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臺大歷史系學會學術部

卜正民教授《社群．王朝》講座紀要

▌時間：2019年10月23日（三）19:00–21:00
▌地點：台大新生教學館405教室
▌主講人：Prof. Timothy James Brook（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主辦單位：史志：台大歷史系學生會學術部、臺灣商務印書館

▌撰文：童冠傑
▌責任編輯：黃子晏

演講的一開始，卜正民教授先分享了他研究明代的緣起。西元1975年，老師在復旦大學學習中國古代文學，師從李慶甲教授。在閱讀經典中，他接觸了李贄與王夫之，從而對明朝產生興趣；研究題目也從3、4世紀的宗教史，轉變成佛教信仰與明代社會的關係。在研究時，他發現明末的學術著作中，對於明朝的名聲普遍觀感不佳，這有可能來自明遺民以及清朝政府抨擊，認為明末充斥著敗壞的風氣。然而透過當時的歷史文獻，老師認為明末並非墮落的社會，而是健康、有活力的階段：經濟商業的發達以及倫理思想的轉變，是極具學術價值的時期。

完成論文後，老師一方面對於國家社會的課題感興趣；另一方面，也反思同一世代學者對魏復古（Karl August Wittfogel）國家專制主義學說的討論。承接著先前的論文，老師藉由研究佛教在地方社會的運作與思想，寫了《為權力祈禱》（Praying for Power），以及討論明末商業與倫理思想的《縱樂的困惑》（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這兩本書都是由基層的視角，討論下對上的關係。

然而，老師發現他未曾充分考慮明代政府的想法，於是有了下一本書──《社群．王朝》（The Chinese State in Ming Society）。本書的發想來自一位美國編輯，他認為老師寫了許多分散的小題目，為何不統整出書呢？

於是這本書藉由里甲制度、賦稅制度、書籍、佛寺等管理制度，討論明朝政府的組織與運作，它如何與基層社會聯繫？權力如何在上下之間流動？政府如何藉由制度沿革控制社會並獲取資源？而人民又如何期待國家的保護與己身的自由？

約莫西元2000年左右，老師將研究視角轉向全球史，這緣於《縱樂的困惑》中，觀察到明代的商業發展與社會變遷，與全球的貿易互動有密切關聯。之後書寫《維梅爾的帽子》（Vermeer’s Hat），研究思路便不再僅思考中國基層與政府之間，而是中國與世界之間的關係。老師說明，中國是藉由基層人民出海，在呂宋島、爪哇島、蘇門答臘與越南等地，與外國商人、傳教士的互動，讓中國與歐洲再聯繫。之後出版的《掙扎的帝國》（The Troubled Empire），則是以氣候史的角度，觀察明代的社會。

而在2018年出版的Sacred Mandates一書，則是與荷蘭漢學家Michael van Walt van Praag和Miek Boltjes合作。和《維梅爾的帽子》討論的全球史角度不同，本書側重於三個傳統：

成吉思汗的蒙古、藏傳佛教和儒家的中國 — — 分別代表了不同形式的文明權威和法律秩序。此觀點並非將國際制度僅僅看作是獨立國家之間相互作用的現代趨勢，而是發現了區域之間和區域內部複雜歷史的影響。

他們選擇了清朝作為研究主體，因為清朝的統治思想同時融合三種傳統。此課題啟發老師思考不應該單獨研究明朝，而是將元明清歸類為一個獨特的時期，重新理解中國。

這也影響了下一本書，2019年出版的Great State: China and the World。本書不再使用由費正清提出的「衝擊 — 回應」學說，而是將目光放在13世紀的蒙古時期，老師與蒙元史學者Lhamsuren Munkh-Erdene合作，說明了大國概念的出現。當成吉思汗統一了蒙古草原，並開始向外征服，蒙古進入新的時期。他們不再稱呼蒙古國（Mongol ulus，此為鮑培轉寫），而是大蒙古國（Yeke Mongol ulus）；大蒙古國並非指蒙古成為一個大國，而是蒙古為大國中的一部分。1271年12月，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薛禪汗）入主中國，其統治的中國稱為大元；大元的「大」字並非尊稱，而是國名的一部分。這一方面來自中國《易經》的「大哉乾元」；另一方面則是承繼蒙古傳統，「大元」指的是忽必烈的統治區域，是大蒙古國的一塊區域。而忽必烈具有雙重身分：是大蒙古國的大汗；同時也是大元的汗，也就是皇帝。

之後蒙古政權瓦解，朱元璋崛起，將其政權稱為大明。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老師認為此舉是說明大明意圖徹底取代大元的政權，朱元璋雖然想要抹除蒙古在中國的勢力，但如果你問他何為國家？國家的權力？法治？統治？他會給你蒙古式的回答。明太祖的後繼者，明成祖朱棣，更加展示了統治手法的蒙古元素：與西藏結盟（設立烏思藏都指揮使司）、多次發動對北元的戰爭，以及為鞏固在國際上的統治地位，遣鄭和下西洋。然而西元1449年的土木堡事件，明英宗朱祈鎮被瓦剌部的也先所俘，使大明的統治趨於閉鎖。於是大清固倫（滿文Gurun，即國家）登上了歷史舞台，發跡於東北的滿洲人擊敗大明，也繼承了元朝以來的大國傳統；但他們比起前兩者，更具軍事力量與組織性。老師認為大清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統治中國，並不僅是中國傳統影響滿洲統治者，滿洲傳統亦影響中國本土。

西元1911年，大清覆滅，中華民國（The Republic of China）建立，他們並沒有追隨過去的大國。老師笑道，反而是其鄰國朝鮮改作大韓民國，日本則稱為大日本帝國；日韓的作法，是為了抵抗當時在亞洲的西方帝國主義，將大國的想法轉變成帝國的概念。老師說明，Great State: China and the World這本書並不是討論政治科學，而是

觀察13–20世紀，中國與非中國地區是如何嘗試進行交流？在這八個世紀中，中國的統治階層與人民的聯繫、互動為何？而以大國作為題目，是希望將歷史上的中國放入世界進行討論，而非分開論述。

在演講的尾聲，老師強調自己是明史專家，而非全球史專家。也提醒大家，從事全球史的研究，必須精通某一領域，才能進行細緻的研究，不會落於泛泛之論。老師並半開玩笑地向現場觀眾說，自己不會叛逃明史研究，要大家不要擔心未來看不到相關著作。

後續的發問時間，內容大致能分為學術研究的經驗分享與學術關懷。

老師提到美國蒙元學與新清史的研究思路，對於他在書寫新書Great State: China and the World時，具有啟發性作用。蒙元學大家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強調，應該將中國放入內亞史的範疇進行對話與討論，而不是將之獨立於歐亞大陸文明之外；新清史則關注中國在清代擴展時期，與亞洲諸民族的往來關係。老師藉由本書強調，現今中國的形成，不只與中原的發展息息相關，更受到內亞、東北等地影響；若是忽略這些因素，中國研究便會流於片面。

當有聽眾提及華南學派時，老師笑著說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是他的學生，算是淵源極深。他也相當喜歡華南學派的研究方式，亦即利用地方史料與田野調查，深入理解地方社會運作，及社會與國家間的權力互動。「歷史是日常生活的積累」，華南學派對於基層社會現象的分析，同時也是老師的研究關懷。

