腳踏車雙載：四六事件系列講座

2019 年 8 月 5 日2020 年 3 月 14 日

「重拾社會信任 — — 歷史記憶與心理創傷療癒」講座紀要

▌時間：2019年5月29日（三）19:00–21:00
▌地點：台大新生教學館103教室
▌主講人：彭仁郁老師
▌撰文：林易陞
▌責任編輯：林婕琳、黃子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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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初始，進入正題前，彭仁郁老師先分享自己的政治啟蒙經驗。那是1991年春天，她前往文學院修王文興老師的課，甫進入大廳，便看到多張黑白照片的布置，近看才曉得是四六事件的紀念活動。當時第一次知道，原來國家暴力曾經侵入校園，抓走許多學生；震撼之餘，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信仰出現裂痕，無形中種下了二十年後處理政治暴力創傷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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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暴力創傷的現在進行式

解嚴至今已三十餘年，何以威權統治下的政治暴力創傷仍持續作痛？事實上，台灣社會對受害家庭尚有不少迷思，如「事情已過去那麼久，為何要重揭傷疤？」、「受害者與家屬所要求的，不就只是金錢賠償而已嗎？」一味要求政治受害者與家屬放下、原諒，他們便能真的與自我和解，重新信任社會？老師認為，即便賠償並不能使心理創傷自動復原，但它仍然具有肯認的象徵意義。除此之外，對於許多家庭來說，確實具有改善經濟困境的實質意義，畢竟，當年許多受害家庭財產被政府充公；而且受害者出獄後，仍然被情治單位持續監控、騷擾，以致生活困頓者，所在多有。此外，放下與原諒的時間點，應由受害者自己決定，若持續要求「寬恕、淡忘」，等於剝奪他們的主體性，而主體性被剝奪正是構成創傷的重要因素。

然而，瞭解真相便能帶來療癒嗎？不正義的真相被揭露，確實有一定程度的療癒效果，但我們在臨床經驗裡發現，真相不會自動帶來療癒。真相總是包含多重層次和複雜的細節，其中亦包含人性中善與惡的糾結。所謂的惡不只存在錯綜複雜的加害體制端，承受國家暴力不義的心靈痛苦，亦可能在正義無法伸張的情況下轉嫁至受害者家庭內部，而以關係或情緒暴力的形式出現。因此，真相的訴說是以「確保受害者主體性能被捍衛」為前提，否則不僅未必有療癒效果，反而可能造成二度傷害。對此，老師將藉由一些臨床經驗，分享創傷被訴說、真相被揭開的現場，也讓我們能瞭解，何以政治暴力創傷今日仍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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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裡的創傷

口述歷史中其實能看到創傷的痕跡，但過去創傷的面向本身較未受注重，因此老師分享幾例以說明。如一些白色恐怖時期的傷痕，有幸被當時的暴力受害者或歷史見證人記錄下來。例如陳新吉前輩，他在六零年代被關五年，答應難友出獄後要記錄所有細節，秉持「活著的人要把故事傳出去」的精神，寫下《馬鞍藤的春天》一書。當陳新吉前輩出獄回家後，因瘦得不成人形，母親已經不認得他，甚至看到他感到相當害怕：「你毋是我的阿吉，我的阿吉毋是生做這款。」母親看了好一陣子後終於認出來，相擁而泣後，卻又馬上推開他，對著門外大聲嘶吼：「你們不要再來找我兒子，我兒子不在家裡！」原來，陳新吉前輩的母親長年作為「獄外之囚」已精神錯亂，威權統治時期，受苦的人不只是牢獄內受酷刑者，其家屬承受的痛苦除了思念、找不到親人，更面臨被監控、騷擾、威脅等牽連。

但更多情況是，創傷痕跡已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失語，而無法被記載下來。例如花蓮玉里療養院，威權時期是政府轉送出現精神狀況的服刑人之場所。無論是精神病患或「被精神病者」，他們長期受到的非人待遇，使其被「機構化」：失去語言表達能力，且不再相信有人會在意自己說的話。抑或是70年代受難的Z伯伯前輩，在成功嶺當兵時被長官盯上，只因他在寫領袖遺訓的感言時，微微批評蔣中正，說他未效法孫中山徹底實踐中華民國的精神。經多次審訊後，他的手腳因酷刑而變形，亦出現許多精神疾病症狀，使他很難找到工作。尤其Z伯伯患有「多語症」，儘管試圖想傾訴，卻只無限重複同一件事，再也無法說出完整故事。

當今的台灣社會，除了應探查威權統治遺留下哪些歷史創傷的痕跡，更應正視現今猶存的政治暴力創傷本身。老師提到，當時剛成立的促轉會前去拜訪二二八受難家屬，想瞭解他們需要什麼樣的幫助。原本預期家屬會提出更合理的金錢賠償或法律上莫須有罪名的撤銷、平反，但林女士的一句：「我們這些家屬心裡都有一個大洞，無法填補」，才深刻明白，對某些受害家屬而言，最重要的是心理長年累積的創傷獲得療癒。

其實，有類似心聲的白色恐怖二代也有很多。如學者K先生，儘管平時溫和理性、說話不慍不火；但討論到很多人認為拆除蔣公銅像是撕裂族群之時，他先是沈默很久，才接著說：「蔣介石讓我們家破人亡，可是這個國家的人還把他當作民族英雄在崇拜。」另一位自二十幾歲開始，便因躁鬱症而服藥的小丰則表示：「國民黨弄壞我爸，我爸又把我弄壞。」又或是Z先生回想自身經驗時談到，當年老師用「暴民小孩」的標籤帶頭排擠他與哥哥、姐姐，以他們自以為的正義加以傷害，並覺得傷害他們的行為，是為國家主持正義。

即便事情已然過去，政治暴力帶來的創傷不會因此褪去。至今，它仍持續影響著受害者與其周遭人物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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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暴力究竟哪裡暴力？

那個年代，政治受難家庭與其他人活在平行世界裡，。大部份的國民眼前所見的是十大建設，是令許多人緬懷的經濟起飛，在政府官媒粉飾太平的報導角度下，我們看不見白色恐怖的血淚，我們只看見「匪徒」被繩之以法，社會秩序良好。它所帶來的政治暴力，首先展現在「去主體化」面向，是國家為政治犯貼上「你們是誰」（e.g. 匪諜、暴徒）的標籤，剝奪主體認知與訴說自我的權利。再者是「非人化」的過程，統治者以酷刑、或不直接使用刑具，而以各種羞辱、剝奪基本生理和心理需求的手段，使受暴者幾乎不再相信自己在另一個人的眼中還會是人，這在受害者的身體與心靈長久留下有形與無形的傷痕。

接著，許多具歷史否定或修正主義傾向的敘述，將國家政治暴力掩飾成「為防堵邪惡共產勢力所產生的必要之惡」，將政治受害者進一步「汙名化」，彷彿他們要求國家負起過去戕害人權罪責的權利可藉此被全然抹除。時至今日，仍有不少立委認為白色恐怖沒什麼，也曾親耳聽到歷史教師問道：「二二八真的有那麼嚴重嗎？是屠殺嗎？為什麼用那麼嚴重的字眼敘述？」此外，威權統治暴力的印記尚展現於人與人之間信任關係建立的不易。當時國家特務人員監控的對象不只是政治受難者，他們會慫恿、挑撥當事人身邊的親人、朋友、愛人，讓他們改變對他的看法，甚至要求他們協助監控，進而讓被監控者認為世界上無人可相信。

這些經驗所形塑出的是一個難以言說的「創傷時空」，尤其對嚴重創傷的當事人或家屬，那些時空的恐怖當下，就像是一個凝結狀態。這也是創傷記憶的重要特性 — — 它們會與其他記憶產生斷裂，而不會一起向前，感覺某部分的自己仍凍結在那個當下，以致有時候會產生幻覺。就像到現在，還有些前輩會不時覺得要逃跑，因害怕被抓而努力掙扎。

政治暴力創傷的特殊性，在於它的變化會緊緊嵌扣在外在政治現實與心理內在真實的交織當中，當事人無法脫離其身處的國家暴力框架，與家庭暴力的無法脫逃性有幾分相像。因此，去年1124九合一選舉後，多位原本願意接受促轉會身心需求訪談計畫的前輩或家屬紛紛取消約訪，因為促轉會是國家機構，他們擔心如果威權復辟，留下這些紀錄會有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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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暴力創傷的代間傳遞

政治暴力帶來的傷痕不僅止於當事人，更常導致創傷的代間傳遞。但前面提到的小丰，他到現在都還在懷疑，不是直接受害者的自己有資格覺得痛苦嗎？真的可以這麼脆弱嗎？過去爸爸曾受到極大的痛苦折磨，使他無法再相信任何人，或是相信國家已經真正民主化。他在生活的各個面向捆綁自己的子女，但這是他唯一能夠想得出的靠一己之力保護他們的方式；他每天花一小時以上鎖門窗瓦斯，錄下每一通電話。他們的童年日常在扭曲混亂中度過，這些焦慮憤怒的碎片，是誰造成的呢？國民黨監控爸爸，他再監控自己的家人，使子女沒有如常人的童年生活。後來，爸爸甚至懷疑媽媽也被吸收，最後媽媽受不了而選擇離開；但兩個小孩又何辜，在那之後誰來照顧他們呢？從此，作為長子的小丰成為穩定爸爸情緒最重要的人。

老師提到，那次去小丰家，是他爸爸第一次願意與外人談起過去。小丰爸爸開始講起許多資料，儘管言談間邏輯跳躍，老師卻不放棄，因為受背叛創傷者們是為了安全才跳著說話，這些暗號式的表述正是理解創傷本身的途徑。講到一段後，爸爸開始進入焦慮狀態，表示現在仍有鄰居正在監視著他，且今日的年輕人不知道國民黨統治下的世界有多可怕。老師當下安撫他，表示外面的世界已經改變，而且很多年輕人其實想了解過去發生什麼事，願意學習並且記得這些。這時，小丰爸爸突然張大眼睛、激動地問：「他們真的想要知道嗎？知道表層後，再下去的東西他們真的有想知道嗎？」而當爸爸一激動，小丰立刻把手伸出去，安撫爸爸的情緒。後來，他意識到那是自己的反射動作，因從小爸爸談起這些發生在自己身上不公義的事就很容易激動，這個反射動作令他憶起童年重複出現的場景。這個表面上看起來難以理解的時刻，對老師來說非常重要。它或許無法被寫進口述歷史，但它見證著被國家迫害過的老人，仍然質疑民主化後的國家本質究竟是否真正改變，而現在的年輕人是否真心想知道、且有能力知道真實發生過的白色恐怖有多恐怖。過去，受害者身邊的人大多不想知道，就像小丰跟爸爸的關係。從小丰六歲開始，爸爸便以跳躍、重複的方式想告訴他，但六歲的小孩，如何去理解何謂國家暴力？長大的小丰很愛他爸爸，但不敢回家，因為每每回家，便會回想起過去在怎樣的重量下成長，為了能夠成為自己，他必須離開家找自己的路，卻也自責沒辦法照顧好爸爸。

回到前述Z先生的例子，國民黨對家中兩代人造成一輩子不可逆的傷害，毀掉他們的夢想，甚至是擁有夢想的能力。Z先生說，他們不知道為何要經歷這樣的痛苦，而尋找原因卻又會變成個人性的指責：為何爸爸與別人不一樣？為何爸爸無法成為依靠，反而造成他們的傷害？當Z先生長大後，知道爸爸不是故意而是被國家弄壞的，但他的怨恨能否有去處呢？這些政治暴力的代間創傷，時至今日仍是現在進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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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主體經驗的臨床現場

而身處現場的我們，究竟能做什麼呢？首先得理解，訴說跟見證皆是困難之事。說出來並不容易，加上長期遭汙名化而不准提及，使得有些家族史，因缺乏受難者後代的理解而不知從何說起。例如光明報事件當事人藍明谷的女兒藍女士，便提到自己在44歲以前，對爸爸的認識便是來自黨國教育視角的「匪諜」，自己為了去除汙名而努力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難以訴說的原因，有時涉及那些不可言喻的主體經驗，聽者有辦法承受這些伴隨困難的見證而來的強烈情緒風暴嗎？因此，臨床工作者的首要之務，便是設法提供一個安全環境，陪伴他們訴說出個人曾經歷、但連自己都不忍卒睹的「地獄」。然而，我們往往對這些口述資料有不少迷思，我們的想像僅限於提取、記錄他們所知的知識與真相，但萬一有些是他們自身也尚未明瞭的呢？這便是經驗命名與理解過程的困難，真相可能得經由不預設立場的善意聆聽才能幫助當事人逐漸釐清。甚至，很多政治受難者覺得現在生活好好的，晚年才知道自己會在睡夢中回到審訊、酷刑、關押的現場，重複嘶吼、掙扎、逃跑。

在臨床現場，我們發現許多受害者或家屬沒有辦法與周遭的人談自己的生命史，因為覺得沒有經歷過的人無法理解，而每當試圖開始提及時，他人的不解、冷漠、甚至狐疑的眼神，都令他們感到極度挫折、難堪。前面提到的小丰便曾說：「每次面對他人的不理解，總覺得自己不只是面對眼前這個單一的個人，而是整個國民黨創造出來的世界」，這個刻意營造的世界觀，在政治受難家庭和一般人之間築起無法跨越的隔閡。他們的主體經驗是與世界、他者的斷裂，若沒有認識到這點，將無法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如何仍然處於顛沛流離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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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精神醫學心理創傷概念與處遇的限制

很多人認為，遭受政治暴力創傷的當事人和家屬交由醫生處理就好，促轉會沒有必要從事政治暴力創傷療癒。然而，主流精神醫學的創傷觀點，其實很難跳脫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將創傷病理化、標準化的框架，它假設暴力事件對於心靈的影響是線性因果關係，並且過度將創傷經驗視為單一事件。畢竟我們知道，不是所有暴力創傷的例子都能歸結於單一事件，創傷效應的引發與演變，經常取決於關係網絡與整體社會的氛圍，是否加乘了個人自我意象的破壞。如果當事人說不出來、記不得過程，甚至知道家中有受難事件，但沒有將之與自己的受苦狀態或症狀做連結，這些情況皆無法被歸入PTSD診斷標準中。從診斷標準的描述來看，主流精神醫學對受害者究竟經歷了什麼無太大興趣，只是聚焦在出現何種外顯症狀上。在老師陪伴受難當事人和家屬的經驗裡，將一個人送入醫療領域，醫護人員受限於時間壓力和醫療體系對於績效管理的要求，必須很快將病人症狀按SOP分類，因而病人的生命經驗往往不被聽見，在醫療體制當中的助人者，被迫放下對這些複雜生命史的興趣。但倘若要真正療癒受創的人，不能僅關注這些醫療技術性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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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心靈工程的創傷療癒

療癒的起點在哪裡？聆聽其實是困難的，如何知道自己準備好承接創傷敘事，也讓訴說者知道自己可以承受看見創傷的暗黑地景？與此同時，助人者往往得面對各種無力感，無法實質地解除外在創傷根源、或保證療癒什麼時候會發生，畢竟改變受難家庭長年的糾結關係、減輕他們苦難等皆非易事。再者，理解亦是困難的，創傷主體知道他人可能無法經歷見證地獄的考驗，故不願輕易打開封存的記憶盒子；或可能會有心因性失憶症狀，即暫時、選擇性的遺忘某些片段。甚至，許多家屬雖以為已準備好，但講出後，又不知如何面對被重新開啟的記憶與情緒。

建立信任關係是重拾記憶的必要過程。老師認為，創傷「症狀」需重新用非病理化或標準化的方式理解，因為它更常展現在非言說的情緒氛圍裡，只能透過共感的方式傳達，並且需要放在大小歷史的迂迴交織中探尋。由於信任關係的破碎，受創者經常需要反覆探問聆聽者的身分、位置與彼此的關係，因而可能落入無止盡的關係測試，畢竟他們曾與整個世界斷裂，他們好不容易才能鼓起勇氣，才能來到我們面前，試圖進入修補關係的行動。

療癒作為見證者，是為了試圖跨越黨國意識形態刻意築起的平行時空，而不是站在一個「我要治療你」的高度。難以理解的想像確實是道牆，受創者雖會覺得「沒有經歷過的人是不會懂的」，仍會期待作為見證者的人能夠理解，而可能只要聽的人稍微不懂，他便會失望地再次自我封閉。療癒者看似是引路人，實際上是見證者、陪伴者與跟隨者。

療癒過程的目的是重建「他者」，藉由聆聽讓對方恢復他我關係（other），進一步是象徵秩序的修復（Other），瞭解自己所經歷的種種不義能被社會集體看見。療癒工作者是從事「認納」（recognition）的見證，而非僅止於涵容與詮釋。我們沒辦法當法庭辯護人，無法挽回失去的家與青春，但我們可以讓主體性得以恢復，讓未來性得以開啟。重點並非敘事本身，而是創造說話的可能性與空間，等待言語的意義有天被發現，這點即是療癒與口述歷史的相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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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是政治社會的工程

