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主題系列講座
The Fall of the Nanyang People’s Republic by MCP
Keruntuhan Republik Rakyat Nanyang oleh PKM
▌講者：黃錦樹老師
▌時間：9/27（五）19：00–21：00
▌地點：文學院演講廳
▌撰文：林婕琳
▌責任編輯：黃子晏
馬來亞共產黨，因內部分裂，黨史至今仍無定論。現有馬共回憶錄中，不同派別的黨員之間異質性極高，形成殊異的事立場；置於馬來西亞敏感的種族政治環境中，更難以形成定論。然而，與馬共相關的書寫，卻早自英國殖民時期就已成果豐碩。
「如果要以馬共進行文學創作，其實應該用大河小說的體例來寫，寫成『革命記』、『建國記』、『亡國記』三部曲；但馬共只有革命，未曾建國。」（《南洋人民共和國．序》）對黃錦樹老師來說，創作的樂趣不在革命，而是亡國 — — 以亡國為前提的「南洋人民共和國」於焉誕生。
一、馬共：「不曾建國的，當然也就不可能亡國」
1920年代，第一批來自中國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者，陸續進入馬來亞，透過辦報，觸及學生與工人等群體進行宣傳。1930年成立的馬來亞共產黨，前身是「南洋臨時委員會」，並在1942到1945年間組成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以游擊隊的形式，試圖阻絕日軍的入侵。但老師認為，抗日伊始，馬共黨人的存在便帶有反諷意味：凡是游擊隊所到之處，動輒引起日軍大肆屠殺；沒有游擊隊抵抗的村落，日軍反而殺得少一些。
與此同時，為什麼英軍在馬來西亞能輕易被日軍擊潰？老師解釋，以殖民者的考量來說，知道日軍轟炸的消息後，當務之急是遷走駐在當地的家眷，而非出力保護殖民地免於戰火。英國成立136部隊協助抗日，也僅是聊備於無。二戰結束之際，英國政府曾短暫承認馬來亞共產黨合法，並成立辦事處；但1957年馬來西亞建國後，就不再是這麼一回事了。「吉隆坡獨立廣場上的紀念碑，那些銅製人像踩在腳下的，就是馬共黨人。歷史上馬共的定位，在官方眼中，就是踩在腳下的叛亂者的屍骸，就是馬來西亞建國的踏腳石。」相較於大馬政府當局鐵板一塊，一致視馬共為「叛亂分子」的強烈立場；民間昔日的馬共黨人則是高度分歧，且早在二戰期間，就已埋下派系分裂的前兆。
「大叛徒」萊特，不可思議的開端
日據時代，很快地出現了大叛徒萊特，他的出賣，讓馬來西亞共產黨的幾個重要領導人物都被殺光。萊特本身是越南人，同時身兼英國、法國和日本的間諜，能說華語、法語、英語和廣東話。本來是法國駐中南半島的特務，在新加坡替英國和日軍收集情報；戰後，又成為英國的特務。藉由情報工作之便，假日軍之手，萊特清理了原先馬共黨內跟中共密切往來的高層幹部，成為第一任總書記。
「馬共史很荒謬，他的第一章就是一個間諜的故事。這就是一篇小說，天生就是一個小說的題材 — — 而萊特呢？我早就把他寫進小說裡了。但，是一個複合的形象。」老師不乏得意地說。
1948英國宣布緊急狀態、1955華玲會談
萊特的下一任總書記陳平，也是馬共最後一任總書記。1948年，委員會決定採取武裝革命路線，並轉入地下活動；同年6月16日，英國殖民政府宣布馬來半島進入緊急狀態，馬共組成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則被官方視為非法恐怖組織。1950年的畢里斯計畫，更徹底改變了馬共黨人的生存條件：英政府當局劃設「新村」，把邊村的華人全部集中、遷居，駐有軍警及邊哨，阻絕華人給游擊隊送糧食，如此一來，讓叢林中的游擊隊陷入極度物資匱乏中。