至於全球史的研究，老師則是分享研究時的心得與困難。首先是研究方法的不同：社會學與政治學探究結構模型與互動，解釋不同國家與社會的差別；

全球史則是分析國際與內部社會的歷時性變化，所以對各國歷史都需要有基本認識，也就提高研究的門檻。

其次，全球史的書寫恰可反思──「國家」作為歷史書寫分類是否合適。「全球史是認識地域與世界的互動」，國別史的書寫方式，會讓讀者容易忽略對外關係與國際情勢；然而全球史的研究，又無法詳細剖析國內社會景況。所以老師認為，國別史和全球史並無高低優劣之分，反而能相得益彰。

由於老師是英語學界的漢學家，現場也有讀者請教老師，從西方的立場，對中國復興、香港抗爭等事件的看法。老師回答道，「歷史學家不做歷史事件對錯的判斷」，因為價值的取捨往往受到當時的政治、社會影響，不會一成不變，且通常前後矛盾。而歷史學者的研究多半出自於興趣，例如老師研究中日戰爭的通敵者，並不是因為他認同「漢奸」的行為，而是因為好奇當時人們如何在國與國的夾縫間求生存。然而老師也正色說道，

When I see a nation killing its people, I protest. I protest not as a historian, but as a citizen of the world.

「歷史學的任務是避免評斷現今，同時促使大眾思考當下。」當我們對現在的社會現象感到疑惑、不解，便會思考是什麼因素形塑現在的我們，而歷史學家是幫助大眾瞭解他們的生活與過去的聯繫。老師認為，中國與世界的學生，都應該要學習中國歷史與文化；但不是過往強調的官修歷史，而是民間社會的歷史。因為「一個人的影響力或許渺小，但由眾人組成的社群，其影響力十分可觀」，現代中國的形成並不是由單一政府主導，而是其人民在不同領域與世界互動產生。換言之，中國與世界對話的進行，取決於國民，而非統治者。而臺灣與海外華人，熟悉中國傳統文化，又能借鑒西方學說，提出新的看法，能夠成為中國與世界聯繫的橋梁。故老師提醒我們，如何維持現有基礎，促進雙方的溝通及與世界的聯繫，是未來台灣相當重要的課題。

透過老師分享學思歷程與研究的經驗、心得，我們有幸認識一位西方漢學家，在研究的不同階段，以不同問題意識與視角研究中國史的歷程，並思考老師對於現今局勢提出的精闢見解與關懷。或許即如科大衛（David Faure）的名言，「我們讀歷史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的生活。」我們藉由勇敢提出不同問題，以多元的面向觀察社會，才能讓生活過得更好。如何將這晚的所見所聞，轉化成自身學識、生活的養分，便是我們今後的課題。

歷史系友座談：蕭宇辰x胡芷嫣

▌時間：2019年11月29日（五）19:00–21:00
▌地點：台大歷史系會議室
▌主講人：蕭宇辰、胡芷嫣

▌撰文：林晏廷
▌責任編輯：黃子晏

歷史系的畢業生中約有65% 選擇從事非史學研究的工作，出路相當多元；也因為如此，許多歷史系學生對未來感到徬徨。這次的系友座談，我們邀請到了蕭宇辰學長與胡芷嫣學姐來和我們分享求學與工作經歷。

台灣吧簡介

2014年成立的新媒體公司，由謝政豪、蕭宇辰、林辰與張佳家所創辦。目標是「讓台灣成為數位內容的燈塔」，將知識轉譯為詼諧有趣的內容，包括歷史、法律、科學、哲學、教育等學門。

故事StoryStudio簡介

「從生活發現歷史、 從臺灣看見世界，從過去想像未來。」

2014年成立，網站中的文章是「寫給所有人的歷史」，致力於知識傳播以及公眾教育，將專業的學術知識轉換成平易近人的文章，以故事讓歷史與文化走進每個人的生活。

「台灣吧」共同創辦人：蕭宇辰

從第一支影片到成立公司

學長曾任景美女中與復興高中的歷史老師，實習時自許能為台灣教育帶來不一樣的改變，充滿期待地踏入職場。期間讀了很多書，也做了許多不一樣的嘗試，當時學校推行平板電腦融入教學，他在課堂上也會放自己剪的影片幫助學生更了解歷史。但學長發現，相較於中國史與世界史，台灣史的素材非常短缺，幾乎沒有相關的影視作品可以輔助教學；而佳家學姐畢業後則是出國讀視覺設計碩士，發覺在國外大家都不太認識台灣，常常將台灣與中國搞混。因此學長和佳家學姐討論，決定製作影片向大家介紹台灣史。

2014年9月1號，台灣吧釋出第一支影片「賣台？後藤桑の如意算盤」，談論日治初期日本在台治理狀況。他們將焦點放在「臺灣賣卻論」這件小事上：當時日本瀰漫著自我貶損的風氣，欲把台灣賣給法國。影片從這點切入，探討日本賣台的動機，講解當時的時空背景以及後續發展，將日治初期台灣的樣貌生動描繪。上片三天即獲得十萬次的觀看，雖然議題較為小眾，但這在當時是非常爆炸性的成長，所以台灣吧團隊決定進一步思考如何經營。

台灣吧團隊第一年以群募資金形式，把「動畫臺灣史」做完；接下來的核心問題就是「組織化」，最後決定成立公司。其主要原因是考量現實因素，以及將理念延續擴大：學長希望讓拍攝影片在社會機制下成為活水，而不是靠捐款支撐，證明拍攝影片有價值的方式之一，即是創造獲利來源。電視劇《王牌大律師》裡古美門律師曾說過一句話

「愛上醜陋，唯有正視這個世界本身就是醜陋的，甚至正視自己也是醜陋的一部分，才能真正認清世界的樣貌，進而推動一些改變。」

學長以此闡述自己從原本希望設立NGO的理想，到後來認清事實，與夥伴開設公司經營台灣吧的理念。

挫折之後再出發

2015年，台灣吧發布「哲學哲學雞蛋糕」的影片，並新聘了一個團隊，希望能複製經驗、輸出技術，擴大組織規模，但這個專案卻賠了一百多萬。這次失敗經驗後，團隊檢討原因，發現當時錯估業務開發的時機與力道、缺乏財務觀念，且沒有人力管理的經驗。因此在2016年重整組織、建立有效的工作機制，引入外界資金等，希望台灣吧變得更好。

學長自認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因此製作了「大抓周計畫」，希望透過多元的影片內容，幫助孩子找到興趣。到了2018年，台灣吧陷入社群聲量萎靡的困境，於是投入角色製作，也與文具商合作，創造一系列周邊商品。台灣吧將受眾聚焦於學校教師，越來越多老師會在課堂上播放台灣吧的影片輔助教學，他們打開了知名度，在教育現場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團隊也接著做了很多嘗試，像是「地下夜總會」、「學霸話經典」等等，希望從線上影片出發，提供更深入的知識服務。