作為見證者的治療師，象徵著個人與集體的重新連結，使他們相信重新說話是可能的，被聆聽、瞭解也是可能的；進而真誠面對自我，甚至是曾經軟弱、退縮的那一面。

當今台灣社會面臨極度分裂，在異質的聲音中，我們還相信自己是命運共同體嗎？老師提到，應該試著接受有些人的政治啟蒙可能尚未開啟，並以另一種創傷修復的角度，尋找他們僵固言論和立場之下的深刻焦慮。在過去，許多政治受難前輩曾經用肉身不斷承擔險惡的國家衝擊，試圖串聯、抵抗與超越國家機器的禁錮。那麼今日的我們，是否也願意在各種矛盾與衝突中暴露自己，試圖與勢必異質的他者，創造一個友善和有機的療癒空間？畢竟，民主的理想和真實不是別人給予的，我們得用自己的力量反覆創造它，這正是不同世代的政治受難前輩和家屬以自身的苦難為代價教導我們的事。

2019 年 6 月 11 日2020 年 3 月 14 日

「野花遍地的年代：1980年代的學運浪潮」座談會紀要

▌時間：2019年5月8日（三）19:00–21:00
▌地點：台大社會科學院102教室
▌主持人：林國明老師
▌與談人：吳介民老師、陳志柔老師、羅文嘉先生、范雲老師

▌撰文：台大社會系學會
▌責任編輯：黃子晏、林婕琳

一、前言

1980年代解嚴前夕，台灣社會歷經70年代一連串的內外衝擊，高壓的政治環境隱隱有鬆動之勢；然而校園內依舊被黨國體制把持，學生的一言一行受到嚴密控制。即便如此，在這樣的環境中仍有一批人願意去挑戰威權體制、投身學生運動，透過學生團體的串聯與動能發起倡議，將對言論自由以及民主社會的追求帶進校園，也把學生的聲音傳出去讓社會聽見。

本次講座邀請到當年自由之愛運動的核心人物林國明、吳介民，推動學生自治直接選舉的代聯會主席陳志柔，以及實行會長直選制度後的首任學生會會長羅文嘉、次任會長范雲；他們現在分別以社會與政治現象的研究者、台大社會系教授、政黨工作者等身分，繼續實踐自己所冀望的改變。期待透過對過去學運經驗的討論，我們能深入了解當時運動發生的背景，並延展現在、未來的學生運動及倡議之可能性。

*座談會開始前，四位難得相聚的老師開心合影。前排左為陳志柔老師、右為吳介民老師，後排左為羅文嘉先生、中為范雲老師、右為林國明老師。*

二、講者分享

林國明老師首先為大家簡單梳理當時學生運動的背景與脈絡：在嚴密監控、人人自危的時空背景下，學生普遍不關心公共事務，校園內充斥逸樂文化。故當時一群希望改變的學生，決定透過爭取代聯會普選的方式，讓學生從關懷生活中相關的事物開始，逐漸引燃改變社會的熱情。大新社、大論社是當時積極推動的異議性社團，大陸社後來也轉而支持普選，他們透過發傳單、寫黑板等方式傳達理念，但也因此常與學校發生衝撞。

除了體制外的倡議，學生也配合體制內提案漸進式爭取普選：如首位當選代聯會主席的改革派學生吳叡人，推動代聯會制度化，並開始定期召開代聯大會；伴隨普選遊行等體制外活動的聲勢，學代會1986、1987年兩度通過代聯會普選的提案，卻遭學校置之不理；雖長期遭校方阻撓，但在陳志柔主席任內，代聯會終於得以普選，並改名學生會，由羅文嘉當選首任會長。

為了改善普選運動中學生缺乏權利意識，校園落後於社會的問題，改革派將重心轉向校外，試圖將社會關懷與實踐的經驗帶回校園。因而在1986年，大新社報導了鹿港反杜邦運動的調查與李文忠事件，卻面臨學校的停社處分，林國明老師及其他幹部遭記過。由是開展了學生運動在學生自治以外的另一追求──爭取言論自由，尤其針對不合理的校園刊物審稿制度。停社事件促使自由之愛組織成立，以及「臺灣大學各刊物爭取校園言論自由聯合宣言」的踴躍連署。學生發覺言論自由是可以集結團體力量抗爭的議題，故以此為激發權利意識的切入點，轉向整體制度與結構的改變，最終促成大學改革芻議等活動，效果卓著。

而1986年開始的大學法改革倡議，不僅與台大校內愈發踴躍的自由之愛運動、台大學生日等學生運動相輔相成，更促成學生組織的跨校串聯。1988年校內環境與制度逐漸鬆動後，學生運動的訴求便不只限縮於社會議題，而將視野提升至政治核心問題，如舉辦統獨大辯論，並要求國代改選。校園成為更好的學習與實踐之場域，伴隨學生在大學法改革運動中累積的跨校組織，成為1990年野百合事件的重要基礎。

接下來，自由之愛的重要領導人吳介民老師，向聽眾分享他對這一段歷史的觀點。老師認為，比起解嚴的1987年，他更傾向將1986年視為台灣政治自由化的關鍵年。當年民進黨成立，而蔣經國決定不鎮壓，並宣布未來可能會開放黨禁報禁；當年也是台灣學生運動重要的一年。過去參與異議性活動會擔心遭退學處分，學生的身分隨時可能被學校剝奪，異議學生受到嚴密箝制；但1986年的李文忠事件後，聲援的學生雖遭到記過，卻也碰觸到學校對激進行為處分的極限，認知到代價，反而更能勇敢行動。李文忠事件的嚴厲處分後，許多學生帶著新民粹的理念，將抗爭的能量轉而投注在社會議題上，希望能夠延續抗爭的動能，將社會實踐的經驗帶回校園，促成了「反杜邦調查團」的成立。調查報告出來後，經大新社報導，卻引發大新停社事件風波；此後學生將重心放回校園，發起言論自由運動，不僅促成自由之愛的成立，也成功激起大家的權利意識。

而推動代聯會普選的關鍵人物陳志柔老師，則以較輕鬆的方式回顧年少歲月。老師謙虛說道，其實自己除了推動代聯會會長普選外，沒有做過什麼對台灣社會或校園自治特別有貢獻的事情。當年反杜邦調查團的學生被學校處分後，自己與鍾佳濱積極聯合各大社團、宿舍生活促進會連署，以爭取校園言論自由；老師開玩笑道，事實上是抱著若支持的人更多，便能降低被學校報復之風險的想法，誤打誤撞導致了聲勢浩大的結果。老師笑道，其實參選代聯會主席也是因緣際會所致，五一一台大學生日遊行時，他負責動員其他學生而不在現場，沒有因此被學校記過而失去參選資格，且剛好符合成績的參選門檻，後來便就在意想不到中當選。老師認為自己的推動與貢獻，很大程度需歸功於歷史機緣，要將推動轉型的一切功勞，歸功於那個時代願意挺身而出的所有人。老師並鼓勵大家：

參與學生自治或是推動改革時，不用急欲追求成效，只要自己從中有所收穫，便是值得的。

首任學生會會長羅文嘉老師回憶起這段歷史，則說自己起初「忠黨愛國」，故立志進入政治系；但來到台大後，接觸到馬克思思想或二二八等歷史，才逐漸改變，大一時李文忠事件第一次使老師震撼，後來於是進入體制內學生自治。老師認為，學生除了關心校園事務，也應關心政治議題，故曾舉辦統獨、國會改選等辯論，讓不同意見得以進入校園。影響他最深的還有大四那年，舉辦兩場幫蔣公銅像戴帽子的行動劇，因為號召的人數眾多，最後參與的學生沒有受到處分，他與另一位發起者也從原本的退學處分改為申誡一支；這次經驗讓他看見，其實獨裁政權比想像中脆弱，聚集夠大的聲音，就能夠向其挑戰。老師總結道，「改革未必能立刻改變結果，但可以確立價值、路線與目標」；只要能夠堅持，台灣民主化的進程總有一天會走到終點。靠著種種事件累積，匯集所有人的力量，造就學生自治、言論自由，與後來野百合運動等成果；而「過去為理想而燃燒的一切，會產生不可預測的影響，並成為時代共同的記憶」。

范雲老師則是受自由之愛啟蒙，當年的告別晚會震撼了剛入學的老師，使其對失望的大學生活重燃熱情；因而參加大陸社讀書會，思考從未想過的各種議題。老師發覺「校園的步調已經不容許我們把書讀好，就得去改革了」，於是也投入學生代表選舉，後更當選學生會會長。鄭南榕事件則是從校園轉向政治參與的轉捩點，老師代表大陸社到校門口靜坐抗議，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場情治人員比記者還多，每人拿著長鏡頭相機仔細紀錄參與者的臉孔。老師坦言，是在害怕中想清楚為何要做這些，這使老師在之後的野百合學運中能夠帶領大家，推動政治改革。為何堅持關注政治、社會議題呢？老師認為，國會全面改選跟校園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唯有台灣民主化，校園方能達到真正的民主。回憶起競選學生會會長時，李福鐘在海報上寫「Formosa Is Our Campus」，老師鼓勵道「我們是台灣大學，而台灣就是我們的學園，這不僅是我對台大的期待，希望也是你們對台大的期待。」

三、自由對談

到了自由對談的環節，幾位老師分別再補充了當時從事運動的心情與反思。

如范雲老師所說：

「不是因為一件事會成功才去做，而是因為它該做，所以我們去行動。」

吳介民老師提起當年推行運動，「那時候的氛圍是每天醒來都覺得今天會更好、更有希望、更敢衝。」從廢除審稿制度連署至推動修改大學法，從開始的寥寥數人到後來上千位同學，歷經數年光陰；而這期間耕耘、衝撞體制的過程不能被忘記，當時那種年輕、憑著一股理念的氛圍對運動是至關重要的。

「那個年代從來就沒有人認為國民黨會垮，剛解嚴時還以為國民黨會萬年統治。」陳志柔老師回憶道，當年的目標很簡單，就是打倒國民黨，但今日的環境可說是天差地別。不過老師不失幽默地說，即便去年底大選情況慘重，「但這場球還是要打一下啊，我們連會不會有下一局都不知道了，就大家一起來焦慮吧。」

羅文嘉老師從政治系畢業後，投身政治圈二十餘載。回想大學歲月，也強調「年輕」是最該把握的時候；若此時不能將勇氣與理想撐到最大，隨著歲數漸增，無法捨棄的包袱只會愈來愈多。老師將個人的經驗、熱忱與台灣社會的變遷脈動串連在一起：「當我們關心這個社會，回顧自己大學的歷史，同時也是在書寫台灣的歷史。」延續陳志柔老師的焦慮感，羅文嘉老師亦分享自己的無奈：「年輕時一心打倒威權，讓台灣民主化、成為正常國家，2000年政黨輪替後以為可以解甲歸田，二十年後我們卻還得上場打仗，不知是幸或不幸。」但老師仍堅毅說道：「我們必須把棒子交下去，傳遞給一個個世代。面對中國，這是民主與極權的百年抗爭，也是台灣的命運。

「我們與中國的差別是，台灣有真正、深入的民主觀念，人的品質才是關鍵。」

當每個世代負起出來接替的責任，方能在持續拉長的戰線上，維護台灣主權不墜。

范雲老師接續分享當年參與倡議與運動的心境：「那時參加紀念鄭南榕的靜坐只擔心爸媽知道，不怕被關或被傷害；野百合學運時，即便幾位學生的住處被人噴漆，我們還是相信自己不會被怎麼樣。」那是生長在戒嚴晚期之青年的共同經驗，威權正在鬆綁，一天比一天更接近民主自由的曙光。然而近期局勢愈發不樂觀，中國當局加強了社會控制與資訊管控：老師研究中國婦女運動組織時，便有一位認識的女大學生在廣州倡議反對性騷擾，而消失了二、三十天；李明哲仍在赤山監獄服刑，再加上台灣內部的資訊戰，再再顯示有一股來自中國的力量，意圖使台灣的民主消失，這是再真實不過的恐懼。老師教授大一社會學多年，過去學生多對政治冷漠，認為藍綠兩黨一樣爛，政客一概無法信任，「如果連大學裡的年輕人都不關心政治的話，國家的未來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不過老師也高興地發現，太陽花學運與接續的許多公民運動後，此現象有了轉機。

林國明老師則將1980年代的運動策略概念化，使當年的經驗可作為今日借鑒。「我們知道大新停社事件是殺雞儆猴，意圖禁止學生參加社會運動，因此當時並非以『抗議黨國』，而是用『爭取言論自由』做為號召；否則只會像李文忠事件一樣，成為一次華麗而短暫的抗爭。」透過選擇正當性更強、能獲得更多支持聲量的訴求，自由之愛運動從起初一小群受學校壓制的學生，擴展成校內的主流意見，連國民黨組織的學生想選學生代表，都得先聲明自己支持言論自由。更讓老師始料未及的是，巨大的改革聲浪使加入國民黨成為不光彩的事，進而阻絕國民黨在台大吸收青年的途徑。老師認為比起今日的運動面臨中國步步進逼，1980年代的學運相對容易，「但社運不管何時仍皆是困難的，每個年代條件不同，你要思考目前的局勢、條件、對象、盟友有哪些。

「即使一時看不見成果，然而努力審時度勢，充滿理想地去做，我們就有可能改變這個社會。」

四、問答時間

講座至尾聲，與會者提出了幾個問題與講者們討論。

被問及「學校如何看待當時連署代表的意義？為何學校無法做出有效反制？」陳志柔老師回覆道，縱使訴求正當性高，要真正推動仍需透過私人連結，當連署參與度過了一個臨界點，就會變成「不簽好像喪失了在歷史上留名的機會」，使大家愈發踴躍。而最重要的是透過連署擴散訊息，一小群學生對執政者而言無所謂，但當這項聲明的倡議內容有許多人知道並表態支持，這些遠超出原先人際網絡的聲量，會使得執政者不得不重視連署者的意見。

聽眾詢問吳介民老師，當年學生們選擇參與組織的不同原因。老師則引介Clifford Geertz《鬥雞》一書中「豪賭（deep play）」的概念：「年輕時有很多生命能量可以豪賭，那是為了一股氣、一種理念，存在一種社會關係與互信。我們當年抱著改變社會的信念考進台大，運動起初只有幾個人，然而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理想、一股怒火，每個人都代表一部份的社會網絡；在第一批人組成時，大家都是在豪賭，焦慮著是否會被記過？每個人緊張而害怕，便趕緊再去拉人來參加；人愈多政治效益感愈強，跨過臨界值便不會被處罰了。」老師也提醒大家：

「你們要趁年輕時，往有價值、有理想的方向豪賭一把，這很重要。」

最後，有人請教幾位老師對中國資訊戰干涉台灣政治與選舉的看法，吳介民老師則剖析對中國政治干涉的焦慮來源──和平協議。2020年1月的選戰，可能將是台灣民主化三十年以來，最關鍵的一場選舉，若台灣人選出主張與北京當局簽署和平協議的執政者，我們便逃不了被統一的終極命運。因為和平協議的內容將寫入一個中國、維持中國統一的原則，台灣則會進入1990年香港的狀態，命定將主權移交中國、等待被兼併。當和平協議的簽署者是台灣人民選出來的執政者，代表中國可以拿著協議去向全世界說「這是台灣民選的政府與我簽的一中協議，你們還有什麼話說？」

話鋒一轉，老師也對知識分子過去採取的政治態度提出反省：「我們以前作為知識分子，經常覺得對不同政黨各打五十大板就好；但我承認，對於此刻的台灣，這是錯誤的政治態度。我們有責任區分出，什麼政黨才真正在實踐台灣民主化與鞏固主權的方向，而什麼政黨沒有做到，因此不該、也不能採取等距的態度。當知識分子選擇中間的位置，這代表我們是冷漠的，不會為了實踐理念而獻身。今日正需要年輕世代獻身保衛台灣主權與民主化三十年的成果，所以我們也無須空焦慮，重要的是分析出焦慮來源，知道該怎麼做，台灣還是有希望的。」

老師深刻的回應也呼應了本次四六事件系列講座的核心意識之一：回顧台灣在威權統治下被壓迫的歷史，以及邁向民主化的步步艱辛。並帶著對歷史脈絡、歷史事實的認識，尋找在今日紛亂局勢中的立足點，眺望台灣面臨中國政權逐步逼近的威脅，可能掙得的希望曙光。

會後合影，前排左起為羅文嘉先生*、范雲老師、陳志柔老師、吳介民老師、林國明老師。*

2019 年 6 月 10 日2020 年 3 月 14 日

「戒嚴時期黨國體制下的大學校園──淺談知青黨部與文教偵防」講座紀要

▌時間：2019年5月15日（三）19:00–21:30
▌地點：台大新生教學館102教室
▌講者：曾令毅老師（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撰文：謝筱君

戒嚴時期以黨領政的黨國體制，國家透過各式或明或暗的法律命令，佈置社會監控網絡。情治機關水平、垂直的複式佈建，滲透到社會各處。情報人員可以「依法」對國內農工商業界、新聞傳播業界，或是海外的人民進行跟蹤、監聽、郵電檢查等情事。惟當時的指導原則有一項，明定情報人員不得「直接」進入校園，校園事務歸學校處理。