1955年，馬共本有機會結束武裝，卸甲返鄉。但與馬來亞聯盟政府交涉過程中，馬共僅願意「和平解決紛爭」，卻拒絕投降，華玲會談於是破局。「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時機，但就會面臨面子裡子掛不住的問題。馬共最痛恨別人說他們投降，當時沒有解決，所以後來歷史延宕了很多年。」馬共與馬來西亞政府的延長戰，才正要開打。
「形勢一片大好」
早在華玲會談前，馬共的情況便已經極不樂觀。飢餓自不待言，內部彼此出賣，對外透露組織消息，大批黨員遭到逮捕、誘殺，倖存者為數不多且高度分裂；而1957年馬來亞獨立建國後，缺乏單一主導的馬共黨人，活動範圍零星散佈泰馬邊境。1960年代起，中共將馬共高層幹部聚集於湖南，並透過「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持續向東南亞的游擊隊員播送。
這也反映中國如何致力輸出革命。1961年，中共與蘇聯關係破裂，中國當局批評蘇聯的修正主義路線，並將宣傳共產主義、扶植革命，視為自身國際外交政策重要的一環。此時，毛澤東眼中的東南亞「形勢一片大好」。在中共提供金錢、槍枝援助之下，馬共黨人再度組織游擊隊，自邊區重新展開武裝行動。總書記陳平，則一直留在中國，直到1989年與馬來西亞、泰國簽署「和平協議」。
老師指出，這也是為何馬共小說在中國既無法出版，也不能公開刊登。老師的所有作品中，其他散文、小說都能上市，唯有《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猶見扶餘》等不准。「他們到現在還不肯承認，不敢面對這個輸出革命，搞得到處血流成河。」
肅反：製造叛徒，朝向分裂
來自新加坡的馬共領導人之一余柱業（Eu Chooi Yip）有這樣的觀察：如果馬共取得政權，必定步上赤柬的後塵。因為在蘇維埃體制下，只有專政，任何異議都會被視為叛徒，進而帶來無止盡的殺戮。況且，馬共受中共影響甚深，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肅清異己的手法，也透過「審判」不斷上演：被指為叛徒的人沒有抗辯權利，他們的基本權益沒有人理會，也沒有人幫忙說話，凡是幫他說話的人都會被當成同黨。在陳平《我方的歷史》中，可以看見這些審判會如何進行
受審者非常清楚審判會結束後，他們就會被帶到森林裡槍斃，因此目瞪口呆的受審者就會慌忙抖出同志的名字。當一個營區的被嫌疑者將另一個營區的游擊隊員也牽連進去時，就造成營區之間互相猜疑。極其明顯的是，在這種情況下被誣陷的人，與真正特務威脅並無關聯。…任何人若相信受審者無辜，並敢公然表態的話，他本身就立即會被懷疑。…因此，堅持自己無辜者，通常得單獨與三、四名指控者爭辯。
「這就是馬共。這就是余柱業為何認為馬共如果當權，必會死傷一片：因為他說你是叛徒，你就是。」赤柬的做法，馬共游擊隊在叢林裡亦然。以殺戮始，以殺戮終，他們對所謂叛徒不曾手軟。這樣的分裂局勢，直到「馬共史」的最後一章──1989年簽署和平協議時，散佈在泰馬邊境的馬共黨人仍然爭議不休。當時，泰國、馬來西亞、馬共三方要接受這個共識，泰國尤其花了許多心力斡旋其中。即使和平協議簽訂多年，今日到邊境的「和平村」觀光，仍可在告示牌敘事中，看見過往馬共內部高度分裂的痕跡。
二、新村：英殖民政府的隔離策略
先前提到，1950年的畢里斯計畫一頒布，從此改寫了馬共黨人的命運。英國政府於1948年宣布緊急狀態之後，便著手剿共，透過新村（Kampung Baru）徹底斷絕游擊隊員與華人民眾之間的聯繫。在英國當局的規畫之下，除了在新村外圍架設層層鐵絲網，出入口均部署警力巡邏：進出必須經過崗哨檢查，凡糧食、醫藥、衣物等民生用品，一律列為重點管制項目，搜身確保民眾只攜帶個人使用的分量，以免作為馬共黨人的物資補給。新村門禁森嚴，早晚點名，若白日外出做工、夜晚沒有定時進村，下場相當悲慘。