學長期許自己成為「扁平時代的『深度』、虛構時代的『真實』、破碎時代的『脈絡』，知道自己為何而寫。」

不論台灣吧或是故事團隊，進行知識轉譯時，他們重視的是要了解自己立足的基礎，釐清想要解決的問題。學長說，我們處在扁平的時代，團隊要如何提供有深度的內容？處於假新聞猖獗的時代，要如何提供真實的內容？處於很少人真正看完一本書的破碎時代，團隊能不能提供有脈絡的內容？學長希望能把握住書寫時的目標，知道自己為何而寫，堅持有價值的內容。在這個數位匯流的時代，能幫下一個世代解決什麼問題，正是團隊所關注的。

「故事StoryStudio」主編 — 胡芷嫣

身為歷史系的學生常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念歷史系畢業要幹嘛？」芷嫣學姐在學生時期同樣感到迷茫，不確定未來要做什麼。於是一路讀到研究所，在攻讀碩士過程中，發現自己不適合學術這條路。

畢業後，學姐到非營利組織擔任執行主編，從發想題目到採訪、撰稿，全權負責。第二份工作在商業顧問公司，涵蓋內容更廣，擔任內容長與專案統籌，需將風險管理、流程管理、公關等專業內容寫成淺顯易懂的內容。接著學姐辭掉工作，成為自由撰稿人；同時加入鹿野的「半農半Ｘ」，也就是一邊種田一邊做自己的工作。後來負責高雄市立美術館人文科普平台的專題，採訪「故事」共同創辦人涂豐恩，並因緣際會下進入「故事」團隊。

學姐在「故事」中擔任主編，她認為編輯是種知識轉譯的工作，像是一座連接作者與讀者的橋樑；他們須找到枯燥事物與讀者生活的相關性，根據事實串成有趣的故事。學姐提到，編輯是在歷史系訓練出來的能力，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接觸大量資訊，並從中找出敘事的軸線，將其編排成易讀性高的文章。學姐也提到，出了社會後，發現很多人不知道如何把一件事講清楚，缺乏廣義的人文素養；而溝通表達，正是歷史系訓練的另一項能力。

給學弟妹的建議

我們都有各自對職涯不同的想像，學姐推薦大家接觸各式各樣的事情，如經濟學、政治學等分析社會如何運作的知識；並多嘗試各種機會，學習「多工」。對於求學路上都很優秀的台大學生，學姐想告訴我們，不要害怕找別人幫忙，出了社會後很多事情不是個人能完成的，而必須團隊合作。

對未來感到茫然的學弟妹，學長建議大家專注在當下；即使不知道自己未來要從事什麼工作，但要好好想想當下正在做什麼，不要虛度大學時光。另外，學長分享出社會後的感想，他在開始經營公司後，接觸非常多管理學相關、媒體產業趨勢的知識，發現「自我增能」非常重要。雖然學校體制中，知識被明確分類至各個學院；但實際出社會後必須學會多工，重要的是遇到問題、解決問題，而非你是什麼學院出身的。因此，學長建議我們

多嘗試，不要將自己局限在歷史知識當中，越緊守著這些，越無法找到將知識與世界對接的方法。

訪談培力工作坊活動紀要

▌時間：2019年9月28日（日）14:00–16:30
▌地點：台大學生第二活動中心704教室
▌主講人：陳建守老師（說書 Speaking of Books 創辦人、中研院近史所助研究員）

▌撰文：柯采元
▌責任編輯：黃子晏

如果你曾上網查詢歷史相關的資料，一定知道「故事」這個提供有趣又實用的史普文章平台吧！如何以新媒體傳播打破大眾過去對人文科學的刻板印象？以有趣的方式向大眾傳播人文知識？而若我們希望以新媒體維生，又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呢？身為「故事」、「說書」等新媒體和史多禮股份有限公司的共同創辦人，今天我們邀請到陳建守老師來和我們分享「故事」的創辦歷程與經營經驗。

新媒體與歷史學的關係

2010年，我們一天製造的資料量，比盤古開天到2003年所製造的資料還多。

自西元1974年網際網路誕生起，這短短的40多年間，人們的日常生活已離不開這用網絡串起的世界，舉目所見皆是排山倒海而來的資訊；但我們是否想過：資訊也有屬於自己的歷史嗎？資訊的歷史又是什麼呢？

資訊技術在歷史上曾經歷四次重大的變革：西元前4000年文字發明、西元3世紀時翻頁書出現、15世紀古騰堡革命到1974年網際網路出現。從最初的手抄書到今日的電子書，資訊的歷史即是傳輸媒介在不停地改變。而當我們縱觀閱讀的歷史，可以發現閱讀的形象、模式也在不斷地改變，真的有一種「最好的」閱讀模式存在嗎？為什麼我們總認為唯有閱讀「紙本書」才算是真正的閱讀？

老師認為，在資訊爆炸的今日，能利用閱讀技巧擷取需要的資訊才是首要課題，無須苛求活在資訊化社會的人們回歸過去的閱讀模式。正如紙本書並未因電子書的出現而被淘汰一般，「深度閱讀」從未自我們的生活中消失，深度與淺度的閱讀模式其實是共存的，能用於應對不同形式的文本、處理不同種類的資訊。而在這個知識被允許以多元形式呈現的資訊化社會中，是否能以一種不同於以往的方式傳遞專業知識呢？老師希望配合網際網路的發展，以多元方式普及過去大眾不感興趣的專業歷史知識，並試著改變台灣社會輕視文科的風氣，藉此達成學界與大眾的交流與對話。於是，一個以人文知識為基礎的新媒體──「故事」誕生了。

「故事」的誕生

我們想做的是一個以台灣為中心、發掘在地故事的平台

2014年，「故事」在日本的小旅館中誕生。當時，台灣的媒體產業仍以大眾媒體和娛樂媒體為主流，缺乏人文領域的深度知識媒體。故事團隊希望能將學術知識結合大眾媒體，創造一個以台灣為中心的新媒體，挖掘在地的故事，並將台灣與世界連結。在充斥假消息、假新聞的大環境中，以「真實」的史料為基礎敘寫故事。

如何寫出吸引人的文章？又如何說服讀者，將他帶進我們的故事裡呢？歷史書寫的方式是最重要的關鍵。老師在此分享了幾個小技巧：

1. 結合時事：

以當時流行的「尋找寶可夢」為視角切入，描寫英國十八世紀博物學家Joseph Banks尋找新物種的故事，他一生以採集、研究植物為志業，是英國皇家植物園的重要奠基人。作者若能將歷史故事與現代社會連結，更能引發讀者的興趣、吸引目光。

2. 挑選好的主角：

第一瓶使用化學原料模擬植物香氣的香水是哪罐？20世紀初在歐洲上演的商業版權戰爭又是怎麼回事？這些在化學、經濟史上的重要議題，對大眾而言卻陌生而難以親近。其實這些都是和香奈兒夫人有關的故事，若我們能換個角度切入，從香奈兒夫人富有傳奇性的人生故事來看化學、商標的歷史，便能替原本枯燥的故事創造戲劇張力。

