們有責任區分出，什麼政黨才真正在實踐台灣民主化與鞏固主權的方向，而什麼政黨沒有做到，因此不該、也不能採取等距的態度。當知識分子選擇中間的位置，這代表我們是冷漠的，不會為了實踐理念而獻身。今日正需要年輕世代獻身保衛台灣主權與民主化三十年的成果，所以我們也無須空焦慮，重要的是分析出焦慮來源，知道該怎麼做，台灣還是有希望的。」
老師深刻的回應也呼應了本次四六事件系列講座的核心意識之一：回顧台灣在威權統治下被壓迫的歷史，以及邁向民主化的步步艱辛。並帶著對歷史脈絡、歷史事實的認識，尋找在今日紛亂局勢中的立足點，眺望台灣面臨中國政權逐步逼近的威脅，可能掙得的希望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