更有甚者，一旦當局懷疑任何一個家庭與馬共黨人有聯繫，或者建屋處附近疑似有游擊隊員出沒，「英國官兵通知民眾把家當收一收，迅速把人撤出來之後，一把火就把屋子燒掉了。」提及上述情況，老師說「手上還來得及抓一兩隻雞算是不錯的了。可是那些雞豬呀，就是他們全部的財產。」
新村被馬共稱為「集中營」，一方面因為外圍嚴密的鐵絲網牆、嚴格的出入管制，一方面也在於村裡的生活型態。村內吃大鍋飯，一戶戶人家擠在簡陋矮房中，配有一畦田、一口井，生活條件非常困苦，住宅還不時被官兵搜查。而華人這樣的居住型態，從英國殖民晚期，一直延續到馬來亞建國之後；華人的適應力極強，第一代延續至第二代，幾經改建，至今仍居住在新村中。近年有電視節目「我來自新村」，將拍攝重點設定在「家傳美食」來介紹華人新村，當年有許多參與馬共的都是客家人。
三、投降者們：情報獲利，自此消失無蹤
這些投降者們，不會出現在馬共史中。他們唯一會提到的叛徒只有萊特，提到他如何出賣黨員，如何利用日本軍隊清理早期的馬共高階幹部云云，是永遠被記住而憎惡的對象。然而，這些游擊隊的投降者，卻音訊杳然；走出叢林後，他們交出內部情報，搖身一變成為大商人，從此大隱於市。他們為什麼會離開？正如前面提到，馬共黨人整肅異己毫不留情，「這些先離開的人，他們是最聰明的一群，手腳最快。在被懷疑之前、死在森林之前，帶著值錢的東西先開溜了。」老師如此解釋。
什麼是值錢的東西？正是情報。一離開森林，他們便到警局「自首」，藉由自己對組織的了解，協助當局撲殺共產黨員，並取得豐厚報酬。根據研究馬共的英國籍學者梁康柏（Leon Comber）所述，馬共內部資訊傳遞方式非常傳統：行動之際，將紙條放在特定的地點，等待其他成員去領取；以至於一旦內部有人叛變自首，早在訊息傳遞到其他黨員之前，整群就被當局派兵逮捕。這樣「按件計酬」的情報交易中，投降者們不但收入可觀，英國政府還會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以免被昔日戰友挾怨報復。
訊息延遲的紙條、改名換姓的投降者們，也都一一寫進小說裡了。在〈悽慘的無言的嘴〉中，說的正是前馬共黨人如何交出組織機密，進而致富從商。這群人也成為現今研究馬共史的空白之處，當年的利益交換，全都封鎖在官方檔案中，至今仍無法確知有多少「叛徒」。遺憾的是，最極密的檔案，研究者就算向國家申請也看不到；反觀曾任英國軍官的梁康柏，卻得以調閱機密、運用第一手資料進行亞洲研究，並出版多部著作。
四、創作：透過「馬共」展現各自立場
早在1950、60年代，英國人就以馬共為題材，寫小說及戰地報導。以非虛構寫作而言，早年行文充滿「現場感」，完全站在英國當局剿共的立場：口吻是輕蔑的、心態是恐懼的，對他們來說，共產黨人就是叛亂分子。事過境遷，如今的書寫則與過去截然不同，後來梁康柏寫的就是研究報告，偏重敘事而非營造氛圍。
至於文學創作，最早的是韓素音的…And the rain, my drink翻成《餐風飲露》。她在《吾宅雙門》裡提到，自己是比利時混血兒，父親曾到比利時學習礦業；正職是婦產科醫師，業餘從事寫作。韓素音用英文書寫，一般把她歸類為通俗作家，也有幾部作品翻拍成電影。她有過好幾段婚姻，第一任丈夫是國民黨負責剿共的高階軍官，陣亡後，她便與梁康柏結婚，這和她後來的寫作極為相關：梁康柏擔任英警期間，使韓素音得以接觸軍情機密、閱讀許多第一手檔案；作品剛出版即暢銷，凡是想要了解馬來亞情況的人都會買她的書，但這也讓梁康柏因此被撤職。
韓素音立場屬於左翼，也同情共產黨。在《餐風飲露》中，花了許多篇幅哀悼郭鶴年的二哥郭鶴齡，並分析為何華人會加入共產黨，為何選擇走到森林裡去？尤其郭家當時在新山，屬於殷實人家，往來非富即貴，為何放棄一切去搞革命？同時，她也著墨新村甚多：當時很多華人被預防性逮捕，許多底層的農民被牽連進去之後就出不來。韓素音考察過新村居留營，並從丈夫梁康柏那裡取得許多資訊，寫作手法也有詳細的處理，就可信度來說，她的作品參考價值極高。