3. 習以維持的事物：

日式料理店中常出現的炸豬排是我們都十分熟悉的一道料理，但是否有人好奇炸豬排背後的歷史呢？明治維新後，實施軍國主義的日本為了強健民眾體魄，開始鼓勵民間一改傳統、食用獸肉，而引起強烈反彈。為了平息民怨同時達成國家的需求，民眾試著採用傳統料理天婦羅的手法料理豬肉，才誕生了「炸豬排」這道料理。以大眾熟悉的事物入手，引領讀者了解背後龐大的歷史脈絡，如此更能引起讀者的興趣、增加文章的可讀性。

老師提醒，儘管我們在文章中增添一些吸引讀者的小元素，但故事背後的「歷史」才是文章的靈魂，注意在撰稿時千萬不可脫離故事本身的歷史脈絡，這點在資訊破碎化的現代尤其重要。其次，在現今的政治環境下，假使專業史家放棄呈現歷史的多樣性與複雜性，恐讓政治家或決策者趁虛而入，藉此濫用歷史、煽動群眾，進而產生錯誤的決策。因此，我們期盼透過一個網站，在社會議題發生的當下，以歷史學的角度詮釋問題、提供意見，並挑戰當下流行的迷思，更能藉此提升公眾對歷史的興趣。

在充斥虛假訊息的社會，拾撿出真實的碎片，將破碎資訊拼回歷史脈絡中，用有趣、生動的方式呈現有深度的歷史知識與內容，這就是「故事」的工作。

當「說書」成為一種可能

在世界與你之間，我們說書。在人與知識交會的地方，都應該要有說書的存在

當過去以文藝創作為主的中國時報副刊殞落，繁體中文出版品市場不斷萎縮，批評閱讀文化衰退的聲浪浮現，但「閱讀」真的逐漸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嗎？在21世紀的後印刷時代裡，電腦、手機等電子產品對生活的滲透深深影響人們的閱讀習慣；「印刷」不過是眾多閱讀媒介其中之一。現在即將進入資訊分析整合的年代，我們將擁有更豐富多樣的載體，分擔過去由紙本書擔負的傳遞知識、經驗的任務。「與其悲歎書本之死，還不如好好想想如何將過去活字印刷的技術與現代電子產業結合，重新創作出新的可能性。」秉持著這個信念，一個全新的知識媒體──「說書」於是在這樣的期盼下誕生。

如果閱讀是生活的態度，那書評絕對是優雅的試煉。

點開「說書Speaking of Books」網站，最新的貼文是一篇結合時事的史普文章，作者巧妙地透過摘錄書籍中的故事、文句，搭配國際時事，達成議題、歷史普及兼書籍介紹的效果。而網站中更多的是琳瑯滿目的書評、書訊與一個個專案企劃。其中最新奇的莫過於現正進行中的「百人說書」計畫，透過「說書」團隊與名人的對談，我們可以更加了解他們對於書籍、寫作與閱讀的看法，也看見他們關於「閱讀」的不同想像。

說書的團隊堅信「在人與知識交會的地方，都應該有說書的存在」。因為相信，他們更將傳遞書籍的力量視為己任，「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網站，替大眾建立與書連結的管道」。

非虛構寫作的力量

在這充滿虛構資訊的時代裡，「非虛構寫作」的力量是不可被忽視的

從「故事」到「說書」，其實都和「非虛構寫作」這個課題有關。這種寫作形式在美國已有數十年的發展，但台灣則是近年才興起這類文本的創作[2]，諸如民族誌、報導文學、紀實文學等，甚至是部分在社交平台上常見的評論文章，都可以納在非虛構寫作的範疇內。

老師認為，在這充滿虛構、資訊爆炸的時代裡，具「真實性」的非虛構寫作有不可忽視的力量；它將在未來社會中佔有重要地位，且將擁有比純文學作品更加廣闊的市場。在華語的非虛構寫作世界裡，老師特別喜歡台灣作家阿潑洗練的文筆，讚賞她的文章簡潔、有趣又好讀。老師也向對文學創作感興趣的同學們建議，非虛構寫作並不像小說等純文學創作對「天賦」的要求甚高，而是可以靠著練習步步精進。若擁有好文筆，能利用文學性的筆法進行非虛構寫作，將於文章的可讀性上佔極大優勢，在這個市場中脫穎而出，值得對創作有興趣的同學加以嘗試。

在「史多禮股份有限公司」之後……

因為我們相信，只有當與「生活」產⽣關聯時，「思想」才能發生意義

創辦「說書」後，由於史多禮股份有限公司(Story Studio)的創立，老師也開始思考關於公司發展的問題。於是，他們近期成立了一個全新的品牌──副刊。相較於先前以歷史寫作為主的故事和說書，副刊更加關注當下的議題，內容也與當代社會、世界流行趨勢接軌。例如，副刊的「七月關鍵字」專題為「工作」：透過一系列和「工作」相關的議題，分別從性別、福利國家、名人專訪等不同角度切入，以系列化的方式帶領讀者認識不同議題。

一間專門販售知識的公司都在做些什麼呢？史多禮目前主要的業務大多跟網路編輯、活動規劃、政府標案與會員經營有關，也兼營出版事業，例如出版了著名的《崩壞國文》、《從漢城到燕京》等書。公司也會和政府單位合作，共同規劃官方出版品，以改善過去官方出版品常見內容乏味、美編不足的情形。其中最好的案例是和臺史博合作出版的《觀台灣》系列雜誌，前陣子才榮獲由文化部頒發的金鼎獎呢！此外，他們也曾和公視合作〈台灣史！不能只有我看到〉的系列動畫。未來公司仍會繼續規劃不同的動畫、嘗試更多的主題。

如何經營一個新媒體？

一個主打知識和閱讀的新媒體會有商業模式嗎？

假如未來有天大家渴望踏入新媒體產業，希望能透過新媒體的經營擁有穩定收入，那麼我們勢必要先了解何謂「新」媒體？新媒體最重要的特色為即時性，且文章的標題、載體、形式皆豐富多樣；但乘載的知識內涵其實和過去相同，只在「知識量」上有些許差異。而新媒體如傳統的媒體一般，皆是以報導的「內容」作為核心，但新科技使進入媒體產業的門檻降低，不再像過去雜誌、報紙的發行有龐大的資金需求，這也正是新媒體的優勢和劣勢所在。

新媒體主要依靠網路平台作為宣傳工具，使它們幾乎像是被Facebook、YouTube這些大公司綁架了一般，若要達成宣傳、推廣的成效，必須花錢在這些平台上購買廣告，跟傳統媒體營運的模式幾乎完全相反。傳統媒體在過去作為一宣傳的媒介，各大公司若要廣告自家的商品，勢必在報章雜誌上購買廣告版面來推廣。但在新媒體當道的現代，反而是媒體成了廣告推播項目的消費者，即便平台提供新媒體少量置入行銷的廣告費，也遠不及營運的成本。

那麼在多數新媒體都被Facebook困住的情況下，該如何解套呢？老師認為有兩項可行的方法供參考：新型的電子報、線下的交流接觸。

過去電子報曾一度在台灣社會風行，商家每週固定將商品資訊以e-mail寄給讀者，因其低成本又便利的特性而廣受歡迎，但近年來電子報卻逐漸被市場淘汰。如果我們能轉化過去已有的推播模式，創造一種經過精心設計的新型電子報，盡可能揀選最能引起讀者共鳴的文章寄送，藉此吸引讀者回到由新媒體所架設的網站、創造點閱和收視，將是擺脫大型社交平台的直接解方。