但事實真是如此？

從先前幾場講座提到，戒嚴之前發生的四六事件、1972年的哲學系事件，都可見黨國觸手伸及學校單位。本場講座邀請曾令毅老師為我們講述中國國民黨知識青年黨部（以下簡稱知青黨部）在大學校園內的設立。從設立的時機、目的談起，接著敘其組織架構與轄下業務，包含成員納入及訓練模式，再提到校園中實際操作情形，以及知青黨部與特務機關的連結。黨化教育的性質延展，不只是保密防諜、使青年知識份子效忠國家等思想引導，而是具備情治監控與社會動員的功能。

曾令毅老師為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碩博士的研究都聚焦在台灣軍事與航空產業的發展，碩士論文關注日治時期的台灣，博士論文則將時間線延伸到戰後至1960年代的台灣軍經產業。因此當晚的講座一開始，老師便謙虛說到自己的專長並非戰後台灣政治史，乃因為研究生時期接觸一些戰後的史料，而後開始梳理戒嚴時期的相關文獻並陸續發表文章，如老師在2018年《黨產研究》第2期討論婦聯會與國民黨的關係。老師所說的「一些」史料其實為數眾多，包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史館典藏之檔案，不少是現在仍不容易取得的資料。本次講座，主要是講者藉由史料向聽眾介紹知青黨部在學校運作的實況。

知青黨部設立原因

知青黨部的設立可放進四六事件的脈絡中理解。《台灣黨務》第4期提到，1951年8月開始在專科以上的學校設立知青黨部之原因，是政府擔憂共產黨思想在校園蔓延，鼓動學生從事擾亂秩序的行為。師院及台大方面，四六事件後警總認為學校無法控制學生動態，聽任其自由發展，很有可能被匪諜分子利用。因此，一方面是改善學校防諜警覺與措施的不足；另一方面，政府認為可以培養這些青年成為政治菁英，作為國家的社會基礎。同時，知識青年也是重要的投票基礎，因此有必要對該年齡層的受教育者實施改造。

班班有小組，小組有外圍，外圍有活動，活動有成效──知青黨部組織規劃

據1958年的統計報告，十四個黨部下轄「小組」六百餘個。其中第一知青黨部位在台大，化名「孔知忠」，凡103個小組，每組至多二、三十人。「外圍」指的是社團，黨部成員會加入各社團，並以小組為指導核心，藉由社團「活動」推行黨交派的任務。若按職務區分，小組可分成三組兩會，三組包含訓練小組、社團小組、議事文書小組，以及學術、紀律委員會等兩會。這些組織直接歸黨部管理，黨部之外又設有救國團，主要負責外圍（社團）活動。輔導原則採「組織歸黨、活動歸團」之雙軌模式，但實際上救國團聽命於知青黨部。

而若按成員身分區分，可分為教授小組、職員小組、學生小組與工警小組。教授小組主要負責學術性工作，監督校園論文、刊物，同時藉由這些管道宣傳論點。職員小組必須集結、領導同事，防止可能的「匪諜陰謀」活動。學生、工警小組也有分別的保密防諜目標。這些成員以外省籍為多，職務又以教職員比例為高。

知青黨部幹部訓練與業務

教職員在革命實踐研究院進行幹部訓練，學生則是參加每年四月左右舉辦的夏令會。《夏令會手冊》的內容包含對受訓者的要求，其中「實踐諾言制度」是對返回學校的黨員所進行的考核，像是追蹤他們實際擔任團體幹部的狀況、以及吸收新黨員的效率等。黨部則設有獎學金以吸引新成員加入，並促使其落實黨務工作，獎勵對象首重「黨性堅強者」，分為甲、乙兩種。乙種獎學金頒給成績優等的黨員、學生，但金額較甲種低。甲種屬工作獎學金，必須是社團領導者、或發展組織成效顯著者、或檢舉「匪諜」者才有資格獲得。（見附圖二）

關於吸收成員的情況，問答時曾老師補充道，這大多時候是一種儀式化過程，意即學生多半是受到「愛國心」驅使、同儕或獎學金誘因影響，在不清楚組織內涵的狀況下加入。吸收的過程，比起教職員可能被以升遷、升等的壓力脅迫，學生受到威脅的情況可能相對較少。

黨部業務內容廣泛，除了前述的吸收工作，還包括辦講座、辦雜誌，成立社團。曾任台大歷史系教授的吳相湘便曾經是講座的講者。除此之外，「協助學校行政」雖被放在組織任務的後半段，但卻十分重要。當時各學校的行政層級中，即有許多學務主管是黨員。同為本次系列活動，今年5月2日林國明老師於「一切沈寂都開始飆揚：1980年代的台大學運」講座中，也提到當時黨部主委通常由校長兼任。行政主管會藉著提出校務改進建議，來決定人事去留。就曾老師所提供的資料顯示，以往台大就曾經發生停聘經濟系（當時屬法學院）教授鄭學稼、政治學系教授盛成等人，或是保薦台大教授林紀東、洪應灶、曾繁康等人擔任司法院大法官。師院的例子則有因師院學生「攻擊」院長劉真，學校行政人員要求第二知青黨部動員以維持校園安定的情形。另外，知青黨部也會安排學生畢業後的出路。（見附圖三）

附圖三：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紀錄摘要〉，報告事項第一點提及知青黨部成員畢業後的規劃。（曾令毅老師提供）

然而各校黨部工作狀況不一，根據國史館的資料，1962年的報告顯示績效最高的是第四、第五知青黨部，分別位在台灣省立工學院（今國立成功大學）及台灣省立台北工業專科學校（今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而台大的「孔知忠」則是績效排名後段的學校。黨部也為拉攏學校社團，還曾「贈水果和加菜金二千元」，黨的力量高度影響學生社團運作的事實在檔案中表露無遺。（見附圖四）

校園內的文教偵防

由此可見，知青黨部這類組織在校園體系中的運作，已經遠超出設立時所聲稱僅是為了達到校園保防之目的。我們在檔案中看到第九知青黨部，其實就是救國團，它在各學校設有支隊。知青黨部、救國團、教官，及郵政系統（大學郵局）等，共同構成一個不只保防、更嚴厲監控的網絡。如父母是海外黑名單者，被列為203份子；204份子則代表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相關人之家屬、後代。老師也補充前陣子促轉會關於東吳大學黃爾璇案的調查進度報告，校園安定小組（即知青黨部）會跟「蓄養小組」知會學校情形。

學校表面上被排除在情報單位的管轄範圍之外，然透過上述單位對師生以文教偵防的方式層層監視，蒐集各項資訊呈報給調查局或警備總部，校園儼然是保防監控最綿密的場域。（見附圖五）檔案也證實當時文教偵防以新聞傳播業為第一優先，其後是學校。當時情治機關對學校的監控便是透過知青黨部這層管道進行情報蒐集。

另外，此一階段的男學生通常會因為遇上服兵役的年紀而短暫離開校園，但是當局的監控並不會因此中斷。軍中的特種黨部（王師凱黨部）與前述網絡密切聯繫，學生在軍中就連不向國父敬禮，都會面臨被退學的處分。（見附圖六、七）

附圖六：台大與省立工學院學生在軍中因拒向國父遺像敬禮遭開除處分。（曾令毅老師提供）

附圖七：國立台灣大學學生袁啓安、黃桂森及台灣省立工學院學生朱永乾等人受國防部責令退學。（曾令毅老師提供）

解嚴後的校園監控

1987年解嚴後，黨國體制對台灣社會的監控並沒有就此結束，校園內的文教偵防工作也依然持續。面對學校師生自主發起的民主化運動，如台大大學新聞社抗議審稿制度、《自由之愛》創刊、楊碧川教授講述台灣史、舉辦民主夏令營、台灣社會研習營、學代生活營等，校內黨部皆有紀錄，並加以干涉、試圖阻止活動進行。其後，知青黨部儘管退出校園，但不少仍改以其他名義繼續在校園活動，像是逸仙學會、三民主義學會等。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5月29日發布新聞稿，宣布啟動「監控檔案當事人閱覽計畫」。在首先推出的紀錄片《不是自己寫的日記》中有一段文字：

「威權統治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不惜在他人的青春歲月留下巨大的傷痕，這些事距離我們並不遙遠，因為它就發生在我們最熟悉的校園裡，我們最熟悉的青春歲月中。」

結語──如何看待當今校園現象

曾老師在講座尾聲，提出幾個黨國體制存續的例子以提醒聽眾，並建議我們思考一個既簡單又複雜的問題：「政治力真的退出校園了嗎？」過去政權的治理手段演變至今，是如其所聲稱性質轉變而繼續運作；抑或是「換湯不換藥」，重複思想灌輸的作為？有沒有可能，這些治理手段使得有些人以為那段歷史已經離我們很遠，因而可以不去在意；或是，在認知歷史事實之前，新的「歷史」已先被寫入腦海。

希望透過曾老師的講述，能讓更多人了解這段過去。先釐清校園自主的程度與本質，進而討論如何有所行動，才能不再任由特定勢力──無論其出發點為何──假自由、自主之名義行踐踏之實，以落實校園的真正自主。

參考資料：
促轉會新聞稿：不是自己寫的日記──促轉會宣布啟動監控檔案當事人閱覽計畫，https://www.tjc.gov.tw/news/122，2019年5月29日發布，檢索日期：2019年6月2日。

延伸閱讀：
龔宜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台北：稻鄉，1998）。
高麗娟，《從覺民到覺醒：開花的猶大》（台北：玉山社，2008）。
楊清海，《調查局的真面目》（台北：另眼文化，1999）。

2019 年 6 月 10 日2020 年 3 月 14 日

「台灣民主轉型的十字路口 — — 以獨台會案為出發點」講座紀要

▌時間：2019年 5月24日(五)19:00–21:00
▌地點：台大法學院霖澤館1506教室
▌主講：陳正然先生
▌與談：丁勇言先生

▌撰文：曾信豪
▌責任編輯：黃子晏、林婕琳

經歷民主運動者長期的抗爭與犧牲，台灣終於在1987年迎來解嚴，然而三大惡法：《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懲治叛亂條例》與《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都尚未廢除。1991 年 5 月 1 日，中華民國正式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並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然而5 月 9 日，法務部調查局旋即宣布偵破史明領導的台獨組織「獨立台灣會」之在台地下組織，依叛亂罪逮捕陳正然、廖偉程、王秀惠、林銀福等四人。

本次演講邀請當時被逮捕的陳正然先生，以及參與救援行動的丁勇言先生，現身說法，讓我們重新省思這段史實及其遺緒。事件至今將屆三十年，此刻的我們，又該如何回顧並詮釋之？

陳正然：獨台會案的還原與反思

老師表示，事發至今，他從未在公開場合談過這個事件，因為當事人大多都還健在。但最近，獨台會案已被過分解讀，那些誇大的描述與當年情況相去甚遠，「說到我都覺得我沒有參加過的樣子」。如維基百科至今仍以「調查局……進入國立清華大學拘捕五個人」解釋獨台會案；然而，本案除卻廖偉程住在清大，實與清大無關，且5月9日僅逮捕四個人，安正光是之後因玉山神學院的學長林銀福而被捕。

史明在東京成立的獨台會，是個民間普遍不熟悉，且不排斥以暴力手法推翻國民黨的組織。史明曾買槍試圖暗殺蔣介石，逃到日本後，又進入左派大本營早稻田大學；畢業後更曾參與中共打游擊。故老師當年雖曾參與許多更尖銳牴觸當局立場之事，國民黨卻以赴日見史明為逮捕之由，因為以此為藉口，社會較容易接受。

回顧就讀台大的學生時代，老師說自己「一直在找有趣的事情做」，如組織讀書會，辦理多場校門口靜坐等。因為幾乎參與每個運動，老師得以用不同視角回憶當年的運動現場，如「學運領袖」其實可能並未出現在決策會議。要求萬年國代下台時，老師也在校門口弄靈堂，「老賊」們愈怕觸霉頭，老師便愈愛做。老師笑著分享，先抹糨糊再丟冥紙就很難掃起來；每天都有人在拜，而陳師孟等幾十個教授，就在老師於門口架的火燒黨證。

畢業後，老師繼續接觸社運，90年代中期以來則主要處理網路、資電等事務。如今除了幫助新創公司之外，最多時間是在種田，因為「救地球較要緊，現在救台灣已經有𠢕人囉。」老師試圖以網路的連結能力，將台灣的土地作更好的運用，用自然的方式生產，不需要剝削土地。

從無花果開始的集體行動

回到獨台會案，老師說，「一切是從無花果開始的」。

80年代之前，關於台灣的史料、小說等印刷品，若非列為禁忌，便是乏人問津，連想了解自己所居島嶼的社會都很困難，那就是威權氛圍。老師在法學院讀書時，就發現圖書館的《資本論》只有書卡跟封面，內容要教授簽名許可才能閱讀。曾有朋友介紹老師一件薪水優渥的家教，學生乖巧聰明，並無察覺任何異狀；隔天早上，老師卻馬上被請到教官室約談。原來昨晚老師前腳一離開，警總馬上就通知教官室 — — 那是某位政治犯的女兒。第二次去時，發現他們家外面有個麵攤，顧麵攤的可能是憲兵。

這便是老師求學時的時代氛圍，情治單位的眼線無所不在。因此，當老師大學時代受學長、教授刺激，想到圖書館或其他地方找某些資料，卻總遍尋不著而感到挫折。但老師也發現：很多史料是被民間藏著、很小心地保留；如果這些資料能被揭露，對形塑共同的歷史意識，以及反省歷史會很有幫助。「因此到研究所時，我們就開始想怎麼做比較好。」

解嚴後，社會多元的力量開始出現，於是老師與社會系的賴曉黎合作，試圖藉由電腦科技整理史料，並分別透過陳菊、林濁水牽線，拜訪史明與張良澤（主要蒐集文學相關史料）等前輩。拜訪史明時，則試圖找出《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引註及參考文獻原文。當時該書的引註，在台灣僅能找到四筆，故此後又到史丹佛、柏克萊等大學尋找文獻。

這便是「台灣文化史料中心」創立的背景。老師們想建立類似美國圖書館的OCLC系統，並用input／output的概念整理史料，但當時電腦要打中文相當困難，因此開設無花果打字行，整理史料同時接案子。

事件導火線

孰料，台灣文化史料中心成立的地點 — — 陳正然老師家 — — 卻成為「犯罪現場」。當時整理史料的小組也舉辦讀書會，並思考台灣時事。那年春天舉行了「417反老賊修憲」大遊行，由於反對未成功，台大學生撤回校門口靜坐，後來甚至絕食，成為獨台會案的導火線。5月8日晚，眾人聚集檢討前月的學運，共有三人報告：林佳龍檢討學運發展與當時社會政治變遷關係，林濁水檢討憲政問題，簡錫堦則談論社運團體。討論結束後，眾人到師大夜市吃宵夜，大約三點才就寢，而調查局在五點多便逮捕了老師。

「有趣的是，人都會有一些預感。」吃宵夜時，老師與社研所的李建昌說「講這些都無效啦，你講講一晡，國民黨故意欲抓，四十八點鐘抓了了，抓到無半個。（你講這些都沒有用啦，你說了那麼多，國民黨故意要抓，四十八小時就抓完了，抓到剩下沒半個）」結果四小時後，調查局就把老師用手銬銬在桌子上，開始翻箱倒櫃。老師被抓到調查局時，才發覺他的資料塞滿一整個房間。他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並要求打電話找律師，那時口袋裡竟然剛好有一塊錢，於是打公共電話給周威佑（現任台北市議員）求助。

十一點多，老師便聽到運動圈的朋友已包圍調查局，至晚上，盧修一等委員便開始向調查局要人，調查局人員於是拿出了「整厝間」的頑行劣跡檔案。其實參與運動時，老師便知道自己被跟蹤與竊聽，在美國讀書時也不例外，比如電話講半小時會自動停掉，因為監聽人員要將錄音帶換面；被保釋後，調查局的電話線沒掛好，故甚至曾反竊聽對方。

那陣子老師從UCLA休學回來參與運動，被捕當天，UCLA校長為了拿蔣經國基金會的錢，正好在台灣，準備飛回美國。校長在美國一出機場，便有讀書會的同學去圍他，他難以表示不知情，故發表強烈的聲明。當時美國主要的大學，都有學運圈的台灣學生參與國際特赦組織，而聲明稿上，三一神學院、柏克萊等校的校長也都簽了名；聽說登記救援老師的人，比救援翁山蘇姬的還多，那是因當時剛好大家都在美國讀書。這些對國民黨也造成很大的壓力。

老師出獄以後，曾聽一位政界大老分享：當年郝柏村派陳長文去北京，因北京要確定廢止動員戡亂後兩岸的新關係。中共要陳長文問郝「台獨還辦不辦？」郝柏村順口說：「那就弄個案子來辦一辦」，於是有了獨台會案。

思考歷史時的盲點──被規訓的去脈絡化

老師認為，我們理解獨台會等案時，常會以當權者的觀點來看，「他說是獨台會案就是獨台會案，我們那時候常開玩笑說，台獨會被講成獨台會很離譜」。案內四人其實不相干，唯有廖偉程跟陳老師是同個讀書會的，王秀惠、林銀福則是到監獄裡才認識，出獄後也都在各自領域奮鬥，較少聯絡。

在理解歷史時，我們常缺乏對社會發展脈絡的思考，將事件孤立化，只想找出英雄或受難者（如今日對鄭南榕事件、美麗島事件的理解）；卻不習慣深刻反思「為何會發生這些事情？放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下有何意義？」然而去脈絡後僅剩下純粹的模型，較偏向社會學或政治學的取徑。