關於馬共的影像，則來得非常晚。即便如開明馬來人Amir Mohamad所拍攝的作品，敘述陳平的部分充滿調侃、輕蔑；用歌舞劇的方式表現。對華人跟對馬來人，語調也完全不一樣。馬來人的和平村安寧肅穆，畫面充滿敬意；華人就強調他們住山洞裏面，以裸女壁畫來表現他們的性壓抑。馬共組成以華人為主，馬來馬共是後期加入的，合艾條約後，馬來領導返鄉被視為民族英雄，甚至被蘇丹接見。相較之下，陳平至死都不得返鄉，種族差異還是絕對的。
五、亡國記：「對我來說，必須超出歷史來理解歷史」
回到自身創作，老師問，「馬共寫回憶錄就好了，為什麼要寫小說？」舉金枝芒來說，他寫成《飢餓》這篇作品之後，在軍隊裡引起極大風波，因為把飢餓跟死亡寫得太逼真。回憶錄裡不能寫的，比如極度飢餓、搶奪女人，一反目便引發殺戮，這些叢林中的生存法則，就仰賴文學創作來呈現。小說勢必存在過度誇大之處，或將局部的情況放大書寫，但卻能藉此揭開、承載馬共「歷史」所不能容的真實。
所以，什麼是馬共的歷史？老師指出回憶錄作為馬共歷史書寫的體裁，往往不夠真實：「馬共只能寫已發生的、允許被書寫的，正面的、健康的、光明的、勵志的」；但，小說不同。所有可能發生的，和不可能發生的，所有能想像得到的 — — 小說的任務是，超出歷史來理解歷史。
如果馬共真能建國，那會是怎樣的光景？在〈那年我回到馬來亞〉中，之所以虛構一個沒有馬來人的馬來西亞，回應的是馬來半島向來最致命的種族問題。1932年，馬共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並通過十二項革命綱領。從當年的會議資料中，可以看見馬共對建國的想像：
(1)驅逐英帝國主義，推翻其傀儡 — — 酋長、蘇丹、地主、買辦資本家的統治。
(2)沒收帝國主義者的銀行等一切反革命財產。
(3)把帝國主義者、酋長、蘇丹、地主、官僚、寺院的土地和莊園分配給農民、農場工人、革命戰士。
(4)解放馬來亞的民族、社會，建立工農蘇維埃共和國。
(5)廢除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經濟。
(6)實施8小時工作制等，以保護工人。
(7)爭取集會、結社、言論、罷工、信仰、教育等的自由。
(8)反對一切反動宗教。
(9)以各國國語實行無償教育。
(1O)杜絕剝削。
(11)反對英帝國主義的戰爭準備，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12)保衛蘇聯，支持中國、印度的革命，聯合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弱小民族。
除了「反殖」訴求之外，馬共承襲自蘇維埃體制，嚴格剷除異己作風展露無遺：使用高壓暴力處理民族問題，對待宗教自由亦是如此。二戰之後，馬共便展開對「漢奸」的整肅，四處報復之下，引發馬來人與華人間的屠殺。反諷的是，華人帶領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沒能建成，馬來人卻在1957年成功號召馬來西亞獨立。歷經32年的延長賽，馬共黨人大半散佈在泰國邊區，少部分留在馬來亞境內，而「高階幹部」甚至遠在中國湖南，直到1989年簽訂平協議之前，馬共並不承認馬來西亞政權。那麼，1957年後，不再抗日、無從反殖，馬共究竟為何而革命？
「亡國為什麼比建國有趣？
建國是（偽）史詩，
亡國是狂想曲，或抒情詩，
以亡國為前提的建國兼而有之」
這是老師透過小說，給出的答覆。當馬共黨人至今反覆追問革命的意義，試圖在歷史零餘中爭取話語權，文學創作，便賦予了無限的詮釋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