但老師同時也認為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應該要回到最「傳統」的推播模式，從線上走到線下，盡可能地與讀者見面接觸交流，例如舉辦座談會、簽書會等活動，直接轉化交流的媒介、擺脫線上的社交平台。

不過談到擺脫社交平台之前，最重要的還是在Facebook這些公開平台上的經營。根據老師過去經營「故事」與「說書」的經驗，具有即時性、有創意且實用的內容是最能吸引年輕讀者的，這也是經營新媒體最該注意的一點：「貼文的質重於量」。老師笑道，Facebook、YouTube等平台具有一套自己的演算法，過度密集發文可能會被判定為不良帳號，進而被平台選擇性地屏蔽貼文。再者，老師認為迷信發文時間也是沒有必要的。過去曾不停嘗試在不同時間點發文、預估用戶最有可能接觸社交平台的時間，但一連串的實驗過後，仍得到「文章的內容才是流量關鍵」的結論。

另外，老師還提供了許多經營新媒體的建議。例如，比起單純的刊出照片或文字，動畫、影片能和讀者產生更大的互動。經營者也必須隨時注意社交平台的脈動、跟上改革的潮流，像是在IG和FB出現story的功能後，這方面的經營就變得相當重要。而在貼文推播方面，使用者現身說法或名人轉載都是相當有利的手段。不過如近期流行的hashtag，雖能幫助讀者更快地找到系列文章，但必須注意千萬不可濫用，要精確地挑選有趣的部分進行標註，也是一門不簡單的學問。

而在這新媒體的時代，我們也不妨重新思考「內容單位」的定義，為什麼電子書一定要一整本的出售？為什麼不能只買部分符合需求的內容？老師向有興趣經營新媒體的大家建議，在這樣新的時代裡，我們不該再盲目遵循舊有的規則、被舊有的內容單位束縛，必須打破框架思考。

最後，老師再次強調貼文內涵的重要性，文章能寫得有趣，進而和時事、生活呼應，是經營新媒體最重要的課題。而在對待讀者的策略上，我們不能個別分析讀者的需求，而是要將讀者當成一個「社群」來經營，確認他們具有何種共通特質。另外，決議開發新讀者抑或留住舊讀者則是相當關鍵的選擇，雖然很難有一個標準答案，但老師建議，若粉絲數量已達一定程度，那麼思考「如何留住舊讀者？」便是經營的核心。以「故事」的經營為例，即便在Facebook上已有高達22萬的粉絲，但實際上的「鐵粉」粗估卻只有不到1000人。因此，如何將更多既有的讀者轉化成能實際支持公司的「鐵粉」是最根本的；若在這種狀況下選擇耗費更多成本、接觸更多課題，但卻只吸引更多一次性瀏覽的讀者、流失舊有的粉絲，將是成本效益不符的行為。

「故事」的未來與展望

在數位匯流的時代，成為一個新的知識共和國

談到團隊未來的發展，老師希望除了文章、廣播和動畫的生產外，能回歸出版相關的產業。「假設有天出版做成功了，我就可以再回來講一場。但如果失敗了，我也一樣可以回來再跟你們講一場。」老師打趣地說。儘管現在出版市場情況仍慘澹，老師仍堅定自己的信念，相信出版產業的時代即將回歸。只是在這個新興的時代裡，「書」的形式、內容甚至行銷方式都定和過去有所不同。結合以往熟悉的文章、廣播、動畫製作，「故事」團隊所希望的，是替民眾打造從線上到線下、全面的知識生活，在這個數位匯流的時代裡，成為一個新的知識共和國。

[1] https://www.portrait.gov.au/portraits/2018.79/the-botanic-macaroni-sir-joseph-banks/

[2] 林夢媧・沈眠，〈被現實地穿透過──非虛構寫作：從田野到成書、編輯與作者的對話〉，OPEN BOOK閱讀誌，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577，（2020年1月30日檢索）。

使吾潛力：訪談培力工作坊紀要

▌時間：2019年10月27日（日）14:00–16:00
▌地點：臺大學生第二活動中心704教室
▌主講人：林于煖學姐（前《觀．臺灣》助理編輯）

▌撰文：馬銘汝
▌責任編輯：林婕琳

作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官方出版雜誌，《觀．臺灣》已經在臺灣出版界深耕逾十年。一件歷史文物如何與受眾接觸？而一本融合學術內容與日常生活的雜誌，要如何串連起過去、現在與未來？本次工作坊邀請到《觀．臺灣》團隊編輯成員林于煖學姐，為我們分享她在臺史博策展與《觀．臺灣》編輯相關經驗。

最初與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結下的緣分，是在大三時，學校教授詢問的一句「要不要去臺史博打工呢？」還不太了解這間位於台南安南區的博物館之時，學姐對於未來所要面對的工作始料未及。面試後正式成為員工，除了擔任科技部計畫助理，學姐也開始跟著現在任教於國立成功大學，時任博物館研究組組長的謝仕淵老師投入策展工作。當時正值「我的體育生活：第一個參加奧運的臺灣人─張星賢」特展籌備期，除了收集資料，學姐更從旁學習到博物館展覽的運作流程。

另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博物館的文物評估。館內空間有限，不可能每一批捐獻到博物館的文物都可以全部納入館藏，這時就需要有專員到現場評估，為每項文物命名、編號、做出簡略描述。這一切都是為了在定期與館方開會時，能逐一討論每項文物是否具備拉出脈絡的故事性，及作為展覽主題的意義。

因為有了「臺史博經驗」，學姐在之後，也被「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以下簡稱「故事」）邀請去當《觀・臺灣》的編輯助理。

「我們想透過淺顯易懂的方式，推廣臺灣歷史。」

《觀．臺灣》試圖從物件、日常師活及記憶中，挖掘出臺灣的歷史。這本歷史雜誌的「製程」很特別，也有很多公家單位想要仿效。《觀．臺灣》由臺史博出品，「故事」承製，但絕非一般的外包製作，從企劃、編輯到校稿，雙方均密切合作。稿件部分，一半由臺史博館員撰寫，另一半則是交給《觀．臺灣》團隊向寫手或教授邀稿。一本季刊，每一期會有一位責任編輯，由臺史博的館員擔任，負責當期的封面故事的定位與整體走向。至於編輯必須比寫手更加瞭解這個議題，事先給予明確的書寫方向，讓文章以更容易被理解的方式，緊緊抓住讀者目光。

但是，正如多數隸屬公家單位的出版品，《觀．臺灣》也面臨種種限制。首先是銷量較少，大多除了贈送給政府機關，就是成為圖書館館藏。然而圖書館為了方便收藏在架上，時常將數期雜誌釘成一大本，不但書冊變厚，使人望而卻步，也浪費了設計師設計每一期封面的心血。不過，作為一本非學術性質的雜誌，《觀．臺灣》的核心價值是希望透過淺顯的敘述，讓讀者建構出臺灣共同的記憶與價值。若讀者能在其中攫取任何反思與想法，對編輯團隊來說便已足夠。