創辦無花果與台灣文化資料中心時，老師等人固然不承認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但除了政治場域的問題，思考民間社會場域究竟如何被政治權力所扭曲也很重要。「獨台會案」發生後，反而只剩下「政府進到校園抓人」這樣國家權力衝撞的事情，模糊了創立時想關注的焦點。

當局那時候應該早已發現跨校的研究生集結、開始思考台灣主體性的意涵，或者做為台灣人的意義是什麼。老師認為，這個思考至今仍一樣重要，唯有清楚自己祖先在歷史中追求的過程是什麼，才不易被中資等外在物質影響判斷，而模糊了認同。比如說，美國人多為17世紀英國移民後代，但並不會因英國富裕而自視為英國人，因為理解先人的歷史，他們便能凝聚出「美國精神」。

老師也指出，當時的社運人士有個思考惰性：「都推給國民黨就好了」，工運、環保議題皆然；就像國民黨如果出事，都說是「三合一敵人」：台獨、共匪、陰謀叛亂分子所害。可見時人的思考普遍欠缺社會脈絡，反威權者被威權統治者的話術規訓；正因如此，老師希望透過蒐集史料，從社會與歷史的角度觀察，提出前瞻性的思考。「那時我們已經知道國民黨會倒了，要想如果他倒了之後怎麼辦？不能等到上去之後再想要怎麼做。」將時序放長來看，老師自忖這種擔心是正確的，因為當時反對陣營的治國準備確實尚不足。

「獨台會案」以後

老師參與的獨台會與無花果兩個小組，在獨台會案以後也繼續發揮影響力，比如獨台會的脈絡，影響了一百行動聯盟；而無花果，則從批判黨國體制，開始關注社會生活。

解嚴之前，若要上街頭，一定要有公職，「不然就給打好玩的」，而且需要指揮車時，便得與政客打交道；但這些政客很容易因利益與當局妥協，故運動界常抱怨被政客利用。解嚴後社運逐漸成熟，群眾可以從被政治人物動員到主動參與。老師鄭重說道，我們會一直需要社運團體，因為「當你停止反對當權者的時候，就是這個社會停止進步的時候。」

獨台會案後，原讀書會的成員仍然參與各種社運。如時任環保署長的趙少康，想在十三行遺址區域建汙水處理廠，而那裡有個保存得很好的煉鐵作坊。老師利用網路論壇揭櫫此事後，法國幾位人類學院士便寫信給郝柏村，促成遺址的部分現址保存，參與的陳老師等人則寫出《十三行遺址搶救紀錄》。

1992年，老師做出台灣第一個Media Watch，紀錄三個月間老三台的夜間新聞，證明新聞立場的偏頗。另外，也成立社會權推動聯盟，並下鄉運動，後亦與一百行動聯盟合流，由教授、學生與社會人士組成政治快閃。1993年成立台灣第一個網站：蕃薯藤網路。當時每個月都會製作專題，如婦女節、兒童節專題等，也曾經發動全世界原住民支援達悟族，促使核廢料遷出蘭嶼……但在紀念二二八的專題後遭到封站。

另外，當時也舉辦民主深化、社區運動主題的讀書會，檢討運動路線，關注中央統治末梢的農漁會、寺廟等。此外，當年職棒當時在台灣很紅，選手卻不像外國職棒有工會，可與資方討論規則、薪資，或者退休相關事宜，因此老師等人便協助成立台北市台灣職棒工會。

獨台會案後，隨著黨國體制逐漸鬆解，主動的社會實踐成為老師的奮鬥目標。老師亦體認「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這句話的意涵：如果對於過去沒有認識，稱自己是什麼人就只剩下地域的概念，失去了內涵，也就失去了詮釋權。而在社會實踐同時也需小心，不能製造英雄，避免在選擇性記憶下，忽視了事件真正的意義與當時的脈絡。

90年代開始爭取的社會權、勞動權，至今仍有許多問題，對於這樣的社會，老師以鄭南榕的名言做為小結：「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

丁勇言：關於獨台會案的記憶

獨台會案的政治社會背景

在獨台會案前，老師主要參加的是學生運動；案後迄今，老師亦持續關注勞工運動，並擔任社會民主黨的召集人。

獨台會案當時，老師擔任全國學生運動聯盟的召集人兼發言人。值得思考的是，從蔣經國去世後至第一次政黨輪替間，總統都是李登輝，但是以1989鄭南榕事件為分割點，台灣卻彷彿換了政府，黨內政變與鬥爭彰顯政權內部的不安，在省思獨台會案時，也可將此歷史脈絡放入一併探討。

三月學運後，社會氛圍的動能已大於政治決策者的力量，因此李登輝準備作新憲政工程，被稱為「中華民國的第二共和」。修憲後總統民選、沒有國大代表，台灣成為事實主權民主國家；但1990年代的台灣，還有很多關卡要過，比如國民大會無法代表民意，總統卻是由沒有民意基礎的國大代表選出來。這些「國民黨的歷史罪惡」，勢必要進行學術上的清算，與政治上的詮釋：「我們已解決了哪些問題？又有哪些問題延續到現在？」

「最重要的便是民主化、自由化的問題。」

從獨台會案來看，被抓的都不是檯面上的領導人，但國民黨其實是「抓對人」了。1990年郝柏村任行政院長，就面臨「軍權」、「民主」的歧路抉擇，仍是未定之天。獨台會案以史明為脈絡抓人，便是國民黨要測試，是否可以回到往昔的軍權時光。

當時每個大學總有一、兩個異議性團體，後來便組成全國學生運動聯盟，90年代初為了修憲運動，大家都疲於奔命，提出修憲內容的討論；社會場域亦頗為熱烈。但到修憲運動告一段落，全學聯清大校級代表廖偉程卻突然在宿舍被逮捕。案發當天，老師很早便接到消息，當時第一個反應是「為什麼在沒有事件發生的時候抓人？在沒有人上街頭的時候抓人？」當時修憲已經結束，老師亦回到校園。老師馬上電詢林佳龍、范雲等人，發現他們都沒有被抓。接下來的問題是「那怎麼辦？」

學運團體串聯

老師的住所便是全學聯的會議室，所有聯絡紀錄、內部名冊文件都在這裡，害怕全面清算即將開始，老師於是將資料都扛在背包，走在中興法商附近的合江街上。看到小吃店裡的電視都在報導獨台會案，走在路上的氣氛就是白色恐怖，過去政治犯前輩們引述的歷史，今朝都到眼前來。經過整個白天，心情漸漸恢復正常，傍晚開始聯絡各校代表，希望盡快動員。當時清華大學的學運團體早已動起來，開始進行校內的抗議活動，而有些教授也想佔領中正廟，複製三月學運的模式，後來立刻被驅散，中正廟被用兩層樓的拒馬圍起來。

因此，學運團體決定改佔領台北火車站：政府若封鎖車站，會影響五十萬人，不可能這麼做，且全國學生要集結也必須靠火車。不久，北台灣各大學便在車站會師抗議，而獨台會案四人也迅速交保，並促使立法院開始討論懲治叛亂條例。5月20日「知識界反政治迫害聯盟」發起「五二零反政治迫害遊行」，當時訴求為修改刑法叛亂罪，並要求處理配套的刑法一百條。此後，台灣逐漸走向言論自由，得以自由寫書、發傳單，任何政治主張皆合法，再也不用自我審查。事實上，學生運動正是從言論自由起家，90年代前，刊物要送審，傳單亦需經校方蓋印章；否則便是地下刊物，如中興法商的《春雷》，台大的《自由之愛》等等，92年之後，這些問題便不復存在。

1991年10月8日，「一百行動聯盟」在總統府閱兵台前演練「愛與非暴力」抗爭，那時出來的並非鎮暴警察，而是憲兵，而且未舉違反集會遊行的牌就驅散，拿長棍打得大家頭破血流。刑法一百條雖然只是叛亂罪的配套，卻使爭取言論自由的同時，可能變為叛國犯。「如果刑法一百條不修改，獨台會案之後就會有全學聯案，有勞工陣線案，沒完沒了，所以當時大家都很有共識，即使被打了，還是很努力爭取要廢除」。因此，獨台會案的意義，正在於讓群眾體認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並意識到黨國隨時可能加諸的限制，也才有了五個月之後，為爭取言論自由而爆發的強烈抗爭。

鄭南榕身後：百分百的言論自由

論及衝破言論自由的限制，最為人所知的可能是1989年4月7日的鄭南榕自焚事件，老師也回想起自己印象中的鄭南榕：1988年10月，老師為地下刊物拉廣告募款，因而拜訪鄭南榕，希望他買廣告宣傳《時代》系列雜誌，當時鄭開心的鼓勵道「你們做這個不錯喔」，還叫秘書拿了二三十本前衛出版社的《韓國學生運動史》。可惜數月之後，鄭南榕先生就為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去世。而鄭南榕之後，下一位，也是最後一位以「二條一」（《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起訴者，便是獨台會案。

其實老師原先並未想走上政治的道路，但他讀鄭南榕生前饋贈的《韓國學生運動史》，認為學運完了就要處理工運，後來方創立處理分配正義的社會民主黨。「台灣未來面臨較多的會是分配正義問題，不過這不是主流政黨所能處理。當一個國家回到正常狀態的時候，食衣住行的民生問題才是最重要的」。

聽眾提問

關於政治、歷史與詮釋的思考

聽眾提到，在「野花遍地的年代：1980的學運浪潮」座談會中，羅文嘉曾提及他大學時想打倒國民黨，結果只花了九年；焦慮的是，他退隱之後，種田九年還得再回民進黨，改為面對更強大的敵人共產黨。不過現今的台灣在同婚等等議題，卻也獲取了比中共高的國際聲量，那麼兩位老師在今日回頭看過去，有哪些進步了，而哪些倒退？

陳正然老師認為這是大哉問。目前執政的民進黨是個缺乏路線的政黨，這些黨外人士在組黨前就常去陳家，討論社會經濟主張；但因缺少公約數，只能拿出「民主進步」這個相當抽象的黨名，沒有明確的中心思想。這個問題存在於台灣的多數政黨，也一直沒有好的解決方法，因此選舉時只能拼命加碼。但老師亦肯定台灣在選舉方面明確且迅速的進步，比如今日買票的情形已改善許多。

然而民主是種價值觀與生活方式，應該深入到更多場域。我們應思考，萬一中共攻打台灣時，讓人民選擇與台灣共存亡的價值為何？許多美籍的以色列移民，一打仗便會回到以國助戰，「什麼樣的價值會讓人為了生活的方式與世界賭上生命，那才是真正有價值的。」而倡議進步價值時，便能讓全世界看到台灣，例如德國報導同婚合法的新聞，使許多德國人知道，中國與台灣並非一體的。所以台灣要關注的，不只是所得、選舉、權力的分配，而是整體環境有沒有變好，比如許多國家關心的幼教與人權問題，這些都是台灣要思考的。

丁勇言老師則認為，任何國家主政者都是在人民動態進步過程中退讓。比如老師們的上一代縱容國民黨威權統治，但只要有人開始反抗，國民黨便會開始收斂；共產黨問題亦同，只要台灣人不讓他接收，中共也無法有效統治。

在台灣內部，雖仍有新黨這樣中國傾向明確的黨，老師卻認為這是可容忍的。這樣的黨不會是大黨，且台灣的政黨多數也非親中統一，連國民黨內部都有本土派，馬英九當總統的時代也不敢統一。在多元民主的台灣，保守黨、民主黨、社會黨等不同光譜的政黨可以和平共存，而凡是好的政黨皆應關注弱勢的聲音，推行分配正義，帶領台灣成為福利國家。

小結

獨台會案與其後的社會運動，使台灣的言論自由更加獲得保障與鞏固，並讓當局體認到社會的力量。但陳正然老師與丁勇言老師也提醒我們，不能將事件孤立、模型化，或者受黨國規訓而沾染威權式的詮釋。要將案件放回歷史脈絡，並思考其在民主轉型時期的意義，進而將知識轉化為行動的資源，以過去社運經驗為借鑑，積極地介入、改變社會，並洞察現今的社會與政治問題。正如周婉窈教授配合四六事件系列活動、展覽，於6月5日在小福前廣場的短講所述：「我們要認識過去的白色恐怖，這樣在未來出現同樣的蛛絲馬跡時，才能有效的制止當權者。」

2019 年 5 月 11 日2020 年 3 月 14 日

一切沉寂都開始飆揚：1980年代的台大學運

▌撰文者：李宜軒

▌時間：2019年5月2日(四)19:00–21:00
▌地點：台大社會系館101教室
▌主講：林國明教授

1980年代尚處於戒嚴體制的臺灣，經歷1970年代的內外衝擊，從保釣運動、退出聯合國、中壢事件、華美斷交，以及美麗島事件等，戡亂與戒嚴體制逐漸受到質疑；民間對獨裁統治的進一步挑戰，更使政治改革的曙光初現。然而，舊有的黨國體制結構依然穩固，過往對個人與社會的控制仍不見鬆綁。例如在校方與黨國組織的合力控制下，大學生始終被隔離於外在社會。

不過，自1982年起，臺大開始出現學生對黨國體制的衝撞與抗爭。改革派學生陸續以「代聯會普選運動」、「言論自由運動」和「社會實踐」作為學運的主要路線，並透過「自由之愛」、「大學改革」的倡議，對抗黨國威權下的校園體制。雖時常面臨策略失敗，或是校方的懲處與威脅，但也成功引起其他同學對事件的關注。

林國明老師於1984–1988年就讀臺大社會系時，擔任大學新聞社的總編輯，同時也是「自由之愛」的主要推動者。作為經歷學運、解嚴等關鍵時刻的見證者，老師和我們分享1980年代臺大學生運動迸發的歷程，其中學生們是透過什麼組織、採取了什麼策略，以及面臨哪些社會條件與困境？背後又是憑藉著什麼理念支撐？三十年過後，當時的參與經驗至今能提供哪些啟發與借鏡？老師將這些事件脈絡的介紹，作為下一場座談的前導。「野花遍地的時代 ──1980年代的學生運動浪潮」活動中，老師與羅文嘉先生、范雲教授、陳志柔教授、吳介民教授等四位講者進行對談，使大家對1980年代的學生運動有更多的了解。

背景

1980年代的臺灣，美麗島事件才剛結束，黨外力量已經集結起來，但此時大學卻完全隔離於社會抗爭之外。「大學像是無菌室，將校內學運的推動與社會上的黨外運動隔絕開來。」與社會上肅殺的政治氛圍相反，校園主流往往是逸樂取向或救國團式的學生活動。甚至，代聯會就是這些活動最大的主辦單位。而「慈幼社」一類社團，則是在監控底下，以穩定秩序為前提，舉辦偏鄉教育等「虛偽人道主義式」的服務活動。

至於政治活動，在校園裡的特殊權力關係下，校方得以用懲戒制度等正式法規，干涉學生的活動甚至思想。學生對政治活動的參與備受限制，因而相對很少公開進行；學生即使已經成年，仍不能參與助選；發行的刊物也必須經過審查才能出版，甚至連詩文創作都受到干預。校方透過體制內各個層面的限制，剝奪了學生行使自由的權利，學生被視為「需要照顧的小孩」，而不是完整的公民。

除了正式的校規，更隱微而高度運作的，則是黨國體制下校園黨部與情治單位對校園的全面監控。包括代號「孔知忠」的臺大知青黨部，乃至於黨部外圍的逸仙學會、覺民學會、三民主義研究社等。另外加上校級、院級、系級的黨支部，都標誌著國民黨勢力依靠國家力量，有秩序地滲透進校園每一個角落。各院、系級中的黨員，不只會參加競選、推動黨務，甚至連大新社一類的異議性社團，也被情治單位滲透。社團裡的線民，定期向國民黨報告開會討論的情形，導致學生之間互相懷疑；對象也不限於學生，就連老師上課的言行，也受到職業學生的監控。

事件脈絡

1982年，臺大開始出現零星的地下抗爭行動，鼓吹代聯會主席普選

1983年，首次出現改革派學生當選代聯會的主席，即吳叡人，他把多年未再開的學代大會制度化，變成學生傳遞意見的管道

1985年，學代大會通過代聯會普選案，但未被學校通過；成立直委會

1986年，大新停社事件引發言論自由運動；臺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報告；人權日自由之愛演講

1987年，陳志柔當選代聯會主席

1988年，通過代聯會改名學生會，首屆學生會會長普選由羅文嘉當選；大學改革

突破期 (1980–1982)

1980年代初期，臺大的「五人小組」包括李文忠、賴勁麟、劉一德、王增齊與楊金嚴，因為同住宿舍而形成緊密的生活社群，具高度的凝聚力。他們閱讀黨外雜誌、馬克思主義等禁書，從中得到政治啟蒙；也透過參與黨外巡迴助選的學長，汲取黨外人士的政治經驗。自我知識培力、人脈社群的拓展之餘，他們陸續和某些關心公共議題、政治經驗較少的社團聯盟，在1982年決定開始推動代聯會普選的議題。