活在「現在」與「未來」之中的歷史博物館

學姐提及，就建立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連結來說，臺史博展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與前瞻性。臺史博的館藏不只是「古物」，還包含當今的物件，像是社運中的帳篷與各式道具、選舉中的贈品與旗幟。在他們眼中，這些並非只是現世的普通產物，而是見證、反映當今的人們與社會的重要「物證」。同樣的社運不會發生第二次，這些物品對未來的研究者而言，是獨一無二的「史料」。

除了為「未來」做收藏，臺史博也積極展現當代的社會責任。2016年的南臺灣大地震發生後，臺史博取回了維冠大樓受災戶的遺留物品，並使用專業技術進行修復，等待家屬領回。這些物品中有很多是絨毛娃娃，反映了受災戶多為有著幼兒的年輕家庭，本來正在譜寫著自己的人生，卻無端遭逢劫難。臺史博也為部分受災戶及其家屬留下歷史紀錄，讓戛然而止的記憶有了延續的可能。

地方物件中的臺灣史

學姐認為，地方文史通常被視為細瑣、微觀的歷史，但這樣的歷史其實能被「放大」，讓我們從中看到一個更大的時代背景。

2017年，臺史博取得一批來自臺南新化的捐贈物。捐贈者是一名新化國小退休教師柯瑞吉，他的父親也是教師，任職期間橫跨日治與戰後。其中有陶瓷製門牌、上頭刻有柯老師父親的勳等與日本姓名；柯老師小時候的聯絡簿、考卷、上英文課的筆記……每一項，都能挖掘出不同時代脈絡，這些脈絡匯流整合，逐漸描繪出當下一個家庭乃至於個人，面對時局變化的應對與調整。從門牌，我們了解到二戰末期日本政府反過來對臺人的攏絡；從聯絡簿裡，發現戰後初期通貨膨脹與世界局勢瞬息萬變的蛛絲馬跡；學習英文，卻同時搭配中文字和日文假名的筆記本，娓娓道出面對語言政策的「劇變」，橫跨兩個政權的人所面對的衝擊。

日常生活中的臺灣史

人們的日常生活也往往是時代的見證者。學姐提及雜誌中的兩個主題專欄：「魔幻時刻」與「復刻食譜」。「魔幻時刻」早先名為「街坊傳奇」，專門介紹與當地有著深厚連結的店家。這些店家的「店史」不只是經營者的個人史，也是地方史與產業史的一部分。這個專欄有一定的書寫難度，原因在於若是碰觸到如今相較弱勢的產業，若不嚴謹拿捏筆法，很容易在追憶昔日美好的同時，落入「尚古賤今」的困境。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觀之，無論是蓬勃發展，抑或是榮光消逝，每一個人、每一個店家、每一個地方社群、每一個產業皆有一套與時代互動的方式，而這正是讓他們成為時代見證者的關鍵。

另一個專欄則是「復刻食譜」，專門擷取日治時期報紙專欄上的食譜，用當時的手法再現過去的料理。與此同時，探討每項食材與臺灣之間的淵源，例如日治時期便已風靡社會，今日仍是日本人印象中的一道中式餐點－－八風菜，除了米飯之外，還會添加番薯在這道菜裡。而究竟臺灣和番薯之間形象的合一，是否在這時候便已悄悄發展起來了呢？這是其中有趣之處。但書寫飲食史同樣困難，許多菜餚的由來眾說紛紜，原料與做法各地也不盡相同。學姐笑說，我們這些學弟學妹們，以後若有雄心壯志，歡迎挑戰飲食史。

建構屬於臺灣人的歷史記憶

在臺灣從事歷史雜誌的編輯，是件有些辛苦卻任重而道遠的工作。工作坊的最後，學姐說道，《觀．臺灣》是一個公共的載體，乘載屬於臺灣人的歷史記憶。譬如雜誌曾經做過關於美麗島事件發生之際，廣播電台「臺灣之音」播報現場狀況的一幕。四十年後的現在，有些人對當時發生的事似知非知，或許也早已忘了自己的印象是否真實，而從未經歷那段抗爭的年輕世代，還在等著上一輩訴說他們的故事。然而，《觀．臺灣》做這樣的主題，一遍又一遍，提醒翻著雜誌的讀者們，這些都是歷史上的曾經，也是我們當今社會的基礎。透過歷史書寫與展示，這些「曾經」逐漸凝聚成我們共享的記憶，成為彼此記憶中真實存在的部分，最終串連起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每一個人。或許直到那時，我們便可以真正建構出由臺灣人共同擁有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完整而全面。

東南亞主題系列講座

The Fall of the Nanyang People’s Republic by MCP
Keruntuhan Republik Rakyat Nanyang oleh PKM

▌講者：黃錦樹老師
▌時間：9/27（五）19：00–21：00
▌地點：文學院演講廳

▌撰文：林婕琳

▌責任編輯：黃子晏

馬來亞共產黨，因內部分裂，黨史至今仍無定論。現有馬共回憶錄中，不同派別的黨員之間異質性極高，形成殊異的事立場；置於馬來西亞敏感的種族政治環境中，更難以形成定論。然而，與馬共相關的書寫，卻早自英國殖民時期就已成果豐碩。

「如果要以馬共進行文學創作，其實應該用大河小說的體例來寫，寫成『革命記』、『建國記』、『亡國記』三部曲；但馬共只有革命，未曾建國。」（《南洋人民共和國．序》）對黃錦樹老師來說，創作的樂趣不在革命，而是亡國 — — 以亡國為前提的「南洋人民共和國」於焉誕生。

一、馬共：「不曾建國的，當然也就不可能亡國」

1920年代，第一批來自中國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者，陸續進入馬來亞，透過辦報，觸及學生與工人等群體進行宣傳。1930年成立的馬來亞共產黨，前身是「南洋臨時委員會」，並在1942到1945年間組成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以游擊隊的形式，試圖阻絕日軍的入侵。但老師認為，抗日伊始，馬共黨人的存在便帶有反諷意味：凡是游擊隊所到之處，動輒引起日軍大肆屠殺；沒有游擊隊抵抗的村落，日軍反而殺得少一些。

與此同時，為什麼英軍在馬來西亞能輕易被日軍擊潰？老師解釋，以殖民者的考量來說，知道日軍轟炸的消息後，當務之急是遷走駐在當地的家眷，而非出力保護殖民地免於戰火。英國成立136部隊協助抗日，也僅是聊備於無。二戰結束之際，英國政府曾短暫承認馬來亞共產黨合法，並成立辦事處；但1957年馬來西亞建國後，就不再是這麼一回事了。「吉隆坡獨立廣場上的紀念碑，那些銅製人像踩在腳下的，就是馬共黨人。歷史上馬共的定位，在官方眼中，就是踩在腳下的叛亂者的屍骸，就是馬來西亞建國的踏腳石。」相較於大馬政府當局鐵板一塊，一致視馬共為「叛亂分子」的強烈立場；民間昔日的馬共黨人則是高度分歧，且早在二戰期間，就已埋下派系分裂的前兆。

「大叛徒」萊特，不可思議的開端

日據時代，很快地出現了大叛徒萊特，他的出賣，讓馬來西亞共產黨的幾個重要領導人物都被殺光。萊特本身是越南人，同時身兼英國、法國和日本的間諜，能說華語、法語、英語和廣東話。本來是法國駐中南半島的特務，在新加坡替英國和日軍收集情報；戰後，又成為英國的特務。藉由情報工作之便，假日軍之手，萊特清理了原先馬共黨內跟中共密切往來的高層幹部，成為第一任總書記。

「馬共史很荒謬，他的第一章就是一個間諜的故事。這就是一篇小說，天生就是一個小說的題材 — — 而萊特呢？我早就把他寫進小說裡了。但，是一個複合的形象。」老師不乏得意地說。

1948英國宣布緊急狀態、1955華玲會談

萊特的下一任總書記陳平，也是馬共最後一任總書記。1948年，委員會決定採取武裝革命路線，並轉入地下活動；同年6月16日，英國殖民政府宣布馬來半島進入緊急狀態，馬共組成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則被官方視為非法恐怖組織。1950年的畢里斯計畫，更徹底改變了馬共黨人的生存條件：英政府當局劃設「新村」，把邊村的華人全部集中、遷居，駐有軍警及邊哨，阻絕華人給游擊隊送糧食，如此一來，讓叢林中的游擊隊陷入極度物資匱乏中。

1955年，馬共本有機會結束武裝，卸甲返鄉。但與馬來亞聯盟政府交涉過程中，馬共僅願意「和平解決紛爭」，卻拒絕投降，華玲會談於是破局。「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時機，但就會面臨面子裡子掛不住的問題。馬共最痛恨別人說他們投降，當時沒有解決，所以後來歷史延宕了很多年。」馬共與馬來西亞政府的延長戰，才正要開打。

「形勢一片大好」

早在華玲會談前，馬共的情況便已經極不樂觀。飢餓自不待言，內部彼此出賣，對外透露組織消息，大批黨員遭到逮捕、誘殺，倖存者為數不多且高度分裂；而1957年馬來亞獨立建國後，缺乏單一主導的馬共黨人，活動範圍零星散佈泰馬邊境。1960年代起，中共將馬共高層幹部聚集於湖南，並透過「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持續向東南亞的游擊隊員播送。

這也反映中國如何致力輸出革命。1961年，中共與蘇聯關係破裂，中國當局批評蘇聯的修正主義路線，並將宣傳共產主義、扶植革命，視為自身國際外交政策重要的一環。此時，毛澤東眼中的東南亞「形勢一片大好」。在中共提供金錢、槍枝援助之下，馬共黨人再度組織游擊隊，自邊區重新展開武裝行動。總書記陳平，則一直留在中國，直到1989年與馬來西亞、泰國簽署「和平協議」。

老師指出，這也是為何馬共小說在中國既無法出版，也不能公開刊登。老師的所有作品中，其他散文、小說都能上市，唯有《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猶見扶餘》等不准。「他們到現在還不肯承認，不敢面對這個輸出革命，搞得到處血流成河。」

肅反：製造叛徒，朝向分裂

來自新加坡的馬共領導人之一余柱業（Eu Chooi Yip）有這樣的觀察：如果馬共取得政權，必定步上赤柬的後塵。因為在蘇維埃體制下，只有專政，任何異議都會被視為叛徒，進而帶來無止盡的殺戮。況且，馬共受中共影響甚深，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肅清異己的手法，也透過「審判」不斷上演：被指為叛徒的人沒有抗辯權利，他們的基本權益沒有人理會，也沒有人幫忙說話，凡是幫他說話的人都會被當成同黨。在陳平《我方的歷史》中，可以看見這些審判會如何進行

受審者非常清楚審判會結束後，他們就會被帶到森林裡槍斃，因此目瞪口呆的受審者就會慌忙抖出同志的名字。當一個營區的被嫌疑者將另一個營區的游擊隊員也牽連進去時，就造成營區之間互相猜疑。極其明顯的是，在這種情況下被誣陷的人，與真正特務威脅並無關聯。…任何人若相信受審者無辜，並敢公然表態的話，他本身就立即會被懷疑。…因此，堅持自己無辜者，通常得單獨與三、四名指控者爭辯。

「這就是馬共。這就是余柱業為何認為馬共如果當權，必會死傷一片：因為他說你是叛徒，你就是。」赤柬的做法，馬共游擊隊在叢林裡亦然。以殺戮始，以殺戮終，他們對所謂叛徒不曾手軟。這樣的分裂局勢，直到「馬共史」的最後一章──1989年簽署和平協議時，散佈在泰馬邊境的馬共黨人仍然爭議不休。當時，泰國、馬來西亞、馬共三方要接受這個共識，泰國尤其花了許多心力斡旋其中。即使和平協議簽訂多年，今日到邊境的「和平村」觀光，仍可在告示牌敘事中，看見過往馬共內部高度分裂的痕跡。

二、新村：英殖民政府的隔離策略

先前提到，1950年的畢里斯計畫一頒布，從此改寫了馬共黨人的命運。英國政府於1948年宣布緊急狀態之後，便著手剿共，透過新村（Kampung Baru）徹底斷絕游擊隊員與華人民眾之間的聯繫。在英國當局的規畫之下，除了在新村外圍架設層層鐵絲網，出入口均部署警力巡邏：進出必須經過崗哨檢查，凡糧食、醫藥、衣物等民生用品，一律列為重點管制項目，搜身確保民眾只攜帶個人使用的分量，以免作為馬共黨人的物資補給。新村門禁森嚴，早晚點名，若白日外出做工、夜晚沒有定時進村，下場相當悲慘。

更有甚者，一旦當局懷疑任何一個家庭與馬共黨人有聯繫，或者建屋處附近疑似有游擊隊員出沒，「英國官兵通知民眾把家當收一收，迅速把人撤出來之後，一把火就把屋子燒掉了。」提及上述情況，老師說「手上還來得及抓一兩隻雞算是不錯的了。可是那些雞豬呀，就是他們全部的財產。」

新村被馬共稱為「集中營」，一方面因為外圍嚴密的鐵絲網牆、嚴格的出入管制，一方面也在於村裡的生活型態。村內吃大鍋飯，一戶戶人家擠在簡陋矮房中，配有一畦田、一口井，生活條件非常困苦，住宅還不時被官兵搜查。而華人這樣的居住型態，從英國殖民晚期，一直延續到馬來亞建國之後；華人的適應力極強，第一代延續至第二代，幾經改建，至今仍居住在新村中。近年有電視節目「我來自新村」，將拍攝重點設定在「家傳美食」來介紹華人新村，當年有許多參與馬共的都是客家人。