當時對改革派的學生而言，「學生可以做為社會改造的力量」，然而若想突破多數學生對公共議題的普遍陌生與冷漠，就必須喚醒他們的權利意識，觸發群眾對公共事務的關心，進而參與改變。或許社會公共議題離學生的校園生活過於遙遠，他們選擇策略性地從日常中的議題著手──以「學生主權」作為運動的核心訴求。當所有人都有權利選舉代聯會主席時，主席將會更有代表性。如此一來，學生基本的權利得以不被黨國控制下的學生代表所把持，能透過代聯會進行校園倡議。他們推動議題、爭取權益的同時，也是鼓勵更多學生參與，帶來社會改造的動能。

為了推行「普選運動」，他們分別從體制內、體制外的行動，來表達自己的主張。一方面，透過《大新》、《醫訊》、《法言》等刊物進行宣傳，然而刊物時常無法通過學校的審查；舉辦社團聯合座談會等，也多次遭校方阻止與為難。他們於是透過體制外的活動引起同儕關注：比如在教室發地下傳單、張貼海報，或趁著早八以前的時間寫黑板；也會到宿舍塞傳單；甚至從樓上將一疊傳單往下撒。這些舉動反映了當時傳遞資訊的迫切，並以此作為對體制的衝撞。

不過，老師也提到，他曾經擬好傳單的草稿，卻越想越覺得不安，想盡辦法把傳單撕毀或燒掉 — — 聽起來雖然可笑，卻也深刻展現參與者身處那個年代的掙扎。「一方面學生也想為公共議題做些什麼，一方面也擔心被查獲，提防著未知的禍頭。」像是1982年10月的普選事件，大論社為了宣傳代聯會普選，發傳單抨擊候選人，而被停社半年，相關學生也被記過處分。

除了校內活動之外，學生也於校外以行動衝撞體制：如發動在彭孟緝的官邸噴漆，參與者則被迫逃亡；而《醫訊》、《法言》等刊物，亦曾受到學校的停刊處分，不過校方在這兩件事沒有後續的懲處和追究。學校面對代聯會普選運動的處理方式，顯示他們害怕普選導致群眾動員，將會形成混亂、不可控制的結果，學生意識會覺醒，而試圖脫離黨國的控制，所以才竭盡各種力量來阻擋普選運動。

學生這樣的行動策略，背後的理念是「事件化理論」 — — 面對校園中的嚴密控制，必須製造事件、和學校衝突，才能凸顯校方行事與處置的荒謬。用一些看似不合規範的方式，喚起群眾的關心和注意，促使他們思考讓這些人抗議背後的理由為何，以及結構的不合理之處。

但是，這樣的組織形式，也勢必面臨實務上的困難。其中只有少數人有行動經驗，並敢於承擔代價，以致於形成校園內激進派和溫和派的緊張關係。另外，行動的隱密性，使得成員可能因為權力不對等，產生上下之間的操縱關係，個人可能在壓力下被迫參與。因此老師特別提到，五人小組中他非常敬佩王增齊，雖然王增齊自己很勇於行動，但是和其他激進派不同，他從來不會強制別人做他們不情願的事。

「事件化理論」的限制，必須考量激進行動的「理想性」與「道德性」，並拿捏主事者、執行者與新社員之間的權力關係，釐清行動是否有自主性，抑或是出於脅迫與操縱。此外，啟蒙與改革的成效有限，製造事端後，後續的改革細節如何進行，也是事件化理論所無法處理之處。

轉接期(1983–1986)

1983年，吳叡人在兩名「黨員」候選人相爭的情形下，當選代聯會主席。然而，當代聯會用體制內的手段宣揚學生主權的概念，卻遭遇許多挫折。由此可見，學生組成自治組織所做出的決議，很容易被學校置之不理，普選的成效確實有其限制。於是，吳叡人在1984年辭去代聯會主席的職務，向教育部請願，這件事登上報紙，影響當時還在讀高中的林國明老師，促使他進入臺大後，便加入了大新社。

1985年4月，代聯會普選案以臨時動議的方式，趁國民黨措手不及，在學代大會通過。新學代選舉之際，大新、大論等社團開始動員，推舉社員參選，並擴大結盟。隨著風向改變，過去不支持普選的大陸社、覺民學會，也開始介入校園改革運動，以祕密招募社員的方式吸引、收編校園內的菁英，轉向支持普選。

隔年的1986年5月11日，臺大校內發生普選遊行。照片裡，可以看見林國明老師穿著支持普選的衣服，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老師說，他當時甚至已經做好受到處分後要重考大學的心理準備。雖然最後李文忠、王增齊等人受到懲處，但過去幾年受到壓抑、打擊的普選運動，終於在當日的學代大會上以94：0壓倒性票數通過。但與此同時，學生運動還是屢遭挫折 — — 在推動普選這麼久之後，即使在學代會中獲得壓倒性的同意票，議案困在學校裡，校方仍然置之不理。

1986年5月爆發的「李文忠事件」，起於學校對李文忠施以近乎政治迫害的爭議性處分。但是經調查，學校仍拒絕讓他復學，引發演講、靜坐、絕食等一連串抗爭行動。老師引用鄧丕雲的《八零年代台灣社會運動史》來總結，認為李文忠事件是1982年以來，一連串行動的轉折點。當事件化理論面臨實踐上的限制，1986年的解嚴，則使得原先的行動禁忌相對緩解；學生認識到可能付出何等程度的代價後，也更敢於行動，進一步影響了後續「自由之愛」。

爆發期(1986–1987)

解嚴前後，臺灣出現許多大規模的街頭抗爭，社會上各種政治、環保、勞權等自力救濟行動陸續出現，影響了「新民粹」的想法，修正了轉接期學生運動的缺失。過去普選運動遇到的阻礙，正在於學生群體對權利意識的匱乏，因此歌舞昇平的校園中，任何議題都無法引發學生投入改變的動力。因應這樣的處境，改革派學生將重心轉向校外，透過藉由接觸社會真實的樣態與議題，以實踐校園中無法完整落實的理念。

「校園遠遠落後於社會，學生又怎麼能帶領社會？」

若要改變學生的「體質」，目光不能只限於校內的學權，而必須關懷社會其他群眾。必須讓學生真正接觸、理解到校外的社會不平等，他們才可能成為改造的力量，亦即「社會包圍校園」。學生關注校外礦災家屬、勞工、環保等實況後，把這些經驗帶進充滿逸樂活動的校園中，藉由倡議來傳遞對社會的關懷，而1986年由大新社組成的「臺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就是一個實踐的例子。

調查團結束之後，校方就開始找機會對付參與者。當時林國明老師正好擔任大新社的總編輯，老師說，因考量版面、稿件、期程等因素，他們並不會將刊物的每篇稿子都送審，而學校就以其中三篇文章、漫畫沒有送審，把大新社停社，社長、總編輯被記過處分。

之後，他們在臺大校門口舉辦了大新惜別會，學校12個社團一起發佈「臺灣大學各刊物爭取校園言論自由」聯合聲明，要求廢除事前審稿制度。聯合聲明發布不久，規模即擴大到 50個社團及128位研究生的參與；連受國民黨控制的院代會等組織，都發佈了相關聲明。他們以「言論自由」為訴求，正是因先前李文忠事件的啟發下，他們理解到：如果以反對黨國體制、政治迫害為訴求，那麼學生容易不敢接近，學校也不會有所反應；但「言論自由」這一理念的正當性，則讓性質中立的社團也願意簽署，進而擴大了倡議的成效與力道。最後也才能在1986年12月，學代大會以83：0的票數通過提案，要求學校廢除事前審稿制度。

經歷這些事件，他們認識到學生運動不能只有初步的啟蒙和認識，應該要從整個制度面、結構面著手改變，於是他們轉向整體的大學改革── 於同年12月10日的世界人權日上，舉辦了自由之愛活動，十天內舉辦七場演講，吸引了將近兩千名聽眾，推動大學改革的效力顯著。後來他們進入立法院請願改革大學法，並舉辦記者會，林國明老師作為五人代表之一，也置身其中。

自由之愛的問題在於「菁英結盟體系」，因為社團菁英之間的夥伴關係，除了主事者外的社員可能感到被操縱，同時也有考研究所、當兵、社團等個人生涯規劃的考量；一旦菁英動搖，整個動員體系就會變得不穩固。但在菁英結盟之外，於大學法改革運動中，學校的自治組織間也開始進行跨校串聯，組成學生共同的代表性機構，成為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基礎。

結語

來到演講尾聲，老師如此總結：大學作為學習與實踐的場域，學生即使到校外接觸反抗運動，若校園內部的制度和環境沒有改變，學生帶進來的經驗就很難發揮作用，也可能繼續受限於穩固的外在政治結構。於是1988年之後，學生運動就進一步接觸到統獨、國會改選的議題，逐漸提高學運的力道。

問答時間，針對「在臺大社會系擔任教授後，最想和學生說什麼？」老師回答：「鼓勵學生積極的行動主義，因為一生裡大概也只有這段期間，不會有太多顧慮，可以為信仰的東西努力。大學時期是最有可能的，這四年裡做的事，會影響到未來的人生。」

身處不同的年代，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卻是類似的，對於校園日常的學生議題，會期許有更好的生活空間、課程等；同時，我們對外在社會議題也投入關注，並懷有改造的願景。過去的學生面對校園環境和政治結構的限制，調整、嘗試了各種行動策略；而今，在既有的條件和工具之下，能用什麼樣的組織、策略、理念來進行，都是我們可以延續思考的地方。

2019 年 5 月 3 日2020 年 3 月 14 日

行動發聲，沉穩洞察

「戒嚴時期台大師生與民主運動：一個參與者的所行所見所思」演講紀要

▌時間：2019年4月26日(五)19:00–21:30
▌地點：台大文學院演講廳
▌主講：鄭欽仁教授
▌主持：周婉窈教授
▌與談：周馥儀老師、吳俊瑩老師

▌撰文：林婕琳、黃子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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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時期，在白色恐怖氛圍下，法律上言論、思想自由受到箝制，伴隨學術場域暗中運行的黨國情報系統。

當論述必須自我審查，學術尚須提防被詆毀，校園何來自由思辨的可能？

主講者鄭欽仁老師1960年進入臺大歷史所就讀碩士班，1965年於此展開教學生涯，1968年留學日本，1973年回臺。在日本全共鬥學運、布拉格之春的衝擊下，更加堅定行動發聲的意志。儘管知識的追求、創造與傳遞，一再受到威權所限制，老師仍堅持不入黨、不連署「團結宣言」。鄭老師深刻影響許多學生，對於中國史、臺灣史學界皆貢獻良多。

除了研究、著述與教學，老師更致力於社會關懷的實踐：1968年夾帶政治犯名單出國，並持續聲援多人，1971年撰寫小林正成來臺散發的臺獨傳單，1984年參與成立臺灣人權促進會，及1987年的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解嚴前後，對禁忌的逐步撼動，考驗著行動者的意志與膽識。老師於《臺灣政論》、《八十年代》撰文、擔任《首都早報》總主筆「為臺灣人民之前途說話」；1988年創辦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畢生心力奉獻，皆為實現「人權、民主、國家」受保障的願望。

周婉窈：自由前的漫長奮鬥

1987年解嚴後，再經歷五年的衝撞和抗爭，直到1992年，臺灣才逐漸自由民主化。那麼，戒嚴時期又是怎樣的一個時代？白色恐怖籠罩之下，島上言論、思想自由受盡打壓，校園四處埋伏著黨國威權的力量。1940年代的林茂生、50年代的許強等師生、60年代的殷海光，到80年代的李文忠，一個個知識菁英或罹難，或被迫噤聲，或遭受打壓；更有四六事件、哲學系事件等大規模牽連的案件。此外，學生必修三民主義、教官進駐校園、校園知青黨部的設置，這些都強化了黨國對學術場域的掌控。

白色恐怖期間，校園從不曾自外於政治權力的規訓；而因為對自由思辨的追求與宣揚，知識份子往往受到更緊密的束縛。身處嚴密監控、備受侷限的時空，鄭欽仁老師等行動者們，深知觸碰禁忌的代價，卻依舊堅定，奮鬥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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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欽仁：正因為是學者，必須以良心行事

最早體會到威權對思想與行動的形塑，是高中被選為救國團小隊長時，那種身處法西斯團體的強烈感受。進入東海大學歷史系後，徐復觀老師以人本主義教授《論語》、《四書》；張佛泉老師講授早川的語意學，且與《自由中國》有密切關連。這些前輩之於時局的關懷，成為啟蒙鄭欽仁以及同一輩運動者們的重要典範。

至於黨國如何控制當時的校園？鄭欽仁進入臺大任教之後，便對敏感的校風深有感觸。比如當年研究室的門，寧可開著也不要關起來，以蔣孝瑀的話來說「這樣比較安全」，可見細密滲透校園的情報單位，暗中觀察著師生的一言一行，造就了此種應對思維。當時入黨某程度上是種保障，但即便在蔣介石去世之前，知識份子前景格外飄搖的時刻，面對同事的一再勸說，鄭欽仁依舊堅守立場，拒絕入黨。

就連治學，也一再面臨材料的限制。除了臺灣史史料的整體欠缺，日本殖民時期帝大文政學部留下來的文書，戰後亦不能妥善運用與珍藏。更有甚者，當年日文書籍，凡封面以漢字寫有「情報」字樣的出版品──日文「情報」是information的意思，不識日文的官僚不由分說，一律沒收，叫那些學經濟的人吃足苦頭。此外，從日本購買一套十冊的《アジア歴史事典》（亞細亞歷史事典），卻遭警總查扣，理由是「『毛澤東』詞條有讚辭兩句，應予刪除」。對此，鄭欽仁多次致信臺大與警備總部，進行長達四年的據理抗爭。當時，亞細亞歷史事典這類圖書，在許多單位已經開放，他卻無法順利取回書籍，不僅反映行政處分沒有統一標準，書籍傳是被私人「侵占」，也可見當時徇私枉法之情形。

早在戒嚴時期，鄭欽仁就已展現了對政治犯的關懷，即使校園籠罩於白色恐怖的氛圍下，知識分子人人自危、力圖自保，他仍不遺餘力地慨然相助。當時蔡懋棠曾因「涉嫌叛亂」入獄十二年，是肇於不知情之情況下，受共產黨的兄長所託，協助謝雪紅赴陸。出獄之後，蔡懋棠身為鹿港大族出身、東京外國語大學畢業的高知識分子，卻因財產被沒收，生活條件十分困窘，鄭欽仁對此相當同情。蔡懋棠在臺大六號、七號館史丹佛中心教授日語，鄭欽仁時任副教授，即使薪水不優渥，仍時常伸出援手。

1975年，白雅燦為了競選立法委員，散布強烈質疑蔣家的傳單。蔡懋棠發給鄭欽仁與系上一位同事各一張，隔日該同事卻來找鄭欽仁，多次表示傳單的內容不妥，要他交出來。鄭欽仁為了保護蔡懋棠，擔心消息走漏，蔡懋棠很可能再次遭受牢獄之災，即使認為同事的要求並不合理，仍然特地回家一趟，非得找到傳單交出不可。對於罹罪的知識份子如蔡懋棠，再三幫助與保護，明顯可見鄭欽仁的助人精神與人道關懷。

1979年12月8日，美麗島事件前，系上收到通知，要求所有老師必須簽名連署，以展現與美國斷交一周年後的團結；12月16日，全國大專院校教員連署於《中央日報》以特刊全版刊出，達到譴責10日發生之美麗島事件的輿論效果。即使系主任親自勸說，鄭欽仁仍斷然拒絕簽名連署。身處那樣的時局，甚至連不表態的自由亦被剝奪。當時報刊作為政治工具，透過篩選新聞、封鎖資訊，強化黨國意識形態；並計畫性地使異己陷於輿論壓力，又將之惡意醜化與扭曲。比如黨外人士黃信介被塑造成流氓的形象，但事實上其多著西裝革履。此外，這也可見學界當時的樣態，學者若非有立場而不發聲，就是被迫表態；其他案例中，甚至主動與情治單位合作、當打手的也不在少數，「有立場，沒是非」，「這是知識分子要深深反省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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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俊瑩：政治檔案中的鄭欽仁

1979年美麗島事件前夕，國民黨當局發動大專教師連署，刊登於12月16日的《中央日報》，標題是「萬餘大專教師宣言反共愛國自強團結：國家需要理性國民，堅定信心必能成功」。在聲援華美斷交的連署宣言，卻夾藏著對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的指責，連署書中指國家在面臨非常的情境，「浮躁和激動，適足以僨事」，國家當前需要的是「充滿愛心，胸襟開闊而又有理性的國民」，這是當局已經規劃好，以理性的國民為訴求，在12月8日即籌謀發起輿論圍剿美麗島的行動。全臺共10,228位大專院校教師的連署中，臺大歷史系唯獨鄭欽仁老師與李永熾老師沒有簽名。

1971年，國民黨當局著手追查，為何泰源監獄的政治犯名單，會被分批公布在日本臺獨雜誌上。4月17號，司法行政部給警備總部一紙公文，根據孟祥柯的口供，發現其與鄭欽仁、蔡懋棠，共同將國防部泰源監獄的名單，抄寄日本臺獨份子，涉嫌「為臺獨叛亂」活動，司法行政部調查局與警總陸續約談蔡懋棠與孫家驥。調查局在蔡懋棠的「涉嫌」叛亂案件移送書指出：政治犯名冊是孫家驥抄出，蔡懋棠借來此名冊持往鄭欽仁老師家中，與老師及孟祥柯「共同研究」名冊用途。而孟祥柯打算交給李敖用來寫文章。蔡懋棠也將名冊交給臺北語文中心的魏益民，再轉交想知道泰源監獄關了多少從事臺灣獨立運動政治犯的美國傳教士唐培理。

5月18日國安局行文警總，稱蔡懋棠既與唐培理「等」謀逆叛亂，是否應依法嚴辦，請再卓研。所謂的唐培理「等」，老師幾乎難以置身事外，若非當時剛好於日本留學，輕則拘提偵訊，重則「依法嚴辦」，那麼老師是否還有可能繼續在臺大教書？這些政治檔案勾勒出淵博、文雅而訥言，但敢於險惡環境中挺身助人的鄭欽仁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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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馥儀：知識如何成為運動的力量

周老師高中時期在《自立晚報》上，時常讀到鄭欽仁老師的社論。向來以一位讀者的身分，感受老師筆鋒之雄健，卻很晚才知道老師其實是一位「基進的歷史學者」。講座籌備過程中，一方面試圖從歷史學的視角進行對話，一方面也回應自己的社會運動經驗，從老師作為政治運動前行者的所言所行中，有許多學習與反思。

從鄭欽仁老師身上，感受到當年走過戒嚴時期的政治運動者，言談之間，明顯展露出「守話」的特質──著眼於成就目標與大局，不過份彰顯自己。即便思索敏銳、筆鋒犀利，實際互動言談仍謹慎，以保護從事運動的夥伴。比如參與刺蔣的黃文雄，至今對於事件經過、救援細節仍不願多談，某程度保護當年的協助者與國際救援網絡。而2000年後，投入社會運動的年輕一代，有了便捷的通訊科技，能藉由網路相互聯繫，但部分參與者卻不易「守話」，拿捏說話的分際；不如運動參與者前輩收斂鋒芒、力求縝密周詳，考量行動曝光的風險，以顧及夥伴安危。

鄭欽仁老師面對自身學者的角色相當謹慎。1979年堅拒連署「萬餘大專教師宣言」，反映老師不希望作為知識份子的身分被黨國利用。另一方面，老師卻願意在黨外雜誌上，書寫銳利的社論文章，針貶戒嚴時政。「提筆」與否的動作背後，反映老師對於社會改革的堅持。更進一步設想，身為學者能為社會帶來什麼樣的貢獻？無論是在黨外雜誌撰文、擔任報刊主筆，或是將臺灣意識帶入學術討論，老師一步一步將自己對土地的關懷，落實到具體行動中。

其次，鄭欽仁老師推動亞洲研究中心，即是希望透過跨界研究的方式，讓臺灣能像日本一樣，掌握資訊、確實釐清國際局勢，使學術成果作為政策制定的後備基地，以知識培養國力。1987年籌組二二八學術研討會，奠定了二二八研究學術化的基石，設法讓二二八和平公義運動的民間能量，得以影響官方、引領社會，對此事件有更深入的討論與重視。在此，我們回頭檢視，反問運動的本質是什麼？運動不能只是喊口號，必須仰賴知識為基礎，以論述來支持行動。

透過傳承鄭欽仁老師的經驗，到了我們這一代，亦須反思究竟為何而寫、又為何投入運動？縱然眼前面對「去知識化」的狂濤，我們仍要透過對社會的洞察與書寫，使學術作為運動的能量。我們如何認清臺灣所處的國際局勢，並運用手上的那支筆，寫出能打動民眾的論述，使之為運動盡一份力？這是當代的我們可以去學習與實踐的重要課題。

會後合影。第一排左起第三位為主持人周婉窈老師，第六位為主講者鄭欽仁老師。第二排左起第二位為與談人吳俊瑩老師，第三位為與談人周馥儀老師。

2019 年 4 月 3 日2020 年 3 月 14 日

重返台大哲學系事件座談會紀錄

作者：高于鈜
時間：2019年3月27日(三)19:00–21:30
地點：台大博雅102教室
主講：趙天儀教授、李日章教授、林正弘教授、楊維哲教授
主持：吳澤玫教授

前言

台大哲學系事件發生於1972年12月至1975年6月間，其間經哲學系副教授陳鼓應、哲學系學生錢永祥指稱哲學所研究生馮滬祥為職業學生的「職業學生案」；陳鼓應、哲學系講師王曉波及9位臺大、師大學生因為匪宣傳之罪名遭逮捕的「為匪宣傳案」、馮滬祥因理則學零分而暗示、威脅哲學系教師楊樹同的「理則學零分案」，最後於1973年至1975年間發生多件哲學系教員的不正常解任聘任。

此次與談的趙天儀教授、李日章教授、林正弘教授為事件中大規模不續聘的直接影響者。在座談中，他們親身分享事件當時的遭遇與應對，以及事件後的人生變化和逐漸釐清的事件面貌。他們也透過連結過去時代下的政治社會狀態，以定位哲學系事件在該情境下的發生緣由與影響。

楊維哲教授則是於1993年成立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時的召集人，對哲學系事件下的文件檔案、事件參與者有許多直接的接觸。在座談中，他分享哲學系事件調查時的歷程與困難，從調閱文件檔案、訪查事件當事人，到對於各方資料與說詞的對照和揣測，勾勒出校園中人事運作和控制的人際網絡。

從親身觀點釐清與補充事件經過

在「職業學生案」發生時，校方要求時任哲學系主任的趙天儀解除陳鼓應的導師職位，並記錢永祥大過。趙教授表示，當時導師是由學生選擇，非系主任有權力將其解職；錢永祥被記大過，當時擔任錢的導師，且身兼主任導師的趙天儀竟完全不知情。他提出異議，抗議校方未經導師、學生列席即逕自懲處。錢案重新開會，但仍被以已定案之說詞，草率了結。趙天儀本人在1973年卸任系主任，由孫智燊接任，而趙天儀也在該年的不正常「解聘」名單之中。

李日章教授稱當時的教師聘任完全由系主任決定，沒有三級三審制的任聘程序，在事件發生後也沒有申訴管道，李教授在朋友的協助下，雖未復職或獲取任何賠償，但打聽到了自己被不續聘的理由：孫智燊指稱他「安全」方面有問題，甚至將許多哲學系教員指為「赤色分子」、「中共同路人」。

在李日章、胡基峻、梁振生、楊惠男四人改聘案後，曾發生梁振生被孫智燊誣指為小偷一事，李日章對此表示：改聘案仍在進行中時，孫智燊偕助理至研究室，指控梁欲偷看相關文件，更召來校警問供。當時研究室本與辦公室相鄰，研究室內無供應茶水，教員配有辦公室鑰匙，可自由進出辦公室取用，梁卻被惡意指控為偷竊者。李老師認為這是孫「藉故把這些人排除掉的手法」。

林正弘教授與趙天儀教授、李日章教授一樣，是63學年度不續聘教員的其中一員。在不正常任聘決定發生後，曾向校長呈交九人聯名意見書。林教授提到意見書中的哲學系聯名人，來自各個不同背景和研究領域，不論是國民黨員或非黨員，研究中國哲學或西方哲學，都對於不合理的任聘有所質疑。

被解聘者們的遭遇

李日章教授直言台大哲學系事件「改變了我們的一生」。李教授表示，趙天儀後來被引介至國立編譯館工作，平時也從事文學創作；王曉波、陳鼓應因與國民黨的關係，而介至相關單位。王曉波至大陸工作委員會；陳鼓應則是至國際關係研究所，後來轉而參選民意代表補選，批判國民黨。

李教授在不續任台大教職後，於學院外持續其哲學研究的志趣。然而，在二十年後至靜宜大學任教時，哲學系事件的經歷仍影響著他的工作際遇。李教授表示，在要轉任專任教職的過程中，屢被當時校長以具前科的名義獨斷否決，後來因爭議擴大與許多社會人士的聲援，才獲得一紙半年聘書。

原擔任助教的楊斐華女士在事件中也不被續聘，孫智燊不續聘理由之一竟為其父為政治犯、「被關在綠島的」台獨分子，而楊斐華在事件後不久即罹癌逝世。趙天儀提到楊斐華時，感嘆道「我覺得她被扭曲了」梁振生因被誣指受屈，即回到僑居地馬來西亞，任中學教員，後來去了美國。至今都沒有他的消息，縱使在事件二十多年後要進行平反、復職、賠償，都還找不到他；原為講師的黃天成，遭不續聘後，轉行從商，不再涉足學術界；鍾友聯至中學任教。

哲學系事件調查

曾擔任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召集人的楊維哲教授表示，在調查工作中有許多重要文件檔案都未能尋著，在訪問當時的校方人士時，也常被敷衍以已遺忘或某些枝微末節的理由。楊在調查中被授權至人事室取用相關人事聘任資料，其中許多紀錄皆令人匪夷所思。

首先，不正常解聘大量教員的孫智燊在對於教員的不聘任理由皆不是以正當的學術或教學理由，而是某些無相關的不實指控。譬如，孫智燊指控王曉波與「美國台獨鼓吹者的費正清集團」有關；誣指 Robert Martin（馬樂伯）教授為國際共產黨員，並以此作為不續聘楊斐華的理由之一。另有一案令楊教授感到困惑，在1975年孫智燊即將離任前，召開唯一一次的系務會議，其中決議原有的兼任教員皆續聘，呈至人事室的相關人事聘任文書上，印有當時文學院院長朱立民的批示，但又見有另一張人事文件寫有「胡基峻、李日章另案辦理」，該文件上卻沒有院長的批示，逕自交自人事室。未經正當程序之文件，故應無正當效力的文件，卻被接受且執行，其中是否牽涉其他協力者亦無從得知。

在調查訪問上楊維哲教授也遇到一些困難。楊教授自陳與當時校長閻振興平時交情不錯，但調查時訪問校長閻振興時，仍舊難以問及確切的回應。如談及林正弘教授不被續任的理由，閻振興回之以林參加寫作太平洋雜誌專欄，批評政府，但楊維哲本人也知道林的編務，了解他只是一篇對教育政策的評論文章。此類實際調查中的限制，也能讓我們了解到，即使時隔多年，以調查文件和訪談的方式，雖可拼湊出事件較完整的樣貌，但仍有許多部份因文件的遺留毀棄、被訪問人的意向、觀念和立場而難以企及。

楊教授提到調查報告中所提出的多點建議的落實問題。在台大哲學系調查報告的最後，調查小組對校方提出十點建議，其中第三至第九點涉及事件中個人的補償、回復名譽、糾正等事宜，如第四點對遭誣陷的客座教授Robert Martin 致歉、第六點撤銷閻振興名譽教授的名銜……等等。對此，楊教授不確定校方是否有實施報告中的建議事項。

戒嚴時期校園控制

「如果只是譴責加害人我想不足以認識這整個事件」，台大哲學系事件並非只是校園內的人事鬥爭，林正弘教授指出應將台大哲學系事件置於戒嚴時期的脈絡下加以理解。自從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台灣的國際地位屢受挑戰，加之國內興起保釣運動，政府面臨到來自外交、內政的多方壓力，對於人民生活的干預與思想控制更形明顯。

林正弘教授舉出許多例子，生活干預上，像是頭髮過長、奇裝異服者被捉捕至警察局修剪；在思想方面的衝突與壓抑更是不勝枚舉，諸如：台大歷史系教授林瑞翰著中國通史，其中稱岳飛為軍閥，與當時主流見解不同，引發批判（雖然這樣的討論歷史學家方豪、趙翼《二十二史劄記》都曾提及）；還有師大國文系主任周何教授配合收錄文章調整，在其主編的高中國文課本中刪去〈禮運大同篇〉，但該文將收入初中課本，卻引致此舉呼應中共批孔揚秦的指責；又如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中對「工農兵文學」的標誌與批評。

趙天儀教授、林正弘教授皆提到了蔣經國身邊的兩股勢力，即李煥與王昇，其中又以王昇的救國團系統對校園的控制最為顯著。王昇當時四處至校園演講，批評各種思想，將共產主義、自由主義、存在主義、行為主義、民族主義等多種主義斥為邪門歪道，獨尊三民主義。

對此，林正弘說到一個有趣的故事：當時基於對三民主義的大力倡導，教育部產生一項以三民主義為中心的各類文法科教科書編寫計畫，所編寫出的教科書皆冠上三民主義四字。韋政通當時即建議林老師接下此計畫，編寫三民主義理則學（邏輯）。林即自告奮勇至教育部，提議此事，承辦人見邏輯課本中各式符號陳列，還詢問能否加入三民主義相關內容。後來此計畫雖未實現，但仍寫就《符號邏輯》一書。

對於各種壓抑思想的舉措，李日章老師將此追溯至蔣經國對校園控制的意圖，尤其強調台大哲學系被當局視為「思想混亂」之處。從蔣經國與某些具校園影響力之人士──如前述的王昇、總教官張德溥等人──的關係與指示，早已可見對台大哲學系的態度與整治意圖。相關證據見於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附冊中。

除了上述來自校園外部的力量，哲學系內部亦有協助孫智燊進行人事剷除的協力者。與談者一致提到在孫智燊到任後擔任其助理，並升任講師的游祥洲。自美國返台擔任系主任的孫智燊對系內事務與人事並不熟悉，其對於系內事務的決議皆與助理商討後，才可能進行。

結語

由此次重返台大哲學系活動，對於1970年代的校園氛圍有初步的了解。事件的發生不只是個人之間的爭執和傾軋，更涉及校園外部與內部更深廣的人際網絡，其中各個不同行動者因其不同社會位置與關係，懷有不同的目的、意圖與潛在觀念，隱藏於種種至今或已難以追究的互動之中。從整體社會的政治社會氛圍、思想層面的衝突，經校園外部的社會控制因素，到校園內部人事制度的權力關係和人際互動的心理因素，此間種種相互糾纏並彼此影響，釀成台大哲學系事件，也讓後來的我們模糊地窺見台灣歷史、台灣社會發展的複雜縱深。

在此次活動中，我們聽到事件親身經歷者，如趙天儀教授、李日章教授、林正弘教授，對事件當時的描述。那些在特定社會情境中屬於個人的境遇，有當事人與他人的直接互動和記憶，但也存在諸多因身處個別經驗中，而無法究知的困惑；有那些直接經驗作為駁斥指控的根據，但也有更多遺漏於個人經驗之外，但仍深切影響著歷史中個人的對話、協商與文件流通。

另外，我們也聽到了他們在事件之後，透過溝通、調查、訪談等種種方式，試圖對過去事件提出一個更宏觀的理解框架，並將自身的經驗置入該時代脈絡之中，而以後見之明的視野，探知自己與其他人是如何共同經歷了那段過去。

藉著重返台大哲學系事件，當下的我們再次地嘗試辨清與談者們的經驗、臺大哲學系、臺大校園環境的變化，乃至臺灣社會發展的一個側面。與談者們回憶、敘述、解釋，經過當下的詰問與談話，復又落實為一項記憶，一種對社會的認識，一種對自身與他人的理解，在當下的我們心中各自潛流，成為往後更多思考與行動中或顯要或隱微的因素。

附錄

【台大哲學系事件簡介】

1970年代，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接連受到挑戰，同時保釣運動興起，學生運動蓬勃發展，政府面臨外在與內部的雙重壓力。

職業學生案
1972年12月4日，臺大大學論壇社舉辦「民族主義座談會」。哲學系副教授陳鼓應於座談會中反駁〈一個小市民心聲〉對學生運動批判的論調。哲學所研究生馮滬祥於座談會中發言反駁，當場陳鼓應指馮為「職業學生」，並得到另一位哲學系學生錢永祥的附和。臺大在事後要求陳鼓應提出說明，一個月內陳鼓應被撤銷導師職務，錢永祥被記大過。哲學系主任趙天儀指稱對該次對於老師學生處分依法無據，校方承認處分的確不符程序，但仍沒有撤銷對於錢永祥的處罰。

為匪宣傳案
1973年2月，警備總部以「為匪宣傳」之罪名逮捕陳鼓應、臺大哲學系講師王曉波及9位臺大、師大學生。隨後雖被釋放，但陳鼓應及王曉波被釋放後皆不再被臺大哲學系續聘。

理則學零分案
1973年6月，馮滬祥理則學期末考零分。理則學作為哲學系的必修課程，其學分也是哲學研究所畢業所需門檻。由於馮期末之分數，使得其研究所被迫延後畢業。馮認為是系主任有意留難。馮滬祥為詢問畢業狀況，留了紙條給理則學授課講師楊樹同，紙條中卻寫到「系務整飭」相關字眼，原本要受罰但受到訓導處阻礙，馮滬祥則宣稱自己受到系上迫害。

趙天儀被認為對於先前對於「職業學生事件」及「理則學零分案」處理不當而遭撤銷系主任一職。1973年暑假過後，由旅美教授孫智燊擔任臺大哲學系代理系主任。孫智燊上任，指稱哲學系已經赤化，系上有多位教授是中共同路人。因此開始大力「整治系務」，最終有李日章及其他7位教授與講師被解聘。

1993年10月臺大展開哲學系事件調查，由楊維哲教授擔任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的召集人。1995年5月臺大哲學系事件報告完成，報告指出當年被解聘的教職員確實屬被無辜迫害。不過監察院針對此事的報告卻寫到：「似有外力介入跡象，但缺乏事實佐證」作為總結。

本次「重返臺大哲學系事件座談會」邀請當時哲學系主任趙天儀、哲學系講師林正弘、哲學系講師李日章及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的召集人楊維哲擔任講者，由哲學系吳澤玫助理教授擔任主持人，一同與我們回顧臺大哲學系事件。

【年表】

1972.12 臺大論壇社舉辦「民族主義座談會」
1973.02 警備總部逮捕陳鼓應、王曉波
1973.06 理則學零分案
1973.08 孫智燊擔任臺大哲學系代理系主任，敷衍梁振生、李日章等四人改聘專任之事；梁振生小偷事件
1974.06 孫智燊解聘（不續聘）趙天儀等8位教職員
1993.10 展開哲學系事件調查
1995.05 臺大哲學系事件報告完成

【座談會講者與台大哲學系事件】

趙天儀教授：（時任哲學系主任）

時任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61學年度），在「職業學生案」發生後，被校方要求解除陳鼓應副教授的導師職務，後其系主任之職位亦遭撤換，由孫智燊接替。並在1973年，遭到不續聘處分。

在1979年編著《台大哲學系事件真相》一書。

李日章教授：（不續聘教授之一）

時任哲學系兼任講師，原本應該升等為專任講師，但遭系主任孫智燊阻擋，後來更遭停聘（63學年度）。1972.12 臺大論壇社舉辦「民族主義座談會」

林正弘教授：（遭事件波及之教授）

法律系畢業生，受殷海光推薦進入哲學系擔任講師，與楊維哲是好友。在事發時，雖未遭到解聘，但被孫智燊質疑「未受過正式哲學教育」與「在太平洋雜誌（因其言論左傾而遭勒令停刊）擔任主編」。

楊維哲教授：（專案調查小組召集人）

為台大數學系教授，也認識不少哲學系上師生。在事件當時，曾與經濟系及法律系之系主任等人，一同與魏火曜教務長和閻振興校長談。

1993年，陳昭維校長上任後，展開哲學系事件調查，楊維哲是理學院代表，同時也是調查小組召集人。

【參考資料】

1.文化部臺灣大百科全書：臺大哲學系事件
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6005

2.臺灣大學校史館：口述歷史，受訪人物：楊維哲教授http://www.lib.ntu.edu.tw/gallery/Oral/02_20090106_YangWeiZhe_3.html

3.臺灣e新聞，〈不是英雄受難故事 ──臺大哲學系事件四十週年回顧〉
https://www.taiwanenews.com/doc/20140420102

4.臺灣大學校史館，鑑界與警惕：走過臺大哲學系事件四十年
http://www.lib.ntu.edu.tw/gallery/promotions/20131231_philosophy/page05.html

5.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編，《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台北市：編者，1995）

2019 年 3 月 23 日2020 年 3 月 14 日

百年思潮：洪子偉老師論台灣哲學的啟蒙與反叛

撰文：張存一

台灣哲學？

「過去一百年台灣哲學的主軸是探討『存在／反壓迫』的課題，即在思想、價值上，乃至於語言和文化等面向，解釋自己存在的條件。」

這是洪子偉老師一開場，替台灣哲學描繪的輪廓。

但這樣的輪廓，究竟從何浮現？

哲學是西方文明的基礎，強調以理性與邏輯來窮究事物的原理。然而，對事物的討論不能抽離歷史的脈絡，從十九世紀以降東亞世界的歷史脈絡觀，哲學便是「現代化過程中，從西方引進的系統性邏輯思維」，換言之，應在「西化」的挑戰下，思考「哲學」這個概念如何在東亞發展出特殊的關懷偏向與詮釋途徑。在聚焦台灣本島之前，老師特別注重清國（乃至後起的中華民國）與日本兩方對西方哲學的接收與轉化。

清國方面，自1861年開始的洋務運動，便認為中國器物文明雖落後，但「精神文明進步」，1903年，建立現代化教育機構，仍將哲學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

下至清國覆滅，中華民國出現，五四運動時期，知識分子方引進流派多端的西方思潮，大致而言，分成（一）胡適領導的「自由派」，以美國杜威的實用主義為體構，（二）以熊十力等所組成之「保守派」，引介德國哲學來詮釋中國傳統思想，（三）陳獨秀等倡議的「左派」，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自由派與保守派在戰後台灣哲學主流發展中成為兩相抗拮的力量，並以此形式回應、承續了台灣哲學的「反壓迫」命題，此待後述。

日本方面，與清國洋務運動約略同時起，便積極吸收西方文明的方方面面，1868年創辦開成學校作為研究與教授西學的官方機構，民間學者也有系統引進英國效益主義、自由主義等思潮。1877年，東京大學成立，文學部包含史學、政治學與哲學，是哲學第一次以現代專門學科的名目出現在東亞教育體系中。

站在知識史的角度看，自明治時期被動吸收西方知識，到大正時期，開始有京都學派的反思與轉化，進而在1942年更有學者提出「超克近代」（overcoming modernity）說，強調揚棄由西方文明給予的「近代」，並由日本為東亞世界開創思想主體。投諸政治社會背景，「超克近代」未嘗不與日本的軍國主義道路互為表裏，「八紘一宇」等東亞戰爭論述，便呈現出此日本哲學近代發展轉折之一斑。

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便是在反抗日本同化思維的情況下，積極為自身主體建立近代性語彙的論述。此即「存在／反壓迫」命題的歷史開端。

以上脈絡，也揭示出老師所認為的「台灣哲學」，並不只是「任何在台灣島上進行或進行過的思潮」，而毋寧是「以追求台灣主體性為前提的哲學運動」；例如，清領時代開始的傳統中國經學，是否算是「台灣哲學」？老師認為，判準在其方法論而非主題。1917年林茂生（1887–1947）發表的〈王陽明の良知說〉，雖然對象亦是傳統中國思想，方法論上，卻沿西方哲學的理論概念與方法，論證王陽明（1472–1529）的良知說能否和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良知說比較；這種積極為既有思想尋求新詮釋，創闢對自身文化的新理解途徑者，更適於放入「台灣哲學」的框架下討論。

在此前提下，方能討論台灣哲學那與土地、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的精神傳統。

課題、實踐、精神傳統

老師認為，「存在／反壓迫」的命題在早期台灣哲學中，體現為對存有論的探問與反抗當權者運動的實踐形式。而這樣的實踐形式，關係到過去武裝與思想的反抗傳統。在此，老師建立了一個新穎的後設歷史解釋：「烏溪流域的反抗精神」。從早期的原漢對抗、民變械鬥，乃至抗日事件以及文化運動，烏溪（今大肚溪）橫貫的台中、彰化、南投等地，始終涵括了事件的發生範圍，質言之，烏溪地區累累而起的反叛意識，提供台灣哲學在反抗日本同化的脈絡中，以各種可能的實踐運動來探討自身實存的歷時性傳統。臺灣哲學的反抗特徵並非憑空出現，而有其時空脈絡。這也呼應洪耀勳以「風土」關來探索文化的理論觀點。

這樣的精神傳統，在台灣哲學的發展史上來說，可以具體化為三個時期：日治前期、日治後期與戰後發展。而分期之中，涵蓋了哪些人物與思想？老師透過簡單的故事敘述與時段的歸納整理，一步步把湮沒許久的歷史碎片，編列成通往當代、枝葉紛繁的知識系譜。

思想的系譜：書寫與體認

老師舉出22位哲學家，分別是：李春生（1838 -1924）、林茂生、周再賜（1888–1969）、郭馬西（1892–1972）、劉明電（1901–1978）、洪耀勳（1903–1986）、林秋梧（1903- 1934）、張深切（1904–1965）、廖文奎（1905–1952）、陳紹馨（1906–1966）、郭明昆（1908–1943）、莊雅子（1909–1998）、楊杏庭（1909–1987）、曾天從（1910–2007）、吳振坤（1913–1988）、黃彰輝（1914–1988）、黃金穗（1957–1967）、鄭發育（1916–1996）、張冬芳（1917–1968）、蔡愛智（1911–1998）、林素琴（1923–2015）。

這些看似陌生的名單，在當時的時代有何特色？首先，老師指出除了李春生以自學神學與漢典學習為主，出身日治時期，他們都經歷過現代化教育的洗禮，其中有7位留學歐美，足跡遍布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海德堡大學、劍橋大學等，再者，其中便有2位女性，在當時無論中外的知識界，都可說是非常特殊的現象。

名單在此，則所謂「台灣哲學家」，為何很少聽人談起呢？老師說，戰爭之後，尚健在而願意回到台灣的哲學家們，因為活動上與當權的戒嚴體制多所衝突，如廖文奎與台獨理論的緊密牽連，大多被政府當局列為黑名單，捕緝、流亡，乃至客死異鄉者比比皆是。寡少的流通造成今日認識的不清。再加上遺留下來的日文史料本身為較難為今人所理解，在語彙翻譯上更常大異於今見之翻譯，且檔案在年歲更迭後往往散逸不整，種種體制與文本的原因，讓哲學家們的人生與思想黯淡遺落於歷史記憶之外。

提起那22位台灣哲學家，老師如數家珍，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段故事，顯示特殊的經驗與哲學上的不凡成就。散記數例如下：

廖文奎除在戰後與台灣共和國運動關係緊密外，在英美哲學界早有其影響力，但以其思想傾向，長期無法回台，最後客死香港。

蘇薌雨曾是台大心理系重要的老師，年輕時在北京大學留學，和金岳霖與胡適做研究，後來轉往東京大學心理系念書，中日戰爭爆發時，偷渡到中國參戰，國民軍事將領看他有日文才能，便請他做日文翻譯宣傳，之後到廣西大學任教，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而輾轉進入台大。

林秋梧，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用階級鬥爭視角建構了「左翼佛學」理論，對比晚數十年東南亞如越南等地出現的馬克斯主義佛學運動，林秋梧的嘗試在東亞世界可說前衛非常。

又如曾天從，曾在戰爭時期往滿州國教書，並在日本出版《真理原理論》（1936），以德國哲學巨匠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存有與時間》（Sein un Zeit, 1927）中的哲學系統討論什麼是「真」，深得日本哲學家桑木嚴翼（1874–1946）欣賞，不僅親筆為此書作序，並推薦曾天從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西洋哲學研究所深造，曾天從的思想與境遇可說與戰前日本哲學的脈絡緊密相連。

另外，黃金穗也是京都學派田邊元、西田幾多郎（1870–1945）思想的重要傳人，戰後，在二二八時期流亡沖繩，據說為了避禍，回國後一意鑽研較抽象之形式邏輯，他在台大授課口碑極好，甚至殷海光（1919–1969）也要去聽講。

林素琴是日治時期唯一完成哲學學業的女性，戰爭晚期，台北帝國大學校方為使高年級學生學業得遂，於1945年8月終戰前夕發布臨時畢業書。戰後亦曾在台灣大學任教。

……。

「所以，怎麼會沒有台灣哲學？」老師說。

問題是，這些散落的故事如何在歷史脈絡中置放、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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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戰爭與「實存運動」

從上述歷史分期時段來看這些哲學家的發展，以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為日治時期的分水嶺，許多第二代哲學家或離開台灣，投入高等教育體制內，轉為純學術研究。大部分在滿州國、日本或中國日佔區等等。如前述曾天從曾在東北瀋陽農業大學執教。原則上，德國歐陸哲學仍深受日本傳播所影響，但諸如鄭發育、洪耀勳等，則是親赴美國學習實用主義。當代思潮在台灣哲學家多樣的學習歷程中留下各種痕跡。

儘管在戰爭時期，哲學家多流離海外，但日治時期仍發生了具有標誌性的長期哲學運動，即所謂「實存運動」。1988年廖仁義老師就指出台灣哲學的反支配特徵，包括林茂生、洪耀勳、陳紹馨、林秋梧等，都參與了這波曲折綿延的思潮，從以歐美哲學作為思想武裝與行動策略，努力反對皇民化教育的推展，進而發展成對台灣本土的社會反思與文化建構，總而言之，是尋求主體性的過程。在老師的歷史敘事中，「實存運動」可說是台灣哲學發展的重要雛形。其影響乃及於戰後各種反對當權者壓迫的事件與組織。

戰後哲學

許多人以為，台灣哲學在戰後即斷絕，戰前的主體性思維等課題無從繼續發展，乃至於認為所謂「中國哲學」取代了台灣哲學，但老師指出，根據陳瑞麟老師的研究，即使戒嚴時期仍約略可分為三派：保守中華文化擁護者的新儒家，胡適與殷海光為首的實證自由主義、黨國體系下的三民主義學者，這三派都承認引進科學的重要，但對傳統儒家是否與科學或民主互相矛盾等問題上產生巨大歧見，乃至於在政治社會的行動實踐上產生衝突。例如，殷海光對蔣政權的反抗除有其自由主義的民主價值外，邏輯實證論也含有批判保守派的重要因素；理論與實踐交織構成的行思軌跡，構成立場之間牽涉繁複的張力。

而戰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課題是存在主義的引入。和共產主義有緊密聯繫的存在主義為何能進入台灣？老師戲稱，很大一部分是從文學界，透過隱晦的小說與詩作「偷渡」進來的。而蔣介石政權為和法國哲學左傾立場抗衡，甚至特別選送了一批學生留德學習存在主義與之抗衡，但存在主義本身並未消失，反而獲得不同觀點的沖激而更為盛大，成新思潮激盪的重要場所。

在思潮論辯的層面外，黨國思想控制的氛圍下，學術自由的風氣仍在台大哲學系悄然延續。在洪耀勳擔任系主任的1950到1972年間，學院方面不但支持陳康、殷海光等實證自由主義者在《自由中國》暢所時論，而如曾天從研究馬克思哲學亦安然無事，他更大膽聘用政治犯家楊斐華，傅偉勳，王曉波等，同時也有意識的招募台籍新秀趙天儀，郭博文與林正弘等。這段白色恐怖下的學術自由，可視為日本帝大系統和中國自由派學者的合作，對抗威權政府無所不在的思想滲透。然而，洪退休沒幾個月，著名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就發生了，學術自由毀於一旦，但西方民主與自由主義的火種落入黨外運動。被解聘教師李日章加入康寧祥團隊，台大與輔大哲學系的多名學生亦投入黨外雜誌的運作，如《八十年代》的邱義仁與廖仁義，《新潮流》的田秋堇和劉守成，以及《新生代》、《政治家》與《自由時代》的鄭南榕。

老師認為，所謂哲學並非憑空而出，而是在所處時空中有其連續性。從繁雜隱晦的事實中揀選曲曲折折的脈絡，台灣哲學的發展如是顯影。

解嚴後：今日主體性的思索

老師進一步提到解嚴後，為打破「中國哲學會」資源的壟斷，1996年在林正弘、洪裕宏、方萬全倡議下「台灣哲學會」在中研院歐美所宣布創立；這個歷史事件應放在當時學術界本土化的風潮中觀看，包括從「中國社會學會」更名為「台灣社會學會」，開始西方理論實質轉化等思索的社會學學界等。而這些本土化的力量，大多在設定既有權威的前提下，尋找反抗的力量，「台灣哲學會」的立會宗旨便在於「以民間力量致力於對台灣學術之學術探討，也將致力於推動台灣哲學多元的研究與教育」。

綜觀百年行路，曲折散亂的事件之間，可曾存在一致或發展著的課題與精神？老師指出，對主體性存在的追問，以及由之而來，對既有權力環境的反壓迫意識，長久綿延在眾多思想之間；今日，延續這種追問與意識，既是考掘與詮釋歷史記憶的重要參考，更是我輩自身存在與行動的條件。

2019 年 3 月 17 日2020 年 3 月 13 日

重返白色陰霾壟罩的校園──陳翠蓮老師談四六事件與白色恐怖

撰文▌曾信豪
編輯▌史志：台大歷史系學生會學術部

「我有一個請求，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自從太陽花學運引用傅斯年校長的這句名言後，「傅斯年神話」再度成為熱門話題。然而陳翠蓮老師提出：「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傅校長，真的能夠保護台大學生，並維持台大的自由學風嗎？而在四六事件以後的各次學潮、匪諜案中，傅斯年又擔任什麼樣的角色？」於是，陳老師以「四六事件與白色恐怖：兼論傅斯年的角色」為題，帶我們回到1949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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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在文崇一教授的課堂上

四六事件到今年已滿七十周年，隨著民主化後檔案開放，我們可以獲得更多資訊。但一般人對四六事件的理解仍相當片面，這是因為關於四六事件的討論，在威權氛圍下長期被噤聲。直到1990年代的學術研討會，尚有教授分不清四六與六四事件。

老師也遲至1985年，才首次聽聞四六事件。當時就讀政治所碩二時，老師修習社會學系文崇一教授開設的「社會階層專題」，有天文教授在課堂上突然說起：「啊，你們不知道以前多恐怖。我們一覺醒來，宿舍的學生幾乎被抓光了。」

老師隨即到圖書館尋找四六的相關書籍，卻完全沒有資料。要到很後來才知道，文教授當時是台大歷史系的學生，跟後來因案槍決的同學于凱一樣當流亡學生，在1948、49年不幸地經歷了一連串的政治風波，而當時的台大校長就是傅斯年校長。

傅斯年校長任職台大僅有1949年1月到1950年12月短短兩年的時間，但是地位非常的崇高，尤其是「保護學生」的形象深入人心，也有諸多研究者提到傅校長崇尚自由學風，保護師生免於白色恐怖。1950年12月，傅校長在台灣省參議會備詢後去世，更引發各界紀念，台大校園中也出現傅園跟傅鐘。

但是，「一個大學校長有多大的自主空間來保障學校的自由與自主？」陳老師問。

「在威權體制下，黨國會推崇一些典範或偉人讓民眾歌頌，如蔣介石、蔣經國總統都是這樣被詮釋出來的，傅校長也不例外。」老師指出，「在獨裁體制下，所有新聞資訊都被控制，民眾無法自然形成對事件的看法或評價，但是民主時代，我們已經可以根據檔案與史料，對這個事情有進一步的認識，同時對傅校長做更細緻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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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六日以前發生了什麼？

1949年的4月的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已兵敗如山倒，中共即將渡江。當時中共的宣傳戰績相當良好，使民主黨派與青年學生對政府的無能腐敗感到厭惡。事實上，從1945年底西南聯大開始罷課示威後，訴求「反飢餓、反內戰」的學潮已蔓延到中國各地。1947年，當時大學不多的台灣，也加入了這波學潮。到1949年4月1日，最後一次國共和談要展開前，南京各大專院校又共有6000位學生走上街頭，在國府軍隊鎮壓後，爆發嚴重衝突。

「所以四六事件發生時，當局便認為，這兩地的學潮背後都是由共產黨策動串聯，要推翻統治當局。」陳老師說。

但是四六事件發生的脈絡與之不同。事件起因是3月20日台大學生何景岳、師院學生李元勳因腳踏車雙載，被中山派出所警員取締。當晚，便有學生前往派出所抗議，要求警察總局局長出面處理。後來督察長龔經笥出面，被誤會冒充局長，於是學生們因人多勢眾，便將龔經笥與第四分局長林修瑜，帶回新生南路台大宿舍留了一晚。

「同學想想看，學生抗議，最後卻把官員劫持到宿舍，這是多嚴重的事？但是台灣的學生還不了解事情嚴重性，只覺得出了口氣，但是大陸學生知道，這件事情如果走法律途徑，罪責一定很重。」老師認為過去的研究或口述歷史都忽略了這一點，因為軟禁警察一事，確實對政府嗣後的處理影響甚大。

事情鬧開後的隔天，台大與師院的學生就決定前往警察總局抗議，總局長劉監烈在重大壓力下，也道歉並同意五項要求，讓學生們認為「警察也不過這樣。」，因此覺得可以跟當局對抗。不久，3月29日，學生在台大法學院操場（後來的社科院）舉行營火晚會時，就決定要組成全省性的學生自治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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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先生當日曲突徙薪之遠見」

「過去我們對傅斯年校長的印象，就來自於時任警備總部副總司令彭孟緝的口述歷史。」根據彭的口述，可以看出在學潮發生後，陳誠與彭孟緝曾把師範學院院長謝東閔、台大校長傅斯年找來，準備要鎮壓學生。謝東閔鞠躬後表示不再擔任師院院長，但是原因不明，後來國府派劉真整頓師院，而傅斯年則說出了篇首的名言，表示自己會保護學生到底。

「但事情的全貌，要等到更晚的《陳誠回憶錄》出版後，才有更完整、更清楚的紀錄。」在《陳誠回憶錄》中我們卻看到，為求安定而「肅清匪諜」的要求是傅校長主動提出，嗣後陳誠也表示「匪諜的大本營，就在你的台大和師範學院。」

於是：「他（傅斯年）當即表示贊成說：『你做。我有三個條件：一、要快做；二、要澈底做；三、不能流血。』」

如果我們把彭陳兩人的話對照起來，可發現彭的回憶僅說了一半。老師指出：「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比較傅斯年跟謝東閔，在四六事件中的態度。謝東閔在彭孟緝的紀錄中，是一個沒有用的人。但是各位想想看，如果在現在的時空，軍警要去鎮壓逮捕學生，一個校長說沒有辦法，之後選擇不幹；一個說要澈底、要快、不能流血。那麼，我們會怎麼評價？」

「更多的檔案也讓我們知道校方的態度，顯然，校方事前是知情的，而且是主動的。」老師在嗣後進行口述歷史時，更證實「警備總部人員無法辨識學生，是學校收發室職員隨警總人員到宿舍，持逮捕名單一一指認。」當時也有些高中學生與新聞記者，被這波掃紅行動波及，當時被捕的建中學生張光直就回憶道：「臺大學生都相信學校與警備總部合作。」這也官方檔案中獲得印證，如訓導長鄭通和就曾配合保安司令部「陸續逮捕匪諜分子三十餘人」，但事實上並沒有這麼多「匪諜」。4月6日凌晨發出的警總預備逮捕名單中，其實僅有政治系的曹潛與上海學運有關，但也不確定是否為共產黨。「很多被逮捕的學生，其實只是學生自治會的幹部。」

台大的逮捕行動比較溫和，然而師院有兩個宿舍與軍警衝突，甚至鍋碗瓢盆都拿起來打。後來軍警便全部抓到警局，一一查核後才放回來，最後真正送法院的，其實僅有三個人，台大學生反倒有38人被捕。但是，四六事件與劉真擔任校長後「整頓學風」，使師院學生有36人失去學籍，其中又以教育系為多。台大反倒因校方與特務機關已有協議，打擊面較小。

在大逮捕的當天，台大學生營救會隨即成立。學生們認為既然上次腳踏車雙載事件都能安全落幕，警察局還給出道歉，這次應該也能救回來。開會時校長與訓導長都有出席，學生也要求由傅校長帶頭至警備總部抗議，但傅校長表示：「他在台大的目的是以校園安定為第一要務，所以不會帶學生上街頭。」

4月15日上午，學生自治聯誼會舉行記者會，由學生會會長林榮勳報告，因本省籍的林不諳華語，又由盧覺慧代為翻譯。之後校方以「校長與訓導處事前毫無所知」，分別記兩人兩大過與申誡處分。校方認為盧的犯行應該更重，因為組織記者會的主要是這群鬧學潮的大陸學生。

綜上所述，老師指出台大校方的立場是主動肅清匪諜，以求校園安定，也因有傅校長坐鎮，讓特務機關放心，因而並未像師院嗣後尚派人整頓。這一切就如陳誠所述：「此一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實出於傅斯年先生，當日曲突徙薪之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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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氛圍下的台大

四六事件經過月餘的5月19日，台灣便進入戒嚴時期，但白色恐怖與掃紅的開展比戒嚴開始還早。老師指出，當時早有許多學生因為不滿當局，於是加入中共地下組織，比如1948年下半被破獲的新民主同志會案、滿洲建國大學學生案等等。但因此時還適用一般司法審判，用刑法內亂外患罪來論罪，因此含括四六事件等三案，刑期大概是十個月到五年。1949年6月實施《懲治叛亂條例》後，動輒死刑或十年以上徒刑，並且採用軍法審判，因此五零年代的政治事件判決與此前的有極大差別。

1950年的台大風波頻起，4月先是台大醫院的內科主任許強等人被指為共匪，5月歷史系學生于凱等人也被逮捕。這些學生或研究者可能是社會主義者，甚至可能有部分是共產黨員，但是因為調查與研究都還很有限，無法確定數量。可以確定的是，很多是活躍學生、各個學院學生自治會幹部、以及四六事件救援會的學生等等。

至於台北市工委會案（即許強案）中傅斯年校長的角色，風波初始時傅校長對學校裡面有六位教授涉入匪案非常關切，也要求特務機關要審慎查核，並且好好照顧。孰料，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回復這些人「確認是共產黨員，供認不諱」並且還附上筆錄。

離奇的是，這份筆錄是寫在傅校長的元旦扭秧歌事件報告後面。

這份報告是1950年年初元旦晚會中，有職業學生檢舉表演者跳共產黨的扭秧歌。校長於是指派訓導長去查，發現這些人都是青年軍，不可能是共產黨員，而這群表演者裡面就包含了于凱。

所以這份筆錄明講許強案件，寫上扭秧歌事件，暗示台大校方上次竟然縱放匪諜，于凱案未完待續。傅校長開始時不太相信，後來態度轉變，在判決結束前便要求教育部准予將副教授許強解聘。

「為什麼傅校長會有這麼大的轉變？」老師指出傅校長其實在此以前，已經受到最右翼的報紙聯合圍剿，說他以自由主義名義包庇共產黨，再加上許強案與于凱案的三重壓力，他開始積極地與有匪嫌的學生教授劃清界線，也就有了如此重大的轉變。

不久調查局便來文，指出之前縱放的于凱也是匪諜，于也供出許多同學，所以調查局認為學校應該協助逮捕。傅斯年隨即多次寫信給蔣經國報告校園情況，表示他對於青年軍有長期的監視，訓導處也有考核機制，並分析青年軍們在四六事件營救會中的角色，不斷表示他並沒有怠忽職守。蔣經國回函答覆後，傅校長仍不放心，又寫了三四次長信，說「于凱本人在校時，表面無何異狀」，後來又派人到于凱宿舍查訪，表現出積極辦案的形象。

于凱案牽連很廣，裡面很多都是四六事件救援會的學生，而且判刑很重，比如于凱、張慶便被判死刑。但同樣是救援會學生的張以淮案，就判得比較輕，最多只有感化三年。因此老師注意到一個現象：判刑比較輕的人，背後通常有黨國關係。比如張以淮的父親便是黨部書記長、台糖某研究所所長。可見白色恐怖事件判決不只是按照認定的罪刑判決。此外，白恐事件也有另一面向，即「共匪案重判，台獨案輕判」，並不是單純按照罪刑。

由於台大一直發生匪案，從台大醫學院到熱帶醫學研究所，事件層出不窮，而且「該院人員，幾全屬台籍，弟無從下手」。因此傅校長寫信給保密局保安處長林秀欒，主動要求情治單位監視、布線。

綜上可知，當時學校的訓導處與校長，都向當局提供學生十分具體的涉匪資訊，傅校長也跟彭孟緝、林秀欒有密切的通信。可見校長並不能撐一片天，保護學生的自由活動，甚至校長本人也是白色恐怖氛圍下的受難者，以至於他必須主動表現對校園匪案的關切。

但是在部分案件中，也是由於傅校長的介入，學生才得以釋放。比如在法學院支部案中涉案的林榮勳（四六事件時開記者會的學生會會長），便是一例。後來林赴美求學，成為第一代在美台獨運動的倡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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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如何進入校園？

在四六事件之後，黨國體制也開始在校園扎根。

先是1950年6月的〈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領〉。根據綱領，從小學到大學，依序有生活與倫理、公民與道德、三民主義、國父思想等科目，從教育深植黨化思想，雖然《自由中國》曾大加批判，但也無法撼動政策。

1950年12月，「知青黨部」成立。當時國民黨認為會丟掉大陸是學潮所致，所以要有效控制學校，台大成為第一知青黨部。隨著學校不斷設立，知青黨部愈來愈多，台大黨部也獲得「孔知忠辦公室」的代號，而校長成為黨部主委，訓導長即是黨部書記。1952年，教官進入高中以上校園，灌輸三民思想並執行保密防諜政策。

在校的單位以下，學院設置區黨部、學系設置區分部，各年級又設置小組，每個月都要開會，監視思想不純正的老師學生，同時執行上面傳下來的任務，並且吸收最優秀的學生到覺民學會，他們會固定到調查局去報告校園情況。所以不再只有校長與訓導長，黨的布線可深入全校各地。

1958年，中等以上學校又設立「安全室」，對學校教職員進行「忠誠調查」，此室後來改稱人二室。此外，學生的休閒娛樂也在救國團控制之下，學生社團也有部分由黨所組織。這樣嚴密的校園控制，一直到1980年代才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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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黑暗將要退卻……

1980年代因應台灣社會民主化的要求，戒嚴統治已經開始動搖。在1983到1990年間，學生呼籲廢除審稿制度、代聯會主席普選、政黨、教官退出校園。這些工程到1990年代才完成。

從1983年開始，就有許多台大的學長姐們前仆後繼，不斷被記過或留校察看，試圖打破威權體制。當時的虞兆中校長因為對學潮的態度不夠強硬，任期很短就被換掉。但事實上在他的任期內，大學論壇停社、醫訊被解散，當時最活躍的報紙，現在只剩大學新聞還在。

繼任的孫震校長時期也有甚多學生運動，先是大學論壇被停社，之後又有普選遊行、李文忠退學事件、台大學生日遊行等等，因此處分學生也最多，記過、留校察看、退學的都有。這些學生後來大多活躍在政治或教育界，比如徐進鈺（任教台大地理系）、林國明（任教台大社會系）、吳介民（任職中研院社會所）、林佳龍（從政）等等。他們要求民主化，要求移開黨國的手，過程其實相當艱辛，直到1990年代推動大學自治才算稍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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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該怎麼轉？

「黨國遺緒會在民主化後自動消失嗎？」陳老師問道。黨國對大學的控制長達31年，其實很難根除，比如從近期師大的王金平動員事件，可以看出掌握學校運作核心的集團還未被動搖，甚至台大的校長遴選事件也可以放在此脈絡理解。

「我們是在威權的土壤長出的，快要凋零的花朵，因為他的土是不適合生存的。」老師指出社會上並沒有引起大家重新思考的機制，因此，我們對傅斯年或蔣介石神話的討論，很多僅限縮在學院之中。老師投入傅斯年的研究，不是僅要指責傅校長為抓耙子，而是要據此理解特務機關控制台大校長的情形。

「僅僅作出極端的、直接的詮釋不是最合宜的，應該是有更多的思考或論辯。」老師如是說。

台下也有人提問道：「請問推動轉型正義的困難在哪裡？」

「我也覺得很奇怪，可是關心的人大概都在這裡。」老師無奈地笑著說。

老師認為轉型正義工作的推動，必須由政府進行，比如真相調查、檔案開放、賠償受害者，以及民主深化下的教育、再評價，都應該由掌握資源的政府推動。過去我們花了兩百億賠償，真相卻仍然朦朧不清，雖然2016年蔡英文總統選舉時，便將轉型正義列為政見，但是許多工作因為選票顧慮還是不能做。

民間當然也有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在推動台灣歷史教育工作坊等工作，但NGO團體也是小眾，頂多帶來幾千人，而且沒有金錢與資源，即使不斷出版、演說，成效也不彰。有次，老師去高中演講，還有校長問她「正義為甚麼要轉型？」可見轉型正義的概念，離讓社會大眾理解仍有很多努力空間。

老師認為戲劇也許能透過感動人心，引介轉型正義的概念，這方面韓國比我們做的好很多，已有很多轉型正義相關的電影，而且好看。台灣大概只有返校獲得較大社會迴響而已。台下的葉天倫導演也回應道，由於他正要改編郭松棻先生的〈月印〉，對白色恐怖有些許的認識。但他聽完老師的演講後「對事件更模糊，沒有辦法下定論，說四六事件是什麼。」或許戲劇需要扁平一點的結論，用那個結論去擴散成劇情，比較容易讓大眾依附上去。而且還有許多事件不清楚，所以創作者大多會選擇不碰。老師則認為部分爭議性的問題，勇敢的創作者可以先跑在前面，傳遞給社會，讓創作跟社會像打桌球般，一來一往慢慢建立共識。

在演講的最後，老師簡單地概括了整場演講：在二二八事件後，學生如果有機會就會想跟官方對抗。比如四六事件的源頭，只是因違規被取締，就能聚集這麼多人，便可以明白當日的氣氛了。同時，當局也害怕學運會影響政權，因此與謝東閔、傅斯年兩位校長商議，最後透過整肅換得了校園長期的沉寂。

自由主義者傅斯年校長在白色恐怖的角色，也值得我們深思。我們不能簡單說他是加害者或是共犯，畢竟他當時的處境也很困難；其二，他是個強烈反共的學者，雖然他是五四健將，但他認為台灣當時的學運已經被共產黨操作，因此做出這樣的處置也尚能理解。（更詳細的討論請參考陳翠蓮老師的〈白色恐怖時期的台大校長傅斯年（1949–1950）〉一文。）只是，過去的「傅斯年神話」，把這些複雜的面向都忽視了。

「白色恐怖過去的討論都是扁平化的，但是內部的狀態、參與者的角色可能很複雜，需要我們去了解，才能更加立體。」也許，當我們從逐漸開放的史料中，慢慢爬梳出歷史的複雜面向時，真正的轉型正義才會出現。而在台灣這座島嶼生長的我輩，才能從威權氣氛的雲霧中走出，看到遙遠天邊的曙光。

延伸參考書目

一、白色恐怖與傅斯年
1、陳翠蓮、李鎧揚，《四六事件與台灣大學》。台北：台大圖書館，2017。
2、陳翠蓮，〈白色恐怖時期的台大校長傅斯年（1949–1950）〉，《台大歷史學報》62期，2018年12月，頁213–265。

二、1980年代校園改革與民主運動
1、范雲編，《新生代的自我追尋》，台北：前衛，1993。
2、鄧丕雲，《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台北：前衛，1993。

2019 年 3 月 1 日2020 年 3 月 14 日

彷彿若有光 — 楊翠談轉型正義的實踐與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