三、投降者們：情報獲利，自此消失無蹤

這些投降者們，不會出現在馬共史中。他們唯一會提到的叛徒只有萊特，提到他如何出賣黨員，如何利用日本軍隊清理早期的馬共高階幹部云云，是永遠被記住而憎惡的對象。然而，這些游擊隊的投降者，卻音訊杳然；走出叢林後，他們交出內部情報，搖身一變成為大商人，從此大隱於市。他們為什麼會離開？正如前面提到，馬共黨人整肅異己毫不留情，「這些先離開的人，他們是最聰明的一群，手腳最快。在被懷疑之前、死在森林之前，帶著值錢的東西先開溜了。」老師如此解釋。

什麼是值錢的東西？正是情報。一離開森林，他們便到警局「自首」，藉由自己對組織的了解，協助當局撲殺共產黨員，並取得豐厚報酬。根據研究馬共的英國籍學者梁康柏（Leon Comber）所述，馬共內部資訊傳遞方式非常傳統：行動之際，將紙條放在特定的地點，等待其他成員去領取；以至於一旦內部有人叛變自首，早在訊息傳遞到其他黨員之前，整群就被當局派兵逮捕。這樣「按件計酬」的情報交易中，投降者們不但收入可觀，英國政府還會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以免被昔日戰友挾怨報復。

訊息延遲的紙條、改名換姓的投降者們，也都一一寫進小說裡了。在〈悽慘的無言的嘴〉中，說的正是前馬共黨人如何交出組織機密，進而致富從商。這群人也成為現今研究馬共史的空白之處，當年的利益交換，全都封鎖在官方檔案中，至今仍無法確知有多少「叛徒」。遺憾的是，最極密的檔案，研究者就算向國家申請也看不到；反觀曾任英國軍官的梁康柏，卻得以調閱機密、運用第一手資料進行亞洲研究，並出版多部著作。

四、創作：透過「馬共」展現各自立場

早在1950、60年代，英國人就以馬共為題材，寫小說及戰地報導。以非虛構寫作而言，早年行文充滿「現場感」，完全站在英國當局剿共的立場：口吻是輕蔑的、心態是恐懼的，對他們來說，共產黨人就是叛亂分子。事過境遷，如今的書寫則與過去截然不同，後來梁康柏寫的就是研究報告，偏重敘事而非營造氛圍。

至於文學創作，最早的是韓素音的…And the rain, my drink翻成《餐風飲露》。她在《吾宅雙門》裡提到，自己是比利時混血兒，父親曾到比利時學習礦業；正職是婦產科醫師，業餘從事寫作。韓素音用英文書寫，一般把她歸類為通俗作家，也有幾部作品翻拍成電影。她有過好幾段婚姻，第一任丈夫是國民黨負責剿共的高階軍官，陣亡後，她便與梁康柏結婚，這和她後來的寫作極為相關：梁康柏擔任英警期間，使韓素音得以接觸軍情機密、閱讀許多第一手檔案；作品剛出版即暢銷，凡是想要了解馬來亞情況的人都會買她的書，但這也讓梁康柏因此被撤職。

韓素音立場屬於左翼，也同情共產黨。在《餐風飲露》中，花了許多篇幅哀悼郭鶴年的二哥郭鶴齡，並分析為何華人會加入共產黨，為何選擇走到森林裡去？尤其郭家當時在新山，屬於殷實人家，往來非富即貴，為何放棄一切去搞革命？同時，她也著墨新村甚多：當時很多華人被預防性逮捕，許多底層的農民被牽連進去之後就出不來。韓素音考察過新村居留營，並從丈夫梁康柏那裡取得許多資訊，寫作手法也有詳細的處理，就可信度來說，她的作品參考價值極高。

關於馬共的影像，則來得非常晚。即便如開明馬來人Amir Mohamad所拍攝的作品，敘述陳平的部分充滿調侃、輕蔑；用歌舞劇的方式表現。對華人跟對馬來人，語調也完全不一樣。馬來人的和平村安寧肅穆，畫面充滿敬意；華人就強調他們住山洞裏面，以裸女壁畫來表現他們的性壓抑。馬共組成以華人為主，馬來馬共是後期加入的，合艾條約後，馬來領導返鄉被視為民族英雄，甚至被蘇丹接見。相較之下，陳平至死都不得返鄉，種族差異還是絕對的。

五、亡國記：「對我來說，必須超出歷史來理解歷史」

回到自身創作，老師問，「馬共寫回憶錄就好了，為什麼要寫小說？」舉金枝芒來說，他寫成《飢餓》這篇作品之後，在軍隊裡引起極大風波，因為把飢餓跟死亡寫得太逼真。回憶錄裡不能寫的，比如極度飢餓、搶奪女人，一反目便引發殺戮，這些叢林中的生存法則，就仰賴文學創作來呈現。小說勢必存在過度誇大之處，或將局部的情況放大書寫，但卻能藉此揭開、承載馬共「歷史」所不能容的真實。

所以，什麼是馬共的歷史？老師指出回憶錄作為馬共歷史書寫的體裁，往往不夠真實：「馬共只能寫已發生的、允許被書寫的，正面的、健康的、光明的、勵志的」；但，小說不同。所有可能發生的，和不可能發生的，所有能想像得到的 — — 小說的任務是，超出歷史來理解歷史。

如果馬共真能建國，那會是怎樣的光景？在〈那年我回到馬來亞〉中，之所以虛構一個沒有馬來人的馬來西亞，回應的是馬來半島向來最致命的種族問題。1932年，馬共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並通過十二項革命綱領。從當年的會議資料中，可以看見馬共對建國的想像：

(1)驅逐英帝國主義，推翻其傀儡 — — 酋長、蘇丹、地主、買辦資本家的統治。
(2)沒收帝國主義者的銀行等一切反革命財產。
(3)把帝國主義者、酋長、蘇丹、地主、官僚、寺院的土地和莊園分配給農民、農場工人、革命戰士。
(4)解放馬來亞的民族、社會，建立工農蘇維埃共和國。
(5)廢除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經濟。
(6)實施8小時工作制等，以保護工人。
(7)爭取集會、結社、言論、罷工、信仰、教育等的自由。
(8)反對一切反動宗教。
(9)以各國國語實行無償教育。
(1O)杜絕剝削。
(11)反對英帝國主義的戰爭準備，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12)保衛蘇聯，支持中國、印度的革命，聯合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弱小民族。

除了「反殖」訴求之外，馬共承襲自蘇維埃體制，嚴格剷除異己作風展露無遺：使用高壓暴力處理民族問題，對待宗教自由亦是如此。二戰之後，馬共便展開對「漢奸」的整肅，四處報復之下，引發馬來人與華人間的屠殺。反諷的是，華人帶領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沒能建成，馬來人卻在1957年成功號召馬來西亞獨立。歷經32年的延長賽，馬共黨人大半散佈在泰國邊區，少部分留在馬來亞境內，而「高階幹部」甚至遠在中國湖南，直到1989年簽訂平協議之前，馬共並不承認馬來西亞政權。那麼，1957年後，不再抗日、無從反殖，馬共究竟為何而革命？

「亡國為什麼比建國有趣？
建國是（偽）史詩，
亡國是狂想曲，或抒情詩，
以亡國為前提的建國兼而有之」

這是老師透過小說，給出的答覆。當馬共黨人至今反覆追問革命的意義，試圖在歷史零餘中爭取話語權，文學創作，便賦予了無限的詮釋